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红军脱离大渡河上游峡谷
6月5日凌晨2时30分，中革军委开始部署突破天全、芦山、雅安防线的行动：
林、聂、彭、杨、董、李、罗、何、彭雪枫、邓、蔡：
甲、石坪、小河子为杨森十三团，昨四号与我第二团接触，即向荥经退去。荥经有其第五旅一部讯。五军团离开放羊坪，敌未尾追。估计杨放在雅州、芦山、天全有其三个旅可能。
乙、我野战军须以坚决迅速的行动，抢得天全河上下游的铁索桥，以突破杨敌在雅州、芦山、天全的防线，而便我与红四方面军配合，寻求作战机动。
丙、我野战军今五号行动：
1.一军团有夺取伏龙桥、罗羊坝及始阳三个铁索桥，并消灭该处守兵的任务。一军团之教导营应先开花滩向荥经佯动，并掩护一军团主力由小河子北进。第五军团由宝兴厂开小河子以东策应教导营。林率第二团经陈家坝开三角庄，夺取始阳铁索桥。聂率二师主力及军团直属队，经伏龙桥夺取罗羊坝铁索桥。一师主力则经小河子跟进，夺桥不成，则应在始阳上游进行架桥。一切具体部署责成林、聂依实况自定。
2.五军团应开至新庙子、石坪之线。
3.三军团有夺取天全之龙衣、沙坝头两铁索桥，并相机袭占天全的任务。雪枫率先头两个团由现驻地经思金坝，以一部夺取沙坝头，主力夺取龙衣。成功则相机袭占天全，不成则进行下游架桥。三军团主力应跟进至思金坝。
4.军委纵队留水子地。
5.九军团任务仍旧。罗率所部应向紫石关吸引杨敌夏旅向西，何率所部应在泸定桥西岸两方严密警戒康定之敌。
丁、为迅速夺取铁索桥，一、三军团先头部队如白日不及赶到，当晚应赶路抢到。
朱
6.5二时半[35]
迄至此时，天（全）、芦（山）、雅（安）这个蒋介石扯松了的“大渡河会战”口袋的底部，已有川军刘湘所属之第六旅王泽浚部（负责芦山防务）、川军杨森所属之第四混成旅高德周部（负责天全防务）、第五混成旅杨汉忠部和第六混成旅罗润德部（负责荥经防务）陆续赶到并开始布防。所以，如果仅从需要面对的敌军番号和数量质量来看，中央红军的处境甚至比在大渡河上游峡谷中还要恶劣。
一冲出大渡河上游峡谷，天地也豁然开朗了呀！
而且，上面所言那几支相对而言比较精锐的川军部队，状态都很成问题。
老谋深算的“大渡河守备总指挥”杨森在川北曾经是红四方面军的手下败将，多少也积攒了一些“正反两方面的经验”：一来这共产党的确“不好打整”，自己这两万人这个把月来“转进”千里却跟人家主力照不着面儿就是明证（其实他私下里也认为不照面比照面还是要好些）；二来真要跟共产党死缠烂打，摊子打烂了是自己的，蒋介石不光是不会“照价赔偿不差半分毫”，而且还要打量打整你剩下的烂摊子！——瞅见那个“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行营参谋团主任”贺国光了么？他是干啥子来的？一“剿共”，二“裁军”！“剿共”自然是剿“朱毛”和“徐匪”，“裁军”呢，那不就是要朝川军这样的杂牌队伍裁？还美其名曰：整理川政？裁哪个不裁哪个，哪个多裁哪个少裁，他们不是还得看谁在这次“剿共”中的“政治觉悟”和表演水平么？
于是这位最爱在蒋介石面前“表决心献忠心”的杨森，背地里却让其侄子、第五混成旅旅长杨汉忠主动给自己的滇军旧交朱德套近乎，奉上番号与“联络呼号”，要与路过荥经县城境的红一军团主力“互不侵犯，朝天鸣枪”！
各位可千万甭以为杨子惠这是“义薄云天”真跟朱玉阶讲交情，那是知道“汉忠贤侄”这会儿跟“玉阶兄”较劲儿肯定是两头都捞不着个好！后来中央红军经宝兴出夹金山，杨森瞅见踩着人家脚后跟可能会有便宜讨，就不讲“袍泽交情”了，在蒋委员长面前自告奋勇尾追红军甚急不说，还指使部下屠杀红军伤病员及掉队人员，然后去向蒋委员长谎报那个“俘获二千余人，压迫入溪流溺毙者众”的“灵关大捷”。
能糊弄就糊弄，糊弄不了“朱毛”，就糊弄蒋委员长。
对于这种送上门儿来套瓷的主儿，“朱毛”当然是很喜闻与乐见的。朱总司令收到“子惠吾兄”释放的这悉“善意”后也修书一封给“汉忠贤侄”：“汉忠师长吾侄勋鉴：来函悉，吾侄深知兔死狗烹，鸟尽弓藏，殊堪嘉许，已按来意饬敝部先头部队与贵军切取联系，专复并颂勋绥！朱德顿首”。[36]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中革军委首长真的对杨森阻挡红军的消极态度就非常放心，而是恰恰相反！朱总司令不可能不了解自己这位“拜把子兄弟”反复无常投机取巧的脾性：杨子惠释放的这番“善意”是有时限的！中央红军要在此间挪不动步，这番“善意”也是要见天往下打折扣的。这几天春雨暴下，天全河也在暴涨，几座铁索桥都被破坏，中央红军如果不迅速渡河，南岸人烟稀少，部队就粮困难，刚刚冲出大渡河上游峡谷的中央红军主力仍然可能会面临严重危局……
因此，中革军委首长在对自己部队作部署下命令的时候，使用的完全是非常严峻的语气！而与这种“严峻语气”相呼应的是蒋委员长对中央红军去向的判断——从这天起，他的思维也从此前的游疑不定和一团乱麻渐向“正确”靠拢：“残匪渐向天全、懋功进窜模样”[37]。
6月6日凌晨2时，朱德总司令电令已率红九军团翻越马鞍山进抵天全以西紫石关的罗炳辉：“你得电后须立即集全力乘夜坚决袭占天全，并在城附近上游之铁索桥接应三军团渡河，协同向东横扫敌人。此项任务，必须不惜一切牺牲于今七日上午完成，以挽危局。”[38]
“以挽危局”？这可是个空前严重的字眼儿。
罗炳辉当时正在病中。
这病其实在过泸定桥之前就有了。九年后的1944年9月28日，罗炳辉在日记中写到了他当时的病情：“辉未过大渡河之泸定桥时，即大病不食，几呼（乎）死去，经医治有好转，沿途人民逃走，找夫（伕）不着，选自己战士抬，因体重，遇障碍和上下陡峭山坡时，又下马，用几个人前拉后扶的通过。到紫石关这晚任（仍）不能饮食，腹鼓胀，呼息（吸）困难，体弱到相当程度。”[39]
本来，根据中革军委6月2日22时部署，红九军团军团长罗炳辉应于6月3日“率两个营轻装以两天半行程赶占天全”，但红九军团完成这个行程却用了四天——他们6月3日从泸定出发，当天翻越马鞍山进至长河坝；4日进至距天全只有30里的紫石关时却多盘桓了一天；6日凌晨则收到朱总司令的急电。这个中缘由，一种可能是与罗炳辉的病情有关，另外可能也与红九军团一些干部因大半年以来长途转战所滋生和蔓延的悲观懈怠情绪有关。
后一种情况，罗炳辉在九年后的日记中曾言：
（我）将电交参谋，（参谋）看完说，我早说完了，还有什么出路，叹口气睡着不动。请找向导，调查天全西北之小河上游，找徒沙（涉）场，以便越过敌守桥之碍路，便利进攻县城，也不作声。又叫黄奎参谋起来找向导调查路线，通知各部马上做饭吃，部队集合开干部会，黄又不让，只得自己带病起来生气的说，共产党员，只有我一个人才是，这是我个人的事？当即找住房六十余岁的老头来调查，并叫通讯员通知各部做饭吃、集合、召集连以上干部传达电令，说明共产党员最伟大的牺牲时间（存疑，似应为“精神”），只要救党中央，中国革命的无产阶级领导者，救出红军主力，革命的胜利才有保障，（我们）虽死犹生。同时我们能很好走在河的北岸，敌人不知我的力量，我们迂回西面、南面主力逼近，敌人必恐慌撤退，即是死守不难夺取更有利的歼敌，还有大的缴获补充，很光荣的与中央主力会合。随即出发前进，徒涉过小河，前面稍有与掩护部队接触，因头天被击溃之敌已清楚我由河北岸猛进，不知虚实，恐慌撤退。我军即冲入城中，找船接渡一、三军团先头部队，敌机六架轰炸我军，令一部追击逃敌，其余找位置隐蔽。
我当时一股勇气，随队行动，忘了有病，不料大病体弱，过度紧张，忽然眼发黑晕倒，约三小时才转清醒。[40]
朱总司令把情况说得很严重，除了对杨森不放心外，也是对这个把月来大负荷行军机动在中央红军内部所产生的消极懈怠情绪非常担忧，严峻语气是出于“激将”之动因——“挽救危局”这类字眼儿，并不只是针对红九军团的！在朱总司令同一天同一时刻签发给红一、红三军团首长部署渡河的电报中，也同样出现了：“我三军团得电后，须不顾一切牺牲，立即开至天全、太子地之线南岸，与九军团配合行动，于今七日上午抢渡过河，得手后立即向东横扫，以接应一军团”，“一军团今七日在始阳上游进行强渡，得手即依昨二时电令执行，不得手应加紧在始阳上下游的佯动，以抑留夏、王两敌，而便我三、九军团在天全上游配合行动，以挽目前危局”。[41]
实际上，日前已进至天全河南岸的红三军团、红一军团虽然因涨水和索桥被破坏未能于当天渡河，但7日行动起来的动作并不慢：罗炳辉抱病率红九军团赶到天全县城之前，红三军团已有“先头部队泅水过河，在老船头登岸，并用沙坝高布客家的土布拧成绳索，再借部分门板、木方搭好浮桥”，天全守军第四混成旅高德周部一个营已经弃阵向梅子坡方向逃逸。红九军团进入天全城后不久，红三军团“大部队即开始过桥入城”[42]。高德周部这个先头营其实也是日前刚从洪雅赶到天全的，营长胡全到了天全一瞅对岸就知道苗头不对，“后续部队没有及时跟进”当然也就成了他抬脚走人的最好理由。
几乎与此同时，红一军团也开始从始阳过河。
日前，红一军团先头部队已在始阳对岸的秧田坝、落坝等地与杨森部队和当地民团隔河对射了一天。当日晚上，已然掂出这边分量的守军全都不见了踪影。次日9时，红一军团军团长林彪、政治委员聂荣臻电告朱总司令：红一团已在过河；红四团正在修复两座索桥，13时前可修复；红十团在龙衣架桥，12时即可完成。同时提出建议：“现以第一团向芦山急进，由陈光率第四团附二十分队向灵关急进。以第一师之一个团向飞仙关佯攻，军团主力在第一团后跟进。日来林、聂身体均不适，不能随先头部队急进，否则及[会]迟滞先头部队之行动。”[43]
当日晚，红一、红三军团全部渡过天全河。
当日晚，蒋介石致电龙云、薛岳、李韫珩：“朱毛残股连日进攻汉源、荥经皆被击溃，迄到昨日天全被陷，匪部现完全到达天全，据飞侦详报，泸定已无匪踪，是恢复泸定，当无问题，惟匪未离川北以前，我军对于泸康与丹巴仍须十分注意。派队堵防其向西面窜也。”[44]
6月8日7时，中革军委再次下达部署，指明中央红军主力渡过天全河后的前进方向：“我野战军应迅速渡河，经宝兴北占懋功（新街子），以便能取道内线理[番]与四方面军求德[得]会合”，并督令军委纵队、红五军团尽快渡河，“九军团应即由天全开向飞仙关，接替一军团一个团向飞仙关、雅州佯动的任务，并切实警戒雅州之敌”。[45]
这个时候，何长工所率红九军团留守泸定桥的部队已经快赶到天全了。
他们是两天前离开泸定的——离开之前，对泸定桥实施了“部分破坏”。
关于“部分破坏”泸定桥的情况，何长工有过这样的口头陈述：
……九军团还有一个任务是守住泸定桥，而对岸敌人的炮火用炮向我们轰击，军委来电指示一定要把桥守住，不能让敌人过桥。我曾经给军委建议：把泸定桥的铁索锯断几根，我们开了紧急会议，由罗炳辉带主力迂回天全，我带一队锯桥，我们把铁索锯得要断不断的，让敌人大部队走上桥让铁索一断，把敌人连桥一起掉在河里，这样我们便配合一、三军团渡过了飞仙关，到了天全，周总理等人还请我吃炖鸡面，说我为军委出了个好主意。[46]
何长工这段话所言的“敌人”，是驻康定的余松琳旅一部，他们是瞅着红军主力离开泸定后，才战战兢兢来到泸定桥西岸的。不过这时敌对双方攻守态势已然互换，地势上和兵力上的对比也已然互换，何长工守桥的压力实际上也很大。
泸定桥，实际上并不好守——虽然川军断然不敢像红军一样攀铁索来抢桥。
红九军团“部分破坏”泸定桥的办法是这样的：九根底索隔一根锯断一根，共锯断四根（实际上只锯断了三根），这样一来桥板也铺不稳当，一天只能过一个营。等过来的人差不多了，红九军团守桥部队也走远了追不上了。
红九军团守桥部队是经二郎山那条猎道[47]去天全的，之所以选择这条道，是因为泸定桥上游烹坝有渡口，红九军团守桥部队如果沿东岸上行经四湾、五里沟走马鞍山小道，有可能与余松琳部从烹坝渡河的部队遭遇。
至此，中央红军全部脱离大渡河上游峡谷。
一个星期后，“川康边防军”刘元璋部和中央军第五十三师李韫珩部经大渡河两岸先后到达泸定：“川康边防军”刘元璋部经冕宁、察罗、安顺场，沿大渡河西岸经海耳洼、磨西面、咱威，于6月13日进抵泸定；中央军第五十三师李韫珩部随刘元璋部到达察罗后，改向大树堡前进，6月11日从大树堡渡过大渡河到达富林，再经汉源（今汉源县清溪镇）、宜东、飞越岭、化林坪、龙八埠，尔后沿大渡河东岸经冷碛、甘露寺，于6月16日到达泸定。[48]李师到达泸定后，即征召民伕从马鞍山东麓的天全采集竹子编成篾索，把泸定桥剩下的底索铁索编织在一起，弄成了个“篾索桥”，算是暂时恢复了两岸交通。[49]当年8月，在刘文辉主持下，泸定桥开始动工修复，次年5月竣工。修复工程历时九个月，计耗费大洋33200元。[50]
中央红军大渡河两岸行军路线详图（1935年5月24日～6月4日）
万里长征中的大渡河之役，在中央红军最后一支部队离开泸定那天，被画上了句号。(https://www.daowen.com)
【注释】
[1]张伯言等：《金沙江、大渡河阻击战》，《围追堵截红军长征亲历记（上）》，第346页，中国文史出版社1991年版。
[2]任乃强：《民国川边游踪之泸定考察记》，第39～40页，中国藏学出版社2010年版。
[3]倪德元：《回忆红军在化林坪的战斗》，《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文史资料》第4辑，第38页。
[4]任乃强：《民国川边游踪之泸定考察记》，第39～40页，中国藏学出版社2010年版。
[5]倪德元：《回忆红军在化林坪的战斗》，《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文史资料》第4辑，第37页。
[6]1972年8月30日蔡荣森（时年74岁，兴隆公社化林大队社员）口述，泸定红军纪念馆存档。
[7]倪德元：《回忆红军在化林坪的战斗》，《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文史资料》第4辑，第38页。
[8]邓飞口述、文有仁记录：《红六团过泸定》，《泸定县文史资料选辑》第4辑，第58页。
[9]《林彪、聂荣臻关于已占领化林坪致朱德电（1935年6月1日2时）》，《红军长征·文献》（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第363页，解放军出版社1995年5月第1版。
[10]《大渡河沿岸胜利的总结（1935年6月3日）》，《红军长征·文献》（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第367页，解放军出版社1995年版。勇部：红四团代号；锋部：红六团代号；牲部：红一团代号；胜部：红三团代号。
[11]坭头：地名，今汉源县宜东镇。
[12]《朱德关于攻占化林坪致各军团、军委纵队及干部团首长电（节录）（1935年5月31日22时）》，《朱德年谱（1886～1976）上》（新编本），第502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坭头，今名宜东。
[13]陈伯钧1935年5月30日～6月2日的日记，《陈伯钧日记·文选（上）》，第198页，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2年版。
[14]张伯言等：《金沙江、大渡河阻击战》，《围追堵截红军长征亲历记（上）》，第346～347页，中国文史出版社1991年版。
[15]泥头：地名，今汉源宜县东镇。
[16]陈伯钧1935年6月1日日记，《陈伯钧日记·文选（上）》，第198页，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2年版。
[17]邓飞口述，文有仁记录：《红六团过泸定》，《泸定县文史资料选辑》第4辑，第58～59页。
[18]这类记忆错讹也存在于《杨成武回忆录》和陈昌奉口述回忆中。《杨成武回忆录》中大段陈述了陈、刘首长向他交代任务的情景。参见（《杨成武回忆录（上）》，第169～179页，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版）。陈昌奉回忆过毛泽东5月30日到泸定时聂荣臻、罗荣桓、左权、罗瑞卿等在沙坝相迎的情景（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红军长征革命历史调查小组王永模、梅俊怀、文荣普1975年8月29日访问陈昌奉时记录，泸定县红军纪念馆存档）。实际上，左权、刘亚楼率领红五团在中央红军脱离大渡河上游峡谷后的6月9日前，一直受中革军委直接指挥，在行军序列中处于最后位置，6月9日后才相继回到红一军团。参见《朱德关于中央红军六月九日的行动部署（1935年6月8日）》，《红军长征·文献》（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第474～475页，解放军出版社1995年版。
[19]《杨成武回忆录（上）》，第175～176页，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版。
[20]张伯言等：《金沙江、大渡河阻击战》，《围追堵截红军长征亲历记（上）》，第346～347页，中国文史出版社1991年版。
[21]《蒋介石1935年6月反省录（1935年6月1日）》，《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民国二十四年五至七月·上）》（高素兰编著），第187页，国史馆2008年版。
[22]蒋介石是6月4日才得悉中央红军夺占飞越岭打开“川康要道”的消息的：“匪于冬日（6月2日）以一部由大渡河左岸泥头驿向富庄（在汉源西卅里）进攻，与我杨森部之两旅对峙中。其主力于本晨向荥经西方卅里之新庙场亦与我杨部对战中。据此，匪之目标必由泸定向雅安窜扰可以判定……”（贺国光编撰：《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行营参谋团大事记》，第170～171页，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军事图书馆1986年9月翻印。）
[23]果亲王这块诗碑如今已根据拓片复原，立在化林村村头。
[24]倪德元：《回忆红军在化林坪的战斗》，《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文史资料》第4辑，第38页。
[25]周丕炯：《回忆敬谒刘伯伯情景》，《泸定县文史资料选辑》第2辑，第15～22页。
[26]《张国焘、陈昌浩、徐向前关于派一部进占懋功与中央红军取联络致中共中央电（1935年6月2日）》，《红军长征·文献》（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第471页，解放军出版社1995年版。特别说明的是，电文中“确是兵心分颊把握的”系原电内容，疑为译电错讹，笔者引用时未作改动。
[27]《朱德关于我军夺取天全、芦山的行动部署（1935年6月2日22时）》，《红军长征·文献》（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第364～365页，解放军出版社1995年版。
[28]中共雅安地委党史工作委员会：《从大渡河到夹金山——纪念红军长征的一段艰苦历程》，第51～52页，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6年版。
[29]《蒋介石1935年6月反省录（1935年6月2日）》，《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民国二十四年五至七月·上）》（高素兰编著），第188～189页，国史馆2008年版。
[30]《蒋介石1935年6月反省录（1935年6月4日）》，《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民国二十四年五至七月·上）》（高素兰编著），第239页，国史馆2008年版。
[31]《蒋介石关于匪之目标必由泸定向雅安窜扰可判定致薛岳、李韫珩等电（1935年6月4日）》，贺国光编撰《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行营参谋团大事记》，第170～171页（手令影印件），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军事图书馆1986年9月翻印。
[32]转引自中共雅安地委党史工作委员会：《从大渡河到夹金山——纪念红军长征的一段艰苦历程》，第52页，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6年版。
[33]任乃强：《民国川边游踪之泸定考察记》，第110页，中国藏学出版社2010年版。
[34]《伍云甫日记》，《红军长征日记》，第196页，档案出版社1986年版。
[35]《朱德关于我军突破敌雅州、芦山、天全防线的行动部署（1935年6月5日2时30分）》，《红军长征·文献》（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第369～370页，解放军出版社1995年版。
[36]转引自中共四川省委党史工作委员会：《红军长征在四川》，第119页，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6年版。
[37]《蒋介石1935年6月反省录（1935年6月4日）》，《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民国二十四年五至七月·上）》（高素兰编著），第241页，国史馆2008年版。
[38]《朱德关于攻击天全之敌致各军团及军委纵队首长电（节录）（1935年6月6日2时）》，《朱德年谱（1886～1976）上》（新编本），第503～504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
[39]《罗炳辉将军回忆一九三五年农历五月上旬奉命攻打天全的日记（全文）》，《天全文史资料》第1期，第3页。
[40]《罗炳辉将军回忆一九三五年农历五月上旬奉命攻打天全的日记（全文）》，《天全文史资料》第1期，第3页。
[41]《朱德关于红一、三军团配合红九军团袭占天全的部署（1935年6月7日2时）》，《红军长征·文献》（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第374页，解放军出版社1995年版。
[42]《于无声处听惊雷——红军长征第一次经过天全》，《天全文史资料》第1期，第1页。
[43]《林彪、聂荣臻关于红一军团向芦山急进的部署致朱德电（1935年6月7日9时）》，《红军长征·文献》（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第375页，解放军出版社1995年版。
[44]《蒋介石1935年6月反省录（1935年6月7日）》，高素兰编著《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民国二十四年五至七月（上）》，第294～295页，国史馆2008年版。
[45]《朱德关于我野战军北上懋功，会合红四方面军的行动部署致各军团、军委纵队电（1935年6月8日7时）》，《红军长征·文献》（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第376～377页，解放军出版社1995年5月第1版。
[46]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红军长征革命历史调查小组王永模、梅俊怀、文荣普于1972年10月23日访问何长工记录，泸定县红军纪念馆存档。
[47]1922年川军师长蓝绍侣（又名文斌），率领部队进军打箭炉（即康定），刚到县属的两路口（今名新沟，位于马鞍山东麓山脚），听说前方马鞍山有川边军踞险扼守，以逸待劳，不敢前进。蓝乃征询当地团正柯玉华，除马鞍山外还有其他道路通泸定么？柯思索后：“我以往打猎时，曾踩出过一条由这里到泸定的荒山毛路，而且比翻越马鞍山便捷得多，只是险峻。”蓝听了很高兴，立命柯做向导，率大部队由荒山毛路华露寺进迫泸定，另外又派一部分部队向马鞍山守军佯攻。此时川边军队腹背受敌，全部溃散。同时蓝部占领泸定城，委派柯玉华为泸定知事（即县长），稍后，长驱直入，占领打箭炉等地。参见高上佺：《二郎山公路选线的由来》，《天全文史资料》第3期，第19页。
[48]《追达泸康》，《剿匪纪实·西康追堵》（薛岳编），第3～6页，台湾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1978年版。
[49]李清献：《湘军第五十三师追击中央红军经过》，《围追堵截红军长征亲历记（上）》，第284页，中国文史出版社1991年版。
[50]孙前、周文前、王永模：《泸定桥三百年大事记》，第21页，内部资料性图书准印证，甘孜字第2005-21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