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归 国

三、归 国

“钱学森案件”发生后，中国政府和群众团体便对美国扣押钱学森等中国学者相关事件密切关注，并采取相应援助举措。例如，1950年9月至11月，中国学界团体等组织及有关人士就美国无理扣押钱学森等欲回国的学者纷纷发表通电申明，抗议美国的行为，要求释放钱学森回国。1951年10月5日，外交部美澳司获知美国可能将钱学森监送至台湾地区时，立即提出应对方案：“动员力量予以援救，使钱不致被美帝监送台湾而能设法回国。”然而，救援机会直到1955年中美大使级会谈时才出现。

朝鲜战争结束后，中美双方境内都滞留了一批对方的公民。美国滞留在中国的人员除被中国扣留的军事人员外，也有一些其他美国公民，这使美国政府在其国内面临很大政治压力。而对中国政府来说，国家百废待兴，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急需大批人才，争取海外留学生回国是一项重要任务，因此中方希望接回那些滞留在美国的留学生。双方的需求为此后中美大使级会谈的举行以及美国国务院签署同意钱学森回国提供了可能和有利条件。

1954年6月，中美两国利用日内瓦谈判之机，就双方侨民归国问题进行了直接会谈。其时美国国防部认为中国留学生离美不能违背美国的安全利益。据非正式审查，美国国防部“只发现一个人不能离境，那就是钱学森”，同时对外声称“钱氏本人似亦无意离开美国”。

日内瓦会议后，在美中国留学生分别于1954年8月、9月在美国的东西两岸给艾森豪威尔总统写信呼吁撤销对中国留学生离境的禁令。这使美国扣留中国留学生的事情公开化，引来同情者们和社会人士声援。与此同时，那些被俘美国人的亲友、宗教界、报界和国会纷纷向美国国务院施加压力。他们认为对中国人的扣留对美国要求中国释放被俘美国人造成阻碍，要求国务院争取解救被扣在中国的美国人。

1954年9月3日，第一次台海危机爆发，使中美两国刚刚恢复交流的关系出现停滞。1954年年底中国通过印度传话，暗示战俘问题与中国留学生返国问题可以相提并论。1955年4月万隆会议期间，周恩来总理发表声明，称中国政府愿意与美国谈判。作为回应，美国开始谋求恢复中美会谈。同年3月至6月，美国政府为接回在华侨民及掌握会谈主动权，开始重新审视在美国的中国技术人员滞留问题，包括对钱学森学识时效性重新做出判断，认为“他那个时候掌握的涉密信息可能被最新研究所超越，并且这些信息在苏联阵营看来也可能成为基本常识”。经美国国务院、司法部、国防部等部门协调，以及艾森豪威尔总统亲自过问，美国政府于1955年6月13日已形成同意钱学森回国的原则意见。

此前，在1955年春，美国政府尚未形成同意钱学森归国的意见，钱学森就先向即将回国的同学徐璋本请求援助。徐璋本在1950年以后也在加州理工学院工作，1955年3月已获得回国许可。[40]在他回国前，钱学森再三嘱托徐璋本向中国政府转达自己“期望于今年暑假中返国服务”的心愿。1955年5月徐璋本回到中国，此后，他提出援助钱学森回国的请求经中华全国自然科学专门学会联合会呈交至外交部。当时外交部已经收到了钱学森向陈叔通发出的求援信息，并已经做出了处理意见。

钱学森给陈叔通写求援信的时间是1955年6月15日。彼时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刚刚做出同意国防部释放钱学森等人的意见，但钱学森对此尚不知情。他因偶然在当年5月号《中国画报》（即《人民画报》英文版）上看到父亲的老师、时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的陈叔通和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一起在天安门城楼上的画面，便想抓住一切机会，希望通过陈叔通营救他们回国。信件寄出后由钱家治首先收到，于7月7日致函陈叔通。此后，信件由陈叔通转交，经中科院副院长竺可桢、张稼夫，至政务院副总理陈毅处，7月21日陈毅批示外交部处理。

就在求援信辗转期间，钱学森于7月27日得知美国国国防部同意“最后一名习得飞弹技术的学者（钱学森）返回大陆”的消息，便又在7月29日由蒋英执笔致函父亲钱家治，告知“七月廿七日为吾辈应该纪念的一天，遥想隔岸相望，必具有同感，并有那天能走就走，请各亲友暂时耐心等待”。

在钱学森寄出这封喜讯的同一天，中国外交部美澳司司长徐永焕还在就陈毅对“求援信”的批示，向外交部副部长章汉夫、外交部部长助理乔冠华做详细汇报，并提出在中美大使级会谈中提及钱学森案例的处理意见，指出：“钱学森是喷气式飞机和火箭专家，在美国有相当地位，因此估计美国可能还不会轻易放他回来。但是，由于四大国会议后国际局势一般趋于和缓，美国又终于接受了周总理在万隆会议所宣布的中美直接谈判的建议，因此也有放他回来的可能，或以放钱（学森）作为对我释放更多一些美国在华人员的相应行动。如在会谈开始时已有钱（学森）回国的消息，则会谈中当然不提此事。如尚无被放回的消息，则我方应在此次日内瓦会谈中谈到我留学生和侨民问题的时候，具体问美方关于钱（学森）的情况和是否放他回国。如对方作肯定答复，此问题即不再提。如不肯定，则提出释放的要求。如说不放，则用说理的态度，而坚持释放的要求。以上是否有当，请予批示。”8月2日，章汉夫、乔冠华批示表示同意。

1955年8月4日，在中美大使级会谈期间，经过美国国务院以及司法部最终确认后，美国司法部移民归化局洛杉矶分局局长艾伯特·德尔·古尔丘（Albert Del Guercio）签署同意钱学森归国的正式通知。这是美国在中美大使级会谈进入到关键时刻做出的重要决定。次日，钱学森领取了离境许可通知。

另一方面，由于信息不对称，8月7日晚，即中美大使级第四次会谈前夜，中国外交部给谈判代表王炳南大使发送电报并附上钱学森案例材料。翌日，王炳南在会谈中就中国学生回国发表声明，说到目前为止还有很多学生被禁止回国，并特别提到钱学森事例。于是美方谈判代表指出钱学森已被允许离境。

经历五年等待后，钱学森最终得以归国。这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力争留美学生回国以及中美两国在1954年日内瓦会谈、1955年中美大使级会谈的历史背景下，双方通过各自诉求和考量而促成的结果。

离开美国前，钱学森去拜别了导师冯·卡门。

1991年10月16日，钱学森在“国家杰出贡献科学家”荣誉称号授奖仪式上谈及人生的“三次激动”时，回忆起当时的画面：

到1955年夏天的时候，我被允许可以回国了。当我同蒋英带着幼儿园年纪的儿子、女儿去向我的老师告别时，手里拿着一本在美国刚出版的我写的《工程控制论》，还有一大本我讲物理力学的讲义。我把这两本东西送到冯·卡门老师手里，他翻了翻很有感慨地跟我说：“你现在在学术上已经超过了我。”这个时候他已74岁了。我一听他这句话，激动极了，心想我20年奋斗的目标，现在终于实现了，我钱学森在学术上超过了这么一位世界闻名的大权威，为中国人争了气，我激动极了。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这么激动。

超过了“世界闻名的大权威”，“为中国人争了气”，是令钱学森铭记一生的“第一次激动”。尽管遭遇了五年的困境，但回首二十载，钱学森已经从一名青年学子成长为世界级著名科学家，以个人的奋斗与成绩为自己、为民族争得了荣誉。

1955年9月17日下午，钱学森一家在洛杉矶港口登上“克里夫兰总统号”邮轮，踏上回国之路。钱学森在码头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我打算尽我最大的努力帮助中国人民建设自己的国家，以便他们能够过上有尊严的幸福生活。”“我是同情中国政府的，我相信我的前途在中国，全世界人民都是一样的，都在谋求和平和追求幸福。”10月5日，轮船抵达菲律宾马尼拉港口后，有美联社记者提问钱学森：“你到底是不是共产党员？”钱学森答道：“我还不够格做一名共产党员！共产党人是具有人类最崇高理想的人。”1955年10月8日上午，钱学森一家抵达香港。

自美国同意钱学森回国以后，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就对保障钱学森安全入境、做好钱学森回国初的行程接待做了全面、周到的布置，使钱学森倍感亲切温暖。

1955年9月21日，为确保行程中的安全，外交部以钱学森父亲的名义给归途中的钱学森发了一封电报，并通过香港海岸电台呼叫“克里夫兰总统号”船长转达。电文内容为：“知你回国，甚慰。望小心保重，沿途勿登岸。政府将派人在边境车站接你。均甫。”[41]

1955年9月20日，周恩来在密件中指示外贸部电告华润公司（中国政府设在香港的海外经济联络点）指定可靠同志协助钱学森回国事宜。华润公司联系港中旅合作磋商、实施了接送方案，使钱学森在登岸前就感受到了来自祖国同胞的欢迎和问候。后来华润公司在谈及这次秘密接送钱学森回国任务时指出，老一辈的华润人有幸经历了一次历史的重大事件。1955年9月22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新华社还联合给新华社香港分社发了一份加急秘密电报，要求派记者陪钱学森入境。

1955年9月20日，在陈毅副总理的指示下，中国科学院委派朱兆祥（时任中华全国科学技术普及协会常委兼秘书处负责人）为代表去深圳迎接钱学森并安全护送至北京。9月27日，国务院分别给广东省人民委员会和上海市人民委员会各发了一封加急电报，要求协助做好迎接钱学森回国工作。为做好接站准备，朱兆祥特地拜访中科院的吴有训、钱三强、赵忠尧和郑哲敏，并专程赴沪拜望钱家治，以了解情况。

1955年9月22日，在朱兆祥离京出发前，吴有训将其与陶孟和联名写给钱学森的书信交给朱兆祥。信函内容为：“学森先生：先生排除万难返回祖国，我们感到无比欣慰。兹特派朱兆祥同志代表中国科学院前来欢迎。希望不久就能和您在北京相会。”

1955年10月8日，朱兆祥与广东省政府交际处邵副处长一起在深圳罗湖桥头顺利接到了钱学森一家，并把吴有训与陶孟和的联名信面交给钱学森。此后，钱学森和朱兆祥都曾撰文回忆这一历史性的时刻与情景。

朱兆祥回忆道：

1955年10月8日靠近中午时分……钱先生就和我谈起他在美国最后5年的遭遇来。

（蒋英说）今天是他5年来说话最多的一天了，回到了祖国，可以自由自在地说话了。

车窗外的景色很吸引他们……充满了对阖家即将团聚的欢乐和对祖国前途的希望。[42]

钱学森回忆道：

对我个人来说，深圳是我滞留美国二十年后，于一九五五年乘客轮横渡太平洋，在九龙登陆后，走上祖国的第一站！我也记得在边界就见到五星红旗和毛主席像的激动心情！

经过短短的火车行程，我们抵达深圳对岸，我们中的一位同志大声喊“看，五星红旗”。是的，这是我们的红旗，如此鲜艳。在中午太阳的光照下熠熠闪光。我们所有的人突然沉静下来，很多人眼里噙着泪花。我们跨过了桥，我们来到了我们的国家，我们的祖国，我们引以自豪的国度——一块四千年文明从未间断的土地。我们还从扩音器里听到“欢迎你，同胞们！整个国家欢迎你！我们现在正处在五年计划的第三年，我们需要你。让我们一起工作，为更加美好、更加富饶的生活努力吧！”，这时，我们感到异常的兴奋。

终于，二十年的旅美生涯结束，钱学森又回到了祖国，即将开启新的人生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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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涂元季：《钱学森》，贵州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1页。

[2]钱学森：《美国通信》，《音乐教育》1936年第四卷第四期。

[3]蒋连根：《钱学森与蒋百里》，载陶福贤编著《千古一族》，京华出版社，2004年，第64—65页。

[4]庄逢甘：《钱学森的科学精神和科学作风》，载王春河、陈大亚、刘登锐等编《钱学森的大师风范》，中国宇航出版社，2011年，第58—59页。

[5]富兰克·E．马勃：《钱学森在加州理工学院——他对科学、技术和教育的影响》，载宋健主编《钱学森科学贡献暨学术思想研讨会论文集》，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2001年，第21页。

[6]现译为“马林纳”。

[7]现译为“威因鲍姆”。

[8]即“冯·卡门”，下文同。

[9]许晓斌主编：《常规高超声速风洞与试验技术》，国防工业出版社，2015年，第1页。

[10]马赫：物理学单位。马赫数是流体速度与当地音速的比值，是音速的倍数。

[11]杨佩祯主编：《东北大学教授名典》，东北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80页。

[12]吕成冬、魏红：《钱学森图书馆藏国画〈西湖一角〉的考证与解析》，载上海交通大学钱学森图书馆编《钱学森研究2012》，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147—150页。

[13]磅：英制质量单位，1磅=0.453 6千克。

[14]英里：英制长度单位，1英里=1.609 344千米。

[15]关世义：《基于钱学森弹道的新概念飞航导弹》，《飞航导弹》2003年第1期。

[16]毛翔编著：《现代非战略核武器概论——美·俄非战略核武器理论发展与部署实践》，航空工业出版社，2017年，第43页。

[17]李佩、张凯、徐娜等：《钱学森认为“最相知”的专家》，《文史博览》，2013年第11期，第15页。

[18]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洛杉矶县的卫星城市，加州理工学院位于此地。

[19]R. Cargill Hall，“Earth Satellites，A First Look by the United States Navy”，October 1970，NASA Technical Reports Server，https：//core.ac.uk/reader/42877289.

[20]刘建林、姜礼鑫：《科学史上伟大的会晤》，《初中生世界》2013年第8期。

[21]冯秀芳、戴世强：《哥廷根应用力学学派及其对我国近代力学发展的影响》，载戴世强等主编《现代数学和力学MMM-IX》，上海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637—642页。

[22]戴世强：《调研报告的典范——〈迈向新高度〉的启示》，上海大学报2015年11月23日第04版。

[23]谈庆明：《钱学森对近代力学的发展所做的贡献》，《力学进展》，2001年第4期。

[24]Milton Viorst，“The Bitter Tea of Dr. Tsien” in ESQUIRE，1967（9）.

[25]胡适：《胡适全集第33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558页。

[26]Letter to Karman，November 7，1944，folder 30.37，Karman collection，Caltech Archives.

[27]美国贝尔（Bell）公司制造的世界第一架超音速载人飞机。

[28]即空军科学顾问委员会。

[29]钱伟长：《八十自述》，海天出版社，1998年，第33页。

[30]指南京。

[31]吕成冬：《1947，钱学森回国之行》，《档案春秋》2017年第5期。

[32]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编：《中国科学技术专家传略：工程技术编 力学卷1》，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1993年，第62—78页。

[33]罗沛霖：《浦汇·矶市·燕城——忆钱学森兄的二三事》，《神州学人》1990年第5期。

[34]William Ryan and Sam Summerlin，The China Cloud： America’s Tragic Blunder And China’s Rise To Nuclear Power （Boston： Little，Brown and Company，1967）.

[35]钱学森：《我在美国的遭遇》，《人民日报》1956年1月2日。

[36]朱如曾：《钱学森开创的物理力学之路》，载庄逢甘、郑哲敏主编《钱学森技术科学思想与力学》，国防工业出版社，2001年，第69—75页。

[37]姜玉平：《钱学森创建的“工程控制论”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4期。

[38]文洋：《钱学森在美国（1935—1955）》，《人物》1982年第6期，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2年，第31页。

[39]宋健：《民族英雄钱学森》，《光明日报》，2015年11月27日。

[40]王仁：《回国经过回忆》，载全国政协暨北京、上海、天津、福建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建国初期留学生归国纪事》，中国文史出版社，1999年，第245页。

[41]荣正通、张现民：《关于钱学森回国的档案查考》，《北京档案》2016年第6期。

[42]朱兆祥：《钱学森1955年回国和参观东北的经过（上、下篇）》，《神州学人》2010年第1期，第32—3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