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录
附件一：大渡河上游河段道路及地理要素
大渡河上游河段的道路交通情况与现在完全不一样。
（一）道路情况
那个时代的大渡河两岸，是一片偏僻闭塞之地，交通和信息都非常不发达，没有今天这样的公路，全是崎岖陡峭的人行小道，不通汽车，交通工具一般都是骡马或滑竿。即便是雅安—西昌的“宁雅正道”和雅安—康定的“川康要道”也是如此。
1.联结川、康和宁、雅的两条主要干线道路
川：指当年的四川地区（包括如今的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凉山彝族自治州）；
康：大体上为如今的甘孜藏族自治州；
宁：指现在凉山彝族自治州属地，当时称“宁属”；
雅：指现在雅安地区，当时称“雅属”。
这两条主要通道的情况如下：
（1）“宁雅正道”
“宁雅正道”是指从西昌经泸沽、小相岭、越西、海棠、平坝、河南站、晒经关、大树堡、富林（今汉源县城）、清溪（当年的汉源县城）、大相岭、凰仪堡（又称“黄泥堡”）、荥经至雅安的“茶马古道”，其间要翻越小相岭、乘舟过大渡河，再翻越大相岭……
大渡河上游流域地理要素略图
这是当年联结宁、雅的主要道路。直到今天，这条道上的平坝与河南站之间仍不通公路。
除了这条“正道”外，从泸沽经冕宁、拖乌、察罗，再由安顺场过大渡河，经挖角坝、王岗坪、富庄，亦可经清溪（当年的汉源县城）到达雅安。然其间要通过冕宁、拖乌间的彝族区，翻越拖乌山，再从安顺场乘舟过大渡河，还要翻越王岗坪，道路更为崎岖难行，沿途人烟稀少，人马就食较为困难，一般商旅都视为畏途。现在则恰好相反，从泸沽到冕宁再经石棉县城去今汉源县城（富林）的道路，已然成了主要交通要道，而且现在的成昆高速公路也通过其间。
（2）“川康要道”
“川康要道”是指从雅安经荥经、大相岭、清溪（当年的汉源县城）、富庄、宜东、飞越岭、化林坪、龙八埠、沈村、冷碛、泸定、冷竹关至康定的“茶马古道”，其间要翻越大相岭、飞越岭，经泸定桥过大渡河——当时民间将这条路称之为“大路”。
当时泸定、天全间的二郎山没有今天这样的公路，就是小路也没有——有的只是即或是猎人也很难涉足的荆棘路。除了“川康要道”外，从泸定到雅安只有经五里沟翻越马鞍山，从两路口（亦称烂池子，今新沟）沿天全河东行，经天全而去雅安。这条道——特别是马鞍山小道，非常险峻崎岖，连骡马也很难行。虽然也属“茶马古道”，但却是只能人行的“茶马古道”，只有那些买不起养不起骡马的“干人”，才会背负茶包往返此间——当时民间将这条路称之为“小路”。
除此之外，由荥经至化林坪之间还有一条当时被人们称之为“新路”的峡谷小道：即从雅安到荥经后，不经凰仪堡翻越大相岭去清溪再由富庄、宜东翻飞越岭去化林坪，而由泗坪、三合、新厂、山王岗，而后至化林坪与“大路”会合的山间小路（20世纪30年代曾拟由此建设公路）。较之于要翻越大相岭、飞越岭两座高山峻岭的“大路”，这条道路只需翻越山王岗一座高山，然而因其间地形险峻，人烟稀少，骡队就食住宿不易，故而直到20世纪中期，一直罕有骡队和客商往来，相对来说比较冷清。
2.大渡河泸定—安顺场河段两岸道路情况
当年的大渡河泸定—安顺场河段两岸没有今天这样的公路，且两岸多为悬崖峭壁，此间群众彼此往来都要翻山越岭——时常要离开大渡河很远。这些道路因20世纪70年代公路的开通，现在已很难有外界人士涉足。
（1）西岸道路情况
这里主要介绍从安顺场到泸定间的道路。
从安顺场出发，经海耳洼（今新民）离开河岸，翻山到田湾，过菩萨岗，经什月坪，翻猛虎岗，经湾东、共和到磨西（这段也要离开大渡河岸，沿磨西河西行一段），翻磨杠岭，经奎武，沿河岸经咱威、杵泥坝进至泸定，行程约一百六十公里（一说是一百七十公里）。这个里程是当地民间凭行进经验度量的数字（有些要道设有驿站，驿站和驿站之间是通过步测而得的里程），根据笔者经验，路途平坦时，估算里程容易误近；路途崎岖时，估算里程容易误远。比较保守估计，此间行程亦当在一百四十公里至一百五十公里之间。
（2）东岸道路情况
这里主要介绍从安顺场对岸桃子湾渡口到泸定间的道路。
目前已有沿河公路，里程约为一百零三公里。但如今的公路不是当年人行小道。当年人行小道的里程要远多于如今公路的里程——从安顺场渡口对岸的桃子湾渡口出发，从山背小道（离开河岸）进至挖角坝约四十公里，从挖角坝上山（又离开河岸），到雨洒坪，再上山下山，到河岸边的得妥，约四十公里至五十公里，再翻山越岭行至加郡，经海子山进至龙八埠、沈村，约二十五公里至三十公里，再经沈村、冷碛至泸定桥，约二十五公里至三十公里。总计里程在一百三十公里至一百四十公里，或者更多。
（二）沿岸比较重要的军事地理要素
1.清溪（当时的汉源县城）：位于大相岭南坡下，南距富林（今汉源县城）约三十公里，西距飞越岭约五十余公里，这是“宁雅正道”和“川康要道”的枢纽，两条要道都要经过此间。
2.富林（今汉源县城）：位于大渡河北岸，与南岸大树堡渡口隔河相望，是茶马古重镇，重要商埠，交通枢纽。
3.安顺场：位于大渡河从北至南流向转为由西向东流向的拐点，也是一个重要渡口。
4.飞越岭：横亘在汉源与泸定之间“川康要道”上，海拔2830米，是一个联结川康的险关要隘。
5.化林坪：位于飞越岭西麓，是一个古茶马重镇，当年建有城堡。
6.龙八埠—沈村：龙八埠又称龙巴铺、龙八步、龙八布，今名兴隆镇，位于海子山北坡下。沈村就在河边，是一个渡口。
7.海子山（东岸）：位于东岸得妥与沈村之间，当年泸定—安顺场对岸桃子湾渡口间的必经之路，设有关隘。
8.天全—泸定间的马鞍山（不是安顺场边的马鞍山）：位于泸定与天全间，是一条崎岖难行的茶马古道，骡马也很难通行。
9.海耳洼：今新民乡，位于安顺场以北约二十公里，也是一个渡口。
10.晚岗：位于海耳洼与田湾之间的一个高山垭口。
11.田湾河：晚岗西麓的一个村庄。
12.菩萨岗（西岸）：亦称横岗，又名灯竿梁子，位于田湾河东北，当年从安顺场到泸定的必经之路。
13.什月坪：位于菩萨岗与猛虎岗之间的一个村庄（猛虎岗南麓）。
14.猛虎岗（不是清溪附近的猛虎岗）：位于什月坪与湾东之间，高大险峻，亦是从安顺场到泸定的必经之路。
15.湾东：位于猛虎岗北麓的一个村庄，亦是从安顺场到泸定的必经之路。
16.桂花坪梁子：位于湾东与磨西面之间的一座高山垭口，亦是从安顺场到泸定的必经之路。
17.磨西面：即今磨西镇，距大渡河岸约十余公里（当年要翻越磨杠岭，路途更为艰险，也更远）的一块台地，由此经雅家埂，翻雪门坎山可经榆林到康定。
18.磨杠岭：位于磨西镇与奎武之间，当年是从磨西镇到大渡河边的必经之路。
19.奎武：分为上奎武村、下奎武村，均位于大渡河西岸边磨杠岭东麓下，从磨西镇出发至泸定必经此间。
20.挖角坝：今挖角乡，位于大渡河东岸边，距安顺场彼岸桃子湾渡口约四十公里，由此经王岗坪小道可经富庄去清溪（今汉源县城）。
21.中南山：位于挖角坝与雨洒坪之间的一个高山。垭口称为扁路岗垭口，可经王岗坪去富庄、清溪，现为石棉县与泸定县的分界。
22.雨洒坪：一个高山村寨，分为上坪、中坪、下坪，经下坪翻越洪口可去得妥。
23.得妥：大渡河东岸的一个小镇。
24.加郡和加郡河口：大渡河东岸的村庄。
25.风杠：加郡河口以北约五里的一个隘口。
26.瓦斯沟：海子山南麓的一条沟。
27.石门坎：海子山西麓的一个险隘。
28.德威（又称咱威）：大渡河西岸一个渡口，正对着东岸的石门坎要隘。
29.冷碛、沈村：大渡河东岸的村镇。
30.甘露寺：大渡河东岸的一座庙宇，位于现甘谷地分岔口下方。
31.杵泥坝：大渡河西岸一个村庄，位于东岸今冷碛镇对岸。
32.山王岗：位于化林坪与水子地之间的一座高山垭口。
33.泥巴山（甘竹山）：位于清溪和荥经县境内新庙之间的一座高山垭口。
34.打马岗、龙华山：位于飞越岭东麓的三交、宜乐与荥经县境的三合乡之间的两座高山垭口。
附件二：1935年大渡河之役川军刘文辉部防御部署及调整
1935年5月下旬，由金沙江畔北进的中央红军取得了大渡河之役的胜利。
大渡河之役最为传奇的故事是中央红军渡河先遣队红一团的安顺场孤舟强渡战斗和红四团二十二勇士飞夺泸定桥战斗。这些传奇故事如今仍脍炙人口广为传颂，如此也有意无意地屏蔽了一些关于这场战役为什么能赢得胜利的重要因素。在这些“重要因素”中，担任大渡河防线主要责任的川军第二十四军刘文辉部因种种主客观原因在部署上的失误也是很关键的。笔者在查阅比照了国共双方有关历史档案文献及有关人士的回忆，并多次到实地踏勘考察有关地理要素后，就川军方面的部署作出了一些分析考证，以就教于各位方家。
（一）1935年5月25日前川军刘文辉部的判断和部署
1935年5月16日，中央红军开始从金沙江边向大渡河北进。
与此同时，蒋介石也作出了“大渡河会战”的部署：
一、着杨森全部，不待部队接防（此时杨部主力尚在金沙江下游地段设防阻挡红军——笔者注），克日取捷径，赶赴大渡河筑碉布防，扼守自安庆坝（不含）以下大渡河北岸全线，主力控置富林。
二、刘文辉部，除原驻康、巴及大渡河部队不计外，应以有力部队固守西昌、会理待援，并另派一部，担任自安庆坝（含）经擦罗、三道桥、大营盘、大桥、冕宁、凹古脚、河边、沙坝、拖琅，至集福场之线，扼要筑碉防守，并左与杨部，右与雅砻江孙渡部，切取联络。
三、龙云应以薛岳部之吴、周、李各纵队，迅速渡过金沙江左岸，向围攻会理之匪夹攻，以解会理之围。另以孙渡纵队，取捷径至盐边、盐源及其以北沿雅砻江西岸，筑调防守。并在水仁、元谋各县，金沙江右岸筑碉，严防匪之西南窜；左翼与刘文辉部切取联络。
……[1]
在这个部署中，川军第二十四军刘文辉部居于非常重要的地位。
中央红军渡过金沙江后，在金沙江北岸的部队只有刘文辉的川军第二十四军和杨森的第二十军，因杨森部此间尚在宜宾附近部署金沙江下游防务，短时间内很难完成到大渡河边的机动，且刘文辉部在会理、西昌间的部队未能有效阻止中央红军向大渡河边的迅速进展，所以到5月下旬中央红军先遣队进抵大渡河之时，川军方面能够用于大渡河防线的防御兵力只有这样几支部队：
一是川军第二十四军第四旅，旅长袁镛（国瑞）。
二是川军第二十四军第五旅，旅长杨学端。
以上两旅5月中旬从雅安经荥经、凰仪堡进抵汉源县城（今汉源县清溪镇）及其附近。
三是川军第二十一军第六旅，旅长王泽浚，暂受刘文辉指挥，5月中旬进驻富林（今汉源县城）。
另外，川军第二十四军第二旅余如海（松琳）部驻康定，原本就有负责康定、泸定防务的责任。
据原第二十四军参谋长张伯言等人的回忆所述及与川军方面的档案文献记载，迄至5月24日中央红军渡河先遣队进至安顺场的当晚，川军方面的部署为：
一、第二十四军第五旅杨学端部（以下简称“杨旅”）主力（第七团余味儒部、第二十八团唐灼元部）在安顺场至大冲间布防，旅部位于南岸纳耳坝（今石棉县大堡乡）对岸的八牌。安顺场守军为“彝务总指挥部”赖执中部不足两连兵力，安顺场对岸的桃子湾渡口有余味儒团韩槐堦部一营守军，余团主力驻安靖坝（今石棉县城附近）。
该旅主力原在富林（今汉源县城）布防，后富林防务由第二十军第六旅王泽浚部接替。
该旅第二十一团肖绍成部（以下简称“肖团”）则在挖角坝—王岗坪一线布防，并负责与上游第四旅袁镛部的联系。安顺场与挖角坝之间约40公里，当时均为山岭隔绝，只有人行小道，交通困难，故该团与旅主力之间的联系并不畅通。
二、第二十军第六旅王泽浚部（以下简称“王旅”）负责大冲—富林间防务。据张伯言等人回忆，该旅装备精良，兵员充实，并拟与负责富林—金口河段防务的杨森部主力切取联络，但杨部主力当时因在彝区被阻，尚在绕道前进，所以富林—金口河段的防务实际上呈空白状态。但中央红军由此间渡河路途遥远崎岖，要耗费许多时日，实际可行性并不大。
三、第二十四军第四旅袁镛部（以下简称“袁旅”）驻汉源县城附近。
四、第二十四军第二旅余如海部（以下简称“余旅”）驻康定，而该旅配置于西岸河段上的兵力不足两营，分别布防于菩萨岗和猛虎岗两个要隘上。
从以上部署可以看出，川军方面对中央红军渡河方向的判断是：中央红军将循西昌—泸沽—越西—海棠—大树堡这条“宁雅正道”（这也是当年从西昌进至雅安的最主要通道），从富林附近渡河，经汉源（今汉源县清溪镇）翻越大相岭，以图在雅安附近与红四方面军会合。
基于上述判断，川军方面在这条“宁雅正道”大渡河北岸路线上，部署了两个旅，第二十军第六旅王泽浚部在前，第二十四军第四旅袁镛部在后。袁旅当时所在的汉源县城（今汉源县清溪镇）是个比较机动的枢纽位置，向南可为王旅后援，向西南可为第五旅第二十一团肖绍成部后援，向西则可翻越飞越岭扼守大渡河泸定至得妥河段，保护沈村—龙八埠—化林坪—飞越岭—宜东—富庄—清溪这条“川康要道”的安全——这是当年川康地区的主要通道。
第二十四军第五旅杨学端部主力（两个团）位于富林与安顺场之间，在安顺场对岸的桃子湾渡口有一营守军，安顺场仅有“彝务总指挥部”不足两连的兵力。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迄至5月25日，川军方面的防御兵力主要集中在安顺场—富林间的河段上，上游挖角坝至泸定之间河段防务基本上是空白；挖角坝至安顺场之间亦有四十公里左右的防务空隙；泸定县城除民团性质的“自卫大队”外，并无正规军驻扎；安顺场位于杨旅部署中右翼最边缘。
然而，中央红军渡河先遣队进至泸沽后，并未经“宁雅正道”去大树堡，而是经冕宁通过彝区，直趋安顺场渡口，并于5月25日强渡成功。
如此，川军方面的部署完全被打乱。沿安顺场以下河段布防的杨、王二旅完全被置于无用之地，驻汉源县城的袁旅也就不得不考虑“上游防务”和“川康要道”的安全。
（二）中央红军安顺场孤舟强渡成功后川军方面的部署调整
1.5月26日的部署调整
1935年5月25日，中央红军渡河先遣队在安顺场强渡成功，并于当日击溃从安靖坝上行增援的杨学端旅余味儒团，巩固了渡口。但根据现有的川军方面档案文献，在雅安城中的第二十四军军长刘文辉和驻汉源县城（今汉源县清溪镇）的第四旅旅长袁镛并未于当晚得到确切信息。5月26日凌晨1时和3时30分，袁旅有两次部署调整，其内容是经富庄—王岗坪，向挖角坝一线增援：
袁镛派兵一营前往挖角坝命令（一九三五年五月二十六日午前一时汉源教育局旅部）
顷本军长电谕，安顺场方面有赤匪便衣队扰乱肖（绍成）团防线，仰派队取捷径前往增援。等因奉此。仰该团即派肖守哲营（即第三十八团第一营），即刻出发，经富庄取小道捷径向挖角坝前进，位于肖绍成团后方，并切取联络，相机行动。仍将前方情形随时报部为要。
此令三十八团团长李全山
袁镛命各团向挖角坝出发令
（一九三五年五月二十六日午前三时汉源教育局旅部）
顷奉军长电谕，安顺场方面有赤匪便衣队扰乱肖团防线，仰率部取捷径增援，并派兵一营进驻冷积[碛]。等因奉此。除令十一团曾（子佩）营进驻冷积[碛]，三十八团肖（守哲）营经富庄向挖角坝先行搜索前进外，其余部队按照如下之时间顺序向挖角坝出发：
一、十一团二、三营于午前五时三十分；
二、手枪连、旅部于午前六时二十分；
三、三十八团二、三营于午前七时三十分；
四、各团及本部笨重行李一律存汉源城，由陈盈欧营派兵一连负责保管。
除分令外，合行令仰该团长即便遵照为要。此令。[2]
由此可见，这个部署是根据“赤匪便衣队骚扰”的信息作出的。如果这个部署得到执行，袁旅主力当日即可进至王岗坪—挖角坝一线。
然而这个部署并没有执行，当日傍晚的18时，袁旅又作出了另一个部署调整，而作出这个调整时，袁旅旅部并未在去挖角坝的路上，而是在飞越岭东麓“川康要道”上的宜东。可见，26日白天，袁旅已经改变了向挖角坝驰援的部署，而开始部署沈村—龙八埠—飞越岭这条“川康要道”的防务。
袁镛命进驻龙八步飞越岭令
（一九三五年五月二十六日午后六时四十分泥头驿县公署旅部）
一、顷奉军长电渝，该旅杨（开诚）团全部进驻龙八步，对左翼择地作工，李团即驻飞越岭，构筑坚固阵地。等因。
二、杨（开诚）团陈（盈欧）营随同副师长到飞越岭，李团肖营暂驻蛮庄林，待情况明后再报向飞越岭归还建制，该营即派官长侦探一名，设法前进至挖角坝，与肖（绍成）团取联络，并侦察情形。
三、明（二十七）日拂晓，按十一团、三十八团、旅部手枪连之顺序，向目的地出发，杨（开诚）团务于本日到达。仰转饬遵照。此令。[3]
从两个部署调整的时间上看，前两个部署调整26日白天并没有执行，否则该旅主力当天至少已进至王岗坪，第三个部署调整也就无法执行。究其缘由，很有可能是26日白天不断有更为确切的消息传来，过河红军不是什么“便衣队”而是主力。这直接就威胁到了沈村—龙八埠—化林坪—飞越岭—宜东—富庄—汉源城（今汉源县清溪镇）这条“川康要道”，袁旅主力不得不开始部署这条要道的防务。
这个部署中，仍然没有泸定桥的内容。
究其原因有二：
其一，“中央红军在安顺场渡河成功”这个信息在刘文辉等人心中是很具有震撼性的。对于中央红军方面强渡成功后架桥不成而从最坏处着想所产生的“船只忧虑”，刘文辉等人未必就能清楚洞悉。26日当天中央红军过河部队已向下游河段敌军发起反击并将其击溃，逐至三梭窝、美罗场附近。这在刘、袁等川军将领的心目中很可能产生这样的效果：这数十公里河段的船只完全有可能已被红军控制，中央红军主力完全有可能从此间全部渡河。他们很可能溯河而上来抢沈村—龙八埠—化林坪—飞越岭—宜东—富庄—汉源城（今汉源县清溪镇）这条“川康要道”，而且还有可能继续控制沿岸船只。此间对川军的首要威胁是“路”，而不是尚在“路”之北侧数十里之遥的“桥”。
事实上，5月27日已渡河至东岸的红一师在挖角坝击溃杨旅肖团，的确很可能控制了此间船只。而与此同时，沿西岸前进去抢泸定桥的红四团亦在叶坪歼灭肖团过河运粮的一个连，泊在西岸海耳洼（今新民）的运粮船只也的确可能被红军掌控，中央红军的确可能有继进部队由此渡河。肖锋的《长征日记》甚至提及红三团是从新民渡河的，但肖的日记改写编辑痕迹较重，且“新民”并不是当时的地名，故难以采信，不过中央红军有部队由此渡河之说应该还是有可能的。
其二，泸定桥当时属驻康定的第二旅余如海部防务范围，与袁旅没有隶属关系，是“铁路警察各管一段”。
如此，川军方面26日的部署调整没有提及泸定桥防务，是可以理解的。此间这个部署调整，实际上是将原在汉源县城作为机动的袁旅，调整到了东岸的“川康要道”上，形成了以“路”为重心，向东岸下游设防的新部署。
2.5月27日袁旅各部进止位置及部署调整
根据《国民党军追堵红军长征档案史料选编·四川部分》中袁旅有关文电可以看出，袁旅第三十八团李全山部（以下简称李团）27日已进至飞越岭西坡下的化林坪，从他们日前部署的行军序列判断，袁旅旅部亦有可能同时进驻化林坪，而该旅前卫第十一团杨开诚部（以下简称杨团）则有可能已按26日部署调整进至龙八埠，开始向海子山一线布防。
按袁旅26日的部署，李团主力两个营原本拟用于飞越岭防务。但27日晚间，早晨刚从雅安出发赶赴汉源（今汉源县清溪镇）途中（有可能是在荥经县青龙乡麻柳场驿站或荥经县城[4]）的刘文辉又作出了一个极为重要的部署调整：
袁镛转奉刘文辉关于根本任务在康泸特急电
（一九三五年五月二十八日龙八步旅部）
特急。李团长鉴；
顷奉师长转奉军长感酉电开：我根本及任务皆在康泸，委座谆嘱注意者亦在此。辉计划如次：
一、康防由余（松琳）、邹（善成）两[人]负责；
二、袁旅须团结兵力，以掩护泸定为主任务，在化林坪附近设防，酌派一部据河之险，在沈村或其以南扼匪上串[窜]，并对匪由坭头（今宜东镇）至化林坪间之隘路注意。等因。
希即切实遵照计划，迅速稳慎施行，是为至要。□团及后方各连已今兼程前来，炮弹已交师部矣。今早康定情况匪之企图已明，我守河之王旅及杨军三旅已决下流上攻，扫清河岸。希相机联络为要。正译电间，得勘电已悉一切。等因。仰该团长即便知照为要。
旅长袁镛。戊。[5]
上电主要内容是袁镛转发的刘文辉27日17时～19时电，转发时间是28日19时～21时——戌时。
27日这天，中央红军东西两岸部队都进展很快：东岸部队在挖角坝击溃肖团主力，西岸部队在叶坪歼灭肖团过河运粮一连，继而又在菩萨岗歼灭守军一个营，两岸红军夹河而上的态势已经非常明显。
刘文辉的这个部署调整很可能是在得悉了上述信息（笔者注：有可能是当天的航空侦察信息）后得出的——“康定情况匪之企图已明”（也就是说，此前是“不明”的）。
这个部署调整有两个要点：
第一，解除了驻康定的余如海旅原来“康泸防务”中的“泸定防务”，“掩护泸定”的任务改由袁旅担任，而这个改变很有可能是驻康定的余如海旅告急所至。在余部看来，中央红军沿西岸疾进既可能是沿磨西—雅家埂—雪门坎—榆林进取康定，也可能是沿河谷直趋泸定夺桥。而两者之中，对余旅威胁最大的是前者而不是后者。康定是刘文辉部最后生存避难之所，当然要全力确保，西岸余旅“康泸防务”之责遂被分解为两岸川军分别负责，东岸袁旅被紧急赋予了“护桥”的使命。
第二，袁旅又得到一个团的兵力增援，上述部署调整与张伯言等川军将领有关回忆可以相互对照印证，“□团及后方各连已令兼程赶来”中的“□团”（“□”系电文原件字符缺损）为原留守汉源县城（今汉源县清溪镇）的第十团谢洪康部（以下简称“谢团”）；“后方各连”系袁旅各团留驻汉源县城（今汉源县清溪镇）看守辎重行李的直属连队，这部分增援部队“兼程赶来”，为的是接替原拟由李团负责的化林坪—飞越岭防务——李团要前出大渡河边“掩护泸定”。
5月28日的这个部署调整，实际上是给袁旅增加了“掩护泸定”的新任务。其实质仍然是以“路”为防御体系的轴心，不同之处是原来向东岸下游伸出一翼阻击东岸红军，改为东岸以沈村—龙八埠为中心，分别向上、下游两翼伸出阻击两岸红军。其目的仍然是：守“路”。
3.5月28日的部署调整
据张伯言等人回忆，袁镛于28日下午作出部署，李团主力（两个营加强机枪、迫炮连各一）赶赴泸定，扼守泸定桥。李团先头部队携带全团旗帜下午出发，当夜赶到泸定遍插旗帜“安定人心”，团主力亦于次日凌晨先于红军西岸部队赶到泸定桥。而28日当晚19时左右，袁亦将刘文辉日前调整部署的电报及有关情况转至李团“知照”，而当日（勘日）李团亦通过有线电话向袁报告情况。由此判断，李团此间有可能正在赴泸定的途中。
张伯言等人关于李团于5月28日午后赶赴泸定设防的回忆可与《蒋介石行营参谋团追堵红军长征报告书》中“30日泸定遂陷，其李团退守泸定、天全间之马鞍山”[6]这个信息互为印证形成逻辑链。从化林坪—龙八埠到马鞍山必经泸定县城，别无他途可循，李团只能经泸定才能“退守马鞍山”。所以，即或抛开其他史料不谈，仅根据现有的川军档案文献亦可确证：29日红军在泸定夺桥之时的桥东守军必系李团主力无疑。
由于目前收集到的川军档案文献并不完备，5月28日～6月2日之间川军方面没有相关原始部署文献可寻，故有人曾以李团5月27日在化林坪的两封电报来佐证其“红军进抵泸定桥之时李团驻化林坪而不是泸定”，“29日泸定无守军，没有发生战斗”的观点，这当然是缘于其人对大渡河上游地理要素道路情况毫无了解所致，也是毫无军事常识所致。李团27日的位置如何能证明其28、29日的位置？化林坪到泸定桥也就不到八十华里，不过一日行程而已。
另外，袁镛6月3日的一个电报也可使李团5月27日后运动轨迹的证据链更加完备。
川军二十四军川康边防步四旅急调李绍云团进驻雅安电
（一九三五年六月三日）
乾急。天全正石关一带探送。李团长绍云兄鉴：
设密。希速率部进驻雅安，切勿延误为要。
旅长袁镛。江。印。[7]
上电中“李绍云”（有些文献中称“李绍荣”）与“李全山”其实就是同一个人——当时很多中国人都有两个名字，一个是名，一个是字。而且这个不难判断，大渡河上游刘文辉部守军中（包括余旅、袁旅、杨旅）就一个团长姓李。而“正石关”系“紫石关”之讹音，位于天全县城以西十余公里处（今脚基坪以西），这也是李团从泸定—马鞍山退下来的必由之路，别无他途可循。而“探送”二字也表明，李团未携有电台，29日下午夺桥战斗打响前后东岸红军进攻龙八埠一线，有线电话即被切断，李团因此与其上级失去联系。而后刘文辉等人对泸定方面信息的了解，则只能通过驻康定的余松琳的报告。
档案文献当然是重要的史据史证资料，但手中有了档案文献并不等于就掌握了史证史据。如果不会判读不会消化，那就不是真正地拥有！判读档案文献需要参照许多信息尤其是地理要素和道路信息，需要最起码的军事常识，更需要下许多文字以外的功夫去把这些信息尽可能地了解完备。很多人仅凭自己的需要在档案文献中寻章摘句来一惊一乍地爆猛料，这样的所谓“研究”除了爆出一个接一个的笑话来，还能做出什么真学问来呢？
（三）川军刘文辉部溃败的一些主客观因素
1935年5月29日傍晚，中央红军主力夺取了泸定桥，继而转道南进去夺取东岸“川康要道”。5月30日夺取化林坪，5月31日夺取飞越岭，掌控了“川康要道”的险关要隘，摆脱了大渡河峡谷的险境，从而取得了大渡河之役的完胜。
随即，中央红军主力经化林坪—飞越岭、化林坪—水子地分道前进，进取天全、芦山、宝兴。红九军团则经马鞍山小道追击李团，进取紫石关，配合主力占领天全。
6月4日，中央红军泸定桥最后守桥部队在部分破坏泸定桥后，经二郎山小道赶赴天全与主力会合。
从1935年大渡河之役川军部署及其调整来看，从军事角度而言，川军之所以溃败，除因兵力不足，装备简陋，兵员素质不佳，战斗力不强，大渡河两岸交通困难导致联络不畅而应援困难等客观原因外，主观上也存在着对中央红军渡河方向上判断失误、对中央红军夹河趋上游袭取泸定的意图判断不明和不及时等问题。
笔者认为，1935年大渡河之役中，中央红军最为关键的一仗是安顺场孤舟强渡战斗。这个旗开得胜的初战出乎川军方面的意料，完全打乱了川军的原部署，并使之对中央红军强渡成功后的去向意图难以准确判断，本来就不敷使用的兵力机动起来更为困难。至于中央红军方面在安顺场强渡成功后所忧虑的“船只问题”和“时间问题”，并非如后来渲染的那般严重。一则中央红军夹河而上所经过的渡口均有获取船只的机会——有些渡口如海耳洼（新民）几乎可以肯定会掌控一些船只，而川军方面对中央红军从最坏处着想的“船只忧虑”并不清楚；二则敌之追兵和下游杨森部主力的驰援并不像他们当时预计的那般迅速。杨森部在雷波彝区被阻而被迫绕道，薛岳部主力迄至5月31日红军攻占飞越岭打开“川康要道”之时尚踌躇于西昌—礼州间，中央红军沿途不断船渡的时机不仅有而且还是比较充裕的。
“飞夺泸定桥”之战体现了红军战士勇敢无畏、无坚不摧的英雄气概和牺牲精神，也体现出红四团指战员高度的政治觉悟和责任心，而且从战役起到的作用来看，泸定桥被夺取也大大加速了中央红军摆脱大渡河峡谷险境的进程，这是永远值得后人铭记的。但由于攀铁索夺桥故事的惊险性和传奇性，加上后人及一些影视作品的渲染，使人们的关注点都集中在泸定桥那十三根铁索上，而有意无意地忽视了在战役进程中其他更为重要且更为关键的战斗行动和客观要素。大渡河沿岸处处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险关隘道，如果中央红军闯关不畅，即或夺下了泸定桥也未必能够摆脱被压迫在大渡河峡谷中的危险。笔者就认为泸定桥夺桥战斗后的化林坪—飞越岭战斗更为激烈，也更为重要——只有夺取了这条“川康要道”，中央红军才算真正摆脱了险境。如果此战不畅，中央红军主力有可能继续沿河上行经丹巴去小金寻求与红四方面军会合的机会，如此他们将继续在大渡河峡谷中艰苦辗转更多时日；抛开道路更加崎岖难行和追兵压迫等困难不言，由此产生的就粮问题也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难题，中央红军的处境无疑将更加艰难。
后人纪念1935年大渡河之役的胜利，应该对大渡河之役有更为完整的了解。
附件三：对中央红军大渡河之役一份总结文献的注释
大渡河沿岸胜利的总结
1935年6月3日红一军团《战士报》，引自《红军长征·文献》，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第366～367页，原件日期为“5月3日”，编者根据原件内容判定为“6月3日。”
【原文】
（1）占领安顺场，十七个英雄，五个特等射手
敌人一营和一连①扼守安顺场河两岸，被我“牲”部②一个猛冲，和十七个红色英雄冒险渡河，即将河两岸敌人全部击溃，缴花机关枪一枝，步枪数枝，俘获数名，开始了渡河胜利的第一步。
【注释】
①敌人一营和一连，属实。经查证：一营，指大渡河东岸桃子湾渡口守军，川康边防军第五旅（旅长杨学端）第七团余味儒部的韩槐楷营。一连，指安顺场守军川康彝务指挥部赖执中部一个连。
②“牲”部：红一军团一师一团代号。
【原文】
（2）左路军①田湾大捷②
敌人一营扼守田湾附近之天险横岗，被我先头“勇”部全部消灭，打死甚多，活捉营长一个，士兵数十名，其余全部溃乱大山中，缴手机枪十余枝、步枪数十枝、手榴弹数十个，这一胜利，保证了顺利夺取泸定桥。
【注释】
①左路军：大渡河西岸红军主力。
②“田湾大捷”：即“菩萨岗战斗”。菩萨岗位于石棉县田湾东北，亦称“横岗”。
③“敌一营”：大体属实，实为川康第二旅（旅长余松琳）第一团第三营（营长肖毓）两个新兵连。据当地群众称，川军遗尸三十八具，红军轻伤一人。
【原文】
（3）急行军二百四十里①，夺取天险泸定桥
又是二十一个英雄(https://www.daowen.com)
“勇”部②田湾胜利后，趁胜猛追，在摩西面又最后消灭田湾溃敌残部③，即赶至泸定桥。敌一团扼守桥头④，毁去桥板⑤，并在桥头纵火⑥。二连二十一个英雄，首先爬铁链冒火过河，将敌击溃，俘护[获]人枪数十，全部占领泸定桥，取得了渡河全部胜利的保证。
【注释】
①急行军二百四十里：指从石棉县田湾乡什月坪村到泸定桥的行程，即红四团28日出发，到泸定桥的行程。据有关回忆，红四团是在出发后于8时左右接到“加速”命令的。有些资料称“昼夜兼程二百四”是指红四团接到“加速”命令的地点到泸定桥的行程，似不确。
②勇部：红一军团二师四团代号。
③实际战况是：四团28日晨先于猛虎岗、桂花坪击溃守军[川康边防军第二旅（旅长余松琳）第一团第二营陈月江部两个连]，乘胜追击至磨西。残敌与磨西守军“川康屯垦司令部特务连”（连长李国俊，系绿林武装改编）一起，经雅家埂向康定撤逃。
④敌一团扼守桥头：基本属实。泸定守军实为川康边防军第四旅第三十八团李全山部两个营并加强迫击炮、重机枪各一连。川康军刘文辉部比较穷酸，其步兵连甚至没有轻机枪，据此判断，泸定守军重火器仅重机枪四至六挺，迫击炮四门。而据杨成武回忆，红四团发起攻击时，已在西岸集中了“百余挺轻重机枪”，军团迫击炮连也参加了战斗，而且操炮的是著名神炮手赵章成。
⑤毁去桥板：基本属实，实际上毁去了一大半，并没有毁完。
⑥桥头纵火：因东岸红军袭击龙八埠敌旅部，震撼了泸定守军，守军留一连断后并在桥头纵火，经五里沟翻马鞍山垭口向天全撤逃。
【原文】
（4）右路军在瓦狗坝①击溃敌一团②
敌一团扼守瓦狗坝河边隘路，被我勇不可当的“决”部全部击溃，缴枪百余枝，俘护[获]四十余名，开辟了左岸顺利北进的道路。
【注释】
①挖狗坝：音译，实为挖角坝，大渡河东岸，今石棉县挖角乡。
②击溃敌一团：基本属实，该团为川康边防军第五旅第二十一团，团长肖绍成。该团被击溃后翻王岗坪向汉源县的宜东、富庄撤逃。
【原文】
（5）龙八布①击溃敌一团
敌人一团②在依河边隘路死守高不可登的大山，“决”部勇猛强攻，卒将敌全部击溃，缴枪百余枝，俘护[获]五六十名，获子弹手榴弹甚多，这更有力的促成了“勇”部夺取泸定桥的胜利，保证我全部安全的渡河。
【注释】
①龙八布，亦称“龙八步”“龙八埠”，今泸定县兴隆镇。
②“敌人一团”：属实，该团为川康边防军第四旅（旅长袁国瑞）第十一团杨开诚部。
【原文】
（6）化林坪①击溃敌一旅②
化林坪在险恶的飞越岭③，敌人一旅分守各隘路，工事面前并满置地雷，被我“勇”，“锋”，“牲”，“胜”各部顽强仰攻，敌死伤遍地，全部溃逃，俘官兵二百余，缴枪二百余枝，手榴弹数百，子弹无算。
【注释】
①化林坪：今泸定县沈村镇兴隆乡化林坪村，但此处战斗是指化林坪—瓦窑坪—飞越岭等一系列战斗。
②敌一旅：实不足一旅，飞越岭守军系川康边防军第四旅（旅长袁国瑞）第十一团（团长杨开诚）残部及第十团（团长谢洪康）大部；另飞越岭东坡下的宜东尚有川康边防军第五旅（旅长杨学端）第二十一团（团长肖绍成）残部。
③飞越岭：位于化林坪东南7.5公里处泸定县与汉源县分界处，海拔2830米。
【原文】
（7）“牺”工作连消灭敌一连
瓦狗坝敌人被击溃四散逃走，有一连遇我“牺”部工作连①，当在“胜”部□连协助之下，将此连全部消灭，人枪百余全被俘获。
【注释】
①工作连：疑为政治部门群工或宣传部门人员。
【原文】
【注释】
基本属实。大渡河之役中，中央红军给刘文辉川康边防军第四旅第十一团、第十团、第三十八团，第五旅第二十一团、第七团、第二十八团等部以重创，给川康边防军第二旅第一团四个连、彝务总指挥部一个连以歼灭性打击。
附：
文献中红军各部代号
牺——红一军团一师直属队
牲——红一军团一师一团
决——红一军团一师二团
胜——红一军团一师三团
勇——红一军团二师四团
冲——红一军团二师五团
锋——红一军团一师六团
附件四：泸定桥战斗川军两份档案文献及一位当事人回忆的判读
（一）川康军第二旅余松琳部关于泸定桥战斗两份文献的判读
川康军第二旅当时驻守康定，刘文辉授予的主要任务“确保康泸”。中央红军在飞夺泸定桥的过程中，曾在大渡河西岸的菩萨岗、猛虎岗与所属两个营发生战斗。下面两份文献资料，是泸定桥被红军夺取后，川军第二旅旅长余松琳和康定专员陈启图发布的训令和函件。
川军二十四军川康边防步二旅与西康专员公署为
红军攻占泸定饬发安定人心布告训令
（一九三五年五月三十一日）
为令知事。
查本月感晨（即27日晨——笔者注），共匪将我猛虎岗突破后，由磨西面分向泸城猛扑，与本旅激战于冷竹关、雅家埂一带。幸赖官兵奋勇，激战两日，匪势不支，向大烹坝渡河进攻泸定，县城失陷，匪大部进驻县城。前进方向未明，本旅正谋大部出击，收复泸定与雅宁大部，为夹击歼灭之计。九龙、丹巴尚无匪军进犯，冕宁已于艳日（29日——笔者注）收复。
康区交通不便，深恐匪情不明，传闻失实。合行令饬，仰该县长即便知照，布告人民一体周知，并传谕各安生理，是为至要，至嘱，着并遵照。切切此令。
旅长余松琳
副旅长章镇中
专员陈启图
（《国民党军追堵红军长征档案史料选编·四川部分》，第159页）
川军第二十四军川康边防步二旅与西康专员
公署封锁泸定失陷消息函
（一九三五年六月一日）
五月三十一号所发训令中开，幸赖官兵奋勇激战两日，匪势不支，向大烹坝渡河，进攻泸定，县城失陷，匪大部进驻县城，前进方向未明；本旅正谋大部出击，收复泸定与雅宁大部，为夹击歼灭之计。续接探报，我军尚与匪相持于泸定。上探情报各节，未明真象，所有泸定县城失陷一节，应免公布。
再，本日接杨旅长来电，连日与匪激战，夺获鹰帽牌枪及自动机枪各十余挺，战利品无算。等语。并闻。
嗣后关于匪情，只将胜利情形公布。是所至嘱，即询政祉。
余松琳
章镇中
陈启图
如已布告，则以胜利布告掩贴其上，或撕毁之。
（《国民党军追堵红军长征档案史料选编·四川部分》，第160页）
上述两份文档所描述的泸定桥被夺取的战况与我们所熟知的故事出入很大。其要点为：
（1）红军夺占猛虎岗的日期为“感晨”，即5月27日晨。而红军回忆文字和电文档案中这个日子为5月28日上午。估计川军方面得到的这个信息来自27日沿大渡河上游的航空侦察，当日下午红军在猛虎岗南麓下的菩萨岗与川军守军发生战斗，航空侦察判断的结果是红军与川军在猛虎岗发生战斗。
（2）红军夺取磨西后，兵分两路，左路沿磨西通康定小道进至雪门坎山下雅家埂，与余部“激战”；右路则沿大渡河北进，超越泸定桥西桥头，进至冷竹关，与余部另一部“激战”。
（3）红军在雅家埂和冷竹关与余旅“激战两日”并受挫——“匪势不支”，西岸右路红军方掉头在烹坝渡口渡过大渡河进攻泸定，于是“县城失陷”。
按电文中所言时序，“县城失陷”的日子应是5月29日晚——这一点倒与红军方面有关回忆文字和档案文电相同。
[参见西岸菩萨岗—猛虎岗—桂花坪和东岸挖角坝战斗示意图（1935年5月27日），以及泸定桥战斗示意图（1935年5月29日）]
这里先把几个地名说明一下。
磨西面：今磨西镇，大渡河西岸，现为海螺沟旅游点的山门且西岸有简易公路通泸定桥，约为五十三公里。
冷竹关：大渡河西岸，泸定桥以北二十余公里处，是今康（定）泸（定）公路与泸（定）丹（巴）公路的交叉点，位于当年泸定通康定的要道上。
雅家埂：磨西镇西北约三十余公里的雪门坎山（垭口海拔高度3948米）南坡下，现康（定）磨（西）公路由此通过。当年有小路从雪门坎通康定。雪门坎山是一座雪山，现在的通车季节也是每年的2～11月份。
大烹坝：泸定桥以北十五公里处，当年是一个渡口。
现在我们来逐一研判鉴别之。
第一点，红军夺占猛虎岗的时间。
从红军方面文电和有关回忆文字中得知，红军左纵队前锋红四团5月27日晨方从安顺场出发，而猛虎岗距安顺场至少在一百一十华里以上，红四团就算是飞毛腿，也不可能在“感晨”就拿下猛虎岗。所以上述两个文献中的这个“问题信息”一则可能如前所述，属航空侦察的误判读；二则有可能是文献拟定者有意混淆——至于为什么如此，笔者将在下文分析。
第二点和第三点，红军夺占猛虎岗后的作战和行动路线。
对照地图我们可以解读出上述两份文献想要透露的信息：红军夺取猛虎岗后，兵分两路向康定进取（虽然文献中称的是“分向泸定猛扑”，可红军朝雅家埂方向去，该怎么“向泸定猛扑”呢？），在受到余部拦阻后受挫——“匪势不支”，方才转而掉头，由烹坝渡河，去抢泸定桥。
从当时中革军委的电令及红军方面有关人士事后回忆文字中我们可以得知，红军当时并无夺取康定的意图——这顶多是个备选方案，东西岸红军全力以赴夹河而进，为的都是同一个目的：抢夺泸定桥。红四团进占磨西镇后，继续向泸定桥奔袭，没有也不可能分兵向西北去跑几十公里去雅家埂。而原磨西守军李国俊连却是经雅家埂翻雪门坎山逃往康定的，红军并没有追击，双方也没有在雅家埂“激战”。这一点，当地史志资料也好，群众回忆也好，都予以了佐证。
至于冷竹关，红四团在争夺泸定桥时，的确向这个方向放出了警戒，警戒分队进到了烹坝，与余旅也基本上没有“激战”——小接触有可能，更没有在烹坝渡河（船只已被拖至东岸）。再说，如果红军真要是从烹坝渡河进攻泸定，那泸定守军在烹坝过河的红军以及东岸海子山北进而来的红军右纵队夹击之下，是根本无法逃脱的，结果只能是全部就歼！而实际情况却是：李团主力大部分由泸定桥东岸向北进入五里沟，翻马鞍山小道逃往天全——这一点，当地群众的回忆及泸定、天全的史志资料和红军、川军方面的回忆文字都予以了证实。
由此可以判读：余松琳之所以在上述两份文献中发出这样的信息，主要是想强调所部负责的康定防务正受到了红军的严重威胁，自己首尾难顾，无法南下攻击争夺泸定桥的红军，借以推卸自己在泸定失陷问题上的责任——当时余部在冷竹关集结有两个团，从情理上讲，是可以南下威胁正在夺桥的红军的。
（二）川军泸定桥守军官长之一的饶杰老先生回忆文字的判读
饶杰老先生为云南省南涧县人氏，1911年生人，1928年投身滇军李仁达部，后任少尉排长，因所部在滇军内争中失利，在四川木里转而投靠川军；红军长征后川军编遣中被裁员，后回乡任教，抗战期间重新投军，参加过滇军抗战中的诸役；解放初参加云南起义，后因故被劳改，1979年平反，担任南涧县政协委员。在原第二十四军参谋长张伯言，第五旅旅长杨学端、参谋长张怀遒的有关回忆中，泸定桥战斗之时，饶为第四旅袁国瑞部第三十八团（团长李全山）的一个连长，是李团最后守桥并烧桥的指挥官。
按理，这是川军守军部队的直接当事人，其回忆文字应该具有很高的史料参考价值。
然而饶老先生对泸定桥战事的口述回忆却又十分地与众不同——
1935年红军长征，突破金沙江，攻克会理州，麾军大渡河。当时，我已升为三十八团第三营营长，团部进驻泸定县化林坪，命我营赶赴泸定桥阻击红军北渡。团长面示我营，须让对面的一个自卫团回过泸定桥后才能炸桥。于是，我营到达泸定桥后，我即命令拆去桥面木板，并在桥头筑下临时工事，加强布防，红军一夜急行军九十余里，先头部队于我们布防后第二天拂晓到达桥头。当时，我还以为是我们自卫团的人回来，就上桥楼呼问番号，我的话音未落，忽然对面扫射来一梭子机枪子弹，站在我右侧的一个传令兵中弹身亡，我立即卧倒并命令各连进入阵地还击。双方激战两天一夜。红军多次冲锋失利，红军看到我们守桥甚严，于是遣一部从下游水堡处找到一支船渡江，抄在我营后面，截断我营与团部的电话联系，从而使我腹背受敌，我料难以坚守，决定留下一个排在桥头掩护，其余向泸定后山撤退，我命令被留下那个排，一面掩护我们撤退，一面将数百枚手榴弹捆在桥上，然后放火烧桥，想借助于手榴弹的爆炸而炸毁泸定桥，并命令他们必须烧桥后才能撤离。当我们到达泸定后山时，命令开枪，掩护那排人撤离。只见桥头火光四起，熊熊燃烧，可不见铁桥爆炸，始知手榴弹是用火烧不响的。于是，红军得以过桥。
（饶杰：《我的军人生涯》，引自《南涧文史资料》第1辑，第60～61页）
饶老先生的口述与杨学端、王靖宇诸将的回忆，乃至余松琳部档案文献的叙述出入更大，又自成一家说法，其要点为：
（1）川军原本想炸桥，但命令要等对岸自卫团过河后才能炸。
（2）川军守军仅他所率一个营，他是营长，即泸定守军最高长官。
（3）红军在泸定桥与所部“激战两天一夜”且“多次冲锋失利”，方从下游“水堡”船渡过河，抄了所部后路。于是他令所部官兵将手榴弹绑在桥上并在桥楼点火，企图将桥炸毁，但未果。红军还是过了河。
我们再来对其逐一研判之。
第一点：川军是否有炸桥企图？
饶老先生的回忆文字，是川军方面诸将领回忆文字中唯一一个声称川军有炸桥企图的记叙。但这里面却又含有一系列无法解释的逻辑矛盾：既然要等对岸自卫团过河才炸桥，那为什么要先拆桥板呢？拆了桥板，对岸自卫团怎么过河？既然自卫团过了河就可以炸桥，那又何必劳神费力拆桥板呢？
第二点：饶是不是泸定桥守军的最高长官？
川军方面杨学端、王靖宇等人的回忆文字基本否定了这一点：泸定桥守军最高长官是三十八团团长李全山，饶仅为该团一个连长。泸定守军为该团主力（两个营并加强重机枪、迫击炮各一连）。
此外，还有一个更重要的证据也对饶老先生的说法作出了否定回答——
步四旅三十八团严禁沿途拉民补充逃亡命令
（一九三五年五月二十七日）
令第一营营长肖守哲、第二营营长周桂三、第三营营长李昭：
为严令遵照事。查兵额一事，平时再三明令应足规定名额者，盖所以预备战时之用也。乃自雅出发以来，各连故参兵逃亡甚多，而沿途拉民充数者亦复不少。如此不特使人民发生恶感，为剿匪之障碍，以不教之民驱之任战，亦必大为减杀作战力量，危及官兵关系事小，影响剿匪前途实大。今后务须维持故参兵，严禁拉民充数。为此令仰该营长即饬属员遵照为要。此令。
（《国民党军追堵红军长征档案史料选编·四川部分》，第152页）
这是泸定桥战斗两天前李团的一个命令，其间已列出所部三个营长的姓名，李团三营营长为李昭。这个命令，与杨学端、王靖宇等人的回忆文字，是吻合的。在杨学端等的回忆文字中，李团除第一营肖守哲部外，都在28日连夜赶往泸定桥。
第三点：红军在泸定桥与所部“激战两天一夜”且“多次冲锋失利”？这也就是说，红军是5月30日或5月31日才夺下泸定桥的。然而，红军方面的电文以及上面引述的川军余松琳部的两份文献，实际上都互为补充地佐证了红军占领泸定城的日期是5月29日（也就是抵达泸定桥的当天）。当然，这也就否定了饶老先生的回忆文字中“激战两天一夜”的说辞。
还有“数百枚手榴弹绑在桥上”也令人生疑，是桥面的铁索上，还是桥楼上？如果是铁索上，在红军强大火力威胁下，怎么绑？如果是桥楼，那也只能炸掉桥楼，跟火烧没什么两样。
当然也有可能是绑在桥的链桩上，可这个部位也在红军火力威胁之下呀？
不过饶老先生的这段回忆文字却与红军方面另一位人士的回忆文字有接近或吻合之处，这就是时任红三团巡视员的肖锋将军在《长征日记》中的记载，不过肖锋在其日记中记载夺取泸定桥的时间是“5月27日”——早两天。肖在该日的日记中称，红三团上午从新民（其实当时不叫这个名字，而是叫“海耳洼”）出发赶到泸定桥之时，敌人正“……手忙脚乱地准备放火烧板桥，还没来得及点燃导火索，我们三团侦察排已猛扑到敌人跟前，厉声高喊，‘缴枪不杀！’敌人听到喊声，一下子吓呆了……”（肖锋：《长征日记》，第83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然而遗憾的是，肖锋将军的回忆文字虽然很具戏剧性，但其可靠性却大受质疑，当然也很难成为饶老先生所言故事的旁证。肖锋将军这则“日记”除去日期基本上可以判定为错讹之外，行程上也不可能！且不说是海子山一线川军袁旅主力的拦击，就是让开大路让红军跑，红军东岸部队也不可能在一天之内从海耳洼赶到泸定桥！况且，川军和红军方面的大多数文字记录都表明：东岸的右纵队前锋红二团29日下午才打到泸定桥以南五十里外的龙八埠（今兴隆镇）川军第四旅旅部，跟在红二团后面的红三团，怎么可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就赶到泸定桥？就是飞，也没那么快吧？肖锋将军《长征日记》是最早出版的长征日记，但也是最不可靠、采信度最低的长征日记，其间的地理要素和时间顺序的紊乱错讹之多，达到了令人难以接受的程度，而且很多内容很明显为事后追记甚至修改修饰的。
所以，饶老先生和肖锋将军的这段忆述，基本上可以研判为“不可靠”，采信度很低。
再就是西岸红军在下游“水堡”船渡过河的问题。笔者在《泸定县地名录》上没有查到这个地名，后来经调查了解到，这是个小地名，位于当年沙坝村滩头，现在已不复存在。笔者在与泸定县有关人士的采访和讨论中，已基本上对这个问题作出了否定的回答。能够切断泸定守军与龙八埠敌旅部联系的，应该是也只能是此间正从东岸海子山夺取龙八埠的红一师部队。而据杨学端等回忆，红军夺桥之时，这个“联络”正在被切断但尚未被切断，李全山还与旅长袁国瑞通了个没打完的电话。
至于红军方面在29日这天是不是“多次冲锋失利”，饶老先生的回忆作为一家之言，或有继续考证核实之必要。很有意思的是，饶老先生的这个忆述，对有人声称红军“在泸定桥是未经战斗就过河”的说法，恰恰又是一个否定性的佐证。
需要说明的是，肖锋将军的《长征日记》中的错讹和事后修改修饰之处，应由作者本人负责，而饶老先生的这段回忆是陈鑫先生根据其口述整理成文字的，不知是否经过饶老先生确认，这当间是否含有与饶老先生本意不符的信息失真或损失，也未可知，所以还需要进一步确认。
附件五：回忆文字要认真辨析慎重采信
历史考证中，回忆录是很重要的参照史料。这种参照史料具有档案文献或历史记录所难以触及的个体视角、生动细节和微观剖面，使枯燥生硬的历史变得鲜活，更具可读性和大众传播性，其重要意义当然不言而喻。但是，回忆录的局限也是显而易见的，即回忆文字都是基于个人记忆而生成的，这就极大地受制于回忆或口述者本人在历史事件中的角色、地位和认识水平。如果回忆录是当事人口述他人记录整理的，还得受制于记录本身的信息损失或失真的程度。这就需要治史者以认真求实的学术态度，综合运用其他史证材料进行认真辨析和考据且慎重地决定是否予以采信。
多年前，笔者曾经读到过广西壮族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原主任覃应机老先生的回忆录《硝烟岁月》（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版）。覃老先生是一位德高望重的红军老战士，参加过中央红军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及不少著名的战斗，也参与过很多重要的历史事件，其回忆录的问世，为长征历史的研究提供了很多可供参照和印证的宝贵史料。
但覃老先生关于一个重要事件的叙事，却存在着很明显的认知错位问题。
覃老先生在《硝烟岁月》称，1935年5月29日，时任红十三团侦察连政治指导员的他，在团长彭雪枫指挥下，和侦察连连长韦杰一起，率本连十二名勇士夺取了泸定桥。
覃老先生的回忆文字如下：
……见到彭雪枫团长，他说上游有一座泸定桥，只有敌人的一些地方部队把守，我们决定从那里过河，他令我连务必在下半夜赶到泸定桥附近待命。我和韦杰即带上部队急行军，向泸定桥方向前进。天已经黑了，又下着雨，道路难走，部队又有些疲劳，我们便点着火把走。下半夜，我们按时赶到了泸定桥桥头附近的天主教堂。桥头已被我兄弟部队占领，彭雪枫团长骑马先到了天主教堂。我们一到，彭团长便亲自向我们交代任务，要我连组织突击队，天亮以前突过泸定铁索桥，占领对岸右侧的高地。我们从手枪排里挑选出11名侦察员，加上我共12人，组成了突击队。这11个人中，有一个同志叫蔡树礼，是湖南人；另外10人都是广西人，他们是韦尤、韦日由、黄先木、覃日用、黄仪、黄雨等，另外3位同志的姓名我已经记不起来了。当时我们每人除了手枪之外，各人尽量多带上手榴弹，有5个侦察员还各带一支步枪。佩戴整齐后，我即带队来到桥头的冲锋出发地。韦杰则带领连队，准备好就地筹集的竹筏、麻绳和从教堂里临时拆下来的板凳、桌椅板、床板、门板等材料，待命行动。拂晓的时候，部队开始总攻击。在强大的火力掩护下，我们12个人飞奔上桥头，冲向桥面。桥上被烧的木板还在燃着火焰，铁索在摇晃，几乎要把人甩下桥去。我大喊一声：“同步前进！”桥身减少摇晃，我们一阵风地向前冲，灼热的火焰闪开了一条火路。我们冒着弹雨，迅速接近对岸桥头，向敌人扔了几颗无柄手榴弹，就穿过燃烧的桥头，追赶逃跑的敌人。敌人向泸定城方向跑远了。我们留下3个同志牵制敌人，我和其余同志立即登上桥头右侧的高地，占领了制高点，掩护部队过桥。我们12个人，胜利完成了任务。我们之中有6个同志被不同程度地烧伤了。我们挑选来的突击队员，都是经过长期革命斗争锻炼和考验的老侦察兵，有高度的阶级觉悟，他们都是在山区里长大的农民子弟，还在家里劳动的时候，赤脚爬山攀崖、过沟越涧，走吊桥、独木桥，都已经不在话下，所以能够胜利地突过泸定铁索桥。
（覃应机：《硝烟岁月》，第62～63页，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版）
这段回忆与我们熟悉的认知迥然不同，因而在生出一桩公案的同时也引发了种种议论。
其实，目前已有的历史文献和历史资料已经相当充分且完备，已经足以作出相应的判断。大渡河之役红军方面的有关部署，战区的地理要素，泸定桥战斗发生时各部队的进止位置，都是不难弄清的问题。比如，已公开出版多年的《红军长征·文献》中的有关部署文电，就已经能够清晣地勾勒出中央红军各部在泸定桥战斗发生前后的行进轨迹——当然也包括覃老先生和他所在部队的行进轨迹。
5月25日，红一团安顺场强渡战斗之时，红三军团正尾随执行佯动任务的中央红军渡河第二先遣队（红一军团侦察连和红五团组成）之后，从越嶲县城向海棠、大树堡一线前进途中，他们与尾随中央红军渡河第一先遣队去安顺场的中央红军主力，走的不是一条道。
5月26日，中革军委根据安顺场强渡战斗胜利后的情况，电令：中央红军主力夹河而上袭取泸定桥，军委干部团夹河向下游方向警戒阻敌；正向大树堡前进的部队除红五团继续在大树堡佯动至28日外，跟进的红三军团即从海棠以南地域转向洗马姑、察罗前进，并在察罗“补充粮米”。而从海棠一线转赴洗马姑、察罗，需要一天行程。这也就是说，红三军团这一天至多只能进至察罗[参见《朱德关于我军夺取并控制泸定桥渡河点以取得战略胜利的部署（1935年5月26日）》，《红军长征·文献》，（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第355～356页，解放军出版社1995年版]。
5月27日，中央红军红一军团、红五军团、军委纵队等部已经集结在安顺场一线。当日，中央红军兵分两路夹河而上袭取泸定桥。西岸行军序列为：红四团、红一军团军团部、红二师主力（欠红五团，实际是二师师部和红六团）、红五军团；东岸行军序列为：红二团、红三团、红一团、干部团主力（两个营）。已转向察罗“补充粮米”的红三军团，最多只能进至安顺场及其附近地域，从行军序列上看，在军委纵队之后。
5月28日，红四团进至西岸摩西地域后继续连夜向泸定桥前进，东岸红一师两个团进至得妥及加郡河口一线宿营（前方有川军第四旅袁镛部主力阻击）。这一天，红三军团从安顺场及其附近地域出发，最多只能进至田湾—湾东之间，离泸定桥还有200多华里。
5月29日，西岸红四团进至泸定桥，东岸红一师在石门坎—瓦斯沟—海子山与川军第四旅第十一团杨开诚部激战，午后时分，击破敌军阻击，进至沈村—龙八埠一线。16时，红四团向泸定守军发起攻击，17时，攻占泸定桥；与此同时，东岸红一师主力（两个团）兵分两路，一路继续沿河向泸定前进，一路转道向东，监控并攻击龙八埠川军旅部。
当晚，红一军团主力陆续抵达泸定桥，21时，红一军团军团长林彪向军委发电报捷。从行程分析，林彪当时已抵达泸定桥附近。根据红一军团军团部长征行程表记载及笔者本人和泸定有关同志的考证：红一军团军团部当晚宿营于泸定桥以南约十二里路的下田坝，林彪这个“报捷电”，极有可能就是下田坝发出的[参见《林彪关于红四团已攻占泸定桥致朱德等电（1935年5月29日21时）》，《红军长征·文献》，（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第360页，解放军出版社1995年版]。
当晚22时，红一师一部抵达泸定桥；次日凌晨，刘伯承、聂荣臻抵达泸定桥。
当晚，红三军团最多能进至磨西一线，距泸定桥还有120华里。
5月30日，军委决定中央红军主力向天全一带集结。而在这个部署中，要求红三军团31日进至杵泥坝、咱威、奎武一线。如此，红三军团先头部队当晚有可能进至泸定桥[参见《朱德关于我军迅速通过大渡河向天全地域集中的部署致各军团电（1935年5月30日22时）》，《红军长征·文献》，（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第361～362页，解放军出版社1995年版。]
……
综上所述，覃老先生所在的红十三团在泸定桥战斗发生时，还位于离泸定桥一两百里之外，当然也就不可能参加泸定桥战斗。退一万步，就算红十三团是能日行三百里的赤脚大仙飞行军，要想参加战斗的话，也得从后向前，依次超越红五军团、军委纵队、红一军团主力的行军纵队。而这在当年那些狭窄的险峻小道上意味着什么，稍有军事常识的人，不难明白！更何况，先进抵战场的部队要等后来的部队去抢头阵，这意味着什么，稍有我军军旅常识的人，也不难明白！
据笔者分析，当年文化程度不高的覃应机老先生有可能是记忆混淆，把泸定桥战斗一周后红三军团夺取天全河上的沙坝、龙衣铁索桥的战斗，误记为泸定桥战斗了。经笔者查证，1935年6月5日凌晨2时30分朱德总司令下达的电令中，的确有命令覃应机老先生所在部队夺取天全河上几座铁索桥的部署：
三军团有夺取天全之龙衣、沙坝头两铁索桥，并相机袭占天全的任务。雪枫率先头两个团由现驻地经思金坝，以一部夺取沙坝头，主力夺取龙衣。成功则相机袭占天全，不成则进行下游架桥。三军团主力应跟进至思金坝。[8]
其实，当年红军在长征中跨越雄关险道无数，经过的铁索桥也很多——特别是在云贵川康地区，只不过不像泸定桥那么有名罢了！而且附近有教堂的也不止泸定桥这一座（比如大渡河西岸红军经过的磨西铁索桥）。
顺便说一句，当年的大渡河上，并非除了泸定桥就绝对无桥。至少还有一种桥——只能一人过的溜索“桥”。
有一位名叫李天斌的泸定少年，当年就是在被民团抓差从溜索过河报信时参加红军的。
附件六：几枚铜板和一桩公案
笔者在泸定有一位朋友，朋友名叫王永模。
老王退休前，官至泸定县人大主任。后来退了，还是闲不住，就整天寻找当年飞夺泸定桥的二十二名勇士。整来整去，真还整出了点名堂：找到了二十二名勇士中八名勇士的姓名和线索。笔者是一个对证据要求很苛刻的人，完整地听完了他寻找和证实的过程，暂时还没有挑出啥毛病来。
有一年，陪朋友到泸定，和老王一起喝酒。乘着酒兴，老王就聊起了一个段子。
2007年，泸定来了几位日本友人，友人们在泸定周围转了几圈，参观了飞夺泸定桥纪念馆，老王也作了陪。日本友人看完了啥也没说，就问了老王一个问题：
“飞夺泸定桥的事儿是真的还是假的？”
“那还能假得了？”老王眼皮一翻。
——老王是行家，一听这话，就晓得来者不善。
“有位来过贵县的英国作家写过一本书，说他采访过贵县河西街一位卖豆花的老太太叫李秀珍。据老太太说，当年红军过泸定时她就是目击者，她说她没见过泸定桥打仗，红军是排着队走过去的，这是真的还是假的？……”
老王嘿嘿一笑：“那还能假得了？”
“嗯——？”日本友人一脸诧异。
老王又嘿嘿一笑：“河西街的确有位姓李名秀珍的老太太，的确是卖豆花的！那年红军来时，老太太还是个小媳妇儿，她听说有大兵来了要打仗很害怕，跑回烹坝娘家躲起来了！仗打完了她老才回河西街，当然只能看到红军排着队过桥啦！”
“啊？”日本友人一脸诧异化作疑惑。
“老太太如今已然过世，各位如果不信，我可以带你们去见她的儿媳妇和后人。”
……
笔者问老王：“你还真是有心人，你真还去调查取证了？”
“哪里啊，泸定小地方，很背的！满世界炒得闹哄哄的事儿，这当间的人儿根本就不晓得也不关心。我连那外国人写的啥都没瞅过，哪能想着去调查呀！这事儿完全就是一个阴差阳错的巧合……”
老王满脸憨憨的笑容。
“嗯？”这回轮到笔者诧异了。
“事情的由来是这个样子的：有位开国将军，当年过泸定桥时，部队征集过河西街老百姓的门板。因为老百姓没人在家，他把几个铜板放在锅台上，用水瓢扣住，希望老百姓回来舀水喝时，一眼就能看见。几十年过去了，将军对这家老乡是否看到那几个铜板一直耿耿于怀，一直嘱咐子女，一定委托泸定的同志好好查查。我闲着在家没事儿，也掺和着去查，问了很多家老人，都说不记得有这事儿了。河西街的人问完了，也没问出个名堂！后来有位老太太主动找上门来，说她家原来是河西街的，前些年搬沙坝了，这几个铜板哩，当年是搁她家灶头的，她婆婆娘活着时，一直都在念叨这事儿……”
于是乎，她婆婆娘躲回娘家又回来乃至发现铜板的来龙去脉，捎带着就被唠叨出来了……
“这……这也太巧了吧？”
“是噻，要不然我啷个楞格有底气跟日本人夸口呢！——日本友人是2007年来的，我整清这个事情，是2006年！大连电视台凑巧在这儿，还整了个节目！”
——这事儿笔者寡闻了，有哪位朋友瞅过大连台的这个节目？
噢，老王故事中说到的这位开国将军，名叫黄思沛，当时是三军团的干部。
【注释】
[1]《蒋介石行营参谋团追堵红军长征报告书（1935年4月～6月）》，《国民党军追堵红军长征档案史料选编·四川部分》，第133页。
[2]《袁镛派兵一营前往挖角坝命令》《袁镛命各团向挖角坝出发令》，《国民党军追堵红军长征档案史料选编·四川部分》，第150～151页。
[3]《袁镛命进驻龙八步飞越岭令》，《国民党军追堵红军长征档案史料选编·四川部分》，第151页。
[4]《雅安二十七日专电》，胡羽高：《共匪西窜记（民国二十三年至二十四年）》，第469页，《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87辑》（沈云龙主编），台湾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1982年版。
[5]《袁镛转奉刘文辉关于根本任务在康泸特急电》，《国民党军追堵红军长征档案史料选编·四川部分》，第152～153页。
[6]《蒋介石行营参谋团追堵红军长征报告书（1935年4月～6月）》，《国民党军追堵红军长征档案史料选编·四川部分》，第136页。
[7]《川军二十四军川康边防步四旅急调李绍云团进驻雅安电》，《国民党军追堵红军长征档案史料选编·四川部分》，第160页。
[8]《朱德关于我军突破敌雅州、芦山、天全防线的部署（1935年6月5日2时30分）》，《红军长征·文献》，（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第369～370页，解放军出版社1995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