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识新中国

认识新中国

1955年10月8日，钱学森一家终于回到祖国。在朱兆祥的全程陪同下，他们先后来到广州、上海、杭州、北京。初回国，除了访友、祭祖外，钱学森在诸多参观访问中受到各方热情迎接。11月，钱学森又到东北深入考察国内工业现状。这些考察使他见识到新中国建国几年来的迅速发展，亲身体会到中国共产党的巨大组织力量。

1955年10月16日，朱兆祥在杭州向中国科学院和外交部发送电报报告钱学森行程，其中说道：“沿途我为他们介绍国内建设和科学事业发展情况，他们说：比他们所想象为最好的还要好，国内公共场所的整洁和招待人员的效率都使他们惊异，感到祖国进步的神速……钱对归国后所受到的欢迎感到意外，并深受感动。在与广州、上海科学界接触后，特别是参观植物生理所后，深感我国科学研究工作条件较美国好多。”[1]

谈起初回国的感受，钱学森感叹道：

科学院派来接我们的朱兆祥同志，对我们的照顾可以说是无微不至。朱是我见到的第一个党员，我对他有感情和敬重的心。在广州的参观使我第一次感到毛主席的伟大，以及革命先烈对人民事业立下的丰功。我所接触的党的领导同志，他们看事物的清晰、深刻，使我对他们起了敬佩的心。我的确认为党是英明的，我可以完全接受党的政策方针。经过上海、杭州，最后到了北京，沿途的照顾使我心里很过意不去。原因是在资本主义社会，谁也不会对谁有那样的关心。

初回国的钱学森看到祖国到处都是新气象，非常兴奋，喜爱摄影的他拍了不少照片。一个月下来，买胶卷、冲印花光了当月三百多的工资，这才使他明白不能像在美国那样花钱了，从此他再没有动过那台相机。[2]

1955年11月5日，钱学森在中国科学院庆祝十月革命38周年纪念会上表示：“回国后的短短时间中，已经感觉到祖国的重大变化，看到了科学研究工作受到人民政府的大力支持和科学事业以及其他各方面建设的迅速进步，而这是同马列主义思想的指导和苏联的帮助是分不开的。”11月9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钱学森的回国感受，其中讲道：“我感觉到很深刻的是现在祖国的工作人员人人都十分努力，人人都完全发挥他们每个人的全部能力……我想其原因是思想搞通了，做事有了正确的方向，有了英明的领导。”

1955年11月12日《人民日报》报道了钱学森在北京半个月以来的参观访问活动，报道称：“钱学森告诉记者说，通过半月来的参观、访问等活动，第一，他已经看到了祖国正在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但这一事业的规模之大，是他过去所没有想到的；第二，他所参观过的部门，几乎每一单位的负责人都对他谈到对技术人才的需要，因此他深感到今后自己在工作岗位上培养新生力量的重要，他说同时应该争取在国外的留学生都尽快回到祖国来参加建设事业。”

1955年11月，经国务院同意、中国科学院安排，钱学森于11月23日至12月20日在工业基础较为雄厚的东北三省开展一个月的考察。在这次考察中，钱学森深入了解了国内工业现状，形成对于组建力学所、发展力学的构想。在访问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期间，他回答陈赓院长问的“中国人搞导弹行不行”时，说了一句“外国人能搞，我们中国人就不能搞？”，从而坚定了中国领导决策层发展导弹和火箭的决心，吹响了中国导弹航天事业起步的号角。

1956年5月钱学森在第一次全国先进生产者和积极分子大会上发言谈道：

我是一个技术科学的工作者，是6个月以前才摆脱了美国政府的无理拘留回到祖国来的。我发表过科学论文，在高等学校里教过书，所以是一个知识分子，也是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过得很长久的一个知识分子。我在新社会中只有7个月，我需要学习的地方很多，来参加全国先进生产者代表会议就是一个难得的学习机会——要向各位代表学。现在我仅以一个小学生的态度向大家报告：我深深地感到生活在新社会里是多么快乐、多么光荣！我们的科学工作已经不是关在研究室里面的工作，它已经是整个国家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一部分，它得到全国劳动人民的支持，所以科学工作者的事业也是整个劳动人民的事业，高级知识分子也正在脱离他们从前的阶级地位，他们正在加入到劳动大军的队伍里。我个人也是如此，这使我感到无上的光荣。在脑力劳动工作中，我永远要争取做一个先进工作者。

1956年2月和9月，钱学森先后写了两封信给郭永怀，前一封表达了钱学森对好友即将归国的期盼与关切之心，后一封则是对郭永怀回到祖国的欢迎信。信中钱学森作为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所长，真挚又热烈地向郭永怀介绍了他对于祖国建设事业和工作前景的认识。

1956年2月2日钱学森致郭永怀信件内容为：

永怀兄：

接到你的信，每次都说归期在即，听了令人开心。

我们现在为力学忙，已经把你的大名向科学院管理处“挂了号”，自然是到力学研究所来，快来，快来！

计算机可以带来，如果要纳税，力学所可以代办。电冰箱也可带。北京夏天还是要冰箱，而现在冰块有不够的情形。

老兄回来，还是可以作气动力学工作，我们的须要决（绝）不比您那面差，带书的时候可以估计在内。多带书！这里俄文书多、好，而又价廉，只不过我看不懂，苦极！

请兄多带几个人回来，这里的工作，不论在目标、内容和条件方面都是世界先进水平。这里才是真正科学工作者的乐园！另纸书名，请兄转大理石托他买，我改日再和他通信。

此致敬礼！嫂夫人均此！

钱学森 上

二月二日

我们有人出席世界力学会议（比国九月）。

1956年9月11日致郭永怀信件内容为：

永怀兄：

这封信是请广州的中国科学院办事处面交，算是我们欢迎您一家三众的一点心意！我们本想到深圳去迎接您们过桥，但看来办不到了，失迎了！我们一年来是生活在最愉快的生活中，每一天都被美好的前景所鼓舞，我们想您们也必定会有一样的经验。今天是足踏祖国土地的头一天，也就是快乐生活的头一天，忘去那黑暗的美国吧！

我个人还更要表示欢迎你，请你到中国科学院的力学研究所来工作，我们已经为你在所里准备好了你的“办公室”，是一间朝南的在二层楼的房间，淡绿色的窗帘，望出去是一排松树。希望你能满意。你的住房也已经准备了，离办公室只五分钟的步行，离我们也很近，算是近邻。

自然我们现在是“统一分配”，老兄必定要填写志愿书，请您只写力学所。原因是：中国科学院有研究力学的最好环境，而且现在力学所的任务重大，非您来帮助不可。——我们这里也有好几位青年大学毕业生等您来教导。此外力学所也负责讲授在清华大学中办的“工程力学研究班”（是一百多人的班，由全国工科高等学校中的五年级优秀生组成，两年毕业，为力学研究工作的主要人才来源）。由于上述原因，我们拼命欢迎的，请你不要使我们失望。

嫂夫人寄来的书，早已收到，请不必念念！

不多写了，见面详谈。

即此再致

欢迎！

钱学森 1956年9月11日

附：力学所现有兄旧识如下：

钱伟长、郑哲敏、潘良儒

钱学森回国后也立即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自接见、关怀与重托。他们对钱学森的高度重视与高规格礼遇，与钱学森在美国遭受的屈辱形成天壤之别，更使得钱学森对中国共产党心存感激。

1955年11月5日，钱学森受到国务院副总理陈毅接见。原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秘书长，原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党组书记张劲夫曾撰文回忆1956年初其刚出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主持全院工作时，陈毅就谆谆嘱咐他：“各学科的负责人，是科学元帅，绝不要从行政隶属关系来看待，要从学术成就来看待。尊重科学，首先要做到尊重学者。中国的科学家是我们的宝贵财富，一定要重视发挥科学家的作用。”张劲夫说：“这段话对我教育至深，至今仍记忆犹新。它成为我在科学院工作的座右铭，也成为我与钱学森同志及众多科学家建立深厚友情的思想基础。”

1955年12月26日，陈赓陪同钱学森到北京医院看望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长彭德怀元帅。一见面，彭德怀就紧紧握住钱学森的手说：“欢迎，欢迎！我们太需要你这样的火箭专家了！……中国的国防现代化就要靠你们这些知识分子了。”次日，陈赓以国防部名义，代表彭德怀设宴欢迎钱学森归国。宴席上王震（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和万毅（时任总参谋部装备计划部部长）等将领与钱学森热烈探讨发展火箭和导弹问题。陈赓指着王震和万毅对钱学森说：“他们都是‘导弹迷’，都对钱先生研究的导弹技术感兴趣。今天认识认识，日后还要共事打交道。”

1956年1—2月，钱学森以无党派民主人士身份参加全国政协二届二次会议。期间在2月1日晚，毛泽东主席设宴招待出席全国政协会议的全体委员。宴席上，毛泽东特别将原本排在第37桌的钱学森改到第1桌，与自己同坐。他嘱托钱学森要多培养科技人员，并对钱学森说：“听说美国人把你当成5个师呢！我看呀，对我们来说，你比5个师的力量大得多。我现在正在研究你的《工程控制论》，用来指挥我们国家的经济建设。”钱学森在全国政协会议期间，曾发自内心地表达了自己归国后的情感：“我深深地热爱着我们新生的国家。我回到新中国，心中充满了快乐，这里没有猎奇的记者，没有联邦调查局特务的跟踪，没有庸俗下流的广告画，我们呼吸的是纯洁、干净、健康的空气！我们的科学工作者受到党和政府的关怀和爱护，我深深地感到生活在新中国是多么快乐，多么光荣！”

1956年，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推出了一部纪录电影《春节大联欢》，它可以称得上是新中国最早的“春节晚会”。当时中国最知名的科学家和文艺工作者代表欢聚一堂，有数学家华罗庚，作家老舍、巴金，表演艺术家梅兰芳、袁雪芬、赵丹等。钱学森偕蒋英也参加了这次联欢会，这是他第一次出现在公众场合。

1956年3月14日，钱学森应周恩来总理之邀在中南海参加中央军委会议，并向党、政、军领导人做关于火箭、导弹的报告。听众有党中央书记处的同志、国务院副总理和部长、军队高层领导，身份之显耀，在钱学森多年讲学史上前所未有。报告前，周恩来指出：“今天请各位老总来，不是当先生，而是要当一回学生。现在就请刚从美国归来的钱学森同志给大家讲高尖端技术课，谈谈我国发展火箭、导弹技术的设想和规划。”这些声名显赫的听众对钱学森的礼遇和尊重，更使这位见过很多大场面的科学家深受感动。

1956年5月10日，航空工业委员会主任聂荣臻向国务院和中央军委提交《建立我国导弹研究工作的初步意见》，不久便得到中共中央书记处批准。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总书记的邓小平表示：“大家放手去干，成功了，功劳是你们的；失败了，责任由书记处承担。”

1956年10月8日，中国第一个导弹研究机构国防部第五研究院成立，钱学森担任院长。建院时，周恩来专门向聂荣臻交代：钱学森是爱国的，要在政治上关心他，工作上支持他，生活上照顾他。这不仅是对钱学森个人的关怀，而且也表达了党和国家对所有战斗在航天战线的专家们的信任和支持。[3]在以后的工作中，聂荣臻非常关心钱学森，他常说“钱学森是国家的宝贝”。为保护钱学森安全，聂荣臻曾规定，没有他本人批准，钱学森不得乘坐任何类型的飞机，在工作、生活上，聂荣臻都为钱学森考虑周到。在技术问题上，聂荣臻尊重、信任钱学森，维护钱学森在科学工作中应有的地位与职权。[4]

回国后，钱学森对于祖国的面貌和中国共产党有了直观的认识，也有更多机会学习马克思主义，进而产生了学习党的理论知识的迫切动力。

1957年至1958年担任钱学森在力学所第一任秘书的张可文回忆道：“在力学所的时候，我经常见到钱先生和郭永怀先生两人，利用晚上加班的时间学习、讨论毛主席的《矛盾论》《实践论》。有时候，我还偷着笑，觉得他们讨论的问题‘太有意思’，因为他们在美国没有学过，是初学者。而几十年之后，钱先生却在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方面做出巨大的理论贡献。”[5]

1957年第1期《自然辩证法研究通讯》上刊登钱学森《技术科学中的方法论问题》一文，文中说：

在技术科学的研究中，我们把理论和实际要灵活地结合，不能刻板行事。我想这个灵活地结合理论与实际也就是辩证唯物主义的真髓了。因此，我以为世界上第一流的技术科学家们都是自发的辩证唯物论者，他们的研究方法是值得总结的。而有了辩证唯物论我们也可以把它用到技术科学的研究上去，提高研究的效率，少走弯路！

1957年5月15日，山东工学院院刊编辑室致信钱学森，请他谈谈作为一位著名科学家对于政治和科学、“红”与“专”之间关系的看法，钱学森在回信中说：

我钻研业务多年，但都是在资本主义的美国做的，就不容易同时学到马克思列宁主义，就不容易学到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在那种情况下我做了十几年的科学研究工作，也摸索出一套进行研究的方法，像处理问题应该怎样入手、怎样去看问题、怎样克服困难等等，当时倒也“自鸣得意”，算是我的科学研究心得吧。在我回到祖国以后，有好机会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了，这才感到惭愧：我的那套心得，那套科学研究方法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里都有，不但有而且那里说得比我更完全、更精细。这就使我感到：马克思列宁主义不但是社会科学里不可一日没有的指南针，而且也是研究自然科学最好的指导。我不免私下想：如果我能早一些学一点马克思列宁主义，我也许能在科学工作中做出更多些成绩。因为有了这一点体会，我认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是我们必须早早学习的，即使不能深入掌握，只能了解其中比较浅显的一部分，那也对我们钻研自然科学有莫大的好处。

可见，钱学森在理论学习的过程中，尤其是结合科研工作的心得体会后，他愈发感悟到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作用，这也促使他很快接受马克思主义作为理论信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