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德国的一封信来信

（1946年）

来自你的国家的信件总是给我一种奇特的感受。几个月来，来自德国的信对我来说是一件罕见的、但总是令人高兴的事情。它带来的消息是，我一直担心的一位朋友仍然活着，而我早就没有了他的消息。它还让我瞥见了这个说我的语言的尽管它可能是杂乱无章和不靠谱的国家，我把我一生的工作托付给了这个国家，直到几年前这个国家还为我的工作提供了面包和道义上的理由。这些信总是出人意料，仅限于重要的事情，没有闲聊；往往是在红十字会的车里或旅行者来访时匆匆写下的。其中有些信走的是奇怪的迂回路线；一封在汉堡、哈雷或纽伦堡写的信，委托给一个友好的返乡士兵，可能在几个月后通过法国或美国的途径到达我手中。

后来，这些信变得更加频繁和冗长；其中很大一部分来自世界各地的战俘营，在埃及和叙利亚的铁丝网围栏里，在法国、意大利、英国或美国，潦草地写下了令人沮丧的纸条。其中许多信根本没有给我带来任何乐趣，我也没有什么心思去回复它们。这些信大多充满了抱怨、刻薄的谩骂和对阳光下一切事物的讥讽批评；他们要求提供不可能的帮助，甚至威胁将对世界再次发动战争。也有一些出色的例外，但数量很少。其余的写信人只谈到了他们的困难时期，并痛苦地抱怨他们被长期监禁的不公正性。但对他们作为德国士兵多年来给世界带来的痛苦只字未提。在阅读这些信件时，我常常想起入侵俄国时一个德国士兵日记中的一句话。作者在其他方面是个好人，并不是真正的纳粹分子，他说所有的士兵都被死亡困扰着，但杀人纯粹是出于一种“战术”要求。所有这些写信的人都谴责希特勒；但没有一个人愿意承担任何责任。

一个在法国的囚犯，不是年轻人，是个有孩子的已婚男人，一个受过良好教育的有大学学位的实业家。他问我，在我看来，一个体面的、有良好意愿的人在希特勒时期应该怎么做。他认为，以他的地位，也不可能阻止任何事情的发生，也不可能以任何方式反对希特勒；那可是疯子的行径，会使他失去生计、自由，最后失去生命。我只能回答说，对俄罗斯和波兰的破坏，对斯大林格勒^[1]的围攻，以及誓死坚持到战争最后的疯狂，肯定也有一定的危险性，但德国士兵却不顾一切投身于这些追求之中。为什么德国人民在 1933 年之前没有看穿希特勒？难道像慕尼黑政变这样早的事件不应该让他们知道他是个什么货色吗？为什么他们没有维护和培育德意志共和国——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一个令人欣慰的成果，而是几乎一致地破坏它，投票给兴登堡，后来又投票给希特勒，可以肯定的是，在希特勒手下，像个正人君子一样行事变得非常危险？我还不时提醒这些写信的人，德国人的疯狂并不是从希特勒开始的，1914 年夏天奥地利向塞尔维亚发出的卑鄙的最后通牒所带来的人民的狂热欢呼可能会让他们睁开一些眼睛。我告诉他们关于罗曼·罗兰、斯特凡·茨威格^[2]、法朗士·麦绥莱勒^[3]、安妮特·柯尔伯^[4]和我本人在那些年里所经历的斗争和痛苦。但他们没有人接受这个论点，他们对严肃的讨论不感兴趣，他们没有人真正想学习或思考。

然后我收到了一封来自德国一位年迈可敬的神职人员的信，他是一个虔诚的人，在希特勒的统治下非常勇敢地承受了很多痛苦。他刚刚读了我二十五年前写的关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思考。他说，作为一个德国人和一个基督徒，他百分百同意我写的每一个字。但是，说句真心话，他也必须承认，如果这些文章在当时引起他的注意，他就会义愤填膺地把它们扔掉，因为那时，像所有善良的德国人一样，他是一个坚定的爱国者和民族主义者。

这些信变得越来越频繁。现在，德国已经恢复了正常的邮政服务，日复一日地涌来小量的信件，远远超过了我的回复和阅读能力。虽然有数百人给我写信，但可归纳为五六种基本类型的信件。除了少数真实的、个人的、独特的关于这个痛苦时代的文件，而在这些少数文件中，来自你的精美信件又是其中之珍品。许多信件都表达了某些反复出现的、容易辨别的态度和需求。有意或无意地，他们中的许多人希望能还他们需要的清白，一部分是对我的，一部分是对审查当局，还有一部分是对他们自己，而且毫无疑问，他们中的不少人都有充分的理由来做这些努力。

例如，有一些老熟人多年来一直给我写信，但当他们发现我受到严密监视，与我通信可能产生非常不愉快的后果时，就停止了。现在他们告诉我，他们仍然生活在活人的土地上，他们一直对我怀有好感，羡慕我生活在瑞士这个幸运的天堂，而且，我一定很清楚，他们从来没有同情过那些该死的纳粹分子。但这些老熟人中有许多人是多年的党员^[5]。现在他们告诉我，那些年他们是如何一只脚踏入集中营的，而我不得不回答说，我唯一能认真对待的反纳粹分子是那些两只脚都踏入集中营的人，而不是一只脚踏入集中营，另一只脚踏在党里。我还提醒他们，在战争年代，我们期待着我们的友好邻居棕色魔鬼，随时会掉进我们的“瑞士天堂，”而就在我们的天堂里，监狱和绞架正等待着我们这些被列入黑名单上的家伙。同时，我不得不承认，欧洲的重整旗鼓者不断向我们这些害群之马示好。在一个相当晚的时候，一位著名的瑞士同事要亲自出资，邀请我到苏黎世来讨论我加入欧洲合作者联盟的问题，这让我大吃一惊，欧洲合作者联盟是罗森伯格部长^[6]刚刚成立的。

还有一些单纯的灵魂，曾经是青年运动的成员，他们给我写信说，他们大约在 1934 年经过激烈的内心斗争后入了党，目的不外乎是为野蛮、残暴的分子提供一种有益的制衡……

其他人则有私人情结。他们生活在极度的痛苦中，他们有严重的忧虑，但他们却能找到纸张、墨水、时间和精力给我写长信，表达他们对托马斯·曼^[7]的蔑视和对我与这样一个人做朋友的愤慨。

另一个群体由以前的同事和朋友组成，他们多年来一直公开地、毫无保留地支持希特勒的胜利进程。现在他们给我写了感人的友好的信，告诉我他们的日常生活，他们如何被炸弹破坏和家庭照护，他们的孩子和孙子，好像我们之间什么都没有发生过，好像他们没有帮助杀害我犹太妻子的朋友和亲戚，并诋毁和破坏我一生的工作。他们中没有一个人说他应该忏悔，说他今天会从完全不同的角度看问题，说他被欺骗了。他们中没有一个人说他曾经是并且打算继续是一个纳粹，他们毫无悔意，他们坚持他们的立场。给我找一个在事情开始出错时还坚守在枪旁的纳粹党人吧！这些人真让人恶心！

一些写信的人希望我转而效忠于德国，回来帮助重新教育人民。还有很多人呼吁我在外部世界发出声音，以中立者和人道主义者的身份抗议占领国的行为或不作为。他们怎么能如此幼稚，对世界和时代如此无知，如此感人，如此令人尴尬的幼稚！

也许所有这些幼稚或恶毒的荒谬行为都不会让你感到惊讶，也许你看到的比我多。你说你已经给我写了一封关于你那不幸的国家的思想状况的长信，但由于审查制度而没有寄出。好吧，我已经试着让你了解那些占据了我大部分时间的事情，部分是为了解释我为什么要发表这封信。显然，我无法回答我收到的大量信件，其中大部分要求和期望我做不可能的事；然而，我觉得其中一些信件不应该被忽视。我给他们的作者写这封公开信，哪怕只是因为他们如此亲切地询问我的健康状况。

你的欢迎信不属于我提到的任何一类；它不包含任何陈词滥调，而且——这在当今的德国是一个奇迹——居然没有任何抱怨或指责的字眼。你那封优质的、聪明的、友善的信给我带来了一个美好的世界，它对你自己生活的描述也深深地打动了我。所以，你也像我们忠实的朋友一样，被长期关注和暗中监视，被扔进盖世太保的监狱，甚至被判处死刑！你是谁？听到这一切，我感到很震惊，尤其是我的信，尽管我很谨慎，一定是对你的又一个不利的标记，但你的消息并没有让我感到惊讶。因为我从来没有想过你会是一只脚踏在监狱或集中营，另一只脚踏在党内的家伙；我从来没有怀疑过你会像你清澈的眼睛和聪明的头脑一样勇敢和警觉，或许你是站在正确的一边，所以很明显，你会有严重的危险。

你看，我对我的大多数德国记者无话可说。某些事情与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非常雷同，此外，我已经变老，更加多疑了。正如今天我所有的德国朋友都一致谴责希特勒一样，当时在德意志共和国的早期，他们也是一致谴责军国主义、战争和暴力。他们都与我们这些反对战争的人交心，虽然有点晚，但非常热情；甘地和罗兰（罗曼·罗兰）几乎被尊为圣人。当时的口号是“永不再战”^[8]。但仅仅几年后，希特勒就能冒险发动慕尼黑政变。因此，我不能非常认真地看待目前谴责希特勒的一致意见；在我看来，它没有为政治上的改变提供丝毫的保证，甚至没有为政治上的洞察力提供保证。然而，我确实非常认真地对待那些在巨大痛苦和烈火中得到了净化和成熟，找到了向内的，通往世界之心的道路，他们学会了审视现实生命的永恒。这些觉醒者感觉到、体验到和遭受到的伟大的不可思议之事，就像我在 1914 年后的苦难岁月中体验到的一样，只不过他们是在更大的压力下、在更残酷的苦难中完成的，毫无疑问，无数人在通往这种体验和这种觉醒的道路上崩溃和屈服，在他们能够成熟之前就已经倒下了。

在非洲战俘营的铁丝网后面，一位德国上尉给我写信，回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亡灵之家》和我的《悉达多》，并告诉我，在没有留下片刻孤独空间的无情生活中，尽管他“没有明确决定从生活的表面表现中退出，”他正在努力寻找冥想的方法，并深入到事物的本质。一位曾被盖世太保囚禁的妇女写道：“监狱让我学到了很多东西，日常生活中的烦恼不再困扰我”。这些都是积极的经历，是现实生活的标志，如果我有时间和眼力重读所有这些信件，我还可以举出许多这样的陈述。

你问我过得怎么样；这个问题很快就有了答案。我已经老了，也累了，我的工作开始被希特勒的部下破坏，又被美国的炸弹连锅端，使我最后这些年感觉生无可恋。让我感到慰藉的是，偶尔会有一小段美妙旋律会从生活背景中升起，而且还有一些时间我能够沉浸在永恒的内心平静境界中。为了使我的心血的某些部分能够存活下来，我不时地准备在瑞士重印一些已经多年没有出版的书；这不过是一种姿态，因为这些重印书当然只能在瑞士获得。

老年会导致硬化症，有时我的血液拒绝正常灌溉我的大脑。但是，这些糟心事毕竟有其好的一面：一个人对事物的反应不再那么激烈，对很多事情可以不闻不问，对某些打击和刺痛获得免疫，曾经的我的一部分已开始消失，直至整个人很快就会消失。

在我仍然能够享受的美好事物中，这些事物仍然给我带来快乐并弥补了黑暗的一面，其中有一些罕见但不可否认的迹象表明，一个真正的精神领域的德国仍然存在。我既没有在其目前的文化制造商和风平浪静的民主人士的喧嚣中寻找或发现它们，而是在像你的信这样，令人欣慰地充满了决心、警觉和勇气、善意和打消幻想的信心的表现中发现了它们。我为此感谢你，保留了对光明和灵性的信心的种子。你们的数量稀少，但你们可能是世上最优秀的人。

[1] 俄罗斯城市旧名，现在的伏尔加格勒市，1942 年 7 月德国法西斯先后动用 150 多万兵力，企图攻占斯大林格勒，切断伏尔加河并控制高加索地区，然后北攻莫斯科。斯大林格勒军民浴血奋战 200 多个日夜，将德军全部歼灭，最后迫使德国法西斯停止了战略进攻并且开始走向崩溃。

[2] Stefan Zweig，1881 年 11 月 28 日 - 1942 年 2 月 22 日，是奥地利小说家、剧作家、记者和传记作家。是世界上翻译最广泛、最受欢迎的作家之一。

[3] Frans Masereel，1889～1972，比利时版画家，大部分时间在巴黎从事艺术活动，曾参加罗曼罗兰等人的反战团体，为进步刊物作插图，揭露战争灾难和民生惨状，这成为他生作品的主导方向。

[4] Annette Kolb，1870 年 2 月 3 日－1967 年 12 月 3 日，是德国作家与和平主义者 Anna Mathilde Kolb的笔名。她在一次大战期间积极投入和平主义运动，然而这也造成了她在政治上的压力。她于 1920 年代离开德国，其著作皆被第三帝国所查禁。她写作上层社会的小说，后期则针对音乐家写作非小说。在1955 年获颁歌德奖。

[5] 这里作者所指的党员是民族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简称纳粹党。

[6] Alfred Ernst Rosenberg，1892 年 1 月 12 日-1946 年 10 月 16 日，是波罗的海德国人，纳粹理论家。他在纳粹政府中担任过多个重要职位。在整个纳粹德国统治期间，他是NSDAP 外交事务办公室的负责人，并在 1934 年至 1945 年期间领导了负责文化政策和监视的纳粹官方机构Amt Rosenberg（罗森伯格局）。在二战，他是帝国东部被占领土部的负责人。

[7] Thomas Mann，1875 年 6 月 6 日—1955 年 8 月 12 日，德国小说家和散文家，出生于德国北部卢卑克城一个望族家庭。 1924 年发表长篇小说《魔山》。1929 年度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曾一度为帝国主义参战辩护，但 30 年代即大力反对法西斯主义威胁，发表了中篇佳作《马里奥与魔术师》（1930），对法西斯在意大利制造的恐怖气氛做了生动的描述。托马斯·曼是德国 20 世纪最著名的现实主义作家和人道主义者，受叔本华、尼采哲学思想影响。代表作是被誉为德国资产阶级的“一部灵魂史”的长篇小说《布登勃洛克一家》（1901），被看作德国 19 世纪后半期社会发展的艺术缩影。

[8] 德语：Nie wieder Krieg！希特勒统治前，自 1920 年开始，每年德国都会举办声势浩大的反战示威活动，人们在游行上会举着写有“Nie wieder Krieg！”字样的标语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