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外话：一面旗帜，是封号，还是信物？
黑彝头人们得了李德吾的枪，又得了抗捐军的枪，也只在手中玩了几天。
5月30日后，国民党川军打来了，邓秀廷也回来了。
国民党军队一打回来，首先就是搜捕红军掉队人员和抗捐军人员、苏维埃干部，天天设杀场杀人——抗捐军中，仅在新中国成立后被追认为烈士的，就有24人之多。曾到泸沽去迎接过红军的地下党员李祥云因其姓氏的缘故，被人指认是曾任“冕宁县革命委员会副主席”的李井泉，也被一根绳索捆起来扔进了县狱，后来虽在家人多方托人作证、游说之后幸免于刀下，但也关了一年多才得以“具保释放”。
冕宁、大桥一带的老百姓都说，被国民党军杀了头的这些人都是汉子，宁死不屈，就义前高呼口号，慷慨赴死。这其中有的人是红军过境时才发展的新党员，党龄不过几天，还有一些人只不过是帮红军办过事、带过路的群众。当地袍哥佩服这些汉子，便买通行刑人，给他们扎上英雄结，披红挂彩，让他们死得热热闹闹、轰轰烈烈。
他们都表现得大义凛然，临刑前高呼口号：
“红军万岁！”
“红军二天要回来的！龟儿子等倒起！”
“你们不要楞格凶，老子要拉你来做伴！”
“过二十年，老子又是一个小伙子，再来干！”
……
据说，有“戡乱善后委员会”的头目，硬是被这些人吓得卧病在床，整夜梦见“索命鬼”，最后吓断了气儿。
国民党薛岳部队其实没什么可怕，他们人生地不熟，两眼一抹黑，又被红军拖得很苦，打不起什么精神头来。彝民们对他们的散兵游勇照抢不误，对部队也多有骚扰——彝民们把他们也当“刘家军”。说实话，如果不是蒋介石严令，他们自己根本没那个勇气和力气跟着红军撵。(https://www.daowen.com)
可怕的是邓秀廷——他是土生土长的“彝务官”，这次又被薛岳委以冕宁县代县长之职。邓秀廷则派他的参谋谢如东代其行事。这位谢如东人称“谢屠夫”，杀人不眨眼，冕宁县城牢房都塞满了被俘红军、抗捐军战士和被株连九族的百姓。
谢如东还勒令各黑彝家支将掠去的李德吾部残余人员、红军、抗捐军的枪支和财物统统缴出，否则灭村毁寨，杀无赦。各黑彝家支大多不敢抗拒，很快交回了枪支和财物。[34]
应该说果基约达还是有几分血性的——也许刘伯承播的那点雨露还滋润着他。
果基家支武装——也就是“中国夷民红军沽基支队”，占据着峨瓦山垭，举旗不缴枪。谢如东则率“彝务指挥部”两个连进驻峨瓦村，“进剿”果基约达。双方你来我往打了好几天。最后还是果基约达不支投降，缴回了枪支，为保家支平安，还给邓秀廷缴纳了一大堆银圆。而果基约达本人，也被拉到邓秀廷部当了一年多的大头兵。[35]
就这么着，“中国夷民红军沽基支队”也消亡了。
中共冕宁县委党史办公室的文章《红军长征过彝区探讨》认为：“红军以‘统战政策’‘收编’的这支‘游击队’，就当时红军匆匆北上和彝族自身奴隶制度特点而论，这仅是一个封号而已。”[36]
不过有一点还是值得一提：果基约达没把刘伯承所赠“中国夷民红军沽基支队”那面旗帜交出来。而这面旗帜，当时知道的人很多，果基家支的人也雄赳赳气昂昂地扛着到处显摆过，邓秀廷没有理由不追这面旗帜的下落——这是邀功请赏的资本。
再者说，对果基约达们来说，那年头，这沾“红”的东西，就是杀头灭九族的罪。
个中缘由，既有前川军名将刘伯承个人声威的作用——川人呼之为“神龙”，也有彝家“歃血习俗留下的信物必须保存”的传统习俗的作用，当然是不是也有在事过境迁祸事落在自己身上之时所产生的感念和愧疚之情，也未可知。向邓秀廷认输缴枪之际，果基约达未必在心中就没有如此思忖或推理过：红军才是真正平等对待彝民的队伍啊！如果几百人枪的红军游击队和抗捐军存在，而且自己能够与之联手，互为犄角，彼此呼应，邓秀廷两个连就能缴老子的枪？作为一个奴隶主，果基约达能像他已经表现出来的这样，好像那意思也就算差不多了——我们总不能用“革命战士”的要求，去苛求一个与红军领袖接触不过几小时的奴隶主吧？但同理，我们也不能随随便便、潇潇洒洒地就赋予这位奴隶主以“革命战士”的身份、地位和荣誉吧？
然而，“彝海结盟”仍然不失为民族团结的一面旗帜。在彼时彼地的历史环境和历史条件下，这毕竟是真正在平等的原则上实现彝汉民族和解、民族团结的一个范例和始端。而且，这也的确是中国工农红军认真贯彻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的一大胜利。我们以多视角去观察历史现象的多元性的目的之一，不也正是为了深化对多元历史现象的最本质属性和特征的把握，从而加深对中国革命和建设道路的艰巨性、曲折性和复杂性的认识和理解么？
果基约达本人于1942年5月18日死于一次家支间的械斗，时年49岁。
1950年3月冕宁解放之时，“中国夷民红军沽基支队”的旗帜，由其夫人交给了解放大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