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奔来了，泸定还是一座空城
从军事角度而言，1935年5月27日的泸定城，那就是一座空城——一个正规军都没有。
泸定的防务，原本归属于刘文辉部的“川康屯垦司令部”第二旅余松琳部，该部约有三个团和一个特务大队的兵力驻扎在康定，泸定则只有第二旅第一团二、三两营各两个连的驻军。在蒋介石刚开始绘出那个“大渡河会战”的蓝图之时，他们其实在这个蓝图中实际上是一个很闲散的角色。直到5月21日蒋介石对刘自公提出“在康定、泸定积极布防，比雅安尤为重要”的“切告”之后，第二旅旅长余松琳才派出其参谋长曹善群赶到泸定，组织了一个曹任总指挥的“前敌指挥部”，将原驻泸定的这四个连的兵力先后派往大渡河上游西岸的菩萨岗和猛虎岗设防，县城中则只留有县太爷宋孝特主持的“剿共委员会”属下的一支数十人的袍哥武装——县自卫大队。[1]
泸定城，还是一座空城。
曹善群派往大渡河上游西岸沿线设防的这四个连的人马，再加上原驻扎在猛虎岗北麓湾东的“川康屯垦司令部”特务连，也就是五个连。这与27日那天正翻越飞越岭前出大渡河上游东岸设防的第四旅主力相比，那是寒酸得不行了。更何况，这五个连中还有两个连是刚招募没几天的新兵。看来直到中央红军两路前锋夹河而上奔泸定之时，负责康、泸防务的余松琳仍然没有对东岸这条道给予足够的关注。
当然，余松琳也有他的理由：他要确保康定，这是刘自公最后的退路和生存之所。况且按蒋介石给刘自公的那个“切告”，“赤匪”究竟会从哪边来，他也拎不清。当然也不敢随便就把手边的队伍往任何一个方向放出。27日这天，余部主力两个团也只是进至康定城以东三十里外的瓦斯沟（康定）。
相较而言，翻越飞越岭进至龙八埠[2]一线的第四旅旅长袁镛作出判断拿出决心就容易得多了：“赤匪”既然已从安顺场渡河，那么他们只能沿河上行来抢这条自己刚蹚过的来路——“川康要道”，这就是该旅唯一的防御方向。27日，袁镛率第四旅旅部和第三十八团李全山部（欠一营）进驻飞越岭西麓的化林坪，前卫第十一团杨开诚部则进驻龙八埠，后卫第十团谢洪康部（欠一营）则跟进至飞越岭。第十一团杨开诚部主力到达龙八埠后即向南展开，在海子山、石门坎梯次设防，并向加郡河口方向的风杠派出了一个排哨。
至于泸定，这地儿不该他操心，该别的人操心，至少袁镛自己是这么认为的。
中央红军夹河而上的意图，对余、袁二位乃至刘自公来说，还是一个黑匣子。
但这个黑匣子，在当日下午，就开始被揭晓。
27日清晨，中央红军左、右纵队分别从两岸溯河北进。
右纵队是由刘、聂首长亲率李聚奎的红一师和军委干部团为主力组成的，其行军序列基本上是根据安顺场的船渡情况排定的：25日强渡成功后红一团主力渡河，迄至26日中午，红一团全团过河，迅即向下游川军反击并乘胜转入追击；随即，红一师师部和赶到的红二团开始渡河，红三团紧随其后续渡；迄至27日清晨，刘、聂首长和李聚奎率红一师师部和已过河的红二团开始沿河北进；至27日中午，红三团全部渡完，在红二团之后跟进。[3]27日午后，军委干部团主力开始渡河，但过河后却并没有立即尾随红一师溯河上行，而是转向下游去接替红一团，继续抗御下游川军的反扑。红一团在向军委干部团交接任务后，即跟随在红一师主力之后，向上游方向前进。再后来，军委干部团主力在完成预定任务后，也随红一师北进路线跟进。
如此，中央红军右纵队（即东岸部队）行军序列为：红二团，红一师师部，红三团，红一团，军委干部团主力。且因为船渡时间的问题，除了27日清晨前已渡过东岸的刘伯承、聂荣臻、李聚奎等首长，红一师师部和前卫红二团之外，随后沿这条路线跟进的右纵队各部队相衔并不紧凑。如前卫红二团与随后跟进的红三团，就有差不多半天的行程差。而与军委干部团交接完任务后跟进的红一团应该是5月28日之后才从连坡湾（今石棉县城对岸）或附近地域出发的，与红一师主力的行程差至少在一天以上。
军委干部团主力是右纵队殿后的部队，他们与红一师主力的行程差在三天以上。所以右纵队真正参加奔袭泸定桥行动的部队，实际上只有两个团的兵力。
前卫：红二团（团长龙振文、政治委员邓华）；
跟进：红三团（团长黄永胜、政治委员林龙发）。
而在他们前头拦路的川军，是三至四个团：
第五旅第二十一团肖绍成部，当日驻地：挖角坝；
第四旅第十一团杨开诚部，当日驻地：龙八埠—海子山—石门坎；
第四旅第三十八团李全山部主力，当日驻地：化林坪；
第四旅第十团谢洪康部主力，当日驻地：清溪镇。
左纵队是以陈光所率红二师为前导的。因红五团随左权、刘亚楼到大树堡执行佯动任务尚未归建，红二师实际上也只有两个团的兵力。
前卫：红四团（团长黄开湘、政治委员杨成武）；
跟进：红六团（团长朱水秋、政治委员邓飞——当时名为邓富连）。
因为没有船渡这个“瓶颈”问题，左纵队的行军序列相对紧凑，具体如下：
红四团、红一军团教导营、红六团和红二师师部、红一军团军团部于27日先后从安顺场及附近地域出发；
红五军团、军委纵队于5月28日先后从安顺场及附近地域出发；
红三军团于5月28日后到达安顺场，5月29日随左纵队路线跟进；
左权、刘亚楼所率红五团于5月30日前后从安顺场或附近地域出发；
红九军团于5月30日前后从安顺场或附近地域出发跟进，并指挥留在大渡河左岸殿后阻击川军的军委干部团第三营。[4]
中央红军左纵队奔袭的泸定这条道上，只有五个连的敌人拦路：(https://www.daowen.com)
菩萨岗，川康屯垦司令部第二旅第一团第三营肖毓部的两个连新兵；
猛虎岗，川康屯垦司令部第二旅第一团第二营陈月江部的两个连；
湾东，川康屯垦司令部第二旅特务营李国俊连（改编的绿林袍哥）。[5]
这足以说明，直到5月27日白天，刘自公也好，袁镛也好，对于大渡河河防的主要关注点，还是从安顺场渡河上行的中央红军右纵队。这路队伍对当年这条“川康要道”形成了极大的威胁，而且直接就威胁到了早上刚离开雅安，当时正赶赴汉源（今汉源县清溪镇）路上的刘自公自己！
倒是蹲在大渡河以西康定城中的余松琳，现在真正有些紧张了。本来处于蒋介石“大渡河会战”决战地域圈边角位置的他，已然清闲了有些日子了。然而这个清闲的日子很可能马上就要结束：东岸“赤匪”溯河上行去抢路，那么西岸“赤匪”哩？他们会不会也溯河而上，经磨西面，翻雅家埂的雪门坎，来取康定？
这是余松琳心中最为纠结的问题。
这个问题，到当天下午，就开始变成了很现实的威慑。
5月27日，中央红军两岸部队的前锋，进展都相当顺利。
出发前，两个先头团的指挥员都直接由军委首长交代了任务。
毛泽东见到前来受领任务的红四团政治委员杨成武，递给他两张传单。
这是敌人飞机撒下来的，上面的内容就是一个意思：
“让朱毛做第二个石达开！”[6]
龙振文、邓华率右纵队前卫红二团出发后，以急行军速度沿东岸险峻山路前行，下午1时左右，即在挖角坝以南的七里坝、老堡子（泸定—富林河段有两个“老堡子”，今石棉县城与迎政之间还有一个“老堡子”——笔者注）附近与川军第五旅第二十一团肖绍成部的连哨接触。战斗的情况，邓华在《铁丝沟战斗》一文中有过回忆：
沿途左边是大河，右边是高山，尽是险要的隘路，敌人即利用这种要隘节节的抗退。我们为了争取时间，不顾一切直向前冲。打到瓦坝（笔者注：即挖角坝）附近，已是黄昏时候。敌人已先占领了阵地。经过几点钟的战斗，敌人全部被击溃，向富林方向（笔者注：应为汉源县城清溪镇以西的富庄方向）逃窜。当晚即在瓦坝宿营。[7]
邓华的这个回忆与川军河防诸将的回忆是吻合的：肖绍成团是24日到达挖角坝的，随即就从各连抽出一班组成一个临时的“运粮队”，到西岸去搜集和转运军粮。而在挖角坝的肖团主力被红二团猝然来袭，抵挡了几个小时还是抵挡不住，已逞溃败之状，肖绍成只得令溃兵们连夜翻山撤逃，到王岗坪再收拢队伍。
肖团过河运粮的百余名官兵，当然也就再也没有回到东岸。[8]
他们当然是回不去了，因为他们也遇上了从西岸溯河而上的红军。
那天，从西岸溯河而上的红军左纵队前锋红四团也在沿途打了两仗。
左纵队前卫红四团从安顺场出发后，经松林地连续翻越哑垮、冲岗两个山头，很快就占领了安顺场以北约四十里的海耳洼（今新民）。海耳洼的两个“干人”曹体义、张开智在几天前来过安顺场，见识过了红军严明的纪律，回来时还带了一大包红军标语四处张贴。红四团来到海耳洼时，场上的铺面都打开了，满街都是标语，群众也出门摆上茶水和食物欢迎红军……
红四团因有任务在身没有停留，但后来连续几天红军主力都打这儿经过，“从未有过的热闹”也成了海耳洼几代人茶余饭后津津乐道的话题：红军硬是好队伍哦，喝碗茶水都要付钱，送上吃的也是不收钱就不吃；晚上宿营不进民房，请都请不进来噢；借了铺板搭床，早上就送回来还要装好；借用的东西都还了，上路前还有人挨家挨户问：老板，有没有借了你们东西没还的？露营的地方走的时候都打扫得干干净净，硬是连根稻草都看不见啊！……
离开海耳洼后，红四团继续赶路，但不久就遭到东岸敌军肖绍成团机枪隔河封锁，不得不翻山绕行。在行至晚岗东麓的叶大坪（今双坪村）时，正好就撞见了肖绍成团过河运粮的队伍，红四团前锋第七连一个冲锋就把这伙双枪兵给冲垮了，运粮的群众乘机一哄而散。红四团则翻过晚岗，进至田湾河。
田湾河东北方向十余里路，就是菩萨岗。
菩萨岗又名横岗，当地群众亦称作“灯杆梁子”。这道梁子虽然不高，但真的就像一堵陡峭的墙壁一样横在红四团的去路上。梁子南面的田湾河上原有一座桥，桥板已被肖团溃兵们拆去而只剩下几根铁棒，红四团先头分队攀着铁棒过了河，后面的部队赶紧伐木搭桥……
“灯杆梁子”的守军就是“川康屯垦司令部”第二旅第一团三营营长肖毓带的那两个连的新兵。肖营倚仗地势险要，击退了红四团先头分队的第一次强攻。黄开湘、杨成武派人找到当地一个叫苏光先的青年农民，询问有没有地方可以绕行，愿不愿意给红军带路。苏光先表示愿意带路还找来了一个姓杨的篾匠。
后来的情况，数十年后的苏光先对前来调查情况的石棉县文化馆的同志说：
红军问我走哪条路可以打下菩萨岗，我和杨篾匠带着一队红军从张家荡毛青庭家地坝，杜银州家水井上去，我带一队红军从正面麦地坡桑树下等杨篾匠带的那队红军从左面山岗子上打下来。过了一会儿，飞机来了，红军叫我隐蔽好。又过了一会儿，拿望远镜的那位红军看了一阵，就叫吹号，号声一响，红军就冲上去了，一眨眼，红军就占领了灯杆梁子，我也随着上了菩萨岗。川军肖营长骑马往下面银厂沟逃跑，被两个红军小伙子举枪把马打死了，活捉了肖营长，用绿绸子把他捆了带过菩萨岗来……从菩萨岗到什月坪，我们在那里数了一下就有38具川军的尸体……红军只牺牲一个，受伤的两个。[9]
苏光先说得很简单，而这一仗的确也打得不复杂：红军正面佯攻，侧翼“攀藤负葛，一个一个的吊上去”，从敌人的侧后打响，“敌人就这样坍下去了”[10]。红四团“活捉敌营长一个，士兵数十名，其余全部溃乱于大山中，缴手提机枪十余支、步枪数十支、手榴弹数十个”。[11]
石棉县文化馆在对什月坪群众的调查中，还得悉了一个细节：“战斗中，川军士兵想拖枪逃跑，敌一位姓周的连长掏出手枪逼着士兵打，士兵们抵挡不住红军，掉转枪头打倒了他。那连长被护兵背下来后，在袁家坪死了。另外一位姓徐的连长也是逼着士兵打，结果当场被手下的士兵开枪打死了。”[12]
红四团当夜宿营于什月坪（今名幸福村）。差不多就在这个时候，刘文辉才真正开始关注泸定桥的防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