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越岭大垭口，拿下来了！
飞越岭战斗在红军留下的原始档案文献中很难找到踪迹，以至于有人甚至怀疑这场战斗是否存在——比如泸定红军长征纪念馆就没有关于这次战斗的陈列和介绍。其实飞越岭战斗在当年亲历和见证者中被称作“大垭口战斗”，这场战斗和“瓦窑坪战斗”一样，在红军长征时期的历史文献中都被划入了“化林坪战斗”的范畴，红一军团政治部《战士报》刊载的《大渡河沿岸胜利的总结》所言的“化林坪击溃敌一旅”，指的就是在“化林坪”下的一系列战斗……
《杨成武回忆录》谈到了这场战斗及战斗的亲历者和指挥员黄霖（时任红四团第二营副营长），而笔者前些年曾与黄霖将军的女儿通过电话证实：黄霖将军在世时，也将“大垭口战斗”称作他此生最难忘的三次战斗之一（另两次是湘江之战中救回负伤的团政治委员杨成武；在延安任军委警卫营营长时去救援被土匪袭击的周恩来）。
或许有人会质疑他们作为当事人的证言用作自证的有效性，但时任红五军团参谋长的陈伯钧1935年6月1日的日记，却是一个毋庸置疑的旁证：
行军。由龙八布经化林坪、大垭口、二道桥、头道桥、高桥到泥头[15]，约九十里。
是日，受命随一师追击队之后；经化林坪向泥头前进。但化林坪之敌，自被我友军夜袭击溃后，即退至化林坪东十五里之大垭口，顽强扼守。我们到化林坪时，我友军正与敌人激战，至十一时尚未解决战斗。当时，林、聂准备要我走左边小路，迂回大垭口之敌，或直向荥经前进。但不久，大垭口得手，我们仍随一师之后，前进到泥头。
当晚，风雨大作，火把不燃，路滑，至次日晨我后卫团尚未到达。[16]
陈伯钧这几天的日记帮助笔者核准了两件史实：
（一）飞越岭上的飞越关垭口，的确发生过战斗；
（二）红五军团部队没有参加“化林坪战斗”——甭管是狭义的，还是广义的。
真想给陈伯钧将军竖个大拇哥，给他老留下的日记竖个大拇哥！
文如其人，这文与这人，笔者都只有一个字的评价：棒！
从化林坪远眺飞越关垭口
时任红六团政治委员的邓飞老人，也提供了一个有些“瑕疵”的旁证：
五月三十一日拂晓，我们把因夜战而打散的战士们集合起来，后勤人员及时跟了上来并做好了早饭，战士们便在化林坪的山沟里吃饭、休息。这时我们看到，红五团经过化林坪向飞越岭前进，开始担任前卫任务了。二师师长陈光、政委刘亚楼随五团一道前进。我和朱水秋团长见到他们。两位师首长简要询问了头一天的战斗情况后，便说：“你们昨天从下午一直打到半夜；把敌人击溃了！很好。战士们辛苦了，现在休息一会儿，等五团打上飞越岭山垭口后，你们团再前进。”[17]
邓飞间接佐证了一个史实：飞越岭上发生过决定其归属的战斗。
但邓飞这段口述在时间和战斗主角的问题上存在着记忆上的“瑕疵”：一是这段口述中的“五月三十一日”，应为“六月一日”——这个时间在很多史料中都误作“五月三十一日”，而这个错误是能够很容易通过这几天的文电来核准的；二是左权、刘亚楼和红五团，这个时候正在赶赴泸定桥的路上（朱总司令30日22时部署电为红五团次日行军指定的到达位置是磨西面），邓飞当然也就不可能在这个时候的化林坪看到他们了——邓飞能看到的师首长，只能是师长陈光。[18]
因此，大垭口战斗的主角，只能是红四团。
战斗是否存在的问题解决了，战斗主角的问题也解决了，那么我们再来看看战斗的情况。
先看飞越岭地势：飞越岭如今是泸定、汉源两县的界山，山上垭口名叫飞越关，垭口北侧为桌子山，海拔3001米。飞越关的南侧为马鞍腰，海拔3600米。这两座左右耸立的双峰夹峙之中，就是天然的隘口飞越关。
6月1日一大早，陈光带着红四团首长到飞越岭山脚下交代任务，研究敌情和作战方案。
红四团团长黄开湘说，这样的地形，大股兵力展不开，山上有雾，对敌人有利也有弊，我们摸不清他们，他也摸不清我们，小股部队随机应变，可以出奇制胜。陈光师长和杨成武都同意他的意见，遂决定：夺取飞越关的任务交给二营六连，并增配一个机枪排。办法还是老得掉牙但是很管用且屡试不爽的套路：以正合，以奇胜。
黄开湘对二营副营长兼六连连长黄霖说：“上面垭口两边是悬崖，连猴子都难爬上去，敌人就守在上面。只有一条羊肠小道通上去，还被埋了地雷，昨夜一师部队冲了多次都没有成功。现在只有从侧翼选道而上……”(https://www.daowen.com)
六连战士们饱餐了一顿干粮后，一个个跳起来，消失在林间……
他们后来的战斗情形，《杨成武回忆录》中以“神兵天降”为小节标题，用了很长的篇幅来叙述。囿于本书容量，笔者只能将杨成武目击他们攀援到海拔3001米的桌子山山顶的过程作一引述：
我们的望远镜，一直追踪着这支队伍。
他们从乱麻一样盘根错节的野藤、荆棘丛中爬了过去：
他们被一面笔直的石壁挡住了去路。他们又搭起人梯，踩着同志的肩膀翻上石壁。
有的战士从苔藓上滑下来，虽然那一下滑得很远，但又倔强地站起来，重新往上登。
他们越往上走，行动越是困难。但是，他们终于到达了最后一道天然屏障的底下。他们稍事停留，先由一个战士爬上了一棵大树，从树梢荡上了一个立脚点，接着又爬上另一棵大树……一连地利用大树做梯子，这个战士居然到了顶端，从那里放下连接起来的长长的绑腿。后面的战士，抓住了垂直的“索道”。四个排，一百几十个同志，一个挨着一个地攀援上去。我掏出怀表看了看：十二点整。
我们舒了一口气，好像看到我们的战士，剐破了衣服，露着斑斑血迹，全身其他地方几乎都是泥，只有眼睛闪烁着战斗的光芒。
我们焦急地等待者，等待着，等待着报喜的枪声。
可是，十分钟过去了，二十分钟过去了，毫无动静。
突然，枪声大作。我们兴奋极了。为什么战斗打响之前，那么长时间没有声息呢？后来，从黄霖的汇报中我才知道：他们在一千多米艰苦的攀援中，几乎耗去了浑身的能和热。当爬上山顶时，一个个就像要从大地母亲身上吸取力量似的，一动不动地仰躺在湿漉漉的山顶上。细雨，洗去了他们脸上的污泥；山风，吹干了他们身上的汗水。[19]
后面发生的事情就没什么悬念了：六连凭敌人阵地升起的炊烟认准了飞越关垭口侧翼敌人警戒阵地的方位，然后以七挺轻机枪掩护，大家连滚带滑地冲向敌人，一瞬间就把百把个正在围火取暖的敌军吓得四散奔逃，六连紧赶慢赶抓了七十多个俘虏，其余的都不知道散到哪里去了……
接下来就是杨开诚指挥杨、谢两团败兵疯狂反扑，红六连则如同钉子扎在地里一样纹丝不动，几度与敌人进入肉搏，也几度击退了敌人的疯狂反扑，前后有三十多名红军战士付出了伤亡的代价，六连三个排长中一个阵亡一个重伤。杨、谢两团败兵当然更是损失惨重：一营营长陈子春重伤，孙治文等几名连长阵亡，两团人马加起来都已不足战前的一半，再也经不起任何磕碰了……
万般无奈的杨开诚只好再次弃阵而逃。[20]
至此，中央红军脱离大渡河上游峡谷的通路打开了！
而当晚的蒋介石对“朱毛”夺取泸定后的动向判断却仍然存在游疑：“匪将由泸定向懋功乎？抑留泸定以观形势乎？”[21]
笔者后来到过化林坪、飞越岭多次，对黄霖他们“从侧翼选道而上”的地点和路线“实地踏勘”一番，但面对一山林海和满目苍翠却不知道从何下脚：这山太高，太大，太陡，太悬，瞅哪儿哪儿都好像能攀援两步，可攀上几步很快就被断崖所阻。到化林坪群众中询问有没有谁带红军抄小路上过飞越岭，竟然无人知晓——甚至有人还一脸惊诧：飞越岭打过仗么？……
这也难怪，化林坪打仗那会儿，一村的人都跑了个精光，剩下的全是些老弱妇幼。
飞越岭这一拿下，就意味着中央红军脱离大渡河上游峡谷的通路，彻底打开了！
这也是中央红军在整个大渡河之役中打得最为激烈、牺牲也最大的战斗。[22]
笔者一直有个愿望：在飞越关垭口刊个石碑，把这次战斗记录和展现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