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谨、严肃、严格、严密”
认真严谨是钱学森身上十分突出且一以贯之的品质。《钱学森手稿》前言中这样写道：
所选手稿突出地表现出他的清秀、工整的字体，按照严格标准书写的运算方程和计算公式，以及规范化的列图制表等特征。这些特征贯穿于他的全部手稿，不论它们是来自草稿、初稿、修改稿还是算草或者草图。这正反映出他一贯的工作作风，至今他的所有手迹都保持着这种一丝不苟、严肃认真的精神。从他的算稿，读者可以看到那一串串排列整齐的数据，有的长达八位。要知道在那时最好的计算工具是手摇的机械式计算器，而连最简单的对数函数和三角函数都要从厚厚的专门手册查找，并作内插计算才能得到。可见，这些数据后面包含了多少辛勤繁杂、严密细致的劳动。
认真严谨是治学所必需的品质，也是作为科学家的基本素质。上过钱学森课程的1958、1959级中国科技大学近代力学系学生们对此印象深刻。在一次考试中，有同学回答第一宇宙速度是7.8米/秒，使钱学森非常生气，他批评说：古人讲下笔千钧，你这一下相差1 000倍。还要不要你做这个工作？你对我们这个国家、这个民族还负不负责任？这一番话使学生们谨记于心。钱学森对于学生作业中的小数点、单位、量纲等细节问题和基本规范都作出明确严格的要求，还曾在黑板上特地写下八个大字“严谨、严肃、严格、严密”，这是钱学森对学生的要求，也是其自身认真严谨品质的体现。当时的学生刘凌霄回忆道：“钱老上课很认真的，就在502所给我们上‘火箭技术概论’的时候（当时听课的学生大约三四百人），他总比我们先到，还专门找个类似今天的教学秘书的人坐在最后一排，看写多大的字能看清楚，说多大的声音能听清楚。”[4]
20世纪80年代钱学森在国防科学技术工业委员会办公室
钱学森在科研工作上的严谨认真态度是出了名的。他曾说：“搞学术，态度就是要认真、严肃。当然，严肃并不等于说不活泼。我们要诚恳地交流，有活泼的气氛，有话就说。”钱学森一向强调要注意学风和学术道德的问题，在他的书信言谈中就有不少例子：
还有一点小意见：您们常常说“习作”。我以为写文艺作品也许可以用“习作”来表示谦虚、不成熟。但讨论学术的文章不能用什么“习作”来称呼，因为讨论学术是严肃的，写下的每一个字是作者负责的，不管“习作”不“习作”！所以学术论文称为“习作”没有意义，反而可能带来不严肃的坏习气！请教！（1985年4月25日致杨春鼎）
治学要力求严谨，言之有物，切忌空话连篇。我们还是扎扎实实，是什么就是什么，真正研究一个问题，搞清楚它。（1982年7月10日钱学森在一次学术讨论会上作报告）
您的书有出版的希望，是好消息。但您提起将来要我写序，我认为不妥。一是我从不为人家的书写序，都以婉谢了事；二是您的书中用了我的话，我再写序说书好，不成了互相吹捧！您另请别人吧……我劝您下一番功夫熟悉并弄懂经典文艺理论，掌握马克思主义哲学。我估计以您的基础，这是可以做到的。到时，您下笔自然会不同了，不会停留在浅处了。人家浅，不能是我也浅的借口。（1984年4月3日致杨春鼎）
组织地球表层学讨论会或讨论班我赞成，但不能是什么“沙龙”性质的，一定要有明确的要求，每次讨论有结论，有一点也好，说清那（哪）一点上不明白而尚待研究也好。决不能不了了之！因此要有主持人，您们推选您们之中的人来当，锻炼嘛！这样的讨论搞一个时期，有把握了，再说写书的事，现在怎么能宣扬出书的问题？学问是踏实事，怎能制造空气！（1986年12月10日致高建国）
您花了很大的气力把书编出来了，我很感谢；但我的确对成书未出力，所以封面一定要写清：钱学森讲，吴义生编。这是科学道德，共产党员必须遵守！请务必这样办。（1987年9月8日致吴义生）
我1月27日的发言并无新内容，还是1985年那篇老东西，所以不要再公开发表了。我们要维护严格的学风呵！（1988年2月10日致张品乾）
对于报纸、文章中哪怕一丁点数值计算上的错误，钱学森从来都不放过，甚至不厌其烦地重新计算。他对来信和所附论文中的一些细小问题也都一一指出，并加以纠正。钱学森不仅总是指出问题所在，还将解决问题的方法、过程都一步一步列出，耐心劝导年轻的科技工作者再认真一些。在钱学森的书信中我们也常常能看到这份“较真”，例如：
昨见1984年2期《人民画报》，在9页上说“在青海柴达木、德令哈、海西州风能发电研究室搞了一种小型发电设备，说有30千瓦，足够一户用电”云云。我从图片估计风车叶片直径约一米，在9米／秒风速下，不过150瓦而已。《人民画报》的数字大了200倍！30千瓦一户也用不了！您们在《经济日报》专刊上何不加以更正？（1984年2月27日致贺德馨）（后贺德馨回信表示钱学森的估算数字是正确的，他已给《人民画报》写信，请他们更正。）
蒙赠《自然辩证法习作选》第一集一册，十分感谢，其中有许多文章是我有兴趣的，将仔细阅读。现在只说英文名Selected Works of Natural Dialectics，似欠妥。应为Selected Papers in Dialectic of Nature。自然辩证法的习用英文是Dialectic of nature，而works一般指大本头著作，这里收集的单篇文章，叫papers似更合适些。请酌。（1985年5月1日致北京林学院社会科学自然辩证法教研室）
9月12日来信及尊著《中国稀土理论与应用研究》都收到，十分感谢！粗读之后有以下几点意见，写下来供您参考：（一）稀土元素之汉语名称应该写出来，即：镧La、铈Ce、镨Pr、钕Nd、钷Pm、钐Sm、铕Eu、钆Gd、铽Tb、镝Dy、钬Ho、铒Er、铥Tm、镱Yb、镥Lu（钪Sc、钇Y）。（1992年9月23日致霍明远）
在学术问题之外，钱学森在为人处世方面也极为认真严谨。以“写信”这件事为例，钱学森曾说：“我差不多每天有几封信要回。人家问我什么事，我总是毕恭毕敬，只要我知道的一定回答，我不知的一定回答你我不知道，要是我知道你可以找谁，我会说你去找谁。”可见他对于回复他人的细致到位。而对于别人的粗心，钱学森的认真回复中也透露着一丝幽默，例如：
我生于辛亥革命之后，现年七十二岁；因此2—6页上的五十四岁似应为四十五岁。（1983年11月11日致鲁克成）
您寄来一个空白的贺年片，我就利用它，填好寄回给您，向您贺春节吧！（1984年1月11日致刘岳松）
使我吃惊的是：我于四月七日收到的信竟是您自己于四月二十九日写的！！！（1986年4月10日致李长域）
您在信中称我为教授，还有其它一些话，我均不敢当。中华人民共和国并没有授我教授职称，我的职称是研究员，不是教授。（1987年9月15日致高介平）
20世纪80年代钱学森在办公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