阴云中的光芒

阴云中的光芒

自1950年9月23日在特米诺岛关押十几日获保释后，钱学森又经历了数次调查、申诉及最终判决。此后，仍在加州理工学院开展教学研究的钱学森及家人遭到了长期监视与软禁。对于那段时刻被监视的生活，多年后蒋英回忆道：“那些年，我们精神非常紧张。”

案件也使钱学森在加州理工学院的整个工作处境与社交活动都受到了极大限制。尽管自杜布里奇以下，加州理工学院的人员可能已经尽最大努力想把事情弄清楚；但现实是，他们的生活一如既往，而钱学森的生活却支离破碎。在喷气推进实验室，工程师们不允许和钱学森交谈，他们无法和钱学森探讨相关工作和研究问题，而钱学森也拒绝与学生谈论喷气推进实验室有关导弹的工作，以免给他们带来麻烦。加州理工学院的其他教职工当时或许都不想牵涉到钱学森案件中。因为担心自己也成为调查对象，航空系的一些同事也因此而避开钱学森。

案件过程和“驱而不逐”的判决结果使得钱学森一直处于等待中。但即使身心遭受巨大压力，钱学森依然充满了对科学研究的兴趣与创新精神。在此期间，钱学森专注于学术研究工作。1951年10月29日弗兰克·马勃写信给冯·卡门，告诉他钱学森已经接受了案子不会很快解决的现实，虽然他并不快乐，但他内心平静多了。钱学森研究了诸多学术问题，此后一个阶段反而成了他学术研究的一段高产时期。根据已出版的《钱学森手稿》和《钱学森文集 海外学术文献》收录的文章来看，案件期间钱学森完成的论文或著作（包括未发表的研究）约有21项（见表4），其中仅1952年一年完成的论文就有约12篇，且8篇都完成于当年上半年，这在航空或火箭技术领域是极为了不起的成绩。

在生活和工作的重重限制下，钱学森在非涉密的学术领域依然取得了非凡的成就。1953年1月16日钱学森在致冯·卡门信中说：“最近，我转到了博弈与经济行为理论的研究。最终，我希望消除科学与所谓的人文研究的鸿沟。”这一年，钱学森开创了两门新的学科领域。

一是开创物理力学。1953年初，钱学森发表了一篇具有科学史意义的文章《物理力学，一个工程科学的新领域》，正式提出“物理力学”概念。其时，钱学森在加州理工学院古根海姆喷气推进中心为研究生开设物理力学课程，并自己编写教材。这一新的力学分支主张从材料的原子、分子结构的微观性质预见物质的宏观力学特性，改变过去只靠实验测定力学性质的方法，大大节约了人力物力，并开拓了高温高压流体力学的新领域。钱学森所开创的物理力学在国际上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得到了广泛重视和发展，其核心思想和研究模式已成为当今材料科学和力学学科的世界潮流。[36]

二是开创工程控制论。1953年底，钱学森在加州理工学院开设了一门新课程“工程控制论”。这是钱学森把维纳（N. Wiener）于1948年所开创的控制论推广至工程技术领域，用于工程中自动控制系统设计、分析的一门新的技术科学，是控制论领域的一次伟大突破。1954年钱学森所著《工程控制论》英文版在美国出版后，在世界科技界引起广泛关注，被认为是一部奠基式的著作，后被译成多种文字发行。[37]对于写作这本书，钱学森曾说过一句精彩的双关语：“那本书是给美国人看的。”[38]1963年6月，已回国数年的钱学森在与控制论、系统工程和航空航天技术专家宋健院士的一次谈话中回忆起开创工程控制论的经历时说：“当时并没有想到建立新学科，而是为避开美国特务的追踪和迫害。那时我还年轻，虽然痛苦，精力还很充沛，我不能消沉。我必须积累知识，随时准备返回祖国，为建设新中国尽力。”[39]

对于钱学森在这段时间的工作，曾是钱学森指导的博士生、著名力学家郑哲敏评价道：

在那个条件下，他仍努力工作，可以想象那个压力有多大。但是在那个条件下，可以看出一个人的意志，他表现得很坚强。钱先生很快就把情绪扭转过来，一心一意，安心工作，做很重要的工作，他教两门新课程，一门是物理力学，一门是工程控制论，1954年他出版《工程控制论》。这本书的内容和他以前做过的一些研究，如导弹内部燃烧室内振荡燃烧的控制、导弹的导向、导弹轨道的控制等，都是有关系的。他那时说，我不牵涉任何硬件，我就讲与这些问题相关的数学理论。我不是讲那些元器件，你看我的书，没有这些东西，我只是讲些共同的基本理论。在那个很恶劣的情况下，突出地做了这样两项重要的工作，显示一个人坚强的意志。

当时在加州理工学院求学的美籍华人流体力学家吴耀祖回忆道：

钱老在中国极力协助而未能如愿离美返华这五年中，周末备讲稿，下周除正课外，再外加这些新课。不需二三讲，即引起其他教授呼应参与。其中最重要的骨干是Charlie De Prima和Arthur Erdelyi两大数学教授，吸引得教室座无虚席。年后开讲物理力学时，钱老将古典力学、分子运动论、经典统计力学、量子统计力学，一起融会贯通，更广求应用，看来好似深思熟虑，为来日运筹做好准备。钱老这些宏著，大有孔子困于陈蔡而著春秋之感。

1953年钱学森获得“彭德雷航天著述奖”。该奖项成立于1951年，以美国火箭学会创始人、该学会主席乔治·爱德华·彭德雷（George Edward Pendray）的名字命名，旨在表彰那些在航天科学研究领域中作出重大贡献且著述丰硕的科学家。该奖每年颁发一次，每次仅表彰一名科学家。钱学森在获奖后并未领取，一直由加州理工学院为其保管。2015年3月，加州理工学院校长托马斯·罗森鲍姆将一份同比例复制品赠送给上海交通大学，藏于钱学森图书馆。

软禁期间，钱学森与蒋英会在家中用音乐排解心中苦闷。蒋英弹吉他，钱学森吹奏西洋竖笛，或是一起听古典音乐唱片，他们都喜欢贝多芬的第九交响曲和莫扎特的交响乐，从中汲取力量，寻找慰藉。据吴耀祖回忆：“周末有时钱老也带领夫人、永刚小弟、永真小妹全家，去洛杉矶西南海滨游玩，举望白云碧空，海波涛涛，心旷神怡，亦堪保健。”

1953年冬，钱学森邀请带薪休假半年的郭永怀到加州理工学院讲学。李佩回忆道：“我们搭乘了横穿美国的火车到了帕萨迪纳，在钱学森家附近租房子安顿下来，钱学森和郭永怀一起做科研，讨论高超声黏性流动以及奇异摄动理法等问题。此后一直到回国之前，是他们两人科学研究的黄金时期。”“钱家的情况与过去大不一样了，屋里空空荡荡的，倒是蒋英的那架大三角钢琴还在……好几次，我们在钱家吃饭，都是大科学家钱学森亲自下厨，可见，钱学森与郭永怀的亲密友谊！”“在帕萨迪纳的时候，我们两家人住的地方很近。大家经常聚在一起，钱学森和郭永怀大多数时间在谈论一旦将来能够回国，有哪些亟待解决的工作要做。”

但钱学森迟迟无法知道自己究竟何时能够回到祖国，案件本身与此间的种种遭遇对钱学森身心带来巨大的打击。在关于钱学森在1953年底至1954年底的三段记述中，我们依然能读出他的愤怒与沮丧。

一是，1953年冬，钱学森再次见到郭永怀，对此他回忆道：“他和李佩同志到加州理工学院。他讲学；我也有机会向他学习奇异摄动法。我当时的心情是很坏的，美国政府因不许我归回祖国而限制我的人身自由，我满腔怒火，向我多年的知己倾诉。他的心情其实也是一样的，但他克制地劝我说，不能性急，也许要到1960年美国总统选举后，形势才能转化，我们才能回国。”

二是，1954年6月25日，《科学美国人》杂志编辑致函钱学森，询问为什么他强烈建议将自己的名字从杂志中删除。6月30日，钱学森复函告知《科学美国人》删除的原因，指出：（一）虽然我对美国的很多科学家充满崇敬之情，但是如果把科学家作为一个整体来看的话，我很难有同感。换句话说，如果把我确定为美国科学家团体中一员，我感到很羞辱。（二）事实上，我不是美国科学家，我是一名中国科学家。目前只是美国政府的命令将我滞留在这个国家而已。最后说：我希望你能理解这些理由，将我的名字从即将编辑出版的《科学美国人》中删除。

三是，1954年12月8日，钱学森的沮丧在写给马林纳的信中全面爆发，信中写道：

你能指望加州理工学院的行政当局会损害他们自己的前程（至少他们认为这会有损前途）来求得一个历史的真相吗？在知道历史总是被改写之后，你还能相信历史吗？你认为在世界上还有正义和诚实可言吗？你还指望在没有自我公关或不去聘请一个公关人员为你服务的情况下，在美国功成名就吗？亲爱的朋友，让我们别再相信这些虚构的事了！你现在正从事着创造性的工作，为什么要让这些琐事烦扰你呢？毕竟，如果一个人可以在自己最后的日子里，对着自己的良知说，他给予人类的要比他从人类那里得到的更多，不是也很好？

又及：我把你的信和这封信的复印件一起存档，留给未来的历史学家们。

抛开案件种种，“成就”“困境”“家国牵系”这三个词及其关系精炼地刻画了钱学森在1950—1955年的人生遭遇。

这里的“成就”，既是指追求，也表示贡献与收获；“困境”，是指钱学森“身陷囹圄”的五年处境，包括在事业、生活和归国愿望上的受阻、限制等不利之处；“家国牵系”，既是指钱学森的国籍身份，也包含了报国初心、父子亲情、归国愿望、祖国的召唤与支持等所有与家国牵系的种种。

在这五年的困境与成就之间，钱学森在事业追求上受阻，且过往的贡献与成就不仅不能使他摆脱困局，反而成了令他陷入困境的一个重要因素。这令钱学森一方面感受到不公、愤怒、沮丧，进而发出“毕竟，如果一个人可以在自己最后的日子里，对着自己的良知说，他给予人类的要比他从人类那里得到的更多，不是也很好？”的感慨；另一方面，他继续追求非涉密的科研事业，依然取得卓越的学术成就。这种困境中的追求与成就更彰显了一份对于祖国和科学事业的赤子之心，也使钱学森开始思考科学与政治的关系，思考如何方能成为一名有作为的科学家。

在“困境”与“家国牵系”二者之间：一则，归国受阻是其中一重最大的困境；二则，中美两国的关系、中国科学家的身份也是造成困境的重要因素；三则，报国初心、父亲的盼望、祖国的局势与召唤、自身的处境，都使得钱学森更迫切地想要归国。而在困境中，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在帮助钱学森突破困局、最后成功回国的过程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