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败之间

成败之间

钱学森曾说：“科学家不要以为遇上失败是坏事情，科学家往往与千百次失败结为伴侣。不要以为鲜花、掌声、赞扬是科学家的生活，不要以为自己从事的研究总能被人理解。”在我国导弹航天事业的发展中，科学试验往往与政治、与国家利益之间有着更紧密的关联和影响，“对许多试验必须做到一次成功”。因此，在成功的喜悦背后也许有着不为人知的心酸与压力，而失败的打击也可能激发出巨大的潜力。

●“东风二号”失利后

1962年3月21日9时，在两弹“上马”“下马”争论过后的半年，“东风二号”中近程导弹在高耸的发射塔架边整装待发。它寄托着对两弹继续“上马”的期待。然而几分钟后，“东二”导弹的首次发射失败了。在“两弹”争论后的这次发射失利，无疑给钱学森与科研试验人员带来了极大的悲痛与压力。

时任导弹控制系统副主任设计师的梁思礼回忆发射失败的景象说：“导弹发射起飞以后，像喝醉了酒似的摇摇晃晃，头顶上冒出白烟，69秒后，导弹倒栽葱垂直坠毁在距离发射台前300米的地方，因为导弹里面装满了20多吨推进剂，落地爆炸腾起了100多米高的蘑菇云，地面砸出了一个4米深、22米直径的大坑。失败使大家非常沮丧。”总体设计部副主任谢光选说，这是他们导弹发射中的第一次失败。很多人趴在地上把头埋在沙子里，好久好久没有抬起头来；梁思礼蹲在大坑边抱着脑袋，泪水从指缝间渗了出来；总装厂的工人师傅失声痛哭。

次日，钱学森等赶赴基地。导弹设计师王德臣回忆：

东风二号导弹爆炸后，酒泉试验基地通知北京设计单位派人来分析原因，单位接到通知让我马上出发，研究室的同事就像出丧似的把我送出了门，我连牙膏、牙刷、衣服都没有来得及带。飞机降落后，食堂给我们端来了肉丝面，我心里难过，一口也吃不下去，就在旁边站着，钱学森过来安慰我说，他在美国作研究的时候，也经常失败，那个“卡门——钱近似”公式是作了许多次试验、分析才完成的，现在重要的是认真总结经验，不能遇到一次失败就垮了。

一方面，钱学森在现场分析会上鼓励大家正确对待试验成败。他指出：科学试验如果每次都保证成功，那又何必试验呢？那就制造出来直接拿去使用就可以了。所以，不要怕失败，失败了，总结经验教训，再重来。经过挫折和失败，会增长才干，变得更加聪明。取得成功是锻炼；遭受失败，同样可以得到锻炼，而这种锻炼则更为重要，更为宝贵。大家要从遥测、光测参数中加以分析，找到设计的不足之处。要加强地面试验。

另一方面，钱学森在事故现场工作10天后返京，向聂荣臻汇报和检讨：“我们没干好，对不起国家。我是技术总负责人，我有责任。”聂荣臻知道钱学森的压力，一再安慰道：“第一次发射没有成功，我看是正常的。常规武器，一门大炮还要经过打几百发、甚至几千发的试验，何况导弹这样复杂的尖端武器呢。如果一下子就成功了，我倒不放心了。”“不要紧，这次没搞好，下次会搞好，真金不怕火炼，不要怕失败。”

事实上，“东风二号”导弹首次发射失利，让钱学森处在了风口浪尖上。有人对钱学森产生了怀疑，甚至加以非议和指责。聂荣臻的秘书柳鸣回忆说：当时有些人就说钱学森单独搞这个东西，好像没有和工业部门结合在一起，有人还写文章批评这是分散主义。还有人说，这是从研究到设计，从图纸到资料，是纸上谈兵。有的人甚至说，有出息的科学家应该到生产第一线去。当时什么传言都有。关键时刻，聂老总又站到了钱学森的前面，替他挡住了种种指责，树立了钱学森的威信。聂老总给院里做工作，说钱学森是科学家，不是工程师，不是说哪个具体的技术问题，他不是解决这个问题的，要着重看他定的方向、趋势，不能拿着他当一般的工程师去使用。

经历了“东风二号”导弹发射失败，聂荣臻反而给了钱学森更多的信任、更多的保护，为钱学森专心致志工作排除一切干扰。

返京后，钱学森组织故障调查，经3个月努力，做出全面报告。该报告除了技术故障分析外，也反思了科研管理问题，为航天系统工程管理提供了宝贵经验。此外，钱学森特别提出“把故障消灭在地面”，这也成为我国导弹与航天器试验中的重要原则。

“东二”发射失败使五院领导深刻反思管理问题。在钱学森“系统”管理理念指导下，1962年11月8日《国防部第五研究院暂行条例》颁布试行。《条例》核心内容主要有三项：

一是建立健全两条指挥线，即以总设计师为首的设计师系统（技术指挥线）和以行政总指挥为首的行政指挥系统（行政指挥线）。两条指挥线既有分工又密切配合，既保证了技术决策的科学和民主，又保证了决策计划的有效执行和实施。此后，从导弹、火箭到人造卫星、载人航天，我国每一个型号研制任务都有健全的两条指挥线。这一管理网络一直卓有成效地运转，成为中国航天富有特色的组织管理形式。

二是建立总体设计部。型号总体部是总设计师领导型号设计工作的参谋、顾问、执行和服务机构。总体部设计的是系统总体方案，以实现整体优化为目标，协调分系统之间及其与总系统之间的关系。总设计师主要通过它来领导整个型号的设计工作。自1964年以后，国防部五院组建了若干型号研究院，提出“以型号为目标，以专业为基础”，建立了科研与生产相结合的管理体制，每个型号研究院都设置了总体设计部（即总体部）。我国“两弹一星”的成功实践证明，建立总体设计部是一种非常有效的管理思想和方法。对于这一成功经验，周恩来生前曾希望把它推广到国民经济的重大工程建设上去。

三是建立科研生产计划协调管理系统。在钱学森的倡导下，五院建立了总调度室，统管科研生产计划协调管理。总调度室是总指挥的日常办事和执行机构，是航天工程计划与协调措施的科学性和人、财、物调度权力的体现者。1962年，钱学森提出将美国海军特种计划局于1958年底研制北极星导弹核潜艇武器系统时运用的新型管理方法PERT应用于我国导弹总体研制工作，并把这套管理技术定名为“计划协调管理技术”。据此，国防部五院将在科研管理中原先使用的线条调度管理图改为网络流程图。随后，在钱学森的积极倡导下，制订网络流程图的方法被广泛运用于航天部门的各级计划与工程任务中，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网络流程图为两条指挥线提供了按型号研制规律办事的依据，成为两线合力推进工作的优质纽带。

钱学森将总设计师系统的技术协调与计划协调密切结合，并将其提炼升华为航天系统工程的组织管理体制。钱学森归纳说：“两个各有专职的系统，技术指挥系统和调度指挥系统，两个系统、两组指挥员都向部门的领导负责，在部门领导的领导下亲密协作，搞好一个型号、一个产品的研制工作。这就是我国通过国防尖端技术、导弹核武器和人造地球卫星研制工作逐步形成的大规模科学技术研制工作的现代化组织管理体制。”

从这次失败中催生的《国防部五院暂行条例》系统地总结了五院建院以来的工作经验，集中地体现了当时航天科技工程的科学管理成果，使五院的各项工作进一步走向正规化、科学化，被誉为科学工作的根本大法，为我国后续导弹与航天型号研制探索科学有效又符合中国特色的航天系统工程管理模式奠定了基础，使我国航天型号研制从此避免了总体技术方案的失误。

“东二”首次试验失利后，技术总负责人钱学森肩负巨大压力，在党的支持下领导故障分析小组总结经验、吸取教训、修改方案、攻坚克难。总体设计部与各分系统设计单位经过两年多的拼搏，完成了4类17项试验。1964年6月29日，改进后的“东风二号”试射成功，中国第一枚国产中近程地地导弹由此诞生，标志着中国的导弹技术走上了独立研制的道路。

●“两弹结合”试验成功前后

1964年10月16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后，美国和苏联嘲讽中国“有弹无枪”。美国从实现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到发射载有核弹头的导弹用了13年，苏联用了6年。其时美国国防部部长麦克纳马拉预言中国5年内不会有运载工具，并推断中国至少要在10年后才能掌握导弹核武器。

钱学森作为“两弹结合”试验技术总负责人，在重任与压力下率领科技人员协作攻关。2年后，中国人就打破了这一预言。

1966年10月27日，时任第七机械工业部副部长的钱学森协助聂荣臻组织实施我国首次“两弹结合”发射试验并获得成功。这标志着中国有了能用于实战的核导弹。

当天《人民日报》发行号外，向人们宣布“我国发射导弹核武器试验成功”。这一天，举国欢庆。可在基地的庆功宴上，因“文化大革命”造成观点分歧的七机部参试人员不愿坐到一起举杯庆贺，只有钱学森等少数人陪同聂荣臻在宴会厅里。

年初刚刚成立的七机部主要负责导弹、火箭的研制。在当时，七机部除了“八年四弹”的地地导弹研制任务外，还有地空导弹、岸舰导弹、人造卫星运载火箭和反导弹系统等各个型号的研制任务。在“两弹结合”试验完成后的一个多月，“东风三号”中程地地导弹也即将迎来首次遥测弹的出厂飞行试验。这些任务的最高技术负责人就是钱学森。面对分成两派的七机部人员和宴会厅里的局面，彼时的钱学森和聂荣臻一样，在高兴之余也有着深深的忧虑。

●“很可惜，我们比日本慢了一步”

1969年11月16日，“东风四号”中远程导弹（两级火箭导弹）在酒泉试验基地点火升空。该型号将作为“长征一号”（“东方红一号”卫星的运载火箭）的一、二级火箭，若发射成功，意味着中国很可能在1969年底1970年初以前先于日本发射卫星；但因火箭控制系统出现故障，发射失败。这对钱学森等人打击极大，因为这意味着卫星发射将推迟，落后日本几成定局，就如同输了比赛最关键一局。

当时世界最大的几家新闻媒体，几乎同时向全世界发布了这条新闻。日本获悉中国火箭试验失败的消息后，不禁窃喜，因为其有可能赶在中国之前发射卫星。而美国出于政治目的，乘机向日本提供了运载火箭的关键部件“陀螺仪”，即火箭飞行中制导与稳定的装置。

火箭试飞失败后，科技人员顶住压力继续进行第二枚两级火箭的试飞。1970年1月30日，距离失败后仅两个多月，第二枚试验火箭（即“东风四号”导弹）发射成功。2月4日，“长征一号”运载火箭从总装厂启运。

然而，一周后的1970年2月11日，日本第一颗人造卫星“大隅号”发射成功，先于中国上了天。仅仅两个多月后，4月24日中国成功发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

“东方红一号”卫星发射的成功，开启了中国航天史的新纪元。在举国欢庆的时刻，钱学森在开心之外，比别人还多了一份歉意、可惜与思虑。在庆祝大会上，他做出检讨：很可惜，我们比日本慢了一步。卫星发射的时间一再推迟，作为国防部五院、七机部的领导成员，自己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当时的酒泉基地运修站职工、高级技师孔继明记得，钱学森讲自己愧对大家，讲中国的人造卫星上天应该是第三个国家，争取第四个是绝对有把握的，结果我们是第五个，落在了日本以后。[17]

此外，让钱学森思虑的是，一年多前的1969年1月16日，苏联发射的重达7吨的“联盟4号”和“联盟5号”载人飞船在空间对接成功，实现了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空间交会对接；随后的1969年7月21日，美国又发射了近46吨重的“阿波罗11号”载人飞船，实现了人类首次登月。此时中国的第一颗卫星才刚刚发射成功，下一步该怎么走？中国卫星研制与应用事业该如何发展？

在钱学森的构想里，中国卫星发展要经过三个步骤，“第一能上去，第二能回来，第三占领同步轨道”；走完这三步棋，中国近地卫星的基础技术就都掌握了。中国人造卫星技术和深空探测技术的开拓者之一，中国科学院院士、“两弹一星”元勋孙家栋说：

他有个完整思想。发射基地、火箭、卫星、测控网，这四件事情要通过我们国家第一颗卫星，要完整地把这个基础建设起来，这四个系统工作要协调，使得队伍建设起来以后，会研制自己的卫星，能把自己的卫星发射出去，卫星上了天以后，我们能管理得了，将来我们还要会用我们自己的卫星。

20世纪60年代，在钱学森的倡导下，亚洲最大的风洞群开工建设；70年代，在钱学森的提议下，中国远洋测量基地开始筹建，以西安卫星测控中心为代表的测控网络也开始在全国范围动工布局。这些具有前瞻性的部署，为中国将来的航天事业快速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中国航天事业按照钱学森的构想，一步步向前发展。1971年，“实践一号”科学探测卫星发射成功。1975年，中国成为继美国、苏联后，第三个有能力自行研发及发射返回式卫星的国家。“神舟”系列载人飞船正是以返回式卫星系列所累积的大量经验为基础而发展出来的。

因此在钱学森看来，“东方红一号”发射成功，是中国航天事业向前迈出的第一步，就如他引用毛主席的话：“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如果这一步也值得骄傲，那是比较渺小的，更值得骄傲的还在后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