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直在学习，因为不学习就跟不上时代的发展”

“我一直在学习，因为不学习就跟不上时代的发展”

钱学森一生参阅过的书籍、期刊达三万多册。阅读、思考、写作，是他晚年生活的常态。钱学森曾说：“我一直在学习，因为不学习就跟不上时代的发展。”钱永刚也说：“父亲一生都在不断地学习，不断地从新的知识里汲取营养。他看书看到最后一天，一直到入院前几个小时都在看报纸期刊，看文件。”

钱学森晚年每天必读的报刊有八份：《人民日报》《经济日报》《光明日报》《科技日报》《解放军报》《北京日报》《参考消息》《经济参考报》。每期必读的杂志有七份：《人民画报》、《求是》（原《红旗》）、《新华文摘》、《文物》，英文的《新科学家》《科学美国人》和《航空周刊》，且必须按此次序摆好，一份不落，这是他每天雷打不动的学习内容。直到2009年10月31日去世前两天，钱学森仍在读书看报。如果缺哪天的报纸或哪期杂志，工作人员总会想方设法查找补上，有时甚至要联系报社和杂志社重新寄一份来。

此外，钱学森还要阅读许多别人寄来的书籍、杂志资料和信件等。每天巨大的阅读量既得益于他极高的阅读效率，也缘于他在日常生活上的“极简”。他在回国后几乎放弃了所有业余爱好，也几乎不看电视、不过节、不参加各种应景活动，甚至亲朋好友聚餐也没有。在1982年退出国防科技工作一线以后，钱学森于1986年3月当选政协第六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并连任第七、八届副主席至2001年3月，同时还于1986年6月至1991年5月担任中国科协主席。在这27年间，除了1987年率中国科协代表团出国访问一次，以及1988年夏率中国科协科学家代表团去黑龙江省参观考察一次，钱学森从来没有离开过北京。每天的生活极为简单规律，除了吃饭和休息，其余时间全部用在参加学术活动、看书读报与学习思考上。

但凡看到有意思的文章、新闻，或者关于新事物的报道，钱学森都会剪下来，粘贴保存以便备查，有的则复印推荐给他人阅读。钱学森的剪报习惯早在美国时期就形成了，一直持续到九十多岁。每一份剪报他都剪贴工整，详细注明日期出处，并按类分装信袋，写明分类标题。钱学森在美国期间制作了剪报9大册，共1 700余份；回国后整理的剪报资料袋有630余袋，含剪报等资料近10万页，其中剪报19 000份，所涉及的领域包括工业、农业、经济、科技、文化、金融、法制、哲学、民族关系、宗教、城市建设、建筑、环境、国际关系、文学艺术等，涵盖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7]

钱学森也注意保存刊登自己所著文章的剪报，便于自己查阅、检索。1994年7月5日，钱学森在致王寿云等人的信中，清晰详尽地列出自己21篇文章的目录“钱学森论文艺与文艺理论著述目录（1980年至1994年）”。他不仅按文章发表时间顺序排列，且将篇名、报刊名、年月日都标注完整，注明报纸版面或期刊的期数、页码。年过九十以后，钱学森仍每日坚持看报，却已无法自己做剪报，只能请身边的服务员代劳。但服务员有时贴歪了，或信息标注不完整，钱学森不满意。钱永刚便出马为父亲贴剪报，他做得跟钱学森一样规范，才让钱学森满意。[8]

钱学森在阅读过程中对很多问题都有自己的独到见解，这体现在文章旁的批注中。钱学森图书馆保管有许多钱学森在其所藏图书、期刊、剪报等上面做的批注资料，内容时间跨度长、数量多、知识面广。这些批注体现了钱学森所关注的学科和领域十分广博，例如有人体科学、思维科学、人工智能、谋略学、脑科学、软科学、生命学、城市学、现代中医等前沿学科问题，也有关于信息产业、财税、银行贷款开发新技术、国企经营机制、体育事业、烹饪美食等具体问题，还有关于少数民族发展，黄河、南海、青海湖等区域发展等重大战略问题，涉及了国家政治、经济、科技、文化、教育各方面，内容极为丰富。同时，这些批注也反映了钱学森回国后对马克思主义理论贯穿始终的学习。钱学森关于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批注内容集中且数量最多，主要做于“文革”时期。从钱学森图书馆馆藏来看，钱学森对马克思的《哥达纲领批判》、恩格斯的《反杜林论》、列宁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国家与革命》等书都做了仔细阅读和大量批注，几乎每页都有划线、批注，有些内容和章节还看了不止一次。在许多批注中可以看到他对文中提到的数字进行了仔细计算，从中发现有意义的关系和趋势。这些批注也体现了钱学森严谨治学、强调用数据说话的一贯态度。

钱学森一生写了大量书信，至今无法精确统计。这些信件时间跨度长达半个多世纪，累计有一万余封，目前已出版的有5 311封（见国防工业出版社分别于2007年、2011年出版的十卷本《钱学森书信》和五卷本《钱学森书信补编》）。20世纪50年代，他任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所长时就要求：凡别人给力学所写信，说明人家瞧得起我们，都要认真回答。此后几十年他都遵循这一原则。钱学森书信多产于其晚年，在已出版的书信中，他从1983年至2000年一共写了5 160封，产生5 100余封，平均每年300多封。有时1天就写10封。从1984年至1999年的16个春节期间，共写信77封。已出版的钱学森书信中除了其中少量的事务性书信外，基本上都是钱学森同各界学者、部门领导交流科学思想，研讨工作和学术的信件。[9]晚年钱学森恪守不出京参加活动的原则，通过学术通信的方式与全国各地、各行业的师友探讨和交流学问。钱学森通信对象的身份具有明显的跨学科和跨年龄特征，而且钱学森与通信对象之间是一种平等的关系，他经常在书信中以“同志”“教授”“副教授”等称呼他人，言语间没有任何架子或高高在上的语气。钱学森书信以其巨大的信件数量、丰富的科学内容、珍贵的亲笔手迹，在中国书信史上树立起一座丰碑。这些书信在字里行间都透着钱学森的这股“认真劲儿”。

钱学森一生笔耕不辍，著作等身，内容涵盖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等广泛学科领域。

坚持学习、探寻真理是钱学森一生不渝的兴趣与追求，它不只是一种习惯，更是钱学森的生活方式与人生哲学。1989年2月5日钱学森在致朱长乐信中劝慰道：“对那些疙瘩事，要心放开些，还是：‘事理看破胆气壮，文章得意心花开！’”这句钱学森最喜欢的对联[10]，正是他处事心态与价值追求的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