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省理工学院的“一等星”

麻省理工学院的“一等星”

（1946年9月至1949年6月）

1946年9月，钱学森到麻省理工学院任职时正值战后学校的扩张时期。《蚕丝》中描述道：战争的结束让学生们重新又填满了麻省理工学院的走廊和教室。1946年，麻省理工学院的在校人数达到历史最高水平。政府研究经费大量涌入，使得教授们不仅能够招收研究生和研究助理团队，还可以招募前来开展博士后研究的工程师。战后学院的急速扩张又以航空工程系表现得最为显著。钱学森当年在这里就读时的许多讲师或教授都还在系里，又增加了一些教职工。战前该系每年招生人数约为150人，而到了1946—1947学年度，一下跃升到了425人。航空是20世纪40年代的热门专业，其魅力正如1960年代的太空计划一样。而声名远扬的钱学森的到来，更使许多学生对航空工程系心生向往。“当我们知道钱学森要来的时候，大家都相当兴奋，因为他可是一颗冉冉上升的学术明星。他被视为麻省理工学院的重要生力军、一个现象级的杰出人物。”麻省理工学院校友鲍勃·萨默斯（Bob Summers）回忆道。

十年前，钱学森还是那个不受美国公司欢迎的中国留学生。而十年后的他已成为备受追捧的学术明星。

●麻省理工学院的学术明星

1947年1月，钱学森入职未满半年，汉萨克便找到工程学院院长、著名化学工程师舍伍德（Thomas Kilgore Sherwood）商讨晋升钱学森为正教授事宜。一份关于二人谈话的备忘录上记载：“汉萨克认为，钱学森在其工作领域作出的杰出成就，应当将提升其为正教授的事宜提到议事日程上。就钱学森在超声速空气动力学研究的最新一系列贡献，以及他新近提出能使马赫数达到1.0或更高的超声速飞行器的研究计划，汉萨克表示我们有一颗一等星。”汉萨克对于钱学森的赏识跃然纸上。

1947年2月21日，冯·卡门应汉萨克要求为钱学森转为终身教授写一封推荐信，他写道：“在应用数学和数学物理解决空气动力学和结构弹性问题方面，钱学森博士无疑是一位领军人物……我相信他已经具备担任正教授所需的成熟素质。我认为他是一个好老师，并具备组织能力。他的诚实与对待科学和所在科研机构的真诚奉献是一笔巨大的财富，我相信你会认同的。”

据1947年3月7日麻省理工学院校报《技术》（The Tech）报道，当日麻省理工学院校长卡尔·泰勒·康普顿（KarL Taylor Compton）宣布钱学森等12名副教授晋升为麻省理工学院正教授。年仅35岁的钱学森成为麻省理工学院第一位中国籍教授，也是最年轻的正教授和在副教授职位上任期（13个月）最短的一位。

在麻省理工学院任职的三年中，钱学森忙碌于院系事务、与军方的各类合作项目及学术团体的交流。

在院系事务方面，钱学森的任务非常繁重，主要承担两项海军合同项目与其他教学科研工作。

1946年10月，因为要参与两项机密的海军项目，初到麻省理工学院的钱学森申请了保密许可证。两个项目其一名为“流星”，是海军军械局与麻省理工学院签署的合同项目，内容是建造一枚配备固体火箭发动机的吸气式导弹。另一个项目则属于海军武器局，要在麻省理工学院建造一座超声速风洞。1947年3月至5月，钱学森等联名向麻省理工学院航空工程系提交《关于在麻省理工学院建造试验性高超声速风洞的建议和研究报告》，建议在麻省理工学院建造一个中等规模的高超声速风洞，以便利用这个风洞开展实验研究，解决在设计大型高超声速风洞时遇到的难题。

1947年春季学期，钱学森在麻省理工学院开设了他的第一门课，一门面向30多名航空学研究生的关于可压缩流体的基础课程。1948年前几个月，钱学森的教学任务很重，除了两门空气动力学课程外，还开设了最前沿的火箭工程学课程。1948年，身兼三门课程教学任务的钱学森，还与林家翘一同主持关于结构和稳定性理论的航空学研讨班，同时还负责院系的团体合作研究项目“确定高速飞行中会遇到的高温和压力条件”。

在学院工作以外，钱学森还兼任几项美国军方科学顾问的工作。

首先，如前所述，他是空军科学顾问委员会飞行器和推进小组成员，与其他科学家一起向美国空军最高指挥官通报最新的科学进展。在1948年3月的科学顾问委员会大会后，专业组由起初的5个改组为6个。钱学森与西尔斯（William R. Sears）、霍夫（Nicholas J. Hoff）、帕金斯（Courtland D.Perkins）及瓦登道夫（Frank L. Wattendorf）5人为飞行器燃料和推进组成员。该专业组同意为XS—1研究飞机[27]的未来使用拟定一个建议方案。与科学顾问委员会的创始人冯·卡门一道，钱学森经常出差，到全美各地的军事基地考察。

“1948年祖国形势已有转变”，钱学森后来回忆道，“感到再在空军科学咨询团[28]干下去不是味儿，于是要求退出，但直到1949年才实现”。1949年5月16日，钱学森将《迈向新高度》部分章节资料归还给空军司令部。6月3日，钱学森致函美国空军科学顾问委员会秘书说，冯·卡门告知他从顾问委员会辞职一事会在年末得到许可，他将退还从委员会收到的所有内部、秘密和绝密资料。

其次，钱学森当时还兼任美国海军炮火研究所的顾问（该职位或与前述钱学森参与的海军项目相关），至1949年秋季离开麻省理工学院时辞去这一职务。

再者，档案显示钱学森也参与了二战结束后成立的美国原子能委员会的“曼哈顿计划”。在1946年，他申请了最高级别的保密许可证，以参与陆军航空兵的项目以及“曼哈顿计划”的原子能相关工作。在美国国家档案馆的钱学森调查记录库卷宗里，有一份1946年10月17日的人事安全调查问卷，其中提及钱学森参与了“曼哈顿计划”。

与此同时，钱学森依然担任美国航空喷气公司顾问。1948年1月11日，钱学森以顾问身份向该公司副总裁丹·A·金贝尔（Dan A. Kimball）提交了一份题为《关于远程火箭导弹的优化轨道的备忘录》的研究报告。

1949年5月12日，钱学森当选为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美国艺术与科学院成立于1780年，是美国历史最悠久和地位最高的荣誉学术团体之一，也是进行独立政策研究的学术中心，每年进行院士增选。钱学森的当选或许缘于他广泛的艺术兴趣。他回忆道：“我的老师冯·卡门听说我懂得绘画、音乐、摄影这些方面的学问，还被美国艺术和科学学会吸收为会员，他很高兴，说你有这些才华很重要，这方面你比我强。”

●1947年回国之行

在麻省理工学院任职期间，钱学森终于有机会回国探望已别12年的父亲。在1947年7月初至9月末的回国行程中，钱学森主要做了四件事：探亲访友、在名校讲学、拒绝交大校长一职、与蒋英结婚。

1947年夏天，钱学森回国探亲期间在浙江大学、交通大学和清华大学做了关于工程科学的讲演。

1947年7月28日上午7点，钱学森来到浙大工学院61号教室，主讲“工程科学与工程”演讲持续两小时。竺可桢、郑晓沧、岳毅劼、范绪箕、潘渊、丁绪宝等四十余名师生前往听讲。竺可桢在日记中记下了报告的主要内容：“述工程科学之进展必赖基本科学，古代应用科学与纯粹科学之合一，十九世纪渐趋于分离，近则以发达过甚又趋于互相联系之状况。次述科学能解决若干问题，可于理论决定，不需实验已能证明。一般人说理论与实验为二事之不合理，因理论不正确也。次述理论对将来工程科学之发展，如Jet Propeller（喷气推进器）、Fuel Problem（燃料问题）等。最后述工程师之教育准备。”

1947年8月，钱学森在交通大学的工程馆演讲“怎样研究工程科学和研究些什么”，就工程科学的内涵和特点、研究内容和方法、当前的研究领域以及对中国发展的重要性等问题进行了详尽的阐述。钱学森的演讲被交大机械工程系应届毕业生陈国祥记录下来，登载在当年12月5日出版的工程月刊《工程界》（第2卷第12期）上。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航天事业奠基人之一庄逢甘其时在交大航空系任助教。他回忆说：“我头一次见钱老，是1947年8月，在我出国去加州理工学院之前，听钱老做工程科学的报告。之后，我对工程科学的兴趣越发浓厚。20世纪上半叶，工程科学里很多都是借鉴经验判断，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而钱老着重发展技术科学。”

钱学森希望通过工程科学的研究，缩短基础科学研究成果转化为工程技术的周期。工程科学的研究在历史上可以溯源到20世纪初德国哥廷根大学的伟大数学家克莱因，他所开创和领导的学派产生了像普朗特、冯·卡门和铁木辛柯（S. Timoshenko）等杰出的工程科学家。20世纪20—30年代，铁木辛柯和冯·卡门相继移居美国，把这一学派的传统风格带到美国，并通过他们的学生广泛传播到美国的著名大学和科研机构。到了1940年代，美国著名的理工院校已经充分认识到“理工合一”教育原则的必要性并付诸实施。钱学森的工程科学思想既是对德国哥廷根应用力学学派思想的继承和发展，也来源于他本人的科学研究与教学实践。他认为，工程科学的历史使命是富国强民，对一个现代化的工业国家来说，能否及时地抓住这一发展潮流，大力发展工程科学，是能否在工业、经济乃至军事领域中占据世界制高点的关键。钱学森在三所高校的演讲意在引起国内科技教育界对工程科学的重视。

次年，钱学森基于这几次讲演内容发表《工程和工程科学》一文，指出：“工业是国家实力和福利的基础，技术与科学的研究就是国家富强的关键；工程科学家对工程发展的贡献，简单地说，就在于努力做到人力和财力的节省；工程科学最重要的本质——将基础科学中的真理转化为人类福利的实际方法的技能，实际上超越了现在工业的范畴；正如哈罗德·克莱顿·尤里（Harold C.Urey）教授所说：‘我们希望从人们生活中消灭苦役、不安和贫困，带给他们喜悦、悠闲和美丽。’”

钱学森在1955年回国以后继续提倡发展工程科学，并且积极展开培养工程科学家的工作。在回国的第二个月里，他就受命创建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当时建所的学科模式不只限于力学，还包括了自动控制、工程经济、物理力学等，实际上是按照工程科学的框架来建所的。1956年起，钱学森和钱伟长一起创办了三期力学研究班；1958年，钱学森和郭沫若、严济慈、华罗庚等一起组建了中国科技大学，开始大批培养工程科学家的工作。1957年，钱学森在《科学通报》上发表了题为“论技术科学”的论文，按国内的习惯将“工程科学”改称为“技术科学”。论文进一步全面地论述了技术科学的范围、方法论以及培养学生和组织等各个方面。1970年代，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迁往长沙，组建国防科技大学（初期称长沙工学院）。时任国防科委副主任的钱学森又将“理工结合”的教育思想贯彻于该校的建校方针之中，再次强调在工科院校中要加强基础理论的教育，使培养出来的学生能适应现代科技的飞速发展。1980年代末，钱学森根据他一生从事科学研究和科学管理的切身感受，提出培养“科技帅才”的观点。他认为，为了建设“四个现代化”，在科技队伍的顶层需要有科技帅才。他们不仅要有雄厚的自然科学理论知识、丰富的工程实践经验，而且要有社会科学和哲学的修养，要文理工相结合。

从钱学森1947年提倡工程科学至今的历史实践已充分证明，一个国家国力的强大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与技术科学的发达程度之间息息相关。可见，当时钱学森倡导发展工程科学或技术科学思想之先进性及重要性，至今依然具有启发意义。

在回国探亲期间，钱学森还为母校交通大学提供了购买风洞设备的参考材料。

1947年，交通大学申请到一笔一万四千多美元的经费，用以向美国订购风洞设备。时任航空系主任的曹鹤荪立刻给老同学钱学森写信，请他代为母校考察风洞。

钱学森在加州理工学院和麻省理工学院都积累了风洞设计建设的实践经验。1947年8月14日，正在国内的钱学森致函曹鹤荪并附上相关资料、图纸，其信中说：“前论美国风洞公司出品，兹将其说明单寄上，请查阅。弟星期日赴平，返沪后当再来访。”可见钱学森对于母校建设的关怀和用心。

1947年8月17日钱学森赴北京清华大学。在北京期间，他专程看望了在清华大学任教的钱伟长。钱伟长与钱学森都是冯·卡门的学生，1946年钱伟长接受清华大学聘任回国任教。

钱伟长回忆当时的境况及钱学森来访一事时说道：

这几年中，教学工作奇重，政治活动频繁，生活靠工资，物价一日数涨，入不敷出，1947年夏起，有一部分工资以小米抵现款后，还能勉强保证了主食，但冬季长女开来出生，母奶不足，要订牛奶，买奶粉哺育，就一无办法，只好向单身同事、老同学如彭桓武、黄敦、何水清等告贷度日。1947年8月，钱学森自美返国探亲，看到我的困境，告诉我美国加州理工大学喷射推进研究所工作开展较快，亟愿我回该所复职工作，携带全家去定居并给予优越待遇，这样也可以解脱我的经济困境。我于是到美国领事馆申办手续。但在填写申请表时，在最后一行有“若中美交战时，你是否忠于美国？”我明确填写了“NO”，拒绝去美了事。[29]

当时钱学森看到的不仅是钱伟长的生活困境，更感受到了国民党政府统治的腐败，他曾在入党自传中表示自己不愿与蒋介石集团同流合污。而从钱学森的建议中也能看到他一直保有对朋友的善意。

1947年7月，交通大学正经历校长更换风波。此时回国的钱学森进入了教育部部长朱家骅的视野。8月28日《申报》便以“交大校长人选、教部内定钱学森”为题报道称：“据可靠方面获悉：国立交通大学新校长人选，教部内定交大校友钱学森继任。钱氏原任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教授有年，新近由美返国，现留居北平，朱部长前在平时，曾请北大校长胡适出面商于钱氏，钱氏以校务责任綦重，尚在谦辞中。”

8月29日，朱家骅通过叶企孙致电钱学森，望其出任交大校长。叶企孙时任清华大学理学院院长，也是钱学森当年考取清华公费生时的招考教师。8月17日，钱学森赴北京后便住在叶企孙家中。叶企孙在8月29日的日记写道：“晚接骝先（朱家骅）部长致钱学森电，请彼担任交大校长。”对此，钱学森表示：“目前国内局势战乱不止，各级政府又腐败无能，在这种形势下，我不能回来为国民党装点门面。”叶企孙于是建议：“你要不愿意，那么就赶快走，晚了恐怕就走不成了。”钱学森于9月1日从北京返沪，当天《申报》报道称：“教部对其出任交大校长，期望颇殷，渠返沪后，将赴京[30]一行。”但钱学森回沪后并未前往南京，也未接受任命。[31]

9月27日，钱学森结束回国行程，从上海龙华机场乘机飞回美国。翌日，《世界交通月刊》发表文章《交通人物——钱学森》，文中写道：“钱君在短短十年中，已大有贡献于航空科学，蔚为国光。现仍在继续努力，孜孜研究，将来成为航空界之巨擘，可操左券。我国航空专业方在创设，将来钱君返国任职，对于国航前途上之贡献何可限量。”

这次回国之行给钱学森人生带来的另一个重要转变是在个人生活上，他完成了自己的终身大事，迈入婚姻与家庭生活。

1947年9月17日，钱学森与蒋英（蒋百里的三女儿）在上海结婚。9月底钱学森先返回美国，年底蒋英赴美与钱学森团聚。1948年10月13日，钱学森与蒋英的第一个孩子钱永刚出生。

●两封古根海姆喷气推进中心主任聘书

在麻省理工学院任职两年后，钱学森迎来事业发展中又一个重要机遇。

1948年夏，丹尼尔和佛罗伦斯古根海姆基金会建议，为促进喷气推进技术的发展，在加州理工学院和普林斯顿大学分别建立一个研究和教育中心，均命名为“丹尼尔和佛罗伦斯古根海姆喷气推进中心”。每个中心都设立一个“罗伯特·戈达德教授”职位，聘请杰出科学家担任此职并指导中心的研究和教育工作。两所学校都向钱学森发出了担任中心主任的聘书，热切希望将钱学森招至麾下。新上任的加州理工学院校长李·杜布里奇（Lee DuBridge）开出了充满诱惑力的条件：每年1万美元的津贴，以及额外用于招募年轻科学家和助手的经费，并欢迎钱学森担任罗伯特·戈达德教授这一终身教职。1948年9月29日，杜布里奇给钱学森写信说：“不用说，普林斯顿大学和加州理工学院都立刻想到你是领导这个中心的合适人选……你在学院的所有朋友都真诚地希望你愿意接受这一回到帕萨迪纳的机会。”

1948年10月7日，钱学森复函表示接受邀请。11月19日，钱学森同加州理工学院正式签署关于担任古根海姆喷气推进中心主任的协议。12月13日，加州理工学院古根海姆喷气推进中心宣布正式成立，在成立仪式上，校长杜布里奇对新闻媒体公布：“加州理工学院的38岁的中国籍学生、加州理工学院学术委员会成员钱学森博士将会领导中心。钱学森博士现在是麻省理工学院航空系教授。”

1948年秋冬之际，钱学森收到了旅居巴黎的马林纳寄来的明信片。此时的钱学森已经接受了杜布里奇的邀请，将于翌年离开麻省理工学院并回到加州理工学院任职。而马林纳则在1946年辞去了加州理工学院喷气推进实验室执行主任的职务，于1947年赴法国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工作。马林纳在航空喷气公司的股份给他带来巨大财富，使他可以全然抛弃以往的职业轨迹，探索其他兴趣。1953年后，马利纳投身艺术，专注于一种将艺术和科学有机结合的动态艺术创作。

12月27日，钱学森复信告知自己的工作动向，并透露出他对前景的感悟。信中说：

这里的氛围太商业化了，而且这里的工程学太老套，与我在加州理工学院所受的训练或是冯·卡门式的训练格格不入。坦白说，我在这里并不开心。我想汉萨克也不会对我的离开感到难过。我就是不适合这个老式的航空工程系。

我将得到罗伯特·戈达德教授职位，还配备一位年轻助手，每年有三名研究生或博士后名额，以及研究经费。

这正是你几年前所想要的。如今降临的这些机会事实上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你在战争期间在加州理工学院喷气推进实验室所作的努力。在接受加州理工学院的邀请时，我不禁回想起我们以前在那个阿诺德的个人资助下为火箭项目一起工作的情景。没有你的参与，要做这些工作，我感到有些陌生。当然，你现在可能根本不在乎这些。

现在东方的形势变化非常快。我对自己的未来真的不太确定。但或许，没人能确定自己的未来。

钱学森或许不能确定自己的未来，但他的动向却影响着其他人的前途。比如加州理工学院的弗兰克·马勃（Frank E.Marble），他在一段回忆中讲述了由于钱学森即将出任新职位而对自己工作去向的影响，并谈及钱学森的高远志向与处事风格：

当时我正想离开加州理工学院，准备去康奈尔大学。1949年2月底我把我的打算告知工学院院长林德瓦尔（Lindvall）博士。犹豫一下之后，他向我透露了钱学森即将回加州理工学院这个严加保守的秘密，而且说，钱学森希望我能留下与他一起在中心工作。没有什么能使我更为高兴的了，于是我立刻给钱学森写信，说我多么高兴能有这个机会。他在回信中说“我的梦想就是去月球”。这就是我想介绍的钱学森的风格，志向远大而不在小事上浪费时间。

●“最相知”的朋友郭永怀

钱学森婚后不久，挚友郭永怀也于1948年2月与李佩在美国成婚，此后一段时期，两家的交往机会多了，关系更为密切。对于与郭永怀的友谊，钱学森曾感叹道：“和我最相知的只有郭永怀一人。”

郭永怀（1909—1968），力学家、应用数学家，中国近代力学事业的奠基人之一。1935年，郭永怀从北京大学物理系毕业并留校攻读研究生，1940年赴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应用数学系留学并获硕士学位，1941年5月到美国加州理工学院在冯·卡门指导下研究跨声速流，1945年获美国加州理工学院博士学位。1946年至1955年历任美国康奈尔大学航空研究院副教授、教授，是该研究院建院时期的三位主持人之一，期间主要从事黏性流体力学研究。[32]

钱学森与郭永怀最初相识要追溯到1941年。那一年郭永怀到加州理工学院在冯·卡门指导下读博，当时已经留校工作的钱学森有时也会向郭永怀提供指导帮助，成了一位“小导师”。谈起初识郭永怀的印象，钱学森回忆道：“我们在一个办公室工作，常常在一起讨论问题。我发现他聪明极了。你若跟他谈些一般性的问题，他不满意，总要追问一些深刻的概念。他具备应用力学工作所要求的严谨与胆识。”

根据郭永怀妻子李佩的叙述，1945年郭永怀完成博士论文《跨声速流动不连续解》后：“钱学森当时评价说，郭做博士论文找了一个谁也不想沾边的题目，他孜孜不倦地干，得到的结果出人意料。钱学森和郭永怀在研究这个问题的过程中，还一起提出了上临界马赫数的概念，他们的友谊就是从那个时候建立起来的，关系很好。”

1946年秋，郭永怀也离开了加州理工学院，将赴美国康奈尔大学航空学院任职，与钱学森相伴前往各自的新岗位。对这段同行的旅程，钱学森记忆深刻：“两校都在美国东部，而加州理工学院在西部，相隔近3 000公里，他和我就驾车旅行。有这样知己的同游，是难得的，所以当他到了康奈尔而留下来，而我还要一个人驾车继续东行到麻省理工学院时，我感到有点孤单。”

1947年，郭永怀向未婚妻李佩介绍了钱学森。李佩回忆道：

我第一次听到钱学森的名字还是通过在美国康奈尔大学工作的郭永怀，那时，我与老郭快要结婚了。那是1947年2月，我到康奈尔大学进修不久，中国同学会邀请老郭给中国留学生讲“火箭技术”。老郭在报告中谈到了宇航事业，谈到了加州理工学院的火箭研究小组，介绍了他最相知的好朋友钱学森！

有一天，老郭告诉我，钱学森要来康奈尔大学参加学术活动，请我去帮忙接待他的这位好友。我们炖好了一锅鸡汤，老郭知道钱学森最讲究原汁原味，还准备了蔬菜沙拉及小吃，他吩咐我再焖一锅米饭。到了中午时光，老郭陪了两位好友，一进门就向我介绍：“这位是钱学森，那位是林家翘。”那时，他们两位风华正茂、风度翩翩，谈论的都是学术问题，这是我第一次亲眼见到钱学森与林家翘这两位年轻有为的科学家。

钱学森与蒋英结婚后不久，郭永怀夫妇去钱家探望，李佩回忆道：“我们在一个周末，去了波士顿看望钱家，祝贺他们新婚。老郭事先请林家翘在他家附近为我们预订了旅馆。我们去钱家那天，当我走进客厅，立刻眼前一亮，钱学森郑重地给我们介绍了蒋英，她貌美而活跃，然后钱又很深情地指着一架三角钢琴说：‘这是我欢迎蒋英来美国的见面礼！’那一次，我们在波士顿住了三天。有一天晚饭后，林家翘开车送我们回旅馆时，特意绕到钱家的门口，远远望去他家的书房灯光很亮。林家翘说：‘你们看，有灯光的窗户就是钱学森的书房！他在麻省理工学院教书时，波士顿的人都知道，只要深夜有灯光的就是钱家。钱学森非常刻苦，只要他家书房的灯还亮着，就知道他在家工作，谁也不敢去打搅他’。”李佩的回忆让人们了解到两位挚友在各自成家后愉快的交往和情谊的发展，也感受到钱学森对于蒋英的深情，以及他依旧不变的刻苦。

1949年，钱学森再次回到加州理工学院任职，他回忆起“西去”途中与郭永怀再次相聚的情景：

1949年我再次搬家，又到美国加州理工学院任教，所以再一次开车西去，中途到康奈尔。这次我们都结了婚，是家人相聚了，蒋英也再次见到我常称道的郭永怀和李佩同志。这次聚会还有Sears夫妇，都是我们在加州理工学院的熟朋友。我们都是我们的老师Theodore von Kármán的学生，学术见解很一致，谈起来逸趣横生。

在很多人的印象中，钱学森向来要求严格、目光犀利，但他对郭永怀总是称赞。钱学森对郭永怀的评价正反映了他对这些品质的肯定，实际上也反映了他自身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二人自1941年底相识，此后在工作和交往中相伴相知。1945年两人合作完成《可压缩流体二维无旋亚声速和超声速混合型流动和上临界马赫数》，对航空技术中突破声障具有重要意义。1953年冬，时任加州理工学院古根海姆喷气推进中心主任的钱学森向郭永怀学习奇异摄动法，并对这一方法进行了系统整理和研究，将其命名为“庞加莱——莱特希尔——郭永怀（Poincaré-Lighthill-Kuo）方法”，并于次年在加州理工学院向研究生开设“PLK方法”的系列讲座。钱学森深入浅出地阐述了这一方法，介绍了它的实质和应用，对奇异摄动法的推广应用与后来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和促进作用。

后来，两人于1955年、1956年相继回国，在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工作，钱学森担任所长，郭永怀担任常务副所长，他们共同为开创和发展中国力学事业、为“两弹一星”事业作出重要贡献。

不幸的是，郭永怀于1968年12月5日因从试验基地赶回北京的飞机失事而牺牲。同月被内务部授予烈士称号。1985年被追授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特等奖。1990年被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授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

1980年1月16日，钱学森在为《郭永怀文集》写的纪念文章中饱含痛惜与深情地感叹：

现在已是80年代的第一春。还要倒数到第11个冬天，郭永怀同志因公乘飞机，在着陆事故中牺牲了。是的，就那么10秒钟吧，一个有生命、有智慧的人，一位全世界知名的优秀应用力学家就离开了人世。生和死，就那么10秒钟！10秒钟是短暂的。但回顾往事，郭永怀同志和我相知却跨越了近30个年头。

而对于这位“最相知”的挚友：钱学森在文中评价道：

我认为郭永怀同志是一位优秀的应用力学家，他把力学理论和火热的改造客观世界的革命运动结合起来了。其实这也不只是应用力学的特点，也是一切技术科学所共有的，一方面是精深的理论，一方面是火样的斗争，是冷与热的结合，是理论与实践的结合。这里没有胆小鬼的藏身处，也没有私心重的活动地，这里需要的是真才实学和献身精神。郭永怀同志的崇高品德就在这里！

●“北方局”的来信

1949年夏，周恩来指示“将动员在美国的中国知识分子特别是高科技专家回来建设新中国作为中心任务”。此后中共中央做出一系列决策以鼓励海外留学生归国，并成立“办理留学生回国事务委员会”。在此背景下，1949年5月20日钱学森收到一封经“留美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理事会主席葛庭燧转来、由当时在香港大学任教的曹日昌代笔的“北方局”的来信：

学森先生：

听好几位留美的同学提到您，可惜我们没有见过面。

近来国内的情形想您在美也知道得很清楚：全国解放在即，东北华北早已安定下来，正在积极恢复建立各种工业，航空工业也在着手。北方工业主管人久仰您的大名，只因通讯不便，不能写信问候，特命我代为致意。如您在美国的工作能够离开，很希望您能很快回到国内来，在东北或华北领导航空工业的建立。尊意如何，盼赐一函。一切旅程交通问题，我都可以尽力襄助解决。

最后，我作一个自我介绍，我是学心理的，现在香港大学任教。因为香港接近国外，国外朋友回国多数经过香港，我就顺便招呼一下。

余另叙，候示，即祝

研安

弟 曹日昌上

五，十四

在转交信件的同时，葛庭燧也致信钱学森：

学森兄：

顷接曹日昌兄由香港来信，附有致兄一信，谨此奉上，请查收。

曹兄系清华同学，曾留学英国，现任香港大学心理学教授。据悉，伊现为国内外联络人之一，此次致兄信系遵北方当局之嘱。敦请吾兄早日返国，领导国内建立航空工业。曹兄来信虽语焉不详，但是很可见北方当局盼兄回国之切。

如兄愿考虑最近期内回国，则一切详情细节自能源源供给。据弟悉，北方当局对于一切技术的建设极为虚心从事，在为人民大众服务的大前提下，一切是有绝对自由的。以吾兄在学术上造诣之深及在国际上的声誉，如肯毅然回国，则将影响一切中国留美人士，造成早日返国致力建设之风气，其造福新中国者诚无限量。

弟虽不敏，甚愿追随吾兄之后，返国服务。弟深感个人之造诣及学术地位较之整个民族国家之争生存运动，实属无限渺小，思及吾人久滞国外，对于国内伟大的生存斗争犹如隔岸观火，辄觉凄然而自惭！

尊见如何，尚祈教我，

专此，敬请

研安！

弟 葛庭燧谨启

五月二十日

弟拟于下月中旬赴麻省剑桥参加美国物理学会（六月十六日至十八日），届期如兄有暇，当造访请教。又及。

早在1948年，学森便感到“祖国形势已有转变”，且“形势变化非常快”；1949年，他也看到周培源给林家翘的信，说“北京西郊解放时的情况如何理想”。曹日昌与葛庭燧的来信更使钱学森内心深受触动。1993年他在给葛庭燧八十寿辰的贺信中写道：“我决不会忘记，是您启示我早日从美归国，为新中国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