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要选择，重大转折
6月18日，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到达懋功，李先念政委在猛固桥摆队相迎。
1935年6月18日——即七十二年前石达开欲以牺牲自我而保全的“二千余众”被清军和“夷兵”“同时围杀”之忌日前夜，中央红军全部翻越夹金山，与红四方面军战友会合。达维小村，懋功县城，这些天里是天天都像过节一般的热闹。
6月20日，远在上海的潘汉年向共产国际驻华代表发出了一封很重要的信。
这封信有必要全文引出：
诸位代表：
去年10月[中共]上海[中央]局大暴露之后，[中共]中央与上海之间的无线电联系就中断了。在长时间的西征期间，我们曾打算通过[中国]红2、6军团恢复联系，但也未成功。至于莫斯科与[中共]中央之间的无线电联系，我们只能收到消息，而莫斯科听不到我们的声音，因为我们的发报机功率太小。所以我们向西部进发时，没有随身携带这套设备。因此，共产国际与我们之间的无线电联系也就中断了。[中共]中央认为，共产国际与国统区党以及与[中共]中央之间这样长时间地失去联系会给工作带来重大损失。如果有可能恢复这种联系的话，那就应该立即这样做。为此目的，我们受派遣来执行以下任务：
1.我随身携带了进行无线电联系所必需的呼叫信号、波长和时段，应该直接同共产国际代表取得联系，以设法恢复无线电联系。[中共]中央制定的措施是：
（1）请你们为我们安排同[中共]上海[中央]局的无线电联系。
（2）设立直接联系的单独电台。他们不想让我直接同中共上海中央局建立联系，因为我们认为，既然中共上海中央局遭破坏，其内部必有暗藏的叛徒。如果我们先找到[共产国际]代表，那么地下工作将会更有保证。但这次我先找到了新的上海局，还没有同你们见面。
2.在同你们见面后，我应在适当地区[不一定在上海]建立稳定的联络点，同时建立同四川南部的信使联系。[中共]中央看到中共上海中央局不断遭到破坏和国统区群众斗争领导薄弱，决定加强领导。同时[中共]中央新的负责同志——波克利洛夫（他的中文名字叫张闻天）和陈云认为，鉴于红军进行长期行军和长期内战，同军队一起转移的[中共]中央无力领导全国的工作，应该改变自己的领导方法。因此，他们要求我们同你们会面并讨论这个问题。如果你们同意，我将在某些合适的地区设立代理人机构以做好准备工作，同时建立电台和同川南的信使联系。在我离开[中共]中央前往上海之前，曾专门派出一名同志去建立联系，由于该同志到上海后先同中共上海中央局会了面，我也就同该局联系上了。
我从[中共]中央出发前，党已决定在云贵川边区建立根据地。我出发后，看来，因为局势发生变化他们放弃了原来的计划。他们渡过金沙江同红四[方面]军会合了。在这种情况下，必须再次讨论是否应该改变领导方法的问题。此外，还有几个问题需要同你们讨论：
1.关于目前统一战线方面的实际工作和党与苏维埃策略的运用方式问题，我有不少从实践中得出的看法。在福建事变期间，有一段时间我作为苏维埃代表呆在福州，并同反对蒋介石的军阀集团有过接触。因此，我有机会听到各种意见，迄今[中共]中央还没有进行研究和讨论。现在中国的情况已经发生变化，应该探讨一下反帝统一战线策略的运用问题。
2.陈铭枢（福建事变的领导人之一）表示愿意前往莫斯科。但他要求，全国反帝运动直接在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领导下进行。他对一些问题提出了质疑。在我们作出答复后，他就能去莫斯科。这是我想同你们赶紧讨论的一点。
3.至于目前华北的局势，日本帝国主义者在搞阴谋，要采取进一步步骤唆使南北方军阀反对蒋介石。需要讨论党和苏维埃在抗日反蒋统一战线方面的策略。
4.至于建立侦察网的问题，红军现在在获取敌人情报方面遇到了比第一、二、三、四次“围剿”时更大的困难。由于我们没有掌握敌人的情报，因而未能确保西征时取得大的胜利。
我们应当克服这些困难。因此，我们必须在国统区的广大群众中建立侦察网。我在上海时，曾负责特科工作，我去苏区后，获取军政情报，特别是红军所需要的材料的工作没有取得进展。有必要讨论一下某些新的[工作]方法问题。
我认为，[中共]中央和革命军事委员会在七八个月时间持续进行运动战的过程中，失去了来自共产国际方面的直接领导，这一事实是个严重的现象。现在我们急需共产国际在红军行动方向问题上，以及苏维埃和红军在国统区开展反帝斗争条件下对蒋介石的斗争策略问题上的指示和帮助。
尽管我带来了无线电呼号并把它们交给了中共上海中央局，我们还是没有收到对我们呼叫的回应。因此，我恳请同你们会面，进行面谈，以便你们能够帮助我完成哪怕是一部分的工作任务。
小K[15]
正如信中所言，潘汉年是四个多月前的“鸡鸣三省会议”[16]后奉中共中央派遣去香港、上海恢复与白区党组织和共产国际联系的。而他同时还受到了另一个委托：“[中共]中央新的负责同志——波克利洛夫（他的中文名字叫张闻天）和陈云认为，鉴于红军进行长期行军和长期内战，同军队一起转移的[中共]中央无力领导全国的工作，应该改变自己的领导方法。”
这个“改变自己的领导方法”，可以理解为：恢复临时中央迁往苏区前的城市工作方式。
毋庸讳言，在遵义会议后的首战——土城战斗失利后，中央红军面临着极其危险的处境：在敌人重兵的围追堵截下，被迫在无根据地无后方的条件下，在没有工作基础的区域中进行大幅度的机动和作战。中央红军前途难卜，生机渺茫，中共中央“新的负责同志”不得不考虑如何应对最坏的情况。潘汉年的这个“使命外的使命”，实际上就是为中共中央在面临“最坏的情况”时“准备后路”！
也就是说，对毛泽东等开始担负起的军事领导责任，并不是所有人都抱有信心的。即或是在中共中央新的领导集团和新的领导人中，也不是从一开始，就对“毛主席来掌舵”的前景充满了信心。
然而四个月后发生的事实是，那个原本看起来遥不可及的遵义会议第一个决议，已然变成了现实！在中共中央此间变来变去的“新计划”中，在中央红军曲里拐弯儿绕来绕去的“长途行军”中，竟然一步一步地走向实现，接近实现，最终实现！那么是不是可以认为：这个担负起军事领导责任的人，已经在环境的重压下，通过了自己战友和同志们的各种怀疑和挑剔眼光的考量？
潘汉年是如何在红一、四方面军实现会师一个星期后就得知中央红军“渡过金沙江同红四[方面]军会合了”？笔者暂时不得而知。潘汉年神通广大，信息渠道非常广泛那是众所周知的，但此时的他未必已经得知中央红军在大渡河上游峡谷中这一段惊心动魄的故事。这个时候，就是敌对阵营的对手们也不一定全都整明白了，甚至数十年后也不一定都弄明白了。比如，蒋介石二公子纬国先生主编的《国民革命战史·反共戡乱》在言及大渡河这段战事时，不就是连双方进退攻守的方向都没整明白么？——“匪主力沿大渡河东岸直趋泸定。泸定为第二十四军之一部守备，稍战即向西撤退。匪陷泸定，续沿大渡河北进。”[17]
潘汉年提议“再次讨论是否应该改变领导方法的问题”，共产国际代表们回复没有？是如何回复的？笔者仍然不得而知。能知的是：此后，中共中央继续在“长期行军和长期内战”的环境条件下，“同军队一起转移”，而且还“领导全国的工作”，直到长征结束定居陕北——仍然没有恢复“城市工作方式”。
“农村包围城市”的大战略，不仅仅是一个战略问题，还是一个“领导工作方式”问题。中国共产党人在这个问题上，是走过不少弯路的，是得过不少教训的，而且是血淋淋的教训。党中央在白色恐怖下的城市“领导全国工作”，那就只能是在“地下”而不能搬上地面。即或是在“中国工人阶级发祥地”上海，号称“工人阶级先锋队”的党的中央，也得面对“空有十万产业工人”彼此遇有危难却彼此指望不上的尴尬局面。像“武装保卫苏联”的“飞行集会”“红队锄奸”这种在街面上打打杀杀的“革命斗争”，城市普通群众并不了解甚至反感：看不出这种“斗争”跟自己打工挣钱养家糊口的生活有什么关系……
在农村闹革命就不一样了，有土地革命的旗帜，有保护群众和革命政权的军队。得到了实际利益的群众知道这“革命”跟自己有啥关系，那些要来扑灭“革命”的人又跟自己有啥关系，杀土豪、杀劣绅、杀敌人那是人人都拍手称快的，敌人军队来“围剿”时老百姓知道该帮哪边。共产党人有了武装有了队伍可以瞅准机会去缴敌人的枪，共产党人有了政权有了群众那就是站在地面上的“合法政权”，老百姓看得见摸得着也指得上，相互之间那是可以依赖也可以指望的……(https://www.daowen.com)
即或是后来降格成为配合“农村包围城市”战略的“城市秘密工作”，汲取了教训的中国共产党人也作出了很大的改变，如不搞“红队”式的暗杀和“锄奸”，不搞“美人计”，工作重点放在工运农运商运学运兵运上，注重在城市群众中扩大党的影响和同情面，地面上的斗争也是以经济斗争为主或者以经济斗争的面目出现的……
那个年代的中国共产党人，万幸而又万幸，选择了一位英明的领导人！
大渡河，其实也是这个重要选择中重大转折的枢纽！
中央红军突破天芦宝翻越夹金山与红四方面军会师示意图（1935年6月5日～6月12日）
1935年6月25日，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朱德、王稼祥等在懋功（今小金）之两河口与红四方面军主要领导人张国焘会面，同时举行了两军会师联欢大会。次日——即七十二年前石达开成都就义之忌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两河口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刘伯承、王稼祥、张闻天、博古、刘少奇、凯丰、邓发、林彪、彭德怀、聂荣臻、张国焘、林伯渠、李富春等人与会。[18]
会议确立了两军合力北上，建立川陕甘革命根据地的战略方针。
毛主席、朱总司令和所有红军战士脑袋里的那个问号，也变成了感叹号：
“路在脚下！”
【注释】
[1]《中共中央、中革军委为达到红一、四方面军会合的战略任务给各军团的指示（1935年6月8日）》，《红军长征·文献》（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第472～473页，解放军出版社1995年版。
[2]《前进！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去！（1935年6月10日）》，《红军长征·文献》（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第382页，解放军出版社1995年版。
[3]《朱德关于中央红军十二日的行动部署（1935年6月11日）》，《红军长征·文献》（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第481页，解放军出版社1995年版。
[4]杨汉域等：《川军追堵中央红军概况》，《围追堵截红军长征亲历记（上）》，第328页，中国文史出版社1991年版。
[5]陈伯钧1935年6月12日日记，《陈伯钧日记·文选（上）》，第200～201页，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2年版。
[6]《王平回忆录》，第105页，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版。王平此段回忆记错了一个地名，抱桐岗在天全河南的荥经县境——红三军团曾在几天前翻越，并不在芦山县城以北。
[7]陈伯钧1935年6月12日日记，《陈伯钧日记·文选（上）》，第201页，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2年版。
[8]陈伯钧1935年6月12日日记，《陈伯钧日记·文选（上）》，第200～201页，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2年版。
[9]杨汉域等：《川军追堵中央红军概况》，《围追堵截红军长征亲历记（上）》，第328～329页，中国文史出版社1991年版。但该文对杨部占领宝兴的日程有很大水分，杨部是红五军团撤离后的6月18日才占领宝兴的。
[10]肖锋在《长征日记》中称红一师是由宝兴经陇东翻越夹金山直接进抵懋功的，没有经过硗碛（肖锋：《长征日记》，第87～88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此说亦为当地党史部门及很多史籍采信。而笔者根据《李聚奎回忆录》《耿飚回忆录》《杨得志回忆录》及此间军委部署文电等多方查证，此说不确。中央红军翻越夹金山只有一条路线，即由宝兴经硗碛，翻越王母寨垭口进至达维，红一师是随红二师跟进翻越夹金山的。
[11]“二十五、二十六两个团”应为“二六五、二六八两个团”，此处疑为译电或仓促间获得的信息本身的错讹。
[12]《陈光关于红四团已同红四方面军第八十团取得联络致军委电（1935年6月12日）》，《红军长征·文献》（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第484页，解放军出版社1995年版。
[13]胡羽高：《共匪西窜记（民国二十三年至二十四年）》，第478页，《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87辑》（沈云龙主编），台湾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1982年出版。
[14]活报剧：以应时性、时事性为特征的戏剧类型。这类剧目能及时反映时事以达到宣传的目的，就像“活的报纸”。中国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出现活报剧演出，在战争时期更为流行。演出时，常常把人物漫画化，并插有宣传性的议论。活报剧多在街头、广场演出，也可在剧场演出。
[15]《潘汉年给共产国际驻华代表们的信（1935年6月20日于上海）》，《联共（布）、共产国际与苏维埃运动（1931～1937）》[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4卷]，第449～452页，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版。
[16]“鸡鸣三省会议”，是指中共中央政治局于1935年2月3日至8日在川滇黔三省边界地区召开的一系列会议，是遵义会议的延续。这次会议完成了领导班子的交接，决定了改变战略方针等重要问题。
[17]《国民革命战史·反共戡乱》，第39页，台湾黎明文化事业公司中华民国七十一年八月三十日出版。
[18]《张闻天年谱·上卷（1900～1941）》，第252～253页，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