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子》与“春秋无义战”

《孙子》出现于我国春秋后期。《春秋》是孔子为鲁国编订的列国编年史。从公元前722年至前481年，共242年。有过140多国，发生战争483次，相关的谈判、会盟等政治事件450次。（转引自《孙子兵法十日谈》第70页）史家把周平王东迁以后这段历史称作“春秋”时代。春秋是我国封建制度从全盛到崩溃，大动荡、大改组、大战乱的年代。《孙子》一书聚焦于这个时代的乱局，反映了人民反对战乱的要求和治乱的经验教训。

周武王灭商后，建国就是建立封建制度。周王把大片土地分封给亲属重臣们，让他们做诸侯来护卫王室。原来的小国归附，也视同诸侯。诸侯再把土地分给世家做大夫，让他们执政。大夫再分权给家臣，让这些士担任治理国家的官员。这样就构成“周王——诸侯——大夫——士”多重宝塔式的贵族集团，所以说：“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诗经·小雅·北山》）贵族之下是庶民，包括附属于官府的工、商以及自由农。最底层是奴隶。奴隶没有人身自由，世代替贵族种地、服劳役、当兵打仗。这个支撑着王朝的等级制度，随着西周灭亡，趋于崩溃。王纲废弛，诸侯独立，争夺兼并，战火连绵。孟子称“春秋无义战。彼善于此，则有之矣。征者，上伐下也，敌国不相征也”（《孟子·尽心下》）。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两点：

一是生产力发展，私有制兴起。经济基础冲击上层建筑，使上层建筑起变化。春秋时代已是成熟的农耕生产，工具不再只是木、石工具，而是大量使用青铜、铁器。铜铁工具耕种比古代的耦耕先进，生产有了飞速发展。耦耕，指两人合力踩踏木或石器农具翻土，不能深入土层，只能广种而薄收。与后来的铁器锄头或牛耕相比，生产效率相差百倍以上。据《论语》，孔子在汉北迷路时，叫子路去“问津”，就看见“长沮、桀溺耦而耕”。子路掉队时遇见“荷蓧丈人”，他就是“植其杖而芸”。这是春秋晚期偏远地区还留存木器农具和耦耕的明证。而在中原地区，铜铁工具普及，农业和手工业生产发展，推动商业流通繁荣，都市出现“金玉其车，文错其服，能行诸侯之贿”的富商大贾。如孔子的学生子贡，就是经营珠宝发财的商人。后来范蠡弃官转到定陶经商，改名“陶朱公”，不久就能“三致千金”。财富聚敛，冲击贵族分化，动摇农奴制，土地私有制勃兴。下层农民也起来占有土地，贵族更是乘机动武兼并土地。鲁宣公十五年（公元前594年）发布“初税亩”，就是按田亩面积来征税的。这证明官府不得不正式承认土地私有制。

二是贵族内部矛盾。宝塔式的等级结构包含着重重矛盾，一旦顶层控制削弱，所谓“礼崩乐坏”，诸侯闹独立，矛盾激化对抗，就天下大乱。司马迁评说：“《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察其所以，皆失其本已。”（《史记·太史公自序》）早在春秋初期，诸侯就开始争夺王室的权力。郑是小国，郑庄公执政四十四年（公元前744—前701年）。他在平定弟弟共叔段的内乱后，常借王朝卿大夫的身份，“挟天子以令诸侯”，讨伐邻国卫等诸侯。周桓王想限制他，削夺他的领地，他就对抗，不上朝了。周王纠集虢、蔡、卫、陈等国兵力讨伐郑（公元前707年），结果王师大败，周王被射伤肩。王室威风扫地，沦为一般诸侯。在诸侯国内，也多是大夫当政，任意驱赶国君，以致家臣越权把持国政。如鲁国就是大夫季氏专政。鲁昭公想夺回权力，结果反被驱赶出国（公元前517年）。后来家臣阳虎专权，囚禁执政的季桓子。季氏三家联合，才把他打败出逃。家臣公山不狃又据费城造反。孔子感叹：“禄之去公室，五世矣。政逮于大夫，四世矣。”“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自诸侯出，盖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执国命，三世希不失矣。天下有道则政不在大夫。”（《论语·季氏》）贵族分化，有的没落为庶民，有的穷奢极欲，扩大野心，于是经常爆发兼并战争。例如宋殇公在位十年（公元前719—前710年）就打了十一次仗，最后自己送了命。直到齐桓公出来维持秩序，情况才有所好转。

齐桓公执政四十三年（公元前685—前643年），依靠管仲内政、外交一系列有力措施，齐国迅速强大起来，能够号令诸侯，史称“春秋五霸”之首。他打出“尊王攘夷”的旗号，召集诸侯结盟，不用兵车解决相互的利益纠纷；联合诸侯一起抵御戎狄异族侵扰，保卫了华夏的疆土和文化。对此，孔子评价很高，说：“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论语·宪问》）管仲，姓管，名夷吾，春秋一代名相。他曾辅佐公子纠争夺君位，开战时射中公子小白（即齐桓公）袍带钩，因鲍叔牙力荐，齐桓公不计前嫌，予以重用。管仲早年经商，深知物资流通的重大作用，利用齐国滨海富有鱼盐之利，大力通商积财；又按地差征税，制定“轻重九府”的钱币政策，稳定物价；设三官制，划分都鄙，集权中央；寓兵于民，编为队伍，农闲操练，规定献兵器可以赎罪，一束箭可代替诉讼费；等等。管仲主张从实际出发，卑之，无甚高论，“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管子·牧民篇》）。行之数年，齐则国富兵强，不动兵车，用结盟的政治外交手段就可调解纷争。避免战争的破坏和杀戮，是久经战乱的民众的愿望，是造福民众的仁德。这种实践经验，被孙子总结为“故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故善用兵者，屈人之兵而非战也，拔人之城而非攻也，毁人之国而非久也。必以全争于天下，故兵不顿而利可全，此谋攻之法也”（《谋攻篇第三》）。

齐桓公死后，晋文公继为霸主（公元前636—前628年）。南方的楚国崛起。楚虽为蛮族，但文化水平不低，早就称王，向中原地区争霸。晋文公联合晋、宋、齐、秦四国兵力，与楚成王在城濮（今山东省菏泽市鄄城县西南）打了一大仗（公元前632年），大败楚军。抑制南夷、北狄，退出中原，保卫华夏文化延续。这是晋文公“攘夷”的大功绩。此后，晋、楚争霸，形成两大阵营。中小诸侯夹在中间就得站队，而归附一方，必遭另一方的讨伐。如公元前630年，晋文公联合秦穆公围攻郑国，理由就是郑国“无礼于晋，且贰于楚”（《左传·僖公三十年》）。说郑文公当年对逃难路过郑国的公子重耳接待礼节不够，又一度投靠楚国，所以惩罚他。郑文公危难之际，恳求被冷落的老臣烛之武出来退敌。烛之武连夜缒城来到秦营求见秦穆公，对他剖析利害说：“秦晋围郑，郑知道快亡国了。但郑亡只是肥了邻国晋。邻国厚，就是您的薄啊！如果留下郑作为东道主，接待你们过来的客人，对您没有害处吧？再说秦给过晋许多恩赐，晋答应割地报答，但过了河就不认账了，这您是知道的。晋哪有满足的时候？现在灭郑扩大它东边的疆域，接着就是扩大西边的疆域了。不损害秦国，还到哪里去取？损秦而利晋，您要好好考虑呀。”秦穆公一听，对呀！立即与郑结盟，留下三名将领，帮助郑国守城，自己撤兵回去了。晋国当然很生气，有的主张狙击，晋文公想想还是算了。的确是秦国派兵送自己回国的，失掉同盟国也不够理智，于是也撤兵回去。郑国这次解围，是靠烛之武的勇敢和机智。他的策略就是分化瓦解敌人。秦晋世代联姻，但要争霸，就有利益矛盾。烛之武妙在不谈郑，而专谈秦晋的利害。从战争的两面性，剖析秦国的得失，十分透彻，不由得秦穆公不接受。这就是利用矛盾，揭露利害，分化敌方同盟的范例。《孙子》论述敌则能分之，“智者之虑，必杂于利害”“屈诸侯者以害，役诸侯者以业，趋诸侯者以利”（《九变篇第八》）等，可以相互印证。(https://www.daowen.com)

秦穆公称霸西方，又急于向东发展。他趁晋文公、郑文公去世，利用当年留在郑国的三将领做内应，冒险远征偷袭郑国。老臣蹇叔劝告不听，甚至送行哭师，都阻止不了。公元前627年，孟明率兵三百多乘，秘密来到滑国（今河南省偃师市西南），郑国商人弦高正运货到东周洛阳做买卖。弦高察觉这支军队的动向，一面急忙报告祖国，一面自己冒充郑国使者，到秦营劳军。郑穆公得信，立即查看原来帮助守城的秦国将领，果然磨刀喂马，准备接应攻城了。郑国人气极就把他们赶走了。这边，弦高设法拖住秦军，使祖国赢得备战时间。按当时先轻后重的外交礼节，弦高先送上四张熟牛皮作为先礼，随后把全部货物十二头活牛，拿去犒劳秦军。他学着外交辞令，暗示秦军统帅孟明说：“寡君知道诸位将士远道而来，十分辛苦，特派我前来慰劳。我国虽不富裕，但你们住一天，就供应一天饮食，负责提供一夜的保卫工作。”孟明一听，果然不出蹇叔所料：“劳师袭远，郑必知之。”只好感叹一声：“郑有备矣，不可冀也。攻之不克，围之不继，吾其还也。”可是贼偷不成，没有空手回去的，他就顺便灭了虢国才撤兵。弦高犒师救国的故事，传为千古佳话。弦高不仅爱国、机智、勇敢，还会运用诡道以误敌，挽救了祖国。秦背信弃义，玩偷袭诈术，只有“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秦军回去，经过崤山（今河南省洛宁县北秦岭东支脉。此指东崤山的南北二陵间）遭晋军伏击，全军覆没。孟明等三个将领做了俘虏。秦军本想利用晋国国丧忌讳用兵的机会，敢闯崤山险道，不料晋国人不信这个邪。晋主帅原轸说：“秦以贪勤民，天奉我也。”“秦不哀吾丧，而伐吾同姓，秦则无礼……一日纵敌，数世之患也。”他们把白孝服染成黑色，上阵作战。后来也穿黑服为晋文公下葬，晋国就实行黑色丧服。秦军失败的原因，一是“以贪勤民”，趁人国丧，失道寡助，二是骄兵无谋，三是运用诡道失误。老臣蹇叔料定：“劳师以袭远，非所闻也……且行千里，其谁不知？”明知崤山南北二陵，山高路窄，下临深涧，是伏击的险地，他们却错误估计晋人会因国丧忌讳出兵，因而自找死路。真是聪明反被聪明误。《孙子》论述：“故军争为利，军争为危……卷甲而趋，日夜不处，倍道兼行，百里而争利，则擒三将军。”（《军争篇第七》）“夫地形者，兵之助也。料敌制胜，计险阨远近，上将之道也。知此而用战者，必胜。不知此而用战者，必败。”（《地形篇第十》）

晋与楚两强争霸，其他中小诸侯就如郑国那样，常被指责“二心”而遭受打击，长达七十年，不仅民众不堪忍受战乱之苦，就是霸主也因内忧外患而筋疲力尽。晋国世族内斗不息，郄氏、栾氏先被灭，范、智、中行、韩、赵、魏，即六卿相互倾轧，最后韩、赵、魏胜出，三家分晋，进入战国七雄。楚国因对付东方崛起的吴国，也无力向北扩张。但晋楚和解艰难。第一次和约，只维持了三年。隔了三十三年，第二次“诸侯弭兵”成功。十几国订立停战协议，由晋国执政赵武（戏剧里的赵氏孤儿）提议，宋国执政向戌操办，于鲁襄公二十七年（公元前546年）七月辛巳，晋、楚、齐、秦及其从国代表，聚集宋国蒙门歃血结盟，宣告各国停战。规定晋楚原来的盟国，如从楚的陈、蔡、许，从晋的鲁、宋、卫、郑、曹、邾、莒、滕、薛等，必须同时向对方霸主朝贡。这样虽然休战，但中小国要向两个霸主纳贡，负担比以前是加倍了。春秋后期战火延烧到东南，吴楚争霸，吴越互灭，连续上演着“楚狂浩歌已而”、孔子师生“在陈绝粮”一类悲剧。

纵观春秋历史，战火连绵是它的特色。战争给社会造成巨大破坏，生灵涂炭，人口锐减，文物被毁灭，但战争也给前进扫清障碍，激发许多创新。例如封建制的崩溃，小国兼并成大国，楚、晋、秦、齐、吴等国开始创立郡县制，一百多个诸侯割据，终于走向多民族统一的大帝国。战争摧毁旧的农奴制度，发展土地私有制，促进铁器生产和通商积财的经济繁荣。战争使文化下移，催发人才竞争，学士、武士、策士大批登上政治舞台。救治乱局的主张，百家争鸣；左右国政的能人策士，翻云覆雨。思想解放，言论自由。孔子则集其大成，建立哲学系统，办学收徒，造就士大夫阶层。战争在春秋时代，因时间长，范围广，彻底暴露其本质规律和复杂面貌，为《孙子》的总结提炼，提供了丰富的事实依据。可以说“春秋无义战”造就了《孙子》。

孙子与孔子是同时代人。据《新唐书·宰相世系表》所载，孙子先祖是陈国贵族，因政变逃亡齐国，以国为姓，称陈完。齐桓公任陈完为工正，食采邑于田，所以又称田氏。田完五世孙田书，齐景公时为大夫，伐莒有功，赐姓孙，食采邑于乐安（今山东省惠民县）。田书生子凭，凭子即孙武。据《史记·司马穰苴列传》所载，齐景公时，晋、燕侵夺齐国的阿、甄、河上。齐师败绩，景公患之。晏婴乃荐田穰苴曰：“穰苴虽田氏庶孽，然其人文能附众，武能威敌，愿君试之。”景公召穰苴，与语兵事，大悦之，任他为将，领兵抵御燕晋之师。穰苴说，自己出身卑贱，人微权轻，不足威众，要求派宠臣监军才可。景公就命庄贾为监军。穰苴与庄贾约定第二日中午到军门会合。到期穰苴已先至约束部队，而庄贾骄贵，亲戚留饮，直到傍晚才来。穰苴责问他，为何误期？将受命之日即忘其家，今敌人内侵，百姓命危，你还有心思留饮？按律当斩。庄贾急向景公求救。穰苴不等回信，就斩了庄贾，三军将士大受震惊。随后景公使者拿着赦免令，直冲军营。穰苴说：“将在军，君命有所不受。”问执法官：“驰三军该当何罪？”“当斩！”穰苴说：“君之使不可杀之。”改斩其仆、车之左驸、马之左骖示众。于是乘胜进兵，军威大振。晋师闻之，为罢去。燕军闻之，渡水而解。齐军全线追击，失地全部收复。这个情节与孙武吴宫演练，执法斩吴王爱姬何其相似！穰苴回国，被尊为大司马。后因大夫鲍氏、高氏、国氏进谗，齐景公退穰苴，穰苴发疾而死。齐景公十六年（公元前532年），齐国爆发四姓之乱。田氏联合鲍氏打败执政的栾氏、高昭子。孙武可能为了避祸，就来到吴国。后来田氏族执政，田常（谥号成子）竟然杀了齐简公，另立齐平公（公元前481年）。孔子要求鲁国出兵讨伐，却被季氏压下。田氏以大斗出贷，小斗收租，笼络人心，终于取代初封的姜姓，成为齐国诸侯，进入战国七雄。据上述材料来看，孙子家族世代经历兼并战争，有丰富的兵学感受。加上自己在吴王阖庐朝二十年对楚、越的实战经历，所以得以从哲学高度来认识战争，寻求破除无序战争的出路，引导战争促进社会进步。战争乱局产生了《孙子》，而《孙子》的总结提炼，开创了兵学研究。之后出现《吴子》《六韬》《三略》《司马法》《尉缭子》《李卫公问对》《孙膑兵法》《三十六计》等一系列兵法专著。《孙子》对形成战争理性认识的社会舆论，破解战争乱局，促进社会进步，功莫大焉。

战国时期的铁制生产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