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船烽火浪滔滔”——红一团孤舟勇渡
剩下的问题最关键：突击队的组成——哪些人来操家伙抢渡口。
关于突击队是如何组成的，孙继先留下了一段动人的回忆文字：
强渡，决定在九点钟开始。七点半钟，全营就集合在岸边了。
作战斗动员的是肖华部长。他简单地讲了讲渡河的意义，然后提高了嗓子问：
“同志们，谁愿意坐第一船过去？……”
这句话刚出口，顿时乱了营。谁都要坐第一船。你争我抢，连伙夫也站起来要求了。我看见有些连长、指导员想让本连争得这个任务，又不好意思出面，就跟这个战士咬咬耳朵，推推那个同志的肩膀，鼓动着战士去“闹”。营部通信班的同志大概原以为这第一船稳是他们的了，现在首长向大家一号召，更是急得不得了，有的急得直扯我的衣服，倒像我能给他“人情”似的。同志们的嗓门一个比一个高，一片喊声，把大渡河水的响声都给压住了。
肖华部长大概也没料到会这样，一时也给弄得没了办法，只是扬着手笑着说：
“同志们，静一静……”
哪里静得下来。这时，聂政委插话了。他说：“算了，由你们营长下命令吧，叫谁去谁去！”
顿时，全营同志的眼睛都朝着我来了。
看着这情景，心里有说不出的激动：我们的战士多好呵！谁都知道执行这个任务有多么大的危险，但他们却都争抢着要去。
我请示杨团长：“二连长打仗勇敢，一排长也不差，还是叫二连去吧？”
杨团长点了点头说：“好！”
这一决定宣布以后，一、三连好不服气，又争了一阵，但二连的同志早已把船牢牢地护起来了。自然，在二连也少不了一场争抢，最后还是决定一排的一、二班为主，加上连长、排长和几个班长，组成了这支突击队。突击队员有连长熊尚林、排长曾会明、三班班长刘长发、副班长张克表，其余的我都记不清了。最使我难忘的，是二连的通信员。当渡河突击队要出发时，他突然哭着从队伍里冲到我面前，嚷着：“我要去，我一定要去！”我被他的求战情绪所感动，批准了他，他破涕为笑地站到突击队的行列里。可惜他的名字我也记不起来了（笔者注：经各种回忆文字互为补充印证后核实，他是一营二连通讯员陈万清）。但他们十七位英雄名字，却永远留在我军光荣的历史上。
突击队的人员决定了以后，他们立即兴高采烈地装备起来：每人一支驳壳枪，一挺花机关，一把马刀，还有六至八个手榴弹。在连长熊尚林带领下，一班的八个同志跨上了小船。[23]
这种场景，在当年的中国大地上，大概只有共产党的军队中才会出现。
多年后，西方有研究管理学的学者们从“经济人假设”出发，提出一个“集体行动困境”理论：所有参与集体行动的团队成员，都知道他们所参与的集体行动如果得以成功，整个团队乃至他们自己，都能获得相应的利益或好处。因此又产生了一种困境：团队成员每个个体都有搭便车享受集体行动成果的冲动，但这些个体有可能因为这种享受成果的“原始冲动”，而不愿意去为集体行动承担成本、支付代价乃至作出牺牲从而使集体行动难以持续。
这就是所有的集体行动都不可避免需要面对的困境。
而当年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这群战士成功地跨越了这种困境。这种成功不光对这支团队的成员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和激励，甚至也影响到了并非完全自觉自愿而且有可能是被动被迫地跟这支团队一起面对困境的人。比如参加这次冒险犯难“集体行动”的船工，他们可是没见过多少仗火的老百姓！昨黑里借着酒劲儿可以慷慨激昂，今天一大早酒劲儿过了一听见枪要响，那腿肚子就不由自主地开始哆嗦——多年后有船工离开官府“新闻通稿”私下里掰活八卦段子玄龙门阵时也承认：“当时的确后悔甚至想跑”，但周围都是举着武器情绪激昂的战士，一来想跑也不敢跑，想跑也跑不了（登船强渡的战士们保护船工的责任那是分摊到人了的——也包括仗一打响防止他们惊慌逃亡），二来看着自己也一样是五尺汉子，凭啥子人家就楞格拽[24]自己就楞格萎[25]？哥子我这回为啥子就不能也拽他一哈哩？……
这的确是一个奇观。这种跨越“集体行动困境”的缘由之一，就是这支队伍的指挥员都是为“集体行动承担成本、支付代价乃至作出牺牲”的带头人！或者换句话说，只有敢于也能够为“集体行动承担成本、支付代价乃至作出牺牲”的“带头人”，也才有资格成为这支队伍的指挥员。而这种带头为“集体行动承担成本、支付代价乃至作出牺牲”的行为，在这支队伍的指挥员中是被视作“天经地义理所当然”的！比如，孙继先当年在为军中媒体《战士报》上报英雄名单之时，就把自己排除在外；后来在回忆文字中骄傲地宣布“他们十七位英雄名字，却永远留在我军光荣的历史上”之际，也理所当然地没有把他自己计入，以至于“十八勇士”变成“十七勇士”的误会延续至今，而且还很不好更正——写史书、编史书的秀才们，认的是“白纸黑字”的“文献记载”。
在如今关于这次强渡战斗的回忆或史述文字中，一条船载十七勇士一次强渡成功之说已然成为定论。然而喜欢究根问底是笔者作为治史者的本能，觉得还是把相关信息弄得越明白整得越清爽越好。在经多方考据并在安顺场打量了那艘船的原样复制品后，笔者认为还是现场两位指挥员杨得志、孙继先的回忆文字最有原汁原味，也最为翔实可靠，合情合理：当年的那只船很小，除了八名船工，再载上九名突击队员和要携带的装具、武器和弹药，已无更多载人空间——这就是“十七人飞十七桨”[26]的由来。
况且，为了增强船渡成功的保险系数，一条船也不可能把人塞得太满。
当然严格来说，一船十七个英雄的说法也没错——船工也是英雄。在驾船摆渡送红军渡河的过程中曾发生过翻船事故，刘元清、宋明清、郑金安、姚贵友、石满意、王有论、陈一金、余正论、刘老七等九名船工牺牲，红军落水牺牲的也有二十多人。[27]
杨得志口述（张重天记录）《大渡河畔英雄多》首见于《红旗飘飘》第2辑（中国青年出版社1957年版），孙继先名为《强渡大渡河》的回忆文章首见于《星火燎原》第3辑（战士出版社1960年版），这是头两篇由战斗参与者、指挥者自己撰写的回忆文章。这两篇文章陈述的故事基本相同——都是突击队勇士们分两船先后强渡，而孙继先的文字则更为完整，细节更翔实。笔者不妨将孙继先《强渡大渡河》的原文照录在此，并根据其他相关史料作一些解析和印证：
……我走向刘、聂首长。首长们正站在河边的工事里，用望远镜望着对面，不时地低声商量着什么。刘总参谋长问过我准备工作进行的情况，又向对岸望了一眼，向着杨团长说：“开始！”
“战斗开始！”杨团长下达了命令。
“达达的……”清亮的冲锋号声响了。
“哒！哒哒！”轻重机枪一齐向敌人的工事射击了。
“轰！轰！”两发炮弹在敌人的碉堡上爆炸了。[28]
这两发炮弹是由红一军团炮兵营营长赵章成送到彼岸敌人工事的。据他回忆：这些工事不大，“容纳不下很多人，而且也不够坚固，但地势险要，居高临下，封锁着河面和渡口”，而他的“第一发炮弹就打在敌人的工事上，没有死伤的敌人拔腿就跑”。[29]
随即，突击队离岸出发：
二连连长一招手，系在岸上的绳索解开了，小船一颠一簸地向河心斜漂过去。
一时，同志们的目光一齐集中在这只在激浪中颠簸的小船上了。不知怎的，小船似乎走得特别慢，敌人的枪弹好像也特别密，在船的四周激起一团团的浪花。一会儿，浪花把整个小船遮住了，我们的心里顿时一阵发冷；一会儿浪头又把小船推出来，我们又高兴得欢呼起来。我们的心就这样随着小船的起伏跳动着。渐渐地，大家都忘掉了自己，陆续爬出了壕沟，站到岸上来。刘总参谋长、聂政委也挤到前面来了。号声突然停住了，肖华部长几步跑上去，从司号员手里夺下号来，甩了两甩，挺起胸膛吹起来。我知道，从首长到每个战斗员，这会儿大概都和我一样的心情：打吧，向我们打吧，只要不打中我们的船就行。
小船在破浪前进，驶过了中流，接近了崖下的死角，危险渐渐减少了。很快，小船便靠上了对岸。突击队的勇士们从船上跳下来。我紧张地望着他们，看看有多少伤亡。一个，两个……八个，九个，个个都生龙活虎般地扑上敌方渡口。“好！全活着！”我不由地惊叫起来。[30]
据老船工何玉轩回忆，敌人也开了炮：“两边的枪像火炮子一样打开了，看见那只船的周围被大炮打起来的水花子都有十几丈高”[31]，这当然有些夸张，韩营最多有一两门六〇小炮——一般老百姓没见过真正的“大炮”，看见什么炮都觉得是“大炮”。
当空船往回返的时候，勇士们已经冲上了台阶。敌人慌乱地把滚雷和手榴弹乱扔下来。顿时，勇士们的身影被一团浓烟和炸起的水花遮住了。我们的心又紧张起来：他们还在不在？打了一阵以后，大概敌人以为把我们的人都消灭了，滚雷停止了。这时候，硝烟里又出现了一群人影，迅速向敌人的碉堡冲去。后来我登上对岸发现，原来渡口很陡，台阶又高，正好成了战士们隐蔽的死角，敌人的滚雷、手榴弹从战士们身上滚过，然后在岸边爆炸，因此没有伤亡。
突击队快要接近碉堡时，二百多敌人跃出工事，开始反冲锋了。我正想以火力掩护，那边杨团长早已下了命令：“给我轰！”赵章成同志把仅有的两发炮弹打出去了。炮弹正好落在敌人堆里，敌人一乱，勇士们冲进碉堡，控制了主要工事，和敌人厮打起来。[32]
万幸，万幸！——多年后笔者也去桃子湾渡口看过：石阶已不复存在，但陡峭依旧——孙继先所言不虚。不过孙继先关于掩护炮火的回忆与直接操炮的赵章成的回忆有点出入，根据赵章成的回忆，当时炮连手中的炮弹还有31发。[33](https://www.daowen.com)
有一个细节笔者听安顺场的人们“八卦”过：第一船靠岸时有枚敌人扔来的手榴弹滚进了船舱，一船工没见过这场面吓得纵身就要跳水逃生，却被旁边的红军战士拦腰一把给死死抱住，另一位战士则身手敏捷地拾起手榴弹扔了出去——两位红军战士配合默契，就跟事先商量好了且演练过似的……
那天，红一团组织的掩护火力起了很大的作用。数十挺轻重机枪专门瞅着敌人结成团儿的地方下家伙，彼岸山坡半腰正对着安顺场渡口的那座碉堡，自始至终都被红军的机枪火力封锁得死死的，真正是如刘伯承所要求的那样：被“打得抬不起头”。赵章成回忆说：“特别是一营机枪排长李德才打得尤为出色，打得敌人死的死，伤的伤”[34]，惹得此岸红军将士一阵接一阵地欢呼：
“土佬，打得好！土佬，打得好！再来一个，再来一个！”
“土佬”是李德才的绰号，他把着一挺重机枪就像握着一支玩具水枪那么自如。
后来红一军团政治部的《战士报》这样表扬他们：“南岸猛烈火力掩护。‘牲’部（注：红一团代号）机枪连三个特等射手，一营机枪排一个特等射手，以及炮兵连的炮手表现了他们百发百中的准确，机关枪打得敌人不敢抬头”。[35]
笔杆子们的这话可是一点没掺假水——袍哥们的确是趴在地上不敢抬头。
船在彼岸拉纤拖至上游后放回，孙继先率第二批突击队员登船。
这一次，他们带上轻、重机枪等重火器：
船又靠岸了。我带着二班和两挺轻机枪、一挺重机枪共八个战士跳进船里。小船在徐徐前进，可是心里却比在岸上时还要焦急，觉得船比在岸上看来还要慢。我紧握驳壳枪坐在船头上，向前面看着，连连催促船夫：“快点，快点划！”战斗还在渡口上面的小围子里激烈地进行，我们的人数和一营敌人相比实在太单薄了。回头看看南岸，同志们还都暴露在河岸上，扬着手，呼着口号；再看看船上的同志们，每个人都脸色铁青，直盯盯地望着对岸。尽管敌人的子弹在船旁的水里激起“刷刷”的声响，但谁也不在乎。[36]
然而正如俗话所言：欲速则不达。第二批突击队的这一船，比上一船，更费周折：
船刚过中流，忽然听见背后谁“哎哟”一声，扭头一看，一个战士正用手捂着右胳膊，接着，船底一股水像小喷泉似的直射出来，船被打穿了。
“快堵住，快堵住！”班长在喊，大家七手八脚地忙着把洞堵起来。
一个船夫直瞧着负伤战士的胳膊发呆。“快划呀！”我这一喊，他才又划起来。可是因为把握不稳，船被浪一打，往下一斜，直往礁石上撞过去。幸亏船夫眼灵手快，用力一扳桨，拼命抵住了礁石，船滑过一边。船夫的手也被擦破了。船在礁石边上摇摆着，眼看急流要把船冲到礁石下游去；如果被冲下去，再被礁石那边过来的水流一夹，船就会翻掉。在这紧急关头，船夫吃力地把住船，拼命地喊：“下来，快下来，把船推过去！”我们只好都下船跳到礁石上，有几个同志还站在水里，用水推，用肩抵，使船绕过礁石，才重又上船。当我们到达对岸时，已经在渡口下面二百多公尺的地方了。因为是陡壁，没法上岸，又只好再把船拖上去，弄了整整一个钟头，才到了渡口。[37]
船工帅士高回忆：“本来我们是想把船靠在对岸尖石包，好躲过敌人的火力，但是水急，船靠不拢，刚一进去就被挤了出来冲下去，船边边被礁石擦了一下，咔的一声，都担心船烂，经检查船还未烂。船已打到桃子湾。”[38]
这个时候，彼岸的战斗正趋于白热化——第二批突击队员来得正好。
渡口上的战斗更紧张了，我们第一批战士据守住碉堡，敌人正进行着一次反击。我们上去的正是时候。我一招手，八九颗手榴弹一起甩了出去，敌人两个班被打垮了。我和熊尚林同志带的九个同志会合了。查查人数，我们十八个人，除了一两个负重伤的，一个也不少。我向熊尚林喊了声：“赶快往前打！”十几支自动火器一压，守敌完全垮了，一路退到北面的山上，一路沿河逃走了。[39]
强渡成功！
刘、聂首长，两岸壮士，一齐发出欢呼。
这场战斗的持续时间大约是三个小时。
孙继先充分地享受且抒发了胜利者的豪迈：
渡口完全被我们占领了。我俯在小围墙上，向对岸望去，第三船已经平稳地驶过了中流，正向岸边疾进。船上的重机枪在正午的阳光下闪闪发光，坐在船头上的正是杨得志团长。岸上，还继续传来震天动地的喊声。我把驳壳枪往皮带上一插，深深地吸了一口气。让蒋介石继续作他消灭红军的迷梦吧！我们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永远不会作石达开第二！我们胜利了！[40]
的确也是如此。
石达开的阴影，至少在安顺场，被朱毛红军的“十八勇士”一把抹去了。
十八勇士留下了英名：
红一团一营营长孙继先；
红一团二连连长熊尚林；
红一团二连二排排长罗会明；
红一团二连三班班长刘长发、副班长张克表，战士张桂成、肖汉尧、王华亭、廖洪山、赖发秋、曾先吉；
红一团二连四班班长郭世苍、副班长张成球，战士肖桂兰、朱祥云、谢良明、丁流民；
红一团二连通讯员陈万清。[41]
很多年后，安顺场老乡与来这里看旧战场的人们津津乐道这场战事，还在咋舌：
“啧，啧，红军是飞过河去的？”
石达开，毛泽东。
紫打地，安顺场。
翼王悲剧地，红军胜利场！
这一天蒋介石的部署是：
“自乾（刘文辉）集中康定、泸州（定）”，“薛（岳）交番前进”。
他对“匪之动向”的判断则是：“匪将入青康窜新疆、宁夏”。[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