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荡之中

1966年，正当“两弹结合”事业进入到关键时期，一场政治风暴不期而至，“文化大革命”让中国导弹航天事业受到了干扰。在这一时期，钱学森受到了毛泽东、周恩来的点名保护，他回忆道：“‘文革’期间，周总理仍然抓住这项工作不放，别的工作乱了，做不了啦，但‘两弹’的工作一直没停。”

然而，钱学森也遇到了巨大的困难。一是导弹航天器型号研制环境与秩序受政治运动影响被严重破坏。这使钱学森所主持制订的一些重要计划被迫延期完成，如1965年所制定的《地地导弹发展规划》（即“八年四弹”规划）的最终实现推迟了八年，又如钱学森原本设想我国首颗人造地球卫星的发射能实现“保四争三”，最终却落后于日本成了第五名。二是周遭同事好友的遭遇给钱学森内心带来的影响。尤其在1968年，姚桐斌、赵九章、林鸿荪先后离世，挚友郭永怀也在这一年因公殉职，李佩、罗时钧、庄逢甘、罗沛霖等都在这一时期受到了较大冲击。对于钱学森来说，或许继续肩负使命、推进国家的航天事业成了他最坚强的信念与力量。钱学森的秘书涂元季曾说：“他是非常非常地谨慎处事，所以这几十年走过来，他不仅没有倒，而且还成了优秀的共产党员，那也不容易啊。……当然中央很保护他，他自己也很注意处理各方面的关系，甚至注意自己的言行，要跟中央保持一致。”[18]

在这一时期，钱学森正因为受到党中央的保护，从而能够继续领导着“两弹一星”的科研工作，在被打乱的工作环境与秩序中发挥着与众不同的特殊作用，例如组织各方人员开展“东风三号”试验故障分析的串联会、“东风四号”和“长征一号”研制的动员大会，对研制人员做思想工作以消除派性干扰，亲自协调发动机试车等，从而推进了相关工作的开展。

有时，钱学森也要充当“现场急救队员”。1969年3月，“东风四号”中远程导弹在酒泉试验基地进行了3个月的合练，钱学森和任新民在发射场当起了“救火队员”。“文革”中生产环境与秩序被打乱，管理制度被严重破坏。为了赶进度，有的车间硬行组装，插头插不进插座，就用电烙铁焊上。任新民回忆道：“打‘东风四号’在发射场最苦的事情就是，全弹测试时元器件、电路系统毛病太多，拿下这关不容易。”发射试验人员遵循“把故障消灭在地面”的原则，反复进行分系统和全弹地面试验；从1967年至1969年，除常规静力、振动试验外，对新研制的各系统和结构进行了20多项大型试验，包括6次全弹试车和简易试车，取得了丰富资料。

“东风四号”导弹

“文革”时期，正是我国导弹航天事业发展中科研任务较为密集、紧要的关键时期。此间钱学森既要解决工程技术问题，又要考虑复杂的政治因素，身上的责任与压力是巨大的。我们可以从“东方红一号”卫星研制中的两个故事中看到钱学森的一些经历。我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自1958年预研，1965年被列为国家任务，拟于1970年发射。受“文革”冲击，1968年2月，原由赵九章等领导的中科院“651”设计院总抓的卫星研制任务及有关人员、设施、成果全部移交国防科委新组建的空间技术研究院。首任院长钱学森推荐孙家栋任技术总负责人，并建立卫星总体设计部，继续开展研制任务。

1973年，钱学森在飞往酒泉试验基地的专机上

1969年，周恩来在中央专委会上定调：“‘651’总抓，由国防科委负责，钱学森参加”，“由钱学森负责卫星、运载火箭和地面系统三个方面总的技术协调和组织实施工作”。这是对钱学森的高度信任，也是对受保护的他委以重任。面对研制任务大调整、与日本的竞争、“文革”的影响以及国家的重托，按期完成首颗卫星任务成为钱学森及研制人员身上的一副重担。

1965年10—11月召开的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总体方案论证会（“651”会议）确定我国第一颗卫星为科学探测卫星。当时国防科委副主任罗舜初还表示，第一颗卫星“必须首先考虑政治影响”，贯彻毛主席“初战必胜”战略思想。会议定下首颗卫星目标为“上得去，抓得住，听得到，看得见”。后因“文革”影响，卫星研制工作调整后，1967年春，在钱学森领导下，为实现研制目标，遵照聂荣臻“尽量简单，尽快上天，达到基本目的，掌握技术”的指示，卫星总体技术总负责人孙家栋提出修改简化方案，决定将“科学探测卫星”改为“工程卫星”，并特别为“听得到”“看得见”删去部分项目。对此有人反对，钱学森劝说道：中国第一颗卫星在一定意义上是颗“政治卫星”，让全世界“看得见”“听得到”是它的使命，一切要服从大局；不是废除原方案，而是把原方案分两步走，先用最短的时间实现卫星上天，再在此基础上发射科学探测卫星。

“东方红一号”卫星

1970年4月14日，“东方红一号”卫星发射倒计时第10天，钱学森正思考有关卫星播放《东方红》乐曲的问题。此前有人提出若发射失败，乐曲播放可能成为政治笑话，影响国家声誉。对此，钱学森想到用“过载开关”控制。万一发射失利，开关将切断卫星电源，避免误唱。但有人又质疑开关自身若发生故障，可能适得其反。一时间，围绕要不要过载开关出现了争论。复杂的政治因素和技术问题掺杂在一起，困扰着钱学森。国防科委曾将该问题报中央审批，却未得回复。钱学森心中焦急。当晚，他在汇报会上请周总理定夺。周恩来表态：如果火箭、卫星可靠，开关可以不要，待报告中央后再作通知。4月16日深夜，周恩来亲自致电国防科委：“中央同意摘掉‘过载开关’，并批准火箭、卫星从技术阵地转入发射阵地。”

“东方红一号”卫星的音乐装置

这一时期钱学森的经历正像宋健所言：“由于钱学森担负责任的重大，‘十年动乱’期间，受到了毛主席周总理亲切而有力的保护，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得以不间断地履行职责减少了航天事业的损失，领导航天部门继续取得新成就。在那高处不胜寒的年代，浑噩中的迷惘，风云突变的惶遽，直言和嗫嚅之失衡，科学逻辑与‘政治运动’的碰撞以及‘研讨厅’习俗与政治传统的冲突等，他都碰到过。得益于周总理的指导，使他摆脱世间烦扰，专心致志于科学和技术工作。”[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