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评家、传记作者如何面对诗人
里尔克说作家天生就应该有三种敌意，对所处的时代、母语和自己。这三种古老的“敌意”最终成就的正是总体性诗人。同代人对当代诗人的批评和定位，很容易拔高，尤其是朋友间的批评——比如同为安徽籍和同一年出生的陈先发和杨键曾被誉为双子星座，而后来两个人的诗歌道路反差愈益明显，甚至杨键的诗歌伦理和道德感在很大程度上僭越了诗性。当然同代人批评的另一种更为严峻的情况则是忽略甚至贬低了当代人的写作。在我看来，于坚是一个强力诗人，一个生产性的诗人，一个总体性的诗人。甚至按照奥登在《19世纪英国次要诗人选集》中“大诗人”的标准（一是必须多产；二是他的诗在题材和处理手法上必须宽泛；三是他在观察人生角度和风格提炼上，必须显示出独一无二的创造性；四是在诗的技巧上必须是一个行家；五是尽管其诗作早已经是成熟作品，但其成熟过程要一直持续到老）[22]1 来衡量，于坚已经具备了其中的重要品质。在“个体诗歌”写作已经失控的时代，亟须总体诗人的诞生。九十年代以来，随着时代转捩、诗人的精神突变以及诗歌的内在转型，个体在诗歌中得到前所未有的凸现与强化，这在当时自然有其重要的社会学和诗学的双重意义。而近年来，诗人却越来越滥用了个人经验，自得、自恋、自嗨。个人成为圭臬，整体性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一个个新鲜的碎片。个人比拼的时代正在降临，千高原和块茎成为一个个诗人的个体目标，整体性、精神代际和思想谱系被取代。无论诗人为此做出的是“加法”还是“减法”，是同向而行还是另辟蹊径，这恰恰是在突出了个体风格的同时而缺失了对新诗传统自身的构建。汉语诗歌迫切期待着总体性诗人的出现。在非史诗的时代和丧失了总体感知的写作趋向中，于坚却恰恰显现出了一个总体性诗人的文本征候和精神肖像。总体性诗人的出现和最终完成是建立于影响的焦虑和影响的剖析基础之上的，任何诗人都不是凭空产生、拔地而起的。与此相应，作为一种阅读期待，我们的追问是谁将是这个时代的“杜甫”或者“沃尔科特”？
写作这本关于于坚的专论，我并没有将这一写作定位在严格意义上的“诗人论”“文本细读”和“文学批评”甚至“文化研究”上。即使是从写作内部来看，于坚的诗歌和散文写作在维持了他个人风格的同时也在发生变化（持续性和方向性写作中的新的生产与变数），“近期写作中，于坚的主体介入意识有了醒目的变化。在80、90年代的诗中，于坚更多假着碎片化的语言追随碎片化的经验，诗的力量常出自并置的、无干涉的经验的‘自显’。至于引起广泛关注的《0档案》，它的力量很大程度亦来自档案本身的条理和分区，天然地助力着奔涌的气流走向凝定。的确，当诗人以自觉的介入态度，来组织各种相互错杂、对峙的经验时，写作就有了极具诗学意义的重要转变。与之前常倚仗自然主义式的‘自显’不同，他竭力让经验在拼接之后得到呈现。这种拼接当然不同于后现代式的拼贴和放任，却意味着经验的驾驭。”[23]
我一直想强调的是“批评家”的角色是需要重新定位、厘清和反省的，“批评家作为一个炼金术士，演习神秘的艺术，将现存无用的素材转化成闪光的、永恒的真理金丹，或观察、诠释导致这种魔幻变形的历史过程——不管我们怎样对待这个形象，它都无法投合我们界定一位作者为批评家时心里通常浮现的任何一种现象。”[24]2 在写作这本书的过程中，我不知不觉地不断溢出了传统意义上文学批评的常规写法，而更像是随笔、对话（潜对话）、印象记、读后感、杂谈、传记、索隐和评注。这使得本书显得有些“四不像”，更像是专论、细读、传记、散文和文学社会学档案的集合。平心而论，我更喜欢这种有些“随意”“散漫”“激情”“对话”的写作方式。很大程度上在这方面我受到了我的老师陈超先生的影响。由此，我更倾心于哈罗德·布鲁姆所说的那句话，“在我的实践中，文学批评首先是具有文学性，也就是说是个人化而富有激情的。它不是哲学、政治或制度化的宗教。最好的批评文字是一种智慧文学，也就是对生活的参悟。”[25]3 我想追赴的正是“诗人批评家”，“不过，文艺评论却是一个例外。诗人同时是批评性随笔的能手，并不会有损于诗人身份；从勃洛克到布罗茨基，大多数俄罗斯诗人都写出色的批评性散文。事实上，自浪漫主义时代以降，大多数真正有影响力的批评家都是诗人：柯尔律治、波德莱尔、瓦莱里、艾略特。”[26]1 1961年，艾略特将批评家分为四类，而他最为倾心的就是“诗人批评家”，“我们不妨说，他是写过一些文学评论的诗人。要归入这一类批评家，有一个条件。那就是，他的名气主要来自他的诗歌，但他的评论之所以有价值，不是因为有助于理解他本人的诗歌，而是有其自身的价值。”[27]2 而更重要的是批评家的“细读”能力和“还原”能力。思想性和精神性的缺失最终关乎的正是“文学性”“人性”和写作者本心、责任的匮乏。就当下的具体写作情势来看这还直接指向了写作应对“现实”的难度以及写作自身的种种限囿，比如作家们急于表达这个时代的苦难、欲望和伦理化诉求，每个作家的道德感似乎都那么强烈而近乎前所未有。
连日来，暑热的北京在下雨，端午节当天的下午甚至乌云滚沸、冰雹突至。冰雹砸在窗户和栏杆上竟然如节日的爆竹噼啪作响。这个时候我才认识到我们与身边的世界和自然之物疏离得过于遥远了。无论是生活中的人，还是作为一个写作者、评论者和阅读者都过于依赖于新闻化和屏幕化的现实了。这成了唯一的现实。翠湖的西伯利亚海鸥每年冬天还会再次飞来的。它们善于飞翔，有方向感，有巢穴，也有中途可供取暖的落脚地。鸟犹如此，诗人和批评家却未必尽然。
实际上从文学产生之日起，文学批评就遭受到了反复的争议，“他们同样也抨击评论家，而大多数评论家本身也是诗人。他们互相谩骂，撰写作品简介，互相评论对方的作品”“褒扬朋友、批判敌人。他们高谈阔论，发表宣言；他们跌倒在人生的荆棘上，鲜血直淌。”[28]1 甚至有人认为批评家就是寄生的一种动物，一种毫无创造性的应和者。包括布罗茨基也对文学评论的角色提出了善意的批评。确实，当我们看看当下的批评家的作为，再看看布罗茨基作为一个诗人、散文家、诗歌批评家所作的独一无二的创造性的文本的时候，对批评家类于“罗盘”角色的疑问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还有一句更残酷的话令那些批评家们有无形的挫败感——乔治·斯坦纳说过“文学批评是短命的行业”。看看当下吧！很多的评论者成了教书匠、掉书袋和西方文学辞典和老生常谈的术语、引文的贩卖者、利益的吹鼓手、自我陶醉和自大者，有的则成了新媒体上频频露面实则短命夭折的快枪手，而真正能够通过批评将当下和历史以及个人勾连起来的批评者只能是少数中的少数。这使我想到了我的恩师陈超先生。尽管身处学院和高校之中，但是陈超对“掉书袋”和“填表教授”则是嗤之以鼻，而是始终围绕着“当下”“噬心的时代主题”，以个人风格极其突出的话语方式将诗歌批评在文体学意义上提升到自觉的高度——“熟悉我诗学论文的朋友会注意到，我的诗学研究不是从理论中确证理论，我始终有着描述‘当下’的热情。我写作的个人方式，更多是介于诗人和批评家之间，类似于快乐的自由撰稿人，而非中规中矩的理论家。这种话语立场，使我写出了一种性质含混的文体。我的确更偏爱这种诗性随笔式的表述，如果它不致影响到论证力量的话。”[29]
一个真正的批评家必然有敬畏、有挚爱，有所为又有所不为。他是一位举手的赞同者和热爱者，更多的时候又是自由独立人格的默守者——敢于对公众集体沉默和否认的事实做出有力的回应。甚至一个优异的批评家必须敢于说“不”，敢于抛出冷眼，他可以对世事颟顸但是对于作家的人心不古必须敢于射出箭镞。这也许就是已经说得过多过滥的那句话吧——批评家的“怕”与“爱”。
近日再翻旧书，陈丹青在谈论“大先生”鲁迅时有感于“五四”那个特殊的时代说过这样的话——翻开“五四”那一两代人的影像，单模样摆在那里就是今天中国的文艺家们不能比的。陈丹青的这话并非没有道理，文如其人、人面如心并非诳语（尽管也不尽然），比如魏晋风度，知识分子的南渡北归。但是一个时代的风骨都是从一个个文人的面影、骨骼和文字建筑中合力完成的。我想，大抵如此。如果照搬陈丹青这一观感具体到当下的中国文学现场和生态，那么这几代中国知识分子的特殊面影、精神范儿在哪里呢？其精神性格是怎样的一种状态？是让人满意抑或如此令人不堪？
一代人的事儿也许只有深处其中的同代人才能完成，既是参与者（介入、热情）又是旁观者（疏离、冷静）。这是历史的惯性和时间法则使然。
当年的马尔科姆·考利为同代人撰写了影响深远的《流放者归来——二十年代的文学流浪生涯》，迪克斯坦则写出了《伊甸园之门》。而考利和迪克斯坦所做的正是为自己一代人的流浪生活和垮掉一代文学历史所刻写的带有真切现场感和原生态性质的历史见证。多少年过去，一代人的回响仍在继续。如果视线再继续拉伸到中国，“五四”那个时代的新文学的历史化和经典化都是由“五四”那代人自己完成的。如果等到后来者进行历史尘沙的挑拣则简直有些痴人说梦。早在1930年代初期，刘半农就道出了一代人迫近的历史沧桑感，而这种沧桑也仅仅是新诗发展短短十余年时间所造成的——十年前的新诗竟已成为“古董”了。这也不能不使“当代”书写历史的行为带有深深的焦虑感和迫切希望梳理历史的复杂心态，“这些稿子，都是我在民国六年至八年之间搜集起来的。当时所以搜集，只是为着好玩，并没有什么目的，更没有想到过：若干年后可以变成古董。然而到了现在，竟有些像起古董来了。那一个时期中的事，在我们身当其境的人看去似乎还近在眼前，在于年纪轻一点的人，有如民国二年出生，而现在在高中或大学初年级读书的，就不免有些渺茫。这也无怪他们，正如甲午、戊戌、庚子诸大事故，都发生于我们出世以后的几年之中，我们现在回想，也不免有些渺茫。所以有一天，我看见陈衡哲女士，向她谈起要印这一部诗稿，她说：那已是三代以上的事了，我们都是三代以上的人了。”[30]
在“当代”语境中无论是史料整理还是历史叙事都带有不可避免的“见证者”身份。任何描述者、叙述者的初衷似乎都指向了“真实”，“人们查询文献资料，也依据它们自问，人们不仅想了解它们所要叙述的事情，也想了解它们讲述的事情是否真实，了解它们凭什么可以这样说，了解这些文献是说真话还是打诳语，是材料丰富，还是毫无价值；是确凿无误，还是已被篡改。”[31]2 实际上任何试图抵达客观、公正的话语方式最终都是有纰漏的，同样一个诗人在读者和公众那里的形象又非整齐划一而是千差万别的，“通过我的照片认识我的人经常在亲见我的时候不知所措，他们被照片上的深沉状吓坏了，无力再适应一个具有笑容的于坚。世界从来不是根据标准像来运转的，世界的真相永远藏在胶卷内部的黑暗里。”[32]3 甚至包括对一首诗的认识上也是如此：“某个冬日的晚上，在刘静的打字复印店里，胡伟坐而论诗，一边喝九毛钱一瓶可以退瓶的啤酒，一边就着廉价的煎鱼，一边跟我说于坚、北岛、王家新、西川、海子，以及著名的盘峰争论、韩东的‘诗到语言为止’。胡伟那时候最爱的是于坚吧。他掏出一本随身携带的《于坚的诗》，找出于坚的《怒江》《女同学》《感谢父亲》，还有写松果的那首：听见松果落地的时候/并未想到‘山空松子落’/只是‘噗’的一声/看见时，一地都是松果/不知道响的是哪一个。他说：‘于坚这诗有唐诗的感觉，字字充满禅意。’于是激扬澎湃地念，轻声细语地念，抑扬顿挫地念，以至于让我觉得他的每一个表情和词语背后都隐藏着莫大的深意，而我的每一下咀嚼、吞咽和一饮而尽仿佛都会影响到是否能准确理解，于是我把动作的幅度放慢、放缓，异常小心谨慎和虔诚，甚至诚惶诚恐。”[33]1 2014年的秋天，远在西北的宋宁刚多年来对于坚的认识是“犹记十几年前，还在念中学的我，读到于坚文字时的惊奇与喜悦。那时，我还不知道于坚是谁，只觉得是一种纯然源于文字的惊喜，激醒了自己稚嫩的生命。十多年来，我断断续续阅读着这位在年龄和精神上都属师长辈的文字，聆听他来自高原的声音。如今，借着系统阅读原文和潜心摘编初稿的机会，重新打量，仿佛穿行于光与影、熟悉与陌生不断斑驳交替的山林，从头至尾，受着感发，又不乏启示”[34]2。
诗歌批评家还必须与诗人的灵魂和文字内部的秘密进行有效的沟通。从写作的内部来说，诗歌的写作难度是巨大的，这近乎是危险系数极大的个人性的工作。按照帕斯的说法诗歌是“强有力的哲学”，甚至一个诗人要时时面对写作时的失语，连奥克塔维奥·帕斯也要经历如此沉重的时刻，“我在黄昏的桌子上写着，用力地将笔架在它那几乎活着、呻吟并回忆着自己出生的树林的胸膛。黑色的墨水打开它巨大的翅膀。然而灯突然亮了并为我的语言罩上一层碎玻璃。一段锋利的光线切断了我的右手，我继续用溢出阴影的残肢书写。夜进入房间，对面的墙使它岩石的脸庞向前，一面面空气的手鼓置身于笔与纸之间。啊，只需一个音节就足以使世界跳动。但今晚连多容纳一个词的地方也没有了。”[35]1 诗歌的生成性就如生命的偶然性一样不可预期，但是这正是诗人的本能、诗歌的魅力和可能性所在，“生活有如诗歌，当诗人写下第一首诗时，就向未知发出了邀请：写下第一行，就不知道下面该怎么办了。不知道在下一行，等待我们的是一行诗句，或是我们即将失败。这种严峻的危机感自始至终陪伴着诗人创作的全过程”“在每一行诗中都有一个要我们做出的决定，我们别无选择，只好闭上眼睛，任凭本能自行其是。诗人的本能存在于全神贯注之中”“每一行、每一句诗中，都隐藏着失败的可能。并不仅是这孤立的一句诗的失败，而是整首诗的失败。生活也是这样，每时每刻我们都可能失去生命。每时每刻都存在着极严峻的危险。每时每刻都面临抉择”[36]2。
尤其是从传记学的角度解读一个诗人，有时候其多面性会转换为诸多漏洞，“将诗歌和隐藏在它背后的诗人的传记放在一起来想想，就会落入一个无底洞。读弗罗斯特的诗歌，谁都不会读到他自己的伤痛和悲剧；他不曾留下线索。他一直对一系列令人惊骇的不幸，包括家人的死亡、发疯、自杀，保持沉默，好像这是对清教传统的确认，因为清教传统要求将私人生活隐蔽在寡淡的门脸背后。这一切当中最大的问题，是一旦沉浸在他的东西里面，你就会觉得自己的独特存在感遭受到了威胁。倘若人类个性的边界流动不变，以至于我们真的不知道我们是谁，并且没完没了地尝试新衣新帽，那么弗罗斯特怎么就能一成不变？真正了解他是不可能的，我们只看到他直奔声誉这一目标的坚定努力，以此强行报复个人生活中的种种失败。”[37]3 而无论是传记还是评论，聚焦于一个诗人，其难度都是巨大的，尤其是对于像于坚这样具有反常性（于坚就以自己特殊的反常的诗人形象揶揄了才子诗人、高雅诗人和抒情诗人的刻板形象、精神肖像）的特异形象的写作者，“无论作为身体的人还是诗人，我都与中国传统的‘诗人’‘诗’这些高雅的属性相去甚远。一些读者来拜访我，发现我与他们根据我的作品臆测的那个‘身材修长，头发修长，手指修长’的形象完全不同，并且憨实木讷，口齿不清，答非所问，很多人满怀狐疑而去。他们不大相信这个五短三粗、剃小平头、其貌不扬的男子就是于坚本人。”[38]1 况且，于坚是无不充满了复杂性、创造性且又不乏争议的当代诗人，“一个真正有独创性的作家是非常稀罕的鸟儿，它的出现往往令其他鸟儿和观鸟者不安。”[39]
那么，批评家该以什么样的叙述角度和话语方式来面对一个综合体的诗人？尤其是于坚这样更为立体和多侧面的诗人？显然这让我颇费周折。
我想到戴维·洛奇在《写作人生》中的一段话：“我们不禁得到一个教训，如果写作文学性传记时，过分着迷、耗费了你的全部身心，那将是一件多么危险的事，这是一个注定要倒霉的尝试，在想象中重新经历传主的一生，并以某种方式在传主的人生和他的艺术作品之间，找出一个完美的‘匹配’。”[40]3 无论是体验式写作（或认同或保留意见），还是纯然建立于文学阅读和想象基础上的修辞写作，二者都各有优劣又不可偏废。纳丁·戈迪默强调“极为关注他人的生活，对他人的生活产生认同感；与此同时，保持一种高度的中立状态。置身事外与完全参与之间的张力”——这既是一个作家应该具备的素质，同样也是一个批评家所应该具备的基本能力，所以本书也大体是在二者的交叉中进行的。
有时候我一直在自我提问（实际上是自我怀疑）——这个时代的中国诗人给我们提供了什么样的精神生活和日常生活？他们的诗歌在新诗一百年之际在国内或国外达到了一个什么样的水准？尤其是在当下诗歌“大师”林立（当然更多是自封的，以及小圈子追捧吆喝的）、“杰出诗人”遍地的时代。此时，我想到了一个关于当代诗人的笑话或寓言，这段话出自1957年詹姆斯·里尼的一篇文章《加拿大诗人的困境》。而六十年后，这篇文章对于中国当代诗歌仍然奏效，甚至仍然是一语中的，道破了诗歌生态的困境和哑然失笑的荒诞——
如果举办一场诗歌竞赛，奖品丰厚得足以吸引五百名诗人参加……你或许会觉得他们全部加在一起抵得上一个一般加拿大诗人的水平……等你读完这五百首诗歌，你会发现大约有三个人算是接近那个水准，我指的是他们知道如何专业地写诗……之后，你会看到其中大约有两百首虽然押韵、读起来朗朗上口，却没有暗含一个隐喻，另外三百首连格律都用得蹩脚。……在众多诗歌中，你会找到三四首诗歌文采出众、怪异、令人毛骨悚然，因为它们出自疯子之手……分析这五百名加拿大诗人使我的心中充满了忧愁，因为这体现了我们国家草根诗人、诗歌读者以及普通敏感市民的现状。
多年后加拿大女作家、诗人玛格丽特·阿特伍德对加拿大本土诗歌现状的印象与我们阅读当代中国诗坛也是如此惊人地一致。这是否是“诗人”的性格天然如此？这是否就是“诗人”的原罪或者注定被诅咒的那一“不可饶恕”的部分——比如自毁的冲动、自杀的暗示以及不良情绪和自以为是的循环。
玛格丽特·阿特伍德是这样来认识和回答关于“女诗人自杀”话题的：“当我出版了两本薄薄的诗集之后，许多人一脸真诚地问我何时自杀，而不是问我是否会自杀。如果你不愿意以身试险或彻底放弃生命，你就不会被人认真地当作女诗人看待，至少神话是这么规定的。幸运的是，我不只写诗，还写小说。尽管小说家也有自杀的，但我确实觉得非韵文体能起到一种平衡的功能。换句话说就是，餐盘上以肉和土豆为主，还是少砍一些人头为妙。”[41]1 诗人的圈子性、小团体、聚众喝酒、彻夜喧闹、迷醉长谈成为诗人的重要生活方式，酒吧、咖啡馆和黑暗的小舞台以及变声、走音的黑色话筒成为他们精神生活赖以维持的空间，“对神话、媒体以及文学的争论大部分是在诗人中间展开的。长篇小说家和短篇小说家并没有像诗人那样形成联谊团体”“这些咖啡屋聚会有许多不同寻常之处，其中一点就是它的杂乱。我指的是在这里你能看到各色人等：男男女女，老老少少，发表过诗歌和尚未发表诗歌的人，地位稳固的人和崭露头角的新手，疯狂的社会主义者和神经紧张的形式主义者。所有的人混杂在一起，坐在铺有方格桌布、摆放着基安蒂红葡萄酒瓶和蜡烛台的桌子周围谈话”“聚会给我留下的一个印象就是，其中一些诗人，甚至是那些发表过诗歌的人，并不怎么样。一些人有时令人赞叹不已，但水平却时好时坏；一些人每次聚会都会朗诵同样的诗歌；一些人矫揉造作，令人无法忍受；一些人主要是来勾引女人或男人的”[42]2。
一个作家的丰富性有时候会超出了我们的想象，而我们在文本现实（传记、诗歌、小说、日记、通信、档案等）中看到的只是一个作家丰富的个人形象和社会形象的几个侧面而已，更多的个人的私密生活和更为内在的部分则被这个作家自己带走了，也就是很多更为真实、隐秘的部分并没有被记述而流传下来。我想到了传记作家特德·摩根眼中如此复杂的“总和”性的毛姆，尽管毛姆本人认为自己的生活很乏味甚至认为现代作家的生活都是乏味无趣的，但这也许并不是真相——“一个孤僻的孩子，一个医学院的学生，一个富有创造力的小说家，一个巴黎的放荡不羁的浪子，一个成功的伦敦西区戏剧家，一个英国社会名流，一个一战时在弗兰德斯前线的救护车驾驶员，一个潜入俄国工作的英国间谍，一个同性恋者，一个跟别人的妻子私通的丈夫，一个当代名人沙龙的殷勤主人，一个二战时的宣传家，一个自狄更斯以来拥有最多读者的小说家，一个靠细胞组织疗法保持活力的传奇人物，和一个企图不让女儿继承财产而收养他的情人秘书的固执老头子。”[43]1 无独有偶，莱昂纳德·科恩的形象同样令人眼花缭乱。他是加拿大伟大的诗人、小说家、画家，进入摇滚名人堂的巨星、歌手——“摇滚界的拜伦”，“他是情圣，是瘾君子，还是重度抑郁症患者。他在巅峰时遁入深山做了和尚。”[44]2 英国的女作家缪丽尔·斯帕克则在生活和社交中更是反复无常、性格多变，“躁动不安，要求严苛，很容易生气，外表像变色龙一样善变，能够在连续的几天里表现得像两个不同的女人”“有些熟悉她的人认为她是一个白女巫，天生具有超自然的洞察力。大多数人认为她古怪、捉摸不透；有些人认为她有点神经错乱”[45]3。斯科特·科恩在1985年采访鲍勃·迪伦时曾经这样描述鲍勃·迪伦：桂冠诗人，身穿摩托夹克的先知，神秘的游民，衣衫褴褛的拿破仑，一个犹太人，一个基督徒，无数的矛盾集合体。完全不为人所知，像一块滚石。他曾经被分析、定级、分类、钉上十字架、定义、剖析、调查、检验、拒绝，但是从来没有被弄明白过。至于“千古一人”的苏东坡，其形象就更是多样而难以捉摸了，“我们可以说苏东坡是无可救药的乐天派，伟大的人道主义者，亲民的官员，大文豪，新派画家，大书法家，造酒实验者，工程师，假道学的反对者，静坐冥想者，佛教徒，儒家政治家，皇帝的秘书，酒鬼，厚道的法官，坚持自己政见的人，月夜游荡者，诗人，或者谐谑的人。然而，这些恐怕都无法构成苏东坡的全貌。”[46]
甚至低级趣味、窥视欲望和流言蜚语还会无形中“塑造”一个人，“人们把艾略特的第一段婚姻说得一团乱麻，说他是性无能，又是同性恋，还说他和美国女子艾米莉·黑尔有染，当然，更有人言之凿凿地说他有反犹太主义倾向！”“某些批评家和传记作家想颠覆艾略特的正派形象与名望，大谈‘正是这种同性恋关系’，‘艾略特第一次感受到了来自他人的接纳与理解’。实际上既没有所谓‘同性恋’的证据，也无法证明艾略特从同性恋中获得归宿感。总之，一切都更像是浅陋的揣测。”[47]
以上都大体指向了一个作家的传记材料以及对这些材料出于不同目的和眼光的形形色色的理解和阐释。
我认为“传记材料”对于呈现一个作家文本内外的深层关系并不是可有可无的，比如卡尔维诺小说叙述的无限可能性与他迥异于常人的大脑结构是否存在着对应关系？1985年夏天，即将准备在哈佛大学诺顿论坛开系列讲座的卡尔维诺突患重病（9月19日于海滨别墅猝然离世，此前他已完成了五篇讲稿，死后结集为《美国讲稿》，按照卡尔维诺本人的命名为《未来千年的六篇备忘录》），主刀医生认为卡尔维诺的大脑结构的精致复杂是他从来没有见过的。当然，对于一个诗人和作家而言更为重要的当然是过硬的甚至是能够传世的伟大作品。在这一点上，我尤为认同卡尔维诺的那句话——
我仍然属于和克罗齐一样的人，认为一个作者只有作品有价值，因此我不提供传记资料。我会告诉你你想知道的东西，但我从来不会告诉你真实。
[1] [捷克]伊凡·克里玛：《布拉格精神》，崔卫平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77—78页。
[2] [加拿大]玛格丽特·阿特伍德：《与死者协商：一位作家论写作》，王莉娜译，上海文艺出版社2013年版，第49页。
[3] [美]雷蒙德·卡佛：《雷蒙德·卡佛短篇小说自选集》，汤伟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6页。
[4] 奥勃洛莫夫这一人物出自冈察洛夫的长篇小说《奥勃洛莫夫》，是文学史上典型的“多余人”形象。
[5] 初稿于2007年、改定于2010年。
[6] [法]米歇尔·福柯：《疯癫与文明》，刘北成、杨远婴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13页。
[7] [法]克里斯朵夫·多奈：《伊甸园或头等舱旅游》，傅杰译，《世界报》（副刊） 2010年6月。
[8] [美]苏珊·桑塔格：《在土星的标志下》，姚君伟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版，第109页。
[9] [美]杰弗里·迈耶斯：《奥威尔传：冷峻的良心》，孙仲旭译，新星出版社2016年版，第Ⅶ页。
[10] [墨西哥]奥克塔维奥·帕斯：《孤独的迷宫》，赵振江、王秋石译，北京燕山出版社2014年版，第268页。
[11] 金丹元《从〈手记〉中走来的于坚》，《滇池》1998年第10期。
[12] 沈奇：《飞行的高度》，《当代作家评论》1999年第2期。
[13] 伊沙：《于坚：喧嚣内外》，《绿风》2001年第1期。
[14] 朵渔：《他将开创一个传统》，马绍玺、胡彦编：《以个人的方式想象世界》，生活书店出版有限公司2015年版，第169页。
[15] 汪永生：《一首诗抵得上一百篇论文》，马绍玺、胡彦编：《以个人的方式想象世界》，生活书店出版有限公司2015年版，第170—171页。
[16] [德]马克·赫尔曼：《深深地沉入他的时代的黑夜之中——于坚德语诗集〈0档案〉译者后记》，贺念译，马绍玺、胡彦编：《以个人的方式想象世界》，生活书店出版有限公司2015年版，第154页。
[17] [荷兰]柯雷：《精神与金钱时代的中国诗歌》，张晓红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11页。
[18] [美]Jillian Shulman：《于坚：一个诗人的民间立场》，《青年作家》2007年第8期。
[19] [美]安妮·沃尔德曼：《继续鼓掌吧，我爱于坚和他的作品》，梅丹理译，《便条集》（英文版），美国西风出版社2011年版，第1页。
[20] 韩东：《〈他们〉：梦想与现实》，《黄河》1999年第1期。
[21] 于坚：《和“他们”在一起的日子》，《新京报》2005年5月11日。
[22] [英]W.H.奥登：《〈19世纪英国次要诗人选集〉序言》，蔡海燕译，中国诗歌网2017年12月11日。
[23] 赖彧煌：《论近期诗歌形式探索的三种路向——以于坚、西川和臧棣的写作为例》，《广西师范学院学报》2016年第2期。
[24] [美]汉娜·阿伦特：《导言 瓦尔特·本雅明：1892—1940》，《启迪：本雅明文选》，张旭东、王斑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版，第25页。
[25] [美]哈罗德·布鲁姆：《影响的剖析：文学作为生活方式》，金雯译，译林出版社2016年版，第5—6页。
[26] [英]苏珊·桑塔格：《诗人的散文》，《重点所在》，陶洁、黄灿然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年版，第9—10页。
[27] [英]T.S.艾略特：《批评批评家：艾略特文集·论文》，李斌宁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年版，第5页。
[28] [加拿大]玛格丽特·阿特伍德：《与死者协商：一位作家论写作》，王莉娜译，上海文艺出版社2013年版，第33页。
[29] 陈超：《写在前面》，《生命诗学论稿》，河北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3页。
[30] 刘半农：《初期白话诗稿》，星云堂影印，1932年版，第2—3页；书目文献出版社，1984年重印。
[31] [法]米歇尔·福柯：《知识考古学》，谢强、马月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5页。
[32] 于坚：《暗盒笔记Ⅱ》，花城出版社2016年版，第90页。
[33] 林东林：《读诗记》，《深圳特区报》2017年12月14日。
[34] 宋宁刚：《“回到汉语的原始神性”》，《为世界文身》，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15年版，第3页。
[35] [墨西哥]奥克塔维奥·帕斯：《诗人的劳动》，《太阳石》，赵振江译，北京燕山出版社2014年版，第296页。
[36] [墨西哥]奥克塔维奥·帕斯：《孤独的迷宫》，赵振江、王秋石等译，北京燕山出版社2014年版，第270页。
[37] [美]切斯瓦夫·米沃什：《米沃什词典》，西川、北塔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83—184页。
[38] 于坚：《关于我自己的一些事情（自白）》，《于坚思想随笔》，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有限公司2010年版，第285页。
[39] [英]戴维·洛奇：《写作人生》，金晓宇译，河南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51页。
[40] [英]戴维·洛奇：《写作人生》，金晓宇译，河南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2页。
[41] [加拿大]玛格丽特·阿特伍德：《与死者协商：一位作家论写作》，王莉娜译，上海文艺出版社2013年版，第103页。
[42] [加拿大]玛格丽特·阿特伍德：《与死者协商：一位作家论写作》，王莉娜译，上海文艺出版社2013年版，第34—35页。
[43] [英]赛琳娜·里斯廷斯：《毛姆传：毛姆的秘密生活》，赵文伟译，安徽文艺出版社2015年版，封底。
[44] [美]西尔维·西蒙斯《我是你的男人：莱昂纳德·科恩传记》，陈震译，湖南文艺出版社2017年版，勒口。
[45] [英]戴维·洛奇：《写作人生》，金晓宇译，河南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64—65页。
[46] 林语堂：《苏东坡传》，宋碧云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3—4页。
[47] [英]约翰·沃森：《T.S.艾略特传》，魏晓旭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1、1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