大桥镇,喝血酒不是万能药方

四、大桥镇,喝血酒不是万能药方

除此之外,中革军委还必须要考虑另外一种可能。

万一这两条道都蹚不通,或虽然蹚通了却抢不过大渡河,那么中央红军“决心的留在右岸,进行一时期的作战机动”的准备,该如何预作安排?所以,他们同时还决定:留下王首道、李井泉等一部分部队干部建立冕宁特委,与彝民群众合作,组织地方武装游击队和抗捐军,建立根据地并开展游击战争。那天晚上,毛泽东还亲自给留下的干部和部队上课,讲“如何开展游击战争”。

按当时共产党的章法,不管到哪儿,要想站下来,就得有个“苏维埃”,还要“扩红”。

冕宁当然也不例外,红军来了之后,也成立了“革命委员会”,也“扩红”。

“扩红”很成功。红军过境前后九天,据不完全统计,冕宁县城和大桥一线,有190多人参加了红军(其中21人中途跑回,数人在甘南掉队落户,152人失踪,12人走完长征到达陕北。走完长征的12人中,有3人在抗战中牺牲,其余9人幸存至新中国成立之后)。“革命委员会”还向红军输送了200多匹骡马和大批粮食。

图示

彝海结盟示意图(1935年5月21日~23日)

建立地方武装也很容易,除了“中国夷民红军沽基支队”外,几乎在一夜之间,冕宁县就建立了有五百人枪的“抗捐军”。红军主力还抽出一个营并配备电台并成立了游击队。那意思,就是要在这儿大搞一番了。[27]

然而,抗捐军也好,游击队也好,苏维埃也好,乃至“中国夷民红军沽基支队”也好,其生命期也就一个多星期。而且,情况还朝着相反的方向发展。

“建立根据地,开展游击战争”的任务,很快就被放弃了。

王首道、李井泉那批干部和游击队,立马就瞅出来形势不妙。

果基约达是果基家支的头人,也仅仅是果基家支的头人。这种家支,在大凉山地区,有数十上百之多,谁也管不了谁。果基家支交了红军这个大朋友,并不等于所有家支头人都交了红军这个大朋友,嫉妒者有之,眼红者有之,忿恨者亦有之。你能从红军那里找便宜,为啥我就不能找?红军大队过了,不是还有零散人员么?不是还有后面的小部队么?

前头的一军团过境后,后头五军团的部队就常常被彝民们拦住,要钱,要东西。

其中也有果基家支的人,而且还打着刘伯承送的那面旗。

给给给,要借路嘛,当然就给。

给了,仍然不太平,红五军团掉队人员常常就被抢,被扒光衣服。

至于游击队、抗捐军什么的,头人们压根儿就不感兴趣甚至反感,你汉家百姓都有武装喽,二天我们又抢啥子哩?找哪个抢哩?听说他们还要“打土豪”,会不会哪天就打到老子们头上来了?会不会有一天娃子们都跟着他们跑喽?老子们又吃啥子喝啥子抢啥子哩?

头人们还眼红游击队、抗捐军的那几百条枪。

这个情况,随红一军团跟进的毛泽东等中革军委首长,在从大桥去察罗这一路看到的情形,就觉得苗头有所不对。当日,他们急电受命在冕宁地区就地开展游击战争的李井泉:“你及王首道与三军团所拨来之一个连和电台,应准备随九军团(二十六日开冕宁)开至大渡河北岸发展游击战争,并吸引游击队、抗捐军中一部分本地夷(彝)、汉人随你们行动,并进行一并扩大。”[28]而据王首道回忆,中央给他们的电报中还有这样的内容:“依据我们今日经过夷民地域经验,此间山地一时难容外籍红军小游击队独立活动,完全依托夷民又易与汉民造成对立。”[29]

中央红军后卫红九军团军团长罗炳辉是在云南彝区泡大的,一鼻子就嗅出了这里面的火药味儿。所以红九军团部队过境的时候,大队全部抱成团儿走,医院机关后勤裹在其中,机关枪张着口,刺刀亮晃晃,前头一色儿的“花机关”。那意思就是:谁想来讨便宜,看老子手中的家伙答应不答应。

李井泉、王首道等也遵军委命令,随红九军团队伍,北上了。

到了5月28日下午,中央红军主力全部过境。

这一下,“汉彝一家”的气氛,就彻底变味儿了。

李井泉、王首道走后,冕宁地下党负责人陈荣檀和抗捐军司令黄应龙[30](红三军团派来的干部)留了下来,他们将红军留下的一个连队与刚成立的抗捐军合编,而后跟在红九军团之后进了大桥,准备至冕宁北部山区去开展游击战争。

28日下午,红九军团最后一支部队离开大桥不久,跟在后面的陈荣檀、黄应龙等率领的抗捐军、游击队就被一街筒子的黑彝家支武装给堵住了,吵吵嚷嚷着要抗捐军“把枪留下”。陈荣檀、黄应龙一看这味儿不对,合计一下认定这个地方不能再待了,得赶紧跟上大队北上。但要贯彻民族政策,枪不能留下,又不能与彝民们硬打……(https://www.daowen.com)

那就学学刘司令的办法,跟头人们喝一回血酒。

当晚,抗捐军领导人与罗洪、果基、倮伍三个主要家支头人,在川主庙(原大桥小学,现已被大桥水库淹没)内喝血酒,大家盟誓保抗捐军过境。据目击者称,酒喝得极其热闹、排场(比刘伯承和果基约达那个以水代酒的结盟堂皇多啦)。头人们拍胸脯打保票,跟陈荣檀、黄应龙等称兄道弟,个个都是义薄云天、豪情万丈啊。

29日晨,陈荣檀等带队上路。

一出大桥,彝民们都来“热情相送”,三三两两插进队伍,共话“汉彝一家”。

队伍行至峨瓦村后的元宝山下,枪声骤起,队伍有红军战士倒下,队长刘彬当场牺牲。

黄应龙大喊:“不要开枪,有话我们慢慢说……”

抗捐军和红军战士们严守纪律和民族政策,不发一枪。

插在队伍中的彝民们马上变脸,扑上去就下枪、扒衣服。

战士们无奈,只得光着身子退回大桥。后来仅数人逃脱,辗转在泸定追上部队。

据额理、峨瓦村的一些老人讲:那时大路就在堡子巷口中,最伤看(最不愿看)光屁股。前头是李参军(李德吾)和刘家兵的,后头又是红军先锋队,尾后又是土红军,要数土红军多,还有官太太……

前头的抗捐军好不容易冲过北山垭口,后又被迫佛村的北路区长李绍周带团丁和樟木沟的彝民拦截住,只有少数路熟或有亲人掩护的在晚间逃脱,其余不是被杀,就是被劫去当了娃子。陈荣檀(陈野苹原名,新中国成立后曾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脱险后在同学帮助下辗转去了昆明,而黄应龙被罗洪家支俘获后送交邓秀廷,邓秀廷又送交中央军,在押赴成都后英勇就义。[31]

抗捐军和红军游击队,成立才一个星期,就解体了。

根据地和游击战争,当然也就流产了。

中共冕宁县委党史办公室撰写的《红军长征过彝区的探讨》中曾这样解释为什么同样喝血酒,结果却不一样:

为什么各黑彝家支间常有冤家械斗而后却又能联合行动对付红军部队?为什么头一天歃血,第二天便违盟呢?在奴隶社会中,奴隶主阶级的掳掠本性恐怕是主要原因,任何民族在奴隶制社会阶段都是如此。黑彝家支在“向外掳掠奴隶、土地及其它财物或者防御这种掠夺”,“镇压大规模的奴隶起义和抵御外民族的进攻”都采取联合行动(《凉山彝族自治州概况》)。“歃血”在当时彝族社会中是相当可靠的,但在关系到枪支问题上,“歃血”却并非绝对可靠。因为对经常冤家械斗、对外掳掠的奴隶主来说,枪是最重要的。如红三军团留在会理的另一支游击队,当地奴隶主与红军指战员一边谈判杀鸡歃血,一边却又调集武装袭击,致使这支红军队伍全军覆灭(德昌县委《红一方面军三军团游击队在会理岔河遇难经过的调查报告》)。刘伯承与约达(即果基约达,下同)歃血为盟,是在击散围攻的头人武装后,英勇善战的红军被看成“神兵”的情况下进行的,方使红军大队顺利通过彝区。对抗捐军这支弱小队伍,就算喝了血酒的几个头人诚心保送,其他头人在枪的诱惑下也未必买他们的账。因为凉山黑彝家支林立,互不统属,家支间和家支内部头人对等。再有,长期的经验,使他们懂得避强凌弱的策略,对待红军也一样,工兵连、抗捐军正是其猎取的对象。

关于抗捐军的失败与果基约达的问题,抗捐军政委陈野苹(原名陈荣檀,曾任中组部部长)有多次谈话、信函和文章谈及。大致是:队伍开到大桥场,彝族人已塞满这个小镇,约达的一些人打着刘伯承给的那面旗帜来向我们要枪。当晚,罗洪家说,约达不可靠,有反心。喝血酒时,约达不肯发誓。第二天队伍出发后,彝族人三个两个插进队伍中来。途中,罗洪家又说,邓秀廷部从枧槽到前边截击抗捐军去了。到了峨瓦山脚后,决定转向西去罗洪家的地区,约达说与罗洪家有冤家不去。队伍原地休息,不一会彝民开枪了。红军游击队长刘彬当即牺牲。红军指战员思想上无准备,鱼龙混杂中队伍乱了,失去指挥,抗捐军瓦解。[32]

关于果基约达是否参与了这次事件的策划,他们是这样分析的:

作为主要当事人的陈野苹,从40年代起便多次写过有关材料,当地目睹者的回忆也能与之相印证。约达是否参加和阴谋袭击抗捐军(红军游击队),省、州联合调查组《调查报告》在肯定其“对中国革命是有功绩”的同时说:“现有材料还作不出定论”,“可能性不大”。我们在此试就当事人的材料结合其它资料作一分析。

其一,罗洪家提供的情况不正确。据亲历人资料,邓部直开冕宁县城,并未派队去枧槽方向,且30日才到县城。薛岳中央军都不敢紧追红军,川康军刘元琮旅在泸沽刚吃败仗,才叫邓部追红军。老谋深算的邓秀廷自然不会冒风险。罗洪家的情报,很明显是想将抗捐军引到自家地盘而独吞其枪支,而峨瓦为汉族村,是果基家的势力范围。

其二,约达的人要枪是明要。约达歃血时不肯发誓,可看作其心境坦诚,他已保不了抗捐军。当时的情况是,冕宁北部各黑彝家支武装聚集大桥场一带,雅砻江畔的黑彝家支也来了(据省、州《调查报告》)。这些人来的目的都是盯着抗捐军的数百支枪。前一天红九军团通过,便虎视眈眈,当发觉其力量强大后,才未动手。《王首道回忆录》中说:“红军主力北上后”,彝族头人“甚至企图缴我们的枪”。如前所述,在彝族奴隶主社会中,黑彝家支搁私仇联合行动、对“官兵”避强食弱及对枪看得很重,如此大势所趋,约达保抗捐军近乎不可能。

其三,约达管辖的仅是果基家支的一部分,力量有限。尽管有“彝海结盟”,后卫红五军团“在彝区就损失不少人”。红军战士一掉队,“彝人就闪电般扑过来”。黑彝家支无论力量大小都互不统属,都为各自的利益所着想。对果基家支内的其他支头人,约达是约束不了的,更何况还有本家以外的罗洪、倮伍家支武装。红军先遣团歃血后顺利通过,有其自身的军威震慑,抗捐军就没有这个先决条件。因之,可以理解为,约达是爱莫能助的。

至于各黑彝头人的图谋计划,约达为什么不向抗捐军领导及时透露,是迫于压力,还是想从中分一杯羹,因资料有限,本文就只好存疑了。[33]

笔者对这个分析,大部分同意,小部分持保留态度

保留部分为:果基约达参与策划或默认这个策划的可能性,极大。

历史,是复杂的。处在历史旋涡中的历史人物,也是复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