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阿黛尔的信

（1946年）

亲爱的阿呆^[1]：

我又坐下来给你写信了，为了你也为了我自己。为了你，因为你生病了；为了我，因为在我在这山顶上孤独的生活中——一种你无法想象的孤独，我永远觉得需要向一个我确信不会误解我，或滥用我的信任的人倾诉。当然，我不是一个人生活，我有尼农^[2]，我忠实的伙伴，但有时一天很漫长，像所有的家庭主妇一样，她有太多的事情要做，即使这样，我每天晚上都会让她和我下棋或给我读书。

因此，我决定今天上午给你写信，向你问好，让你回忆起从前的日子。但这并不容易。我已经有一段时间没有你的消息了；我只知道你身体不好，需要照顾和休息，而这是你在家里无法做到的。我甚至不知道你是否还活着，我的小妹妹啊，即使我知道，我能想象你的样子，但无法想象你的生活，你的公寓，你的房间，你的日子。你仍然有地方住，对许多德国人来说，这本身就是一种做梦都想不到的好运气，但公寓里挤满了住客，我们在这里无法想象你在那里过的生活，你在想什么，谈什么。我们无法想象你们的喜怒哀乐——当然你们也有喜怒哀乐——它们位于一个无限遥远的、陌生的、黑暗的国家，几乎在另一个星球上，在那里，快乐和悲伤、白天和黑夜、生命和死亡有着比这里更多的规则、形式和意义。你们生活的背景是那个传说中的德国，直到最近我们还因为它的残酷和侵略性而深感惧怕。今天我们对它的恐惧，就像我们害怕门口的一个垂死或死亡的邻居一样，他身上带着一些未知的致命疾病，在他临死时似乎没有他活着时那么可怕。我不知道你们生活的物品，你们穿的衣服，你们桌子上的布料，你们的杯子和碟子；我不知道离你们的窗户离恐怖的开始有多近：被炸毁的房子，被荡平的街道和花园。我不知道这些可怕的、悲伤的事情在你的日常生活中会多大程度影响你，也不知道这些伤口在多大程度上被新的生命所覆盖而愈合。

我不禁想到，你们那儿的人也很难想象我们的生活。也许你们认为这儿就像你们自己在战前，甚至在希特勒统治之前的生活。这个故事是说，我们已经幸免于难，我们没有遭受痛苦，我们没有失去任何东西或做出任何牺牲。你和你的胜利的敌人都认为，我们这些小小的中立者得到了不应有的好运：我们没有遭遇任何不幸，我们曾经并仍然还有一个屋顶，每天有一碗汤喝。当你想象我住的村庄和房子时，你无疑看到了一个和平的岛屿，一个小小的天堂。但我们自己却感到贫穷、沮丧，生活中最美好的东西被骗走了。在回答瑞士媒体的一篇文章时，我们的一位德国朋友竟然称我们为“吃饼干的人，”而贵国的一位著名再教育者告诉我，像我这样在阳光明媚、温馨和平的泰辛度过希特勒时期和战争时期的人，对今天的德国事务没有发言权。这对我来说是很好的，我从来没有要求也不会要求在德国事务中拥有发言权；但这表明了世界对我们的看法。我们沐浴在阳光灿烂的泰辛，吃着饼干，这就是它对我们那些年复杂经历的简单看法。早在美国认为必须对希特勒出手之前，我们的儿子就年复一年地穿上了军装；我一生的工作被希特勒和空袭摧毁，我妻子的亲戚和朋友在希姆莱的集中营里被毒死——在被战争和各种苦难磨砺的人们眼中，这一切都不值一提。简而言之，无论从哪个角度看，我们和境外的人之间都有一道鸿沟。我们彼此已非常陌生，我们不理解甚至不试图理解对方。

我想能够弥合这条可怕的鸿沟，无拘无束、不戴面具地与你交谈的唯一方法，就是回望过去，唤起我们共同拥有的记忆。当我这样做的那一刻，一切都归于平静。然后你就是过去那个阿呆，我就是过去那个赫尔曼，我不是瑞士人，你也不是德国人，我们之间没有国境线，没有希特勒，尽管你无法想象我现在的生活，我也无法想象你的生活，在我们成千上万的记忆中，我们所要做的就是提到一个亲戚、一个邻居、一个裁缝、一个女佣的名字，或者一条街道、一条小溪、一片灌木丛，这些图像就完美地浮现出来，散发出和平、美丽和存在的力量，而这些从那时起就不再存在于我们疲惫、混乱的生活图像中了。

无论我的信是否到达你手中，我已经跨越了鸿沟，克服了一切隔阂来到你的身边。现在我可以和你谈一个钟头，让你和我自己想起那些似乎存在但遥远的不可挽回的过去，却又能在光芒中浮现的所有的画面。虽然我只能在今天的德国，在你现在的家和家具中找到你的一半，但当我想到巴塞尔米勒韦格的房子和花园里的马栗树，或者想到我们在卡尔夫的老房子，我们可以爬上一个又一个楼梯，发现自己就在与山坡上的花园平齐的屋顶下，或者想到去莫特林根的路上，我们家与那里的关系可以追溯到巴特博士和优秀的布卢姆哈特。夏天的周日早晨，我们两个人在去那里的路上，漫步穿过洒满矢车菊和罂粟的麦田，和一片长满银蓟和龙胆草的干燥荒原。如果你在这里，我们可以互相交谈，你会唤起更多这些地方的画面，并唤醒或刷新我心中的许多画面。但即便如此，它们还是像草地上的花朵一样数不清。当我们接纳它们并向它们敞开心扉时，我们童年的金色传说就会复苏，我们再一次看到包围着我们并养育我们的世界，我们父母和祖先的世界，一个既是德国人又是基督徒的世界，既是斯瓦比亚人又是国际人的世界，一个每个灵魂，无论是否是基督徒，都具有同等价值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犹太人、黑人、印度人和中国人都不会被当作陌生人而加以拒绝。通过我们父母和祖父母的传教工作，我们的有色人种兄弟在我们的思想中占据了特殊的位置。我们对他们和他们的国家有很多了解，并与他们中的一些人相识，他们来欧洲时与我们住在一起。当我们的祖辈有来自印度的访客时，要么是印度人，要么是回国的西方人，我们会听到梵文诗句和当今印度语言中的单词或短语。而在我们自己的家里，气氛是多么自由，没有任何国籍的暗示，更不用说民族主义。我们的祖父是斯瓦比亚人，祖母是法国-瑞士人；我们的父亲来自波罗的海的德国家庭；我们这些孩子中的老大在印度出生，是个英国人；老二在斯瓦比亚完成学业，是入籍的符腾堡公民。我们其余的人都是巴塞尔的公民，我们的父亲在那里获得了公民身份。并非仅仅是这些家庭状况使我们永久地获得了对民族主义的抗体，但它们与此有很大的关系。对我们俩来说，这是一件好事，因为在我们周围的世界中，所有的民族主义的张牙舞爪，仅仅靠我们的童年和出身的回忆，就使我们对这种疯狂的行为产生了免疫。在我眼里，你从来不是一个“德国人，”而我在你眼里也从来不是一个“吃饼干的人”。

去年夏天，在尼农的帮助下，我又编写了一本我的诗选，这是 25 年来的第三本。它已经出版了一个有吸引力和称手的平装版。书名后的那一页有题词：“献给我的妹妹阿黛尔”。你还没有看到它，但也许这封信会找到你，然后至少你会知道，在做这项工作时，这也是对我生活的回顾，我想到了你，感觉你就在我身边。我还重新出版了我的故事《美丽的青春》的平装版；这是我最喜欢的一本，我相信你也一样，我在战争和危机之前写的早期故事中，因为它非常忠实地描绘了我们的童年，我们成长的房子，以及我们家乡当时的情况。即便如此，当时我写这个故事的时候，我并不像现在这样了解我们成长的世界，这个塑造了我们的世界。那是一个具有明显的德国和新教色彩的世界，但它的视角和联系遍及整个地球，而且是一个完整、和谐、健康的世界，一个没有裂隙或幽灵般的面纱的世界，一个人道和基督教的世界，森林和溪流、鹿与狐狸、邻居和阿姨们就像圣诞节和复活节、拉丁语和希腊语、歌德、马蒂亚斯-克劳迪乌斯^[3]和埃切多夫^[4]那样精确而有机地融入其中。这是一个丰富多样的世界，但秩序井然；它有一个中心，它属于我们，就像空气和阳光、雨水和风属于我们一样。在战争和恶魔将其夷为平地之前，谁会想到那个世界会染上一个致命的麻风病般的亦真亦幻的疥癣，令它被遮蔽到完全异化的地步，它会从我们身边消失，留给我们今天这个魔幻而虚无混乱的世界？

但我们能够回到它那里，我们内心有一个完整的、健康的、有秩序的世界的形象，并且能够用这个形象表达——这个形象，而不是我们有手有脚、有饭吃、有屋顶的事实，是我们最大的财富，是我们残存的幸运。我们拥有我们的子孙不再拥有的东西，或者说他们只有微弱的一线希望：一个神圣的、高贵的、精美的世界，我们可以在其中避难，在其中我们这些在当下如此疏远的人可以见面，再次完全了解对方。在这里，在我们祖先的影子里，在那些日子里淙淙作响的树下，我来到你身边，我发现你年轻而快乐，你也发现我和年轻时完全一样。我们想起母亲小花园里的凤仙花和耶路撒冷十字架，我们想起芳香的小檀木箱和祖父书房里的烟斗云，我们互相点头；平静的教堂尖塔在我们面前升起，星期天早上，我们看到镇上的乐师在靠近钟声的长廊上，用管子演奏一首我们从格哈特^[5]或特尔斯泰根^[6]或约翰·塞巴斯蒂安·巴赫那里知道的合唱曲。我们还想到了家里的“好房间，”圣诞节时树和马槽就摆在那里，在乐谱架上我们看到了古老的赞美诗和歌本，席尔瓦和舒伯特，以及清唱剧的钢琴编曲。还有“另一个舒伯特，”即走廊上的柜子上的半身像，是《梦的协同作用》和《心灵史》的作者戈蒂夫·海因里希·冯·舒伯特博士，他曾是这所房子的一个朋友。复活节时天气不好，我们不能到花园里去，鸡蛋就被藏在那条有大红的砂岩旗子的宽敞的走廊里，或者藏在有几千本书的客厅里；在最好的鸡蛋上可以看到小鼻花、草穗和矮蕨，它们在蜜褐色的地面上闪闪发光。在所有这些房间里，即使在他去世后，我们的祖父的精神仍然占据着主导地位，每当我们回家过节时都会想到他。偶尔我们会害怕他，但我们更尊敬和爱戴他：印度的智者和魔术师。在一个危机四伏的日子里，他是多么令人感动和有效地消除了我对他的恐惧，并把它当作一个笑话！我当时十四岁，犯了严重的罪行；我从我的学校——毛尔布隆修道院学校逃跑了。在我回家的第二天，我就被送到了格兰德勒；我无可逃脱，必须向他报告，等待他的判决和宣判。我怀着忐忑的心情爬上小楼梯来到他的书房，敲了敲门，走了进去，走到威严地坐在沙发上的大胡子老人面前，伸出手来。猜猜看，这个可怕的、无所不知的人说了什么？他友好地看了我一眼，看到我苍白、惊恐的脸，几乎是调皮地笑着说。“他们告诉我，赫尔曼，你进行了一次天才之旅。”“天才之旅”——这是我在学生时代对这种逃亡的称呼。在他看来，这件事已经结束了。

使我们的童年变得美好，使我们后来的生活变得丰硕、温暖和温柔的一切，都来自那个房子，来自祖父和我们的父母。祖父慈祥的智慧、母亲不竭的想象力和慈爱的心、父亲敏感的良心和敏锐的感觉塑造了我们，尽管我们从未将自己视为与他们平等的人，但我们是他们的同类，是按照他们的形象塑造的；我们将他们的部分光芒带入这个已经变得黑暗和陌生的世界。我们毫不掩饰对祖先的崇拜；我们两个人都为他们的记忆奉献了相当多的作品，相当多的文字。即使我们的书现在已经绝版，被烧毁，或以其他方式被摧毁，它们也不会丢失。人为的、虚幻的东西亦如过眼云烟，“帝国万岁”和其他此类空洞的吹嘘很快就化为乌有。一切有声有色的、实质性的、有机的存在都会继续存在。当我们把我们对战争和独裁的噩梦般的岁月的记忆——仅仅是阴影和蜘蛛网——与我们对童年的记忆——圆润、具体、像生活本身一样丰富多彩——进行比较时，这一点就变得很清楚。

因此，当我们把我们的贫穷和年迈搁置一小时，我们又变得富有，成为很久以前的王子和公主，那时我在节假日把我最喜欢的诗人或我最喜欢的画家的照片带回家给你，我们都是他们的客人。当然，我们不可能一直这样做，只有在难得的好时光里才会这样做；我们的日常生活是不甘心的老年人的生活，我们几乎不想延长它。我想，你们那边的人对死亡没有太大的恐惧，也没有低估它的价值；在这方面，就像在许多其他事情上，你们可能比我们更有优势。

我常常希望能与你们谈论一件事和另一件我的看法与今天大多数人不同的事。我想到的是那些像炽热的光一样在你们中间行走的人，但没有人看到他们！他们是谁？当一打疯子猿人像“伟人”一样昂首阔步时，那些人就生活在你们的眼前，而他们就像不存在一样；每个人都忽略了他们，好像对他们无话可说。其中一个是我亲爱的雨果·鲍尔^[7]；现在，在他去世多年后，他的令人不安的书在这里和那里被重新发现。另一位是克里斯托夫·施伦普夫^[8]，只有一小群朋友欣赏他；他的 17 卷作品仍然不为人知，没有被发现，人们一直在忙于其他事情，他们把对他的公正留给了未来，他们宁愿吃一个官方名人的手纸，也不愿吃一个高贵的诚实人的面包。是的，这个世界仍然是富饶的，仍然有能力进行这样的浪费！然而我相信，他和他的作品并不比任何其他高尚的行为或烈士的死亡在幽灵时代的恐怖中更失落和徒劳。如果有什么能治愈世界，使人类重新变得纯洁和完整，那就是那些拒绝屈服或被收买的人的行为和痛苦，他们更愿意失去他们的生命而不是他们的人性，这些人包括像施伦普夫这样的告诫者和教师，他一生的工作直到后来的某一天才会被看到其全部的伟大。很多时候，似乎世界上没有什么真正的和真实的东西了，没有人性，没有善良，没有真理；但它们确实存在，我们决不能加入那些已经忘记它们的行列。

当我们在栗子树下吃着李子糕，男孩们像穷人的代言人西本凯斯^[9]一样向木鹰射击时，我们童年的那些盛大节日里，九月的阳光是多么美丽啊！高大的冷杉林中的隐秘小路是多么美丽，那里有蕨类植物和盛开的红毛地黄。有时我们的父亲在一棵白枞树旁停下来，用他的小刀在树皮上划开一条口子，然后在瓶子里收集几滴透明的树脂。他把这种树脂保存起来，如果有机会的话，可以涂在瘀伤处，或者只是闻一闻。这个纯洁的人，在其他方面既不允许自己放纵，也不允许自己堕落，他是一个空气和自然香味、氧气和臭氧的鉴赏家。我希望能在曾经如此美丽的康塔尔公墓再次看到他的坟墓，但在我们目前的情况下，我们最好放弃这种愿望。

如果我能写出我们的母亲曾经写过的那种信，你会了解到我们现在的生活。但我没有这个能力，也许即使是我们亲爱的母亲，那个伟大的讲故事的人，今天也会陷入沉默。不，她会处理好的，她会把秩序带入这混乱的生活中，并知道如何谈论它。

在我给你的信写到这里的时候，一天已经过去了，淡蓝色的雪从窗户飘了进来，我打开了灯，现在我感到自己累的像个疲惫不堪的老家伙。

人应该摆脱心存希望的习惯。不过，我希望我的信能在不久之后到达你手中，而且这不是我最后一次给你写信。

[1] 阿黛尔 Adele 是黑塞的妹妹，原文使用的是爱称：Adis，中文便译作了阿呆。

[2] 黑塞的妻子。

[3] Matthias Claudius，1740 年 8 月 15 日-1815 年 1 月 21 日，是德国诗人和记者，笔名“阿斯姆斯”。

[4] Joseph Freiherr von Eichendorff，1788 年 3 月 10 日-1857 年 11 月 26 日，是德国诗人、小说家、剧作家、文学评论家、翻译家和文集家。也是浪漫主义的主要作家和评论家之一。

[5] 德语：Paul Gerhardt，1607 年 3 月 12 日－1676 年 5 月 27 日，是一位德国神学家、路德宗的宣教士及赞美诗创作者。

[6] 德语 Gerrit ter Steegen ， 1697 年 11 月 25 日 -1769 年 4 月 3 日，是一位德国非专业传教士和作家，也是德国有名的赞美诗诗人。

[7] Hugo Ball，1886 年 2 月 22 日 - 1927 年 9 月 14 日，是德国作家、诗人，也是 1916 年苏黎世欧洲艺术达达运动的创始人。

[8] Christoph Schrempf，1860 年 4 月 28 日-1944 年 2 月 13 日，是德国福音派神学家和哲学家，作为牧师因为宣扬和平主义而被孤立。

[9] Siebenkäs 是德国让·保罗 Jean Paul 的浪漫主义小说中的虚构人物，该书于 1796 年至 1797 年在柏林出版了三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