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可杀人

（1919年）

人类从大猩猩到文明人的进化，是一个漫长而缓慢的过程。迄今为止，体现在律法和习俗中的进步是极其微小的；一次次决定性的成就将至时，就被返祖情绪咬牙切齿地否定。如果我们把我们的临时目标看作是实现从琐罗亚斯德^[1]和老子开始的人类精神领袖提出的精神使命，我们就不得不说，今天的人类仍然远比理想的人类更接近大猩猩。我们还不是理想中的人类，我们正在走向理想人类的道路上。

几千年前，一个优越民族的宗教律法流传下来一条基本箴言：“不可杀人”。1919 年春天，弗兰格尔男爵^[2]在伯尔尼举行的一个小型国际理想主义者集会上发表讲话，提出了这样的诉求：今后不得强迫任何人杀死另一个人——“即使是在为他的国家服务时也不行。”而这被认为是向前迈出的重要一步。由此可见我们实际的进展就这么点。在摩西在西奈山制定该戒律的几千年后，它被一小群用心良苦的人非常谨慎地重新表述，而且还加以限制。没有一个文明的民族在其法典中不加限制地引用它。在世界各地，人们仍在胆怯地讨论这个最简单和最合理的诉求。老子的每个学生、耶稣的每个弟子、圣方济各的每个追随者都比当今文明世界的法律和理性早了几个世纪。

这似乎在反驳这种崇高诉求的价值，并简单粗暴地证明了人类是无法进步的。可以举出无数其他的例子来支持本论点。实际上，我们悲惨的经验并没有消减这种人道主义诉求和见解的价值。几千年来，“不可杀人”的箴言一直在受到尊重和忠实地遵守。在《旧约》之后出现了《新约》；基督成为可能，犹太人的部分解放成为可能，人类产生了歌德、莫扎特和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任何时候，都有少数善意的人类，他们相信未来，并遵守世俗法典中没有规定的法律。而在这场可怕的战争中，成千上万的人按照不成文的更高律法行事；士兵们以仁慈和尊重对待敌人，有些人则因为坚定地拒绝了履行谋杀和仇恨的义务而遭受监禁和酷刑。

为了充分尊重这些人和事迹的价值，为了打消我们对于是否能从动物进化到人的疑虑，我们必须生活在信仰中，我们必须学会像重视子弹或金币一样重视思想，拥抱各种可能性并在自己身上培养它们；我们必须在自己的心中获得未来和对未来的启示。

在委员会会议上总是正确的“实干家，”在委员会之外却总是错误的。但理想和对未来的信念总是正确的，它们是世界获得力量的唯一来源。而任何把人道主义思想当作空谈和模糊思维，或把对未来的努力当作文字游戏的人，仍然是一只大猩猩，在成为一个真正的人之前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一个连我们这些“务实”的人都会欣赏的好例子：卡尔·彼得斯（Carl Peters）在他的殖民地回忆录中讲述了他曾经命令一些非洲土著人种植椰子树。土著人拒绝做如此劳心费力且无意义的事情。彼得斯向他们解释说，8 年或 10 年过后，今天种植的树苗将长成大树，并使他们当下的痛苦付出得到百倍的回报。当地人很清楚这一点，他们并不愚蠢。但他们认为，一个人为了十年后才能得到的回报而拼命干活，这简直是疯了。白人居然有如此滑稽的想法！

是我们这些有灵性的人，我们这些诗人、预言家、傻瓜和梦想家在为以后种树。我们的许多树苗无法茁壮成长，我们的许多种子将是不育的，我们的许多梦想会变成谬误、妄想和不切实际的希望，那又有什么关系呢？

但是，试图把诗人变成工人，把信徒变成账房先生，把梦想家变成管理者是没有意义的。战争期间，艺术家、作家和知识分子被改造成士兵和农场工人。现在，人们正在努力使他们“政治化，”把他们变成物质变革的机器。这就好比试图用晴雨表来砸钉子。因为今天世事艰难，人们认为所有的精力都应该用于满足我们的日常需要，每一个人的意志都应该用于这个时代的实际工作。

但是，尽管需求喊得震天响，再忙碌也是徒劳的。如果你把诗人变成街头演说家，把哲学家变成内阁部长，世界的进步不会因此而变得更快。只有人们做他们想做之事，做他们天性所要求之事，做他们因此而愿做之事，世界才会真正地进步。即使务实的人把对未来的关注，对人类未来的信念，以及对遥远的可能性的探究这些事情看成是奢侈品，好歹也是与政治组织、房屋建造和面包烘烤一样重要的位置。

而我们这些未来的信徒将永远不会停止对旧戒律“不可杀人”的关注。即使有一天世界上所有的法典都禁止杀戮（包括战争中的杀戮和刽子手的杀戮），这一诉求永远不会失去其说服力，它是所有进步和所有人类发展的基石。我们杀戮了太多！不仅在我们愚蠢的战场中，在我们愚蠢革命的街头斗殴中，在我们愚蠢的处决中——不止如此，我们每一步都在杀人。当环境迫使我们把有天赋的年轻人赶到他们不适合的职业时，我们就是在杀人。当我们对贫穷、苦难或骂名睁一眼闭一眼时，我们就是在杀人。当我们支持甚至假装赞同腐败的社会、政治、教育和宗教机构，而不是坚决地与之斗争时，我们就是在杀人，因为这样做更容易。就像一个一贯的社会主义者将财产视为盗窃一样，那些一贯坚持我们这种信仰的人也将所有对人类生命的蔑视、所有的残忍和冷漠视为等同于杀戮。不仅现在的东西可以被杀死，而且未来的东西也是可以被杀死的。一个年轻人身上的大量未来可以被一点小聪明的质疑所杀死。到处都有生命在等待，到处都有未来的希望，而我们看到的太少，我们践踏的太多。我们无处不在地杀人。

对于人类，我们所有人都只有一个任务。帮助整个人类取得一些小小的进步，改善一个特定的机构，消除一种特定的杀戮方式——所有这些都是值得赞扬的，但它们不是我和你们的任务。我们作为人的任务是这样的：在我们自己独特的个人生活中，在从动物到人的道路上迈出一小步。

[1] 是琐罗亚斯德教创始人，琐罗亚斯德教在汉语中又称拜火教或祆教。据琐罗亚斯德的说法只有一个真神，他称之为阿胡拉·玛兹达（现代波斯语为Ormuzd）。阿胡拉·玛兹达（英明的主，即真神）支持正直和诚实。但是琐罗亚斯德还相信存在一个凶神——安格拉·曼纽（现代波斯语为Ahriman），他代表罪恶和虚伪。在现实的世界里，善神和凶神双方的势力之间在不断地进行着斗争。是站在善神一方还是站在凶神一方，每个人都有权做出自己的选择。虽然斗争的双方可能会势均力敌，但是拜火教徒相信，从长远的观点来看善神的势力终究会赢得胜利。他们的神学还包括对来世的坚定信念。

[2] 彼得·尼古拉耶维奇·弗兰格尔 俄文：Пётр Николаевич Врангель，英文：Pyotr Nikolayevich Wrangel，1878-1928 年，男爵，俄国步兵中将，苏俄内战和外国武装干涉时期白卫军首领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