夹河而上奔泸定——中革军委作出重要抉择
杨得志乘第三船过河后，突击队在桃子湾渡口夺得了韩营的另一条船，两只小船继续来回穿梭摆渡，船渡速度开始加快。陆续登岸的部队则继续向下游反击，以巩固和扩大渡口阵地。至26日凌晨，红一团主力渡过大渡河，居高临下，乘胜向下游宿大坪、连坡湾的余味儒团发起猛烈冲击。而余味儒团官兵一触即溃，枪械物资遍地狼藉，谁也挡不住，谁也不去挡。
当日午后，紧跟在红二师之后的红一师主力也陆续赶到安顺场。红二团开始渡河。
红一团占领安靖坝后，又找到了一条船。随即，红六团一营在小水又打捞起一条沉船。
上午7时，红一军团军团长林彪、聂荣臻将渡河情况电告继进的红三、五军团首长：
董、李、彭、杨：
（一）安顺场河宽百米，深约三十米左右，但流速一米达八至两米达。
（二）架桥材料已备齐，今二十六日拂晓开始架设，本日尚无把握架成。
（三）找到船共四只，只一只好的，可容四十余人，余三只均坏，刻正赶修中。
（四）我一团主力已船渡北岸，余尚续渡中，本午十时前可全部渡过。该团渡完后，一师即继续渡河。
（五）安顺场至龙场河北之敌均逃。
林、聂
二十六日七时[43]
红一军团工兵连在尝试架桥时，修船的工作也在同步进行。随着船只的陆续修复，船工队伍也逐渐扩大，最多时增加到77人[44]，还成立了渡河指挥部，由船工刘学仲担任总指挥，“军委干部团政治科学员负责押船”，“船工分为六个组，人停船不停，从早到晚轮班开船”。[45]两岸点起了马灯和篝火，两岸各有一个排的红军战士负责拉纤拖船。南岸河边搭了三个棚子供船工休息、吃饭，每天天刚亮就开船，傍晚看不见了才收工。船工的待遇极其优厚，一天开五顿饭，顿顿有肉吃。
安顺场的老乡们说：这可是安顺场从来没有过的盛况。[46]
26日上午10时，红一团全部渡完。中午时分，继进的红二团开始续渡。
红一团顺流而下，猛击沿岸川军。
据川军河防诸将回忆，当时第五旅的防御阵势整个就乱了套：
正当纳耳坝火光炽烈的时候，右翼余团传来飞报，说红军已于早饭后渡河。该团官兵随即沿河岸羊肠小道三三两两向下游逃窜，有的气喘吁吁，折臂跛腿；有的歪戴帽、横挂枪、骂声不绝，一概不听制止。[47]
川军第五旅旅长杨学端本人说得更凄楚：
夜半（笔者注：5月25日夜），进至距安靖坝十余里的某地（笔者注：大概是农场对岸——今石棉县城对岸），即与余团会合，与过了河的红军在河边山地对战相持。至次日下午组织进攻无大进展，反遭红军反扑。我正面的唐（灼元）团第五连连长孙某负伤，全线溃退下来，引起全线动摇，两翼纷纷后退，麜集在道路两侧小地区，形成混乱。我在正中央机枪阵地督战，见此情况，知非后撤整理不能再战，仍率余、唐两团后撤至八排、三梭窝既设碉堡线上，再行抵抗。[48]
当时的情况是：杨学端看到混乱局面已难以挽回，便思谋着找一片能与河道成直角的山地另行布置防线。在与美罗场的山防大队长裴敬一商量后，他决定由连坡湾登上野猪岗山顶，据险扼守。但到达连坡湾时，第七团团长余味儒也逃来与他们“会合”——还有一大堆溃兵。
然而这一“会合”，还不如不会合。川军河防诸将在回忆文字中写道：
这时余团官兵不断溃逃，谁也不敢去制止。连尚未参加战斗的预备队中的营长董文权也丢掉部队，伙同余团溃兵向下游逃走。杨旅长认为情况万分紧急，只有登上野猪岗山顶之一途，当由本地人陈俊安（裴敬一的中队长）领路上山，从傍晚一直走到天明（26日），才到达野猪岗山顶（小地名三梭窝）摆开阵势。这时红军到达对山山顶，相互射击。红军在对山以火力掩护，部队由山下向野猪岗山顶仰攻。唐灼元团机枪连有一机枪手，用机枪俯射山下红军，但却被对山红军一枪击倒。这时第五旅部队因枪支射程有限，无法对付对山红军火力，只有向山下仰攻的红军射击。[49]这时左侧临河边的余团的余笑凡连不支，向山腰撤退；右侧高地唐团席营之一连，亦被红军压迫后撤，整个阵线动摇，旅部急忙下令向美罗场方向撤退。
第五旅败兵到达美罗场时，天已入暮，整天没有吃饭，官兵疲乏不堪，倒地即酣睡不起，无法布防。[50]
川军一个甲种旅的防线，就这么着，在一天之内崩溃了。
——桃子湾渡口下游百余里内，再无川军踪影。
战后，杨学端被刘文辉大加申斥，一个甲种旅被缩编为两团四营，两个团长都被撤职。
韩槐堦韩袍哥的一营袍哥，只收拢不到一连人——还加上了吃空额的。所以就只好当连长了。[51]
红一军团军团长林彪是25日下午时分跟在红二师之后赶到安顺场的。26日中午时分，因为与已过河的红一团联系不上，他打电话向在小水村附近以火力掩护对岸部队行动的红六团询问情况。红六团首长回答说大渡河涛声隆隆，对岸部队在山间行进，根本听不见此岸红军的呼声——吹号也听不见。
林彪问接电话的红六团政治委员邓飞：“你看见黎林没有？”
“我看见他在对岸。”
“你问他，他们前头的部队已经到哪里了？”
“我们现在正吹号联系，但他们听不见。”
“你们写大字标语摆在沙滩上问他。”
这个办法好！——林彪出了个挺聪明的主意。
朱水秋团长让宣传队用战士们的识字板写好了大字标语，又发了颗信号弹提醒。
黎林用望远镜看见了。不一会儿，也用大字标语回复道：
“二营前卫连已进至宿大坪，敌正向汉源方向逃窜。”[52]
很别致的通讯联络方式，算是彼年彼月彼日大渡河战场上的一段小花絮。
对岸肃清残敌巩固渡口的行动进展很顺利，但此岸架桥的行动却很不顺利。
工兵连从25日下午折腾到26日上午，尝试了很多办法都未能成功：河水太深，无法打桩；想牵铁丝过河再铺设木板吧，拉起的铁丝在急流中几次被冲断；想用船体来连接吧，又根本没有那么多的船……
人送雅号“能人”的工兵连连长王炳南，真是一点法子也没有了。(https://www.daowen.com)
参与组织架桥工作的肖华后来回忆道：
控制渡口之后，为了抓紧时间抢渡，我们曾试图架设浮桥。后续部队为我们准备了许多铁丝、木板、竹子。架桥指挥是何迪宙，他原来是敌人工兵营营长，第四次反“围剿”时被我军俘虏过来的，由我任架桥政委。我们将几十根铁丝拧结为一股，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浮桥刚搭好一半，就被湍急的洪流冲垮了。反复数次，皆因水急浪猛，流速太快而未能成功。[53]
26日上午，毛泽东等率军委纵队赶到了安顺场。
“我早就说过，刘伯承这条独眼龙，肯定能把我们带过大渡河！”
中午，面对刘伯承摆的一桌米酒，毛泽东兴致勃勃。
刘伯承却仍是一脸忧色：“主席，刚才我盘了一下账。现在我们只有四只小船，一次只能渡四五十人，来回一个钟头。照这样渡法，要个把月才能把几万部队渡完。而据九军团电称，薛岳部李韫珩第五十三师今天已经接近礼州，离这里也就是几天的路程。蒋介石不会给我们一个月的时间啊！”
红军总政治部代主任李富春很有同感：“刚才我在镇上拜访了一位90多岁的老秀才，这人名叫宋大顺，曾经亲眼目睹了石达开的覆灭。老人记忆力很好，还给我念了一首诗。”
“噢，念来听听！”诗人毛泽东来了兴致，好像全然没把当前的严峻形势当回事。
李富春掏出一个小本子念念有词：“前有大渡河天险阻拦，右有唐军门雄师百万，左有松林河铁索斩断，后有铁寨子倮倮把关。”
毛泽东摇头：“诗作得一般化，秀才恐怕是捐来的。”
“这位老人跟我说，‘长毛并非匪类，军纪严明，但你们红军比他们更好。’”李富春笑着说。
“我们不是石达开嘛！”
李富春一笑：“主席别忙，老人还念了一首诗歌颂我们红军哩！”
“噢，听听看，我们跟石达开有什么不同？”
“红军起义替天行道，百税厘金一笔勾销，贪官污吏望风而逃，打尽土豪百姓欢笑。”
“跟前一首差不多，不过这位老者的确还是有些见识。”毛泽东继续打哈哈。
“老人最后对我说，我们百姓当然不愿意你们走，不过你们不走，恐怕也是不行的。此地不是停留之地哩！你们还是得赶紧走！”[54]
言下之意，石达开的阴影，仍然还笼罩着红军，红军前途仍然未卜。
“今天工兵连几次试着架桥，根本就行不通，12根、24根头号铁索都被冲断。”
刘伯承继续汇报。
毛泽东脸色严峻起来，朱德、周恩来、张闻天等也相继点头——其实他们几位一到安顺场，就已经找过许多老乡了解过情况，还到河边查看过水情。对这个形势，在场的红一军团军团长林彪、政治委员聂荣臻的看法也是一致的。
审时度势之后，毛泽东等作出了一个很重要的抉择，这个抉择于当日电告了各部首长：
林、刘、聂、彭、杨、董、李（抄送邓、蔡）、左、刘：
A.安顺场及其下游之小水、龙场三处共有渡船四只，因水流急，每天只能渡团余，架桥不可能。同时由安顺场至泸定桥之铁索桥仅三站路，由泸定桥可直趋天全、雅安或芦山。我第一团现在龙场对岸之老铺子，扼阻并监视其东北山地之刘敌第七团，一师明午可全部渡完。
B.我野战军为迂回雅安，首先取得天全、芦山乃至懋功，以树立依托，并配合红四方面军向茂县行动，决改向西北，争取并控制泸定桥渡河点，以取得战略胜利。其部署：我第一师及干部团为右纵队，归聂、刘指挥，循大渡河左岸；林率一军团[军]团部、二师主力及五军团为左纵队，循大渡河右岸，均向泸定桥急进，协同袭取该桥。军委纵队及三军团、第五团、九军团准一军团部及二师主力行进路线跟进。
C.一军团之第一师应于二十七日、二十八日两日由安靖坝先后经瓦狗坝、龙八布，以两天半行程达到泸定桥急进。经瓦狗坝、龙八布时，应向清溪方向各派出警戒部队，待干部团赶到后撤收。干部团主力明二十七日开安顺场渡河，接替老铺子第一团任务，以一部留龙场、小水警戒并监护渡船。
D.一军团部及二师主力，于明拂晓起亦以两天半行程由安顺场经四[田]湾、楂维到建沙坝、泸定桥急进。五军团明晨由现地经新场、安顺场进至海罗瓦、草罗沟之线。
E.三军团明晨应由海棠或海棠以南西转至洗马姑、岔罗之线，并须到岔罗补充足五天粮米。
F.第五团仍留大树堡及万公堰、大冲南岸，续行佯渡，惑敌一天，并准备二十八号向海棠、洗马姑转移。
G.各兵团均须在岔罗、安顺场补足五天粮食。
H.军委纵队明日集中安顺场。
朱
6.26[55]
这个抉择的要点是：一是中央红军主力组成左、右两个纵队，沿两岸夹河而进，袭取大渡河上游的泸定桥。右纵队为正在渡河的红一师和待渡河的军委干部团，军委干部团渡河后先向下游接替红一团任务，继续警戒和阻击下游川军。二是正从越嶲赶往大树堡的红三军团在海棠改道，转向洗马姑、察罗，向安顺场前进。三是在大树堡的左权、刘亚楼所率红五团继续执行佯动任务至27日，28日经海棠、洗马姑转向安顺场与主力会合。
同时，朱总司令还电告殿后的红军九军团：“西昌之敌约一个团由河西岸向泸沽前进”，“我九军团应坚决击退该敌，以便今二十六日夜转向冕宁开进，与王首道、李井泉游击队会合，并须在冕宁扼守追敌；只在泸沽通冕宁路被截断时，才可向冕山、登相营转移，并节节迟阻追敌。”[56]
朱总司令该电中“西昌之敌约一个团”不是薛岳的中央军，而是被中央军“礼让”到前头的刘文辉的“川康边防军”第二旅刘元琮部主力。因为这当口的中央军弟兄们实在是打不起精神头来：这几个月以来的“追剿”那基本上就是“服苦役”，而且还看不见何时是个尽头。现在有“委座”的“稳进手令”来保驾护航，谁还有那精神头带头往前闯哩？
一进入川滇黔甘边这类山区，被追者与跟追者基本上就处在一样位置，跟追者的所有优势大都不复存在：跑路那是双方都得甩着两条腿跑，没有别的交通工具可以助力；打仗那是双方都操着差不多档次的家伙打——除了天上的飞机，跟追者的重兵器大家伙没法拖着走；粮食困难那是双方都存在的问题，跟追者的补给全靠人力畜力运补；再到后来，跟追者除了没过草地，雪山也一样得翻——甚至比被追者翻得更早……
相较而言，土生土长的川军倒显得比中央军更能适应这种环境。
一旦双方处在这种相对平等的位置上，那被追者的优势实际上也就凸显出来了。
以后的两天里，这种优势得到了惊世骇俗的展现和印证。
吃苦、跑路，至少在那个时代，还没谁能比得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
而能吃苦能跑路的军队，那不就是能打仗的军队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