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创之时

初创之时

1956年2月，根据周恩来总理的指示，钱学森草拟了一份《建立我国国防航空工业意见书》，为我国火箭和导弹技术的创建与发展提供了极为重要的实施方案，为国家决策提供了重要技术支撑。同年10月，中国第一个导弹研制机构国防部第五研究院成立，钱学森担任首任院长。

在极其简陋的条件下，钱学森向五院人员讲授“导弹概论”。1957年，钱学森随聂荣臻率领的中国政府工业代表团访问苏联，促成中苏签订“国防新技术协定”。此后，苏联提供了近程导弹的样品和相关资料，国防部五院开始仿制工作。1960年“东风一号”近程地地导弹仿制成功。其后，钱学森领导五院走上独立自主设计、研制我国战略导弹的道路。

在中国导弹航天事业创建的最初五六年，钱学森与科技人员面临着多方面、接踵而至的困难。

●人才匮乏怎么办？

中国导弹航天事业初创之时，人才问题是首先摆在眼前的难题。人才的匮乏，一表现在数量上，二表现在专业知识技能的储备上。当钱学森确信中央下决心搞导弹后，在五院建立之前他就开始谋划人才队伍这一头等重要的问题。在1956年2月他写给周恩来的《建立我国国防航空工业意见书》中，关于队伍建设的篇幅占据了一半以上。他开列了分散在中科院、哈军工等单位的21名“最高级人员”，希望借助他们的力量，扩展导弹研制骨干队伍；他提出了从1956年到1967年逐年需要的高等学校航空相关专业毕业生的种类和数目；他建议选派高等学校毕业生到苏联及其他兄弟国家学习；他还希望尽快从全国有关科研单位和院校调集人才。

当时人才难题的解决，一方面是靠行政调集。聂力在《山高水长：回忆父亲聂荣臻》一书中写道：

父亲后来回忆说，创建五院，最困难的还是人才调集问题。当时，第一个五年计划刚刚开始，全国各地、各行各业都在加紧建设，科技人才极度匮乏，科学家、专家更是凤毛麟角，是每个单位的“心肝宝贝”，挖人家的人才，就等于割人家的肉。但是，搞国防尖端技术，又必须集中大批技术骨干力量，要个顶个的，不能滥竽充数。于是，问题就来了。周恩来深知其中的难处，他指定父亲召集会议，抽调人才。

1956年6月2日，主管国家科技工作的聂荣臻召集会议，商讨为筹建导弹研究等机构抽调所需要的各类工程技术人员和政治、行政干部和后备技术人员，以及解决导弹研究机构急需用房等问题。会后，陈赓“贡献”了哈军工的顶梁柱任新民、梁守槃、庄逢甘等人，但很多单位却没动静，有的单位在聂荣臻三番五次催促后仍迟迟不放人。两个月后，人员仍到不齐，钱学森心中焦急，颇不满意地询问：“导弹、火箭的事还搞不搞了？要搞，就应该赶快着手调人，不能再拖了。”

为了解决这一难题，从1956年7月至1957年6月，即国防部五院建院前后的一年时间中，由钱学森、国防部第五局（导弹管理局）和国防部五院的有关领导提需求，由周恩来、聂荣臻根据需求亲自协调解决，期间形成了关于调集人才队伍的重要的四份报告。

1956年7月28日，时任国防部第五局（即导弹管理局）局长的钟夫翔向聂荣臻呈递报告（关于调人的第一份报告），一是催促上级尽快落实200余名大专学生，让他们开始导弹知识的学习以及到有关厂、所实习；二是请上级尽快商调“几个处的干部”，特别是“由各部抽调的工程技术人员”；如不能一下子全部调齐，“应先调集部分人员，并将院的主要负责同志调来，以便先将架子搭起，开始工作”。可见钟夫翔、钱学森为早日开展导弹研制的急切心情。聂荣臻接到报告后非常重视，赶紧找周恩来商讨。周恩来告诉聂荣臻：“可请钱学森来北戴河一谈，并休息几天。需要哪些人，提出名字，你写报告，我批！”钱学森遂赴北戴河当面向中央领导汇报五院筹备情况，特别是尽快调集人才的需求。在党和国家领导人的直接干预下，调配骨干人才、大专以上毕业生的工作有了进展。在专家、教授中，哈军工的任新民、庄逢甘和梁守槃、朱正分别于8月和9月中旬到五院报到。国家分配的240余名大专毕业生有一部分陆续到五院报到。但调人的速度和数量还是不够理想。

为了促成所需专家尽快落实，9月11日，钟夫翔、钱学森又给聂荣臻呈上一份报告（关于调人的第二份报告），信中恳切地说：“为了满足工作最低要求，避免在与苏方谈判一旦有了结果以后因缺乏干部而产生的被动忙乱现象，经过再三考虑和征求中国专家意见，至少还须先调来42名技术干部”。报告后还附上42名拟调人员名单。聂荣臻接到这份报告几天后，即以这份报告内容为主，又向周恩来呈递了一份报告（关于调人的第三份报告），并附上了钟夫翔、钱学森提出的42位专家的名单。周恩来收到报告后，直接给各单位打电话“要人”。终于，蔡金涛、屠守锷、黄纬禄、吴朔平、姚桐斌等报告中和名单中提到的数十位专家和一部分技术骨干先后进入五院，100多名大专院校的毕业生也到院报到。

钟夫翔、钱学森之所以能够提出很多专家、教授名单，一是得益于钟夫翔作为“老革命”的资历和对电信技术领域拔尖人才的了解；二是得益于钱学森归国后一年多到全国各地的参观访问，尤其是1955年底在工业基础较为雄厚的东北的一个月考察之收获。

1957年6月1日，五院对苏联P—1导弹的仿制工作已经展开。这时，缺乏中层技术干部的问题开始显现。为此，院长钱学森、政委谷景生又向聂荣臻递送了一份报告（关于调人的第四份报告），要求从有关单位抽调73名中层技术干部，其专业涉及28个种类。报告称：“由于我们对各单位情况了解不够，故不采取提名方式，谨将被调单位，需要专业、人数、条件分列表上，请核示。如获同意，恳请国务院早日作出决定，以便分别与有关单位洽商。”

至此，国防部五院创建时期的技术骨干队伍基本形成。这支队伍由两部分人组成：一部分是从全国各地“讨来”的专家、教授等骨干精英，他们既发挥了各自的专业才干，又是培养人才梯队的“教师队伍”。这些当年三四十岁的专家、教授，在此后航天事业的发展中，大都成为“名将”“名帅”。另一部分是从全国各大专院校选调分配来的年轻的优秀学生，他们边学边干边摸索，很快进入工作状态，在五院创建时期起到了关键作用，在此后航天事业50余年的发展历程中，绝大部分成长为栋梁之才。这样多的人员在短时间内聚集五院，实属不易。

另一方面，在调集人才的同时，还有人才培养的问题亟待解决，为此钱学森等一批专家亲自开班授课。从1955年末回国后不久，钱学森便开始为各单位讲课，如：1955年11月25日下午，为哈军工的教授作学术报告；1956年元旦后，在总政排演场为校官以上部队领导干部讲火箭、导弹知识；1956年春，在北京航空学院作报告，介绍当时美苏等国空气动力学的发展情况，讲解火箭、导弹发展现状等。

此后，钱学森等一批专家分别在三个单位体系内系统性地开展导弹航天事业的各类相关人才培养工作。

一是在国防部第五研究院开展导弹知识和技术培训。五院成立时聚集的大批人才各有专长，但对即将从事的导弹事业基本一无所知。因此，钱学森说：“过去我为美国喷气技术训练班的学生讲了近十年课，那是培养他们的人才，现在培养的是祖国自己的人才。我现在所做的工作就是希望能重振中华民族的国威、军威。”他亲笔撰写了中国第一本导弹技术培训教材——《导弹概论》，主要面向航天工程技术人员。他用这份讲稿，向进入五院的人员系统地讲授导弹知识，为中国第一代航天人启蒙。《导弹概论》在中国航天的起步阶段起到了十分重要的引路作用，它成为中国航天的奠基著作。

1956年9月从部队调到五院的李文梓、李伟回忆道：“来之前只听说过‘炮弹’，从没听说过‘导弹’，是钱院长给我们讲课，一手把我们带出来的。当时，我们听过钱院长好几次课，大课是在466医院的食堂里，坐在长条凳上听的；小课是在医院小会议室里听的，记得墙上还挂着一块小黑板，钱院长和其他专家的讲课持续了3个月。”

此外，钱学森还请其他专家教授一起授课。他拟定了空气动力学、发动机、弹体结构、自动控制、电子线路、计算机等有关专业的学习计划，请梁守槃讲授“火箭发动机”，庄逢甘讲授“空气动力学”，史超礼讲授“航空概论”，朱正讲授“制导理论”等。在仿制苏联导弹时，他还举办导弹技术训练班，边讲课边结合具体工作，组织大家开展讨论，边学边干。

1960年，中央书记处决定，国防部五院从全国重点高校提前吸收一批毕业或将毕业的大学生，总数约6 000人。1960年和1961年，钱学森组织在五院开展第二轮大规模的讲课培训。在1958年进入五院的留苏毕业生、原航天工业部副部长鲍克明回忆道：

1960年分配到北京永定路地区、南苑地区、北航地区和云岗地区各分院的毕业生，都集中起来到政治学院，听钱学森来讲第一课。我被指定在云岗地区三分院讲解冲压发动机。钱学森要求我和几个讲课者把讲课大纲写好交给他，他仔细地审阅，告诉我们哪里是重点，哪里应细讲。当时，像我这样讲课的人可能有一二十个，他都一个人一个人地看所拟大纲，一份一份地改，一个人一个人地提示如何讲。

对于钱学森提的意见，鲍克明说：“经他那么点拨，我茅塞顿开。自己学了好几年，都没有他讲得清楚。可见钱老对各种发动机研究的功底之深。”

二是在中科院力学所开展多方面的人才培养工作。1956年1月，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初成立。钱学森立即办起了工程控制论讲习班，由他授课，为我国培养了大批自动控制方面的人才，并很快成立了中国科学院自动化所。该所日后为我国航天事业、导弹核武器的研制和发展立下了汗马功劳。

1956年在“十二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的制订过程中，钱学森担任综合组组长和力学发展领导小组组长，倡议加速培养大批力学和自动化人才。在钱学森等人建议下，经国务院决定，1957年2月25日，由高教部与中国科学院主办、中科院力学所和清华大学联合承办，在清华大学建立的工程力学与自动化两个研究班正式开班（前者办了3届，后者办了1届）。钱学森、郭永怀、钱伟长、钟士模参加建班的最初工作。钱学森主持创办这两个研究班，并任自动化研究班班主任。在工程力学研究班，钱学森讲授“水动力学”和“宇航工程”，其中“水动力学”课程从1958年底至1959年初每周讲一次，每次4节课，共8讲。这两个研究班不仅为我国工程力学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人才基础，对力学学科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而且直接推动了“两弹一星”工程和中国航天事业的发展。第一届学员在学了一年半之后，正值中国科学院第一设计院成立，相当一部分力学班和自动化班的学员调入该院，大大增强了我国探空火箭和运载火箭研制的力量。这些人才大部分成为“两弹一星”事业和航天事业的中坚力量，有的成了培养新一代人才的著名教授。

三是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开展教学工作。1958年6月，在钱学森等科学家积极倡议下，中共中央书记处同意筹建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钱学森为建校筹备委员会委员之一。9月20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正式成立开学，郭沫若任校长，钱学森任力学系主任直至1970年学校迁至合肥。他在该系办学模式设计、教学计划制订和课程设置等方面起了关键作用。1961年9月至1962年1月，钱学森为中国科技大学力学系58级、59级学生主讲“火箭技术概论”课，并撰写讲义，后经整理编为《星际航行概论》。这是中国面向高等院校的第一本航天专业基础教材，于1963年2月出版。近代力学系以钱学森的技术科学思想为指导，为国家培养出一大批优秀的力学科研和航天科技人才，其中有不少成为我国航天事业的骨干。

从1956年至1961年，钱学森于百忙中在各种场合讲课达上百次之多。这些课程，尤其是在五院讲授的“导弹概论”和在中国科大讲授的“星际航行概论”，在中国航天发展史上具有极其重要的开先河的作用。在两门课程教材基础上整理出版的《导弹概论》和《星际航行概论》成为钱学森回国后的首批经典著作。从钱学森等专家教授的导弹、航天知识技术扫盲班里走出了一大批中国航天事业的业务骨干；此外，在非正式教学的实际工作中，在钱学森等技术领导的指导、影响和提携下，很多年轻的科研人才迅速成长，成为各种导弹、火箭、卫星、飞船等型号的总设计师和总指挥。

●基础薄弱靠什么？

钱学森曾说：“当时我们新中国建国不久，经济建设刚刚起步，各方面都很困难，那时我们连汽车都没有造出来，还能搞导弹？所以当时并不具备搞‘两弹’的条件，说‘白手起家’一点都不假。”那么，面对国家如此薄弱的各方面基础，搞导弹和航天又靠什么呢？

一靠在自力更生为主的基础上，力争外援。

1956年10月8日聂荣臻在国防部五院成立大会上强调导弹研制方针：“我们对导弹的研究制造，应采取自力更生为主，力争外援和利用资本主义国家已有的科学成果为辅的方针。”1957年9月7日至10月16日，钱学森随聂荣臻率领的中国政府工业代表团访问苏联。1957年10月15日，中苏双方共同签订了《关于生产新式武器和军事技术装备以及在中国建立综合性原子工业的协定》（简称“国防新技术协定”），共5章22条。苏联政府承诺在原子能工业、生产与研究原子武器、导弹武器、作战飞机、雷达无线电设备以及导弹和核试验基地建设等方面对中国进行援助。

作为导弹援助项目的谈判组长，钱学森为中苏“国防新技术协定”的签订做了大量细致而卓有成效的工作。他以一个内行专家的犀利眼光，仔细地搜寻着一切可以争取到的援助细节，防止遗漏；同时，由于在美国时他更熟悉和擅长的是理论研究，对于如何组织大规模科研生产和大型航天工程也缺少实践经验，因此他鞭策自己尽量多向苏联的科研生产体制学习。

钱学森访苏期间的信件底稿和笔记充分反映了他对争取国家利益一丝一毫不马虎的敬业精神以及急切想让中国导弹及早腾飞的忧国之心和他虚心学习、充实自己的态度。

如，1957年9月22日，钱学森以中方第三委员会名义致苏方的信件中，写道：

为了全面安排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计划，请您在以下几个问题给以协助：

1. 目前中国冶金方面及化工方面的专家已到苏联，希望了解C—75，P—2，每一套（包括地面设备）所用的燃料及原材料的品名，（金属的，非金属的）规格和数量。

2. 靶场的规模、设备和投资。

3. 装备一个C—75防空连的投资。

4. 两院所需大学毕业的专家，各种专业的各需多少？中技各种专业各多少人？

为了迅速地掌握导弹方面的技术，以及安排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工作，希望了解：

1. 关于接受P—2及C—75，需要什么样的组织设备和注意哪些问题？

2. 为了准备生产P—2及C—75，需要注意做什么准备工作（估计到更先进的型号）。主要的要有哪些工厂，现在中国第二机械工业部为了完成这一任务要增加什么厂，用现有的工厂中哪个厂，作为C—75及P—2的装配厂较为合适？以上的第一个问题，希望您能安排一次时间面谈。

又如，1957年9月26日钱学森致苏方多姆拉契夫的信中写道：

为了便于中国安排无线电工艺的生产，请您答复我们下列几个问题：

（一）P—2的地面控制设备中，属于无线电工业部门生产的有哪些品种（所谓品种是指整架机器，例如雷达，导航机，电子计算机，遥测设备，接收机等）。如果是属于无线电发射或接收设备，那么它们是超短波还是微波的。每个品种在正常生产条件下，所需的工时大约是多少，它们应由无线电部门的哪类工厂生产较为合宜。不属于无线电工业部门生产的控制设备有哪些品种，它们应由哪些工业部门生产。

再如，钱学森有一份参观苏联各研究所、试制工厂和谈判准备工作的笔记。在长达19页的笔记中他极为详细地记录了苏联导弹试制工厂里的车间设置及规格：

1. 制模车间；2. 备料车间；3. 热处理车间；4. 试制中央实验室；5. 装备车间（加工），大型及中型；6. 装备车间（加工），小型如舵机；7. 机械车间，标准件及关键件；8. 表面处理；9. 装备焊接车间；10.燃烧室车间；11. 发动机装备；12. 火箭装备；13. 辅助；14. 试验台；15. 动力车间……

总火箭试验台的面积为2 000—2 500平方米，发动机试验台总面积有1 000平方米，有150—200吨的酒精仓库、200吨的煤油仓库、250吨的硝酸仓库和15吨过氧化氢仓库等。

在上述记录旁边，钱学森还仔细地标注还需要有1 200平方米的停车场。观察之余，钱学森也思考着下一步谈判还需要向苏方提出索要具体设备的清单和数量，他在笔记中写道：

1. 金属切削机床500台；2. 压机50台；3. 炉50台；4. 焊接100台；5. 特种50台；6. 非标准400台；7. 仪表2 000个……

此外，钱学森在1957年9月20日写给苏联方面的信中写道：

在这次中苏两国谈判之后，必然引起中国方面第二个五年计划的重新调整问题，因此急于想知道，苏联移交给中国导弹的价格。希望您通过以下两个办法之一，将它的价格通知我们：

1. 直接由工业部门，将价格通知第三委员会。

2. 由工业部门将价格通知苏联经济联络总局，再由经济联络总局通知中国代表团。

据此，《钱学森的航天岁月》一书中写道：“苏联早期援助我国的P—1和P—2导弹，在大多数中国人的印象中是无偿援助的，因为没有资料透露过有关的情况，而在钱学森访苏期间留下的信件底稿中，却清清楚楚地讲明了付费问题。”

正如该书指出，这些信件和笔记“从一个侧面真实地反映了‘中国政府工业代表团’中专家所起的绝对重要的作用——有目标的‘要’和给什么要什么的结果，绝对是大相径庭的。钱学森的访苏，在很大程度上放大了苏联对中国导弹援助的实际作用”。

根据协议，从1957年至1961年底，在导弹、火箭技术项目中，中国方面从苏联引进了4种导弹系统：P—2地地导弹、K—5M空空导弹、C—75地空导弹、C—2岸舰导弹，以及设计制造技术和战斗使用资料。特别是在1960年至1961年间苏联提供射程为500公里的P—2导弹的技术资料。此外，协定中还明确，苏联将向中国派遣专家帮助中国仿制导弹、选勘和建设导弹综合试验靶场，提供导弹研制与发射基地的工程设计资料，并增加中国派赴苏联的火箭与导弹专业留学生名额。[7]

二靠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全国大协作。

不可否认，苏联的援助对我国导弹航天事业的初创具有重要意义，但“外援”的力量是有限的，且还需要国内跟进和配套。但1958年国防部五院的导弹仿制工作刚迈步，就遇到了苏联图纸资料提供不全、国内原材料缺料、元器件品种规格不全，生产和试验的设施设备缺乏、工厂技术与管理力量薄弱等难题。面对苏联有限的援助和国内薄弱的工业基础，国防科委调动全国有关工业部门参加大会战，支持五院仿制任务。国防部五院还与第一机械工业部共同制订了仿制计划，协调分配了各自的攻关任务。全国直接、间接参加会战的单位多达1 400多个，主要承制工厂有60多个，涉及航空、电子、兵器、冶金、化工、建材和轻工等众多领域。

当时亲历会战的火箭总装厂副厂长冬春回忆道：

仿制“1059”的时候，有3 800多项零部件材料需要落实、解决。别说是我们这些扛枪杆子出身的门外汉，就是读了大学的专家看了也全傻了眼，工人师傅连同技术员看到材料清单有一半都不认识是什么东西。好在来了一场全国大动员、大协作！所以导弹、火箭的生产，不是一个研究院、一个总装厂就能干得下来的。导弹的成功发射，首先是国家组织的力量，是千千万万群众的智慧、心血和汗水呀。

钱学森曾说：“中国在那样一个工业、技术都很薄弱的情况下搞‘两弹’，没有社会主义制度是不行的，那就是党中央、毛主席一声号令，没二话，我们就干。”他举例并感叹道：

党把全国的力量都动员起来了。事实证明，只要充分发挥中国人的聪明才智，就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比如，当时我们的通信手段非常落后，一搞大型试验，就要占用全国一半以上的通信线路，邮电部只好关闭大部分通信用户，把线路调归试验使用。为了保证试验任务的组织指挥畅通无阻，不出任何差错，把全国的民兵都调动起来守卫电线杆，一个民兵看管两个电线杆，确保万无一失。没有党的组织领导，这种事情谁能办得成？

三靠“土法上马”。

在基础薄弱的情况下，中国航天科技人员因地制宜、就地取材，使用“土方法”随机应变，在艰苦条件下展现出了吃苦耐劳、坚持不懈的坚毅品质和极大的创造力。以T—7M火箭的研制为例：这是在钱学森的指导下，由上海机电设计院研制的中国第一枚试验型液体燃料探空火箭。这枚火箭于1960年2月19日在上海南汇简易机场首次发射成功，是我国研制航天运载火箭征程上的一次重大突破。[8]

T—7M火箭自1959年9月份开始规划设计，不到3个月就进行了发动机首次点火试车，到首次发射成功，总共不到5个月时间。然而如此高效率产出的T—7M火箭，其研制绝非易事。《钱学森的航天岁月》一书对该火箭研制过程中科研人员的艰苦与“土法上马”有生动的描述：

为了计算一条弹道，“初生牛犊”们硬是夜以继日地干了2个月的时间，没有电子计算机，就用手摇计算器，或者干脆拨拉算盘珠子，算出的纸堆得比桌子还高。

为了保证火箭发动机启动安全，要用爆破薄膜作启动阀，而这种薄膜的铣削深度公差不得超过0.005毫米，依当时的机械加工水平，这是根本做不到的。两名年轻的女科技人员只得手工操作，一个小小的膜片历时一个半月，作了近千次试验，终于达到了设计要求。没有控制火箭头体分离的定时钟表机构，他们花了7元钱买来一只小台钟，改装后经过多次试验证明可以替代；点火装置需要起爆器，他们将手电筒小电珠的玻璃敲碎，取出灯丝裹上硝化棉，自己动手加工做成。

文中所提到的手摇计算机，其操作其实相当繁琐。手摇计算机一般也只能做四则运算、平方数、立方数、开平方、开立方，如需输入三角函数和对数，就要查表。如计算中有括号，就更复杂，需正摇几圈，反摇几圈，还要用纸笔记录。当时，人工手摇计算一次弹道需费时2个月左右，一条卫星轨道的数据通常需要计算好几天。

此外，科研人员又在露天地上搭起液流试验台，把厕所改装成测试室，把一个废弃的地下碉堡改成热试车的场所。T—7M火箭发射时，发射架像是自来水管焊接而成的；试验的“指挥所”是用麻袋堆成的；没有火箭自动跟踪仪器，研制人员用自制的人工跟踪天线，靠几个人用手把着旋转和俯视；没有专用的推进剂加注设备，试验人员用自行车打气筒一下一下地把推进剂压进贮箱中。

然而，正是这样的“土办法”使我们的火箭发射成功了。

●“大跃进”里“爬楼梯”

1958年4月28日，国防部五院决定将我国仿制苏制P—2导弹的代号定为“1059”。5月29日，聂荣臻向五院具体部署了仿制工作，要求第一批导弹于1959年10月完成总装出厂，争取国庆10周年前试射成功，代号“1059”正源于此。此时，中共八大二次会议通过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全国掀起“大跃进”热潮，追求高速度、高指标，很快在全国范围形成了浮夸风。国防部五院也有人提出了一些脱离实际的目标，并一度出现了轻视仿制、急于搞自行设计的思想。有人说：“现在全国人民都在赶超英美，我们再继续仿制下去，走苏联的老路子，什么时候才能赶超英美呢？”

在这样的气氛中，作为院长的钱学森也十分无奈。时任计划处处长的王道力回忆道：“那时候，在科技管理方面，更是无奈加无奈。计划不断被冲击、改变，当时有句话叫‘计划赶不上变化’。什么五一献礼、七一献礼、八一献礼、十一献礼等，用不断的献礼代替计划。钱学森院长提出学习管理科学、学会科学管理，立即被个别同志批评为‘不要用资本主义国家的管理办法代替社会主义的管理’。钱学森同志只好默不作声。”

1958年6月16日，钱学森、王诤向聂荣臻汇报，五院打算仿制并自行设计苏联的5种导弹，聂荣臻对此做出指示：“五院拟安排5种导弹型号的生产试制，又安排自行设计5种导弹型号，这值得研究。鼓足干劲是对的，没有这种干劲和奋发图强的精神，就一事无成，也谈不上突破技术、掌握先进技术。但干劲必须与科学态度相结合。型号不宜一下子安排过多。步子一下子跨得太大易走弯路。还是少走弯路好。国家花那么多钱请来苏联专家，应该抓紧时机，尽量把他们的东西学到手。”

为制止急于求成的思想，聂荣臻及时指示：我国导弹事业的起步工作，一定要通过仿制，“爬楼梯，大练兵”，向独立设计发展。他指出，仿制的目的是为了独创，但必须在仿制中把技术吃透，才有利于独创。

在关键时刻，聂荣臻的指示为五院工作起到了把关定向的重要作用，使五院最终没有落入高指标、浮夸风的浪潮中，却更坚定地突出了工作重点。

国防部五院此后明确地提出了“以仿制练兵、循序前进”的指导方针。由此，虽然在仿制和向苏联专家学习的过程中，一度出现生搬硬套或“冒进”的现象，但由于明确了“学习是为了独创”的指导思想，这些现象很快得到了纠正。

可以说，作为主管科技工作的党和国家领导人，聂荣臻面对全国大跃进的狂热在工作中保有这份难得的冷静，是中国“两弹”事业的幸运。

●应对苏联撤援

1960年7月16日，苏联政府照会中国政府，决定自12天后也就是7月28日开始撤走全部在华的苏联专家。此后在短短一个月内，苏方撤走了援华的1 390名苏联专家，撕毁了两国政府签署的12个协定，废除了200多个科技合作项目。1960年8月，在国防部五院的苏联专家也全部撤走，并带走了有关图纸资料。苏联毫无商量余地的态度和急速撤援的举动对中国尚在起步阶段的导弹研制工作无疑是一个较大的打击。但研制团队并非毫无应对的办法，至少在指导思想与心理准备、已有的工作方法，以及初期的储备积累三方面，对苏联撤援后走向独立研制工作起到了缓冲和推进作用。

第一，在指导思想和心理准备方面：一是1956年聂荣臻所强调的五院建院方针，明确“自力更生”与“力争外援”两者关系：前者为主，后者为辅，自力更生是立足点，是首要原则，也是今后方向。这就明确了不能完全仰赖外援的思想，为走向独立自主研制导弹树立了思想原则。二是中国在两国关系的恶化过程中，对于苏联撤援已有心理准备。1960年初，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对苏联可能停止援助的情况做了最坏的打算。3月25日，国防部五院党委召开扩大会议，具体研究了仿制与自行设计的关系，决定抽一部分力量适时转到自行设计上来，并对完成仿制工作的步骤、节点等一系列重要问题做了安排。31日，聂荣臻完全同意国防部五院的决定，并指示：仿制不能停，要把能学到的尽快学到手。由此，在苏联撤走专家后，1960年9月13日，中央军委在北京召开扩大会议，明确提出了“发愤图强，突破尖端，两弹为主，导弹第一，积极发展喷气技术及无线电技术，建立现代化的、独立完整的国防工业体系”的方针。

第二，在已有的工作方法方面：我国导弹研制人员在先前的学习和仿制过程中形成了“反设计”方法。这套工作方法成为苏联撤援后，我国能够继续独立地开展仿制、研制工作的有效方法。

早在1956年12月，苏联援助的2枚教学用P—1导弹运到中国后，钱学森就要求对此开展“反设计”，吃透导弹知识。他说：“我们没有导弹的图纸和资料，但是，现在我们毕竟有了实物，可以按专业组把弹体、发动机，直到每一个螺丝钉、垫圈，都小心地拆下来，仔细研究做好记号后再分别去测量，最后我们自己动手绘制图纸。这是我们锻炼队伍的最好时机。”“反设计”的目的是要摸清导弹结构和材料、零件尺寸及使用性能，作出一套既有理论根据，又符合操作实际的文件，为下一步仿制作好准备。此后“反设计”法有效用于地地、地空和海防导弹的研究仿制。

地地导弹中的“反设计”：1959年3月，梁守槃被任命为仿制导弹“1059”的总设计师。回忆起研究“1059”导弹反设计的情景，梁守槃说：“我向钱学森提出来，我们是不是搞一个反设计？假定苏联没有给我们图纸，只有这个导弹的指标，就是要飞起来打600公里，我就以600公里的指标来设计，设计以后跟苏联的资料对比，尺寸一样不一样，各方面一样不一样。如果有不一样的地方，就应该找出为什么我设计的跟理论公式不一样，而苏联那个理论公式是怎么样得到的，找出理论与实际之间的联系。我把总体设计提出来以后，钱学森表示同意，支持了我。后来我们搞了反设计，成功了。”苏联专家撤走不到3个月，1960年11月5日，仿制苏联P—2导弹的“1059”近程地地导弹“东风一号”发射试验成功。

地空导弹的“反设计”：1957年11月9日，由钱学森、谷景生、王诤联名签署《关于导弹研究院的体制意见的报告》，组建了国防部五院第一、二分院。其中，二分院的主要任务就是研制包括地空导弹在内的导弹控制系统，并投入一定力量集中仿制C—75地空导弹，仿制代号为“543”。苏联撤援后，钱学森根据聂荣臻的指示，依靠和发挥中国自己专家的作用，在二分院提出了“学习‘543’，吃透‘543’，仿出‘543’”的口号。在工厂按图仿制的同时，五院在钱学森的具体组织下，全面开展了“543”的“反设计”工作，目的是通过自己的努力，更深入地掌握整个武器系统及各分系统的性能、内在运行机理和规律及参数选择的依据等。二分院还于1962年5月召开了由各研制单位及高等院校参加的“543”反设计工作报告会，交流成果，总结经验。1964年12月10日，中国仿制“C—75”型地空导弹成功，命名为“红旗一号”导弹系统。

海防导弹的“反设计”：1959年，我国开始仿制苏联提供的Л—15舰舰导弹，代号“544”。国防部五院一分院组建了海防导弹总体设计部（第四总体设计部），开展“反设计”，并派人下厂参加仿制生产工作；二分院也抽调人员参加弹上末制导雷达、自动驾驶仪的仿制设计工作；三机部南昌320厂负责弹体制造与总装。钱学森在指导研制地地导弹的同时，分出一部分精力参与组织了“544”导弹的仿制生产。仿制稍有眉目，就遭遇苏联撤援，几乎把“544”导弹的仿制逼上死路。为了及早给我军提供现代化的武器装备，中央决定收缩战线，集中力量先发展地地导弹和地空导弹，在取得突破或解决有无问题后，再发展海防导弹。1965年4月，国防部五院三分院改组成为舰舰和岸舰导弹研究院。早在1961年，一分院已把第四总体设计部划归三分院，集中负责海防导弹的研制；历经5年奋斗，终于突破难关。1966年，“544”导弹仿制成功。该型导弹定型后被命名为“上游一号”，用于装备海军导弹快艇，比原定计划提前了2年。从此，我国拥有了第一种舰舰型海防导弹，人民海军的武器装备开始进入导弹时代。此后，自行设计海防导弹同样遇到了只有苏联提供的生产图纸，而没有设计资料的问题。为此聂荣臻和钱学森给研制人员鼓劲，要求从理论上吃透苏联的资料入手，从“反设计”着手。1965年，梁守槃带领科技人员在“上游一号”的基础上，很快投入到了“海鹰一号”岸舰导弹的研制中。“海鹰一号”先后进行了25次飞行试验，1974年定型。“海鹰一号”岸舰导弹的成功飞行，标志着我国海防导弹经历艰苦创业，终于走上了独立发展的道路。

第三，在初期的储备积累方面：中国导弹事业从1956年“创业”到1960年苏联撤援，已积攒了初步“家业”——有领导单位，有相对配套的研制、设计、试验和生产的基础设施和手段，还有一支热爱学习、刻苦攻关的专业人才队伍。

一方面，在机构和设施建设上，当年钱学森在给周恩来写的意见书中所提到的导弹工业的领导机构、科研机构、设计单位、生产工厂、试验单位全部有了雏形。

在党中央的支持下，国防科委成立，导弹研制有了国家层面强有力的领导保障。在钱学森的亲力亲为下，科研机构也有了保证：中国科学院各研究所协助国防部五院解决预先研究和专业技术攻关难题；作为导弹研究设计机构的国防部五院，已经建立了主抓导弹总体技术的一分院和主抓控制系统的二分院，特别是一分院建立了三个导弹总体设计部，分别对口地地导弹、地空导弹、海防导弹的仿制和研制。在生产工厂方面，1958年6月，地处北京南郊、原二机部下属的飞机修理试制厂—211厂，这一配备上千名技术工人和几百位熟悉工业生产和管理干部的大厂，被提供给国防部五院作为导弹总装厂。1958年，导弹试验基地也已建成；19兵团、20兵团和工程兵部队十万大军经过艰苦奋斗，仅用两年半的时间就在巴丹吉林沙漠的戈壁滩上建立起中国第一个综合导弹试验靶场。此外，由苏联援助的四大工程，即“8102”（一分院建设工程）、“8103”（液体火箭发动机试验站建设工程）、“8108”（空气动力研究中心建设工程）和“8109”（二分院建设工程）也快完工，五院马上就能具备相对配套的导弹研制、设计、试验和生产的基础设施和手段。

另一方面，人才队伍建设也有了一定的规模。在聂荣臻、陈赓等元帅、将军和各行各业及大专院校的鼎力相助下，一批批科技精英，包括一大批海归人才，汇聚到了国防部五院，仅钱学森“钦点”的就有上百人。

1960年，五院调进4 000名大专生、2 000名中技生和4 700名复员兵。这是一支爱学习的队伍。原航天工业部副部长鲍克明回忆道：“那时，由钱学森院长发起的五院新一轮学习导弹理论和技术知识热潮，在机关和各分院及所属部、所、厂、站全面展开。五院还规定老专家带助手和培养年轻技术骨干，各单位形成了浓厚的学习钻研热潮。白天努力工作，夜晚各研究室、办公楼灯光明亮，结合自己的专业工作，读书、钻研、讨论不止，以至于深夜动员大家回宿舍睡觉、休息，成为各级党政领导每天工作的一项任务。”不仅勤奋，这支队伍的学习与攻关能力也极强。在仿制“1059”时，他们开动脑筋自己动手，仅弹体结构一项的材料代用率就达40%以上；在376种辅助材料中，有80%以上是用代料方法解决的，自主生产的占到三分之二。这一方面大大节约了从苏联购置的成本，另一方面也锻炼了队伍。最让钱学森放心不下的导弹控制系统，也让黄纬禄带领的团队“拿下了”。

苏联撤援，虽然一时困难，但聂荣臻和钱学森“心中有数”：我国自主研制导弹已有了基础和储备，离开苏联专家，中国人绝不会一事无成。

●三年困难时期

1959年至1961年，我国国民经济发生严重困难，不仅国家财政极度紧张，而且各种物资奇缺，“两弹”事业建设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推进。

钱学森在获得“两弹一星功勋奖章”后的谈话中回忆道：“60年代初，由于生活困难，吃不饱肚子，又要坚持科研攻关，不少人患了浮肿病。聂老总看到这种情况，心急如焚。他亲自出面，给各军区打电话，要他们支援‘两弹’研制工作。于是从各军区调来了一批黄豆、带鱼、猪肉和羊肉等，分给科技人员，以渡过难关。可贵的是，当时直接负责调拨分发的行政后勤人员们却一口也不吃。所以尽管当时大家都很困难，却能团结一心，勒紧裤带，白天奋力工作，晚上加班加点。”

又据钱学森秘书涂元季所述，有一次聂荣臻专门交代给钱学森家半边猪肉。钱家炊事员每次到食堂割一小块做肉末吃。保卫秘书刁九勃和炊事员见钱学森劳累清瘦，一次便割了一大块做回锅肉，遭到钱学森批评：现在全国人民都生活困难，连毛主席周总理都不吃肉了，你居然给我做回锅肉！党性到哪里去了？刁九勃和炊事员见钱学森如此严肃地批评，只好把回锅肉端走，还像往常那样剁成肉末，细水长流地吃了好几天。[9]

面对经济困难、粮食供给不足这样的艰苦处境，中国早期导弹航天事业的领导与建设者们团结一心、勒紧裤带、坚持奋战，没有他们的这种牺牲与奉献精神，便没有这份事业的继续发展。

●技术问题“由钱学森抓总”

在1960年这一年，苏联撤援了；这一年，全国尚处于经济困难时期；这一年，钱学森还经历了一次“降职”。

1960年3月18日，周恩来总理签署了一份任命钱学森为国防部第五研究院副院长的任命书。

从院长降为副院长？

原来，随着“1059”导弹仿制的开始，地空导弹、岸舰导弹的仿制工作，以及各项科研设施和配套生活设施的建设工作也陆续铺开。作为国防部第五研究院院长，钱学森一方面组织队伍自力更生、“土法上马”，另一方面协调紧缺材料，解决燃眉之急。此外，他还要处理各种行政事务，连盖宿舍、建幼儿园都要他拍板。从1959年下半年开始，钱学森在五院工作的时间明显增多。到了1960年，他在两个单位的工作时间安排与之前完全反了过来，减少了在中科院力学所坐班的天数，绝大多数时间都放在了国防部五院。1960年3月，他请求将自己降为副职，以便集中精力专司重大技术问题。聂荣臻此前并未料及钱学森的苦恼，当他了解了钱学森的请求，便同意任命他为技术副院长，并很快调解放军空军司令员刘亚楼兼任国防部五院院长，空军副司令员兼参谋长王秉璋担任副院长，主管行政工作。聂荣臻在关于国防部五院工作安排的会议上说：“钱学森主持全院的研究设计工作，把行政工作免去，发挥你科学家的作用，可以选择几个助手协助你工作，要有参谋，把你的意图传达下去，党委和政治机关要保证。”

然而，在主动提出降职的同时，在国防部五院已经当了三年半院长的钱学森却还面临着技术领导地位未得到充分重视的处境。

1960年5月17日，钱学森在向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支部并党委提交的入党转正自我检查材料中谈道：

五院工作，我感到吃力，不如力学所工作那么在行，我检讨起来有一个问题：力学所我能基本上掌握，在业务上我的意见有分量；而五院业务范围广，我能掌握的只是一小部分，必须同其他同志结合在一起才能做好，我的意见不那么显著。[10]

1960年10月9日下午，聂荣臻向前来汇报工作的五院领导说：

试车台试验没请钱学森参加是不对的。要积极让他参加试验，我们的专家不比苏联专家差，中国人的头脑是很聪明的。有些工艺中国人擅长，有办法解决。搞科学试验不叫浪费。我经常讲要重视我们自己的专家。钱学森是一位很淳厚的人，讲话明确、简练。老实说，我们受他的鼓励。要人家干工作就要相信人家，对我们的专家要依靠。

上述言语既透露出钱学森遭遇的尴尬与被动处境，也体现了聂荣臻对钱学森的爱护。

1961年7月12日上午，聂荣臻及其他几位国防科委领导在听取王秉璋、王诤汇报五院工作时指出：党支部只起保证作用，技术问题不需要再经过党支部讨论；但要讨论如何保证和组织各方面的配合，以求迅速实现，并解决科研中的问题。五院的技术问题应由技术人员充分讨论，由钱学森抓总，然后由党委批准他的建议、支持他，即使错了，党委来承担责任；所谓党的领导，是掌握政策、方向，不可能解决具体的技术问题。五院的几位老专家，任新民、屠守锷、蔡金涛、吴朔平、梁守槃、庄逢甘，可以考虑分别担任一、二、三分院的技术副院长，在技术上接受钱学森的领导。

正是聂荣臻一次次站出来代表党的领导给予钱学森最大的支持和信任，从而明确、保障了钱学森技术领导作用的有力发挥。

●两弹“上马”“下马”之争

1961年1月，中共八届九中全会提出对国民经济“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据此，在国家财政极度紧张、各条战线都面临砍减或压缩的情况下，国防工业部门和科研部门出现了发展尖端和常规武器谁先谁后、谁挤谁的争论，即两弹“上马”“下马”之争。国防工业部门认为应该以研制常规武器为主，而国防科研部门则认为“两弹”研制不能半途而废，必须坚持攻关。1961年7—8月，在中央军委于北戴河召开的国防工委工作会议上，这场争论达到高潮。

聂荣臻的秘书范济生回忆道：“当时的气氛搞得很紧张，坚持‘两弹’下马的人，和坚持继续攻关的人，互不相让，各说各的理，有时开着会，就吵起来，桌子拍得叭叭响。”

会上主张“下马”的理由是：一方面，苏联撤援后，我国仅仅依靠尚不发达的工业体系和落后的科技力量，难以造出高精尖的“两弹”；另一方面，“两弹”投资如无底洞，花费巨大又不能完全保证达到预期成果。此外，在较长时期内，如果发生战争，我国主要还要依靠常规武器，因此，不如把有限的经费用在常规武器上。时任总参作战部参谋的李旭阁说：“不要认为主张下马的人没有道理，那是不对的。当时饭都没的吃，‘大跃进’等极‘左’思潮影响下，社会生产力遭到严重破坏，各种困难和问题堆积如山，在这种情况下，搞经济的领导人主张等经济稍微恢复以后再上，不是没有道理的。”[11]

8月12日，周恩来总理在综合分析会议意见后明确指示“工业生产和常规武器是基础，尖端武器不容懈怠”。作为“两弹”事业的直接领导者和组织者，聂荣臻深知“两弹”研制的战略意义，也知道如果“两弹”下马，将会前功尽弃。因此他得知“两弹”争论中主张“下马”声音高涨后，力挺“两弹”继续“上马”，强调“常规武器要配套，尖端武器要研制，不能退缩下来。一退就会落后。一落后就是几十年，将来我们的后代会骂我们的”。8月20日，聂荣臻签发《关于导弹、原子弹应坚持攻关的报告》，直接上报毛泽东主席和党中央。报告阐明了我国两弹研制已有的基础和条件，也说明了当前的困难和解决方法，还表达了突破的决心：“突破‘两弹’是有条件有信心的，虽然遇到些暂时的困难，这个方针和决心不应改变。导弹，争取三年左右突破中程的，五年或更长一些时间突破远程的。原子弹争取三年左右突破初级的，五年或更长一些时间突破可装在导弹上的核弹头。”

会后经过近一个月的争论，1961年10月，中央军委最终决议“科学研究着重搞尖端，生产主要搞常规，基建主要搞配套”，并强调坚持“两弹”攻关不仅是个军事问题，还是个政治问题，不能有点困难就泄气。由此，争论平息，“两弹”继续“上马”。而正是这一重要战略抉择使我国“两弹”计划在随后几年成功实施，打破了帝国主义的核讹诈和核垄断地位，保障了我国国防安全，极大提升了我国国际地位，也为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提供了较为稳定的环境。此外，“两弹”事业的上马，也大大带动了国民经济建设中原材料、仪器仪表以及大型设备的发展，带动了许多新的生产部门以及新兴学科的建立与发展。[12]

但回头来看，有争论未必是坏事。它能够让不同意见充分表达，能够让人更加清晰地看到当时的困难，体会到这项重大战略工程得以延续的曲折与艰难，还有在实施上的艰巨性和紧迫性，以及最终取得成功的来之不易。

据《天地颂——“两弹一星”百年揭秘》一书描述，在北戴河会议期间钱学森也曾前往参加小组会议。但这场争论中钱学森的言论极少见有记载。不过，我们也许可以想象，当时争论的结果无论“两弹”是“上马”还是“下马”，对钱学森来说都是一种巨大的压力。作为导弹事业的技术领导，他深知“两弹”事业的发展条件、前景及其重要战略意义。如果“下马”，那么对于他所领导、规划的导弹航天事业及已经开展起来的工作来说无疑是巨大的打击。最终，结果是“上马”，那么钱学森便要拿出决心，确保实现聂荣臻提交的那份报告中所表态的“三年左右突破中程导弹，五年或更长一些时间突破远程”，这就如同向中央立下了“军令状”，钱学森必定要为此担起责任。

●“整风运动开始，我是一个莫名其妙的人。”

上述可见，在中国导弹航天事业初创的五六年间，重重困难接踵而至，涉及人力、经济与工业基础、国内国际政治环境，以及体制、管理、技术、决策等方面的诸多问题和困难。而在个人思想方面，1958年在钱学森申请入党之际，正值党内开展整风运动和反右派斗争。钱学森曾说自己那时对一些朋友“充满了旧知识分子群之中一种同道感”。他因曾去看望当时被定为“右派分子”的钱伟长，又在经济上接济“现行反革命分子”清华大学教授徐璋本的家属，而在入党过程中被批评为政治立场不坚定、思想上划不清界限。1958年4月，钱学森在《整风运动思想总结》中写道：“1957年整风运动开始，我是一个莫名其妙的人。”可见，在当时特定的国内政治环境中，钱学森在思想方面也有不小的压力。

徐璋本就是那位在1935年给当时即将赴美的钱学森写下临别赠言的老同学。他与钱学森同年出生，自小学到大学一直与钱学森同校，但比钱学森低一级，1935年毕业于交通大学电机工程学院电信门。钱学森说：“在交通大学时，我就知道他是学究，不问政治，以致他在交大毕业后居然到一个特务电台中去做工程师。我知道了之后曾劝他不要做下去，但我以后出国，下文不知。”徐璋本是1937年的公费留美学生，当时方向为水力发电工程。1938年，徐璋本赴加州理工学院，又与钱学森同校求学，1940年获博士学位回国，曾在九龙坡交通大学电机系和电信研究所、私立江南大学，以及中央大学电机系等高校院系任教，主要教授电磁理论、物理等课程。1949年前后，徐璋本再次赴美，先在哈佛大学工作一年，后又到加州理工学院任职，其间与钱学森常常见面。据钱学森说：美国移民局对他也不客气，1950年以后也不许他回国。那时徐璋本有时说要在美国住下去，并且要接家眷，有时又说一有机会就要回国。1954年以后，徐璋本一直表示要斗争回国。彼时，徐璋本曾因失业而有经济困难，钱学森也借过钱给他。1955年5月徐璋本回国，同年任清华大学物理教研组教授。[13]受钱学森托付，徐璋本回国后曾为钱学森联系协助他回国事宜。后来，钱学森回国以后，也曾两次去看望过徐璋本。

但是，1957年徐璋本在“反右派斗争”中遭遇了人生的重大转折。在这一年整风运动初期，徐璋本在清华大学举行的一次座谈会上认为“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一定要产生教条主义”，并建议取消用马列主义作为指导思想。1957年7月8日，在全国开展“反右派斗争”的情势下，徐璋本公然提出他的“政治纲领”，要组织“劳动党”，公开征集党员。此后，徐璋本还“动员”清华大学的师生加入他的劳动党、支持他的言论。这使徐璋本的妻子、同在清华大学水工教研室工作的王锡琼极为忧虑。应她要求，钱学森便在回国后第三次去看望徐璋本。钱学森回忆道：“反右开始后，是他爱人留条叫我去的，这是因为他搞什么劳动党。我对他说他的想法是错误的，劝他不要搞，说他不懂政治，不要乱来。他当时不同意，一定要搞劳动党，我也就离开他了。”

物理学家谢毓章（曾在美国长期学习工作，并于1957年到清华大学物理教研组任教）后来说：“徐璋本曾在美国留学，回国后，总使用美国的思维方式做事情。他认为每个人都可以有组织政党的自由，他也要组织政党，并且找人参加。尽管没有组织成，但有这种想法就不行，也把他抓起来了，定性为‘反革命’。”这不免令人想起当初尚在读大学的徐璋本，在1935年给即将赴美留学的钱学森的那番赠言：“我们多年来所见所闻大半都是‘美国式’，而我个人觉得‘美国式’有一种毛病就是离开‘科学的哲学渊源’。我相信你是不会被蒙混的。”然而时隔20年后，徐璋本自己却因“美国式”思维，并不听钱学森等人相劝，最终获罪。

1957年12月25日，徐璋本被定为“现行反革命分子”，在清华大学被逮捕，并被判15年有期徒刑。[14]

徐璋本被捕入狱后，其妻子王锡琼因经济困难而找钱学森帮忙。经思考后，钱学森在1958年1月给王锡琼写了一封信，说明帮助王锡琼的情况。信件内容如下：

王锡琼同志：

前在去年除夕托郑哲敏同志送上四十元，想已收到。

关于今后您一家生活问题我想过了，作答如下：

1）我们现在是生活在党所领导的社会中，每一个人的生活都是有一定的安排的。您的生活如果有长期的困难，应该把困难向工会提出，工会一定能公平地研究，如困难是真的，一定会在福利金中给出帮助。这一点不必因为徐璋本的原（缘）故而有所顾虑，徐璋本个人的事不能影响他的家人，更不能影响他的子女。至于说工会所订的生活标准不如您所习惯的生活标准，因而有困难，这是应该努力克服的困难，一定要做到能在工会所订的标准上生活。我们要想一想，我们的社会制度是按劳取酬，不能不按国家制度要求享受。再说今天正在创造我们世界的工人和农民，他们的生活水平并不比工会的标准高。他们能在这个标准生活，而且生活得很健康，那么您也应该在这个标准上生活下去，不会不可能的。

2）自然，要在工会所订的生活标准生活，必需（须）对您家已（以）前的安排作很大的变动，具体怎么做？这您也许一时想不周全，我提意（议）您可以同工会中的人商量，向有同等收入和一家人口的家属请教。人家怎么做，您也可以学。这样做不是什么丢脸的事，相反，这样勤俭持家，克（刻）苦地和工人一样地生活是光荣的。

3）您应该自己好好地想一想，您对徐璋本的错误是不是作了坚决的斗争？您有没有在群众性的会里批评过他，宣告对他划清界线？这是必要的思想斗争，不然，您对徐璋本的认识不会清楚，您对他会有包庇的想头。这样一来，您就一定会在思想上离不了徐璋本，而一面又明明知道徐璋本是错了，这就给思想上带来了阴影，抬不起头来，那就生活不下去了。反过来说，如果能和徐璋本划清界线，那么思想上会大大地开朗起来，也就会产生出干劲儿来，不会怕困难了。

4）改变生活方式也不是一天就能做到的，所以我愿意在短期内帮助您。去年除夕的40元作为1月分（份）的钱；在这个月底，我愿意帮助您30元作为2月分（份）的钱；在2月底我愿意帮助您20元作为3月分（份）的钱。在这3个月后，改变生活想来可以完成，不必再帮助了。

此致

敬礼！

钱学森

为谨慎起见，钱学森在写好此信后并未直接寄出，而是先给他在力学研究所的秘书张可文去信，请她在发信之前先了解一下王锡琼本人有没有问题。

在得知王锡琼本人并无问题后，钱学森通过郑哲敏每月按信上所说数额把钱转交给王锡琼。以后来的眼光看，在当时的情势下，钱学森能这样做反而体现了他的同情心与人情味。但就是因为这件事，1958年力学研究所在“拔白旗，插红旗”运动中，有人给钱学森写大字报，指责他不能和现行反革命分子划清界限。为此，钱学森在1958年4月19日向党组织写的交心材料和1958年9月24日填写的入党申请书中，专门就他和徐璋本的关系问题向党组织做了交代，并“深刻检讨了自己认识上的错误”。

被判入狱后，徐璋本起初被关押在北京第一监狱，钱学森还去探望过他。据徐璋本“狱友”王学泰回忆：“在监狱中，他受到了特别的待遇。狱方给他一间小屋，他住在那里，吃饭也是小灶，甚至为他单做。还有一个青年犯人伺候他。每天徐璋本在自己的小屋看书，写东西。有时老同学钱学森还到监狱里看他。每周可以回清华园与家人共度周末。周一上午或周日晚上返回第一监狱服刑。”后来徐璋本转移至河北的劳动改造场服刑。1975年3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实行第七次特赦，释放全部在押罪犯，徐璋本正是在这一次特赦中被释放。在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之后，钱学森给主管科技的国务院副总理方毅去信，表示确信老同学徐璋本没有历史问题，只是思想有些偏激。不久，徐璋本在经历近20年囚徒生活后，终得“平反”，回到清华大学。已经六十多岁的他痛惜廿载光阴流逝，拼命工作，欲夺诺贝尔奖，夜夜工作至凌晨二三时。[15]

有人将钱学森和徐璋本这两位同龄的老同学作比较，他们有相似的求学经历，同为美国加州理工学院博士，都于1955年从美国回到中国。在专业上，钱学森研究导弹，而徐璋本则研究反导弹技术，二位在当时都是新中国稀缺的国防尖端技术方面的人才。然而，在历史洪流之中，他们因对自身与时代关系的不同理解、对世界的不同认知而做出的选择，终于导向了截然不同的命运。钱学森准确地判断了其所处的时代环境特点和肩负的责任，最终不负使命，成就了伟大事业，而对徐璋本的遭遇或只能承受与理解。[16]

在已出版的钱学森书信中，有两封晚年钱学森写给徐璋本的信，反映了二人晚年时的交往。

一封是钱学森1986年12月30日致徐璋本信，内容如下：

徐璋本教授：

刚刚接到学长兄及嫂夫人的贺年片及赐二位合影，十分感谢！

似自师大附中纪念会上见面后又已几年，但我兄看来很健康，我也很得到快慰。我们都很好，亦请释念！

至元世兄前来信说要找我谈，但后来具体化，大概他事情太忙了。也问他好！

即此恭祝您和锡琼嫂

新年快乐，并身体健康！

钱学森

1986.12.30

另一封是钱学森1988年1月4日致徐璋本信，内容如下：

璋本学兄：

我们一家都非常感谢您一家送来的贺年片！真如卡片上说的，“我们友谊”“随岁月而茁壮”！我们是六十多年的同学学友了呀，中间多少事呵！令人欢快的是：社会主义的中国现在已走上自己的发展大道，到二十一世纪中叶的目标及方法已经清楚了！

也因此我不理解，为什么卡片的创作者却画出雾蒙蒙雪地上蒺藜遍野？难道创作者不知道今天的中国早已不是鲁迅先生在三十年代写的“万家墨面无蒿莱”了吗？这是我国当前文艺界思想混乱的表现，作家们有不少是跟不上时代的步伐，他们落后了！这样他们又怎样当人民的灵魂工程师？

我觉得在这个意义上赵朴初的元旦献词《调寄驻云飞》是好的：

“喜报春回，十三大先开岭上梅。

开放云会，改革洪波沸。

飞！神龙起迅雷。澄清积痗。

万里长空，四海光明被。

十亿同心振国威。”

老同学，让我们共振国威吧！

问锡琼嫂好！

此致

敬礼！

钱学森

1988.1.4

两封信中流露出钱学森对徐璋本深切的关怀与鼓励，年过古稀的两人“友谊随岁月而茁壮”。而第二封信中提到的，徐璋本赠送给钱学森的贺年卡片上“创作者却画出雾蒙蒙雪地上蒺藜遍野”，与钱学森回复时引用的《调守驻云飞》的昂扬气势，形成鲜明对比，似乎流露出不同境遇下两人的不同心境。当然，钱学森也是意在勉励老友振作。但就在这年底，徐璋本去世了。

●“从那时起，父亲的大手很少再牵着我的小手”

可以说，这一时期的钱学森身处种种艰难处境。而在叙述之中，我们只能部分地看到每一种艰难局面里钱学森的身影与作为，却难以准确地描述在这些难题错综复杂、交织一体的时刻，钱学森是如何应对的。

而钱永刚的一段回忆，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珍贵而特别的视角，即在孩子眼中，那段时期父亲钱学森的工作状态及其对家庭的影响：

那时，他为了工作，不仅经常废寝忘食，还要出差。到哪里去，去多长时间，不仅不告诉我，连妈妈也不知道。有时几个月都找不到人。回家时，又常常穿着厚厚的大皮袄、大皮靴，活像我在画册中看到的爱斯基摩人。那时，我只知道，他是一个研究飞行器的科学家，具体在做什么，别说是我，就连妈妈也不清楚。那时保密制度非常严格……直到20多年之后我才知道。父亲那时是为了研制导弹和卫星，而奔走于北国大漠，西域荒原。

谈到当时的艰难不易，钱永刚说：

那时候和现在是天壤之别，国家的财力、物力非常匮乏，就那么点钱，又要做那么大的事，对许多试验必须做到一次成功。因而对方方面面都要考虑得很周到，很细致。为什么后人这么敬重“两弹一星”的功臣？就是因为当时的环境和条件远远不能和现在比，完全是凭着他们的智慧、勇气和奉献“拼”出来的。

说到父亲工作对自己的影响，钱永刚感叹：

父亲的工作这样繁重、忙碌，自然也就无力关心我的学习和生活。也就是说，从那时起，父亲的大手很少再牵着我的小手……父亲晚年时，有一次和我聊天，他很感慨地说：“你小的时候我工作特别忙，就顾不上你了。如果我们一个星期就做一道题，不论数学、物理、化学的，相信到你高中毕业时，全国的大学任你挑。”

从孩子对父亲的回忆中，可以看到，钱学森自一开始的志业选择到1950年代回到祖国成为中国导弹航天事业技术的“头”，他始终深刻明白自己身上肩负的艰巨使命与重任。对那一时期以钱学森为代表的一大批国防科技工作者而言，舍家为国或许是无须犹豫的选择。但舍家为国不代表他们对家人没有丝毫亏欠。对他们来说，无法陪伴家人跟国家创建、发展导弹和航天事业的“大”困难相比不足挂齿，但就像钱学森对儿子说的那一句“顾不上你”，又何尝不是一份巨大的牺牲与付出。当我们回顾这番事业的创业历程，应当看到其中的每一种不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