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建桥成因

文荣普先生认为首先与茶马互市的发展有关：“明代以后，打箭炉（康定）发展起来，四川西部的茶叶源源不断地从打箭炉一线运入西藏。深切在二郎山和贡嘎山之间的大渡河，水流湍急，入藏道上的沈村、子牛、烹坝三渡口，只有靠溜索或牛皮船来解决交通问题，来往极不方便”^[1]。因此，对改善茶马互市的交通状况的需求，当然就与日俱增了。

但清政府真正开始关注建桥事宜，还是始于1700～1701年（康熙三十九年至四十年）清政府平定“昌侧集烈之乱”^[2]前后的政治和军事需求：(https://www.daowen.com)

昌侧集烈之乱平定以后，打箭炉一下增加官兵三千余人。当地只产青稞、麦子、豌豆之类，粮价猛增。据《打箭厅志·筹边》载：“官兵未到打箭炉时，青稞、麦子每一京斗价银一钱五、六分，一钱八、九分，二钱不等。官兵入炉以后，青稞、麦子每一京斗价银二钱八、九分或三钱不等”。打箭炉系新复之地，急需驻兵，但驻多少为宜，粮饷的运输就成为当时的主要矛盾。虽然后来采取一个折衷的办法，将大部队驻在大渡河东岸弹压，打箭炉只驻少量部队，但这始终不是长久之计。

1704年3月（康熙四十三年二月），能泰被任命为四川巡抚（《清文稿》卷八），上任后向康熙奏言：“泸河三渡口，高岩夹峙，一水中流，雷奔矢激，不可施舟楫，行人援索悬波，险莫甚焉！兹借提臣岳升龙相度形势，距化林营八十余里，山趾坦平，地名安乐，撤即其处仿铁索桥规制建桥，以便行旅。”康熙非常赞同这个意见，“谓从所请，于是鸠工构造”（《御制泸定桥碑记》）。^[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