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多事之秋
1986年9月，于坚和韩东、翟永明、吉狄马加、车前子、宋琳、伊甸等人参加了诗刊社在山西太原、五台山和云冈举行的第六届青春诗会（李琦和秦岭因故未能参加此次诗会）。会期二十二天，十五位青年诗人参会，其中十四位毕业于高校，以往青春诗会是没有如此高学历集中的情况的。是的，这一切并非出于偶然，八十年代轰轰烈烈的大学校园诗歌运动以及民刊风潮是青年诗人成长的重要背景和内驱力。
在这一年，于坚第一次见到了韩东、翟永明、杨黎和唐晓渡等诗人朋友。那是一个最富激情和理想又较为纯粹的诗歌交游时代。从六十年代开始延续到八十年代末的先锋诗歌潮流带有明显的“密谋者”和波西米亚特征。诗人之间的串联和交流达到一个空前活跃的时期，而这也与公共空间由封闭到逐渐敞开的过程有关。
1986年，多事之秋。
1986年 多事之秋 江湖上
天才一一露面 各省的
牛鬼蛇神
在诗歌中起义 攻破了都江堰
我登车北上 与各路好汉接头
在成都 拜访杨黎 老周
他的眼镜架用胶布绑着 脚指头从皮鞋的
左边露出来 那时评论家们在哪里？
放着诗集的房间 像是放着炸药
诗人和诗人谈话 随时要小心被偷听
我们战战兢兢 学着革命者 瞥瞥身后
飞快地锁好门 用黑墨水 写一首关于
太阳的诗 老木听不懂四川话 非非理论白讲
他想把这个盆地搬到北京去 后来他几乎成功了
一见如故 肥肉和血造就的钻石
杨黎妙语连珠 我的听力自动恢复
大多数时候 我害怕这聪明的世界 不耐烦
的表情 天生我是诗人 只在某些心灵面前 耳膜
才像春天的树叶 发芽 苏醒
他家是一个司令部 满地的《非非》
油印机旁边放着灯 他妈妈在隔壁午睡
为诗歌牺牲的夫人 买菜 做饭
眼看着儿子堕落下去 成为第三代人
母亲永不告密 她知道这么写 要倒霉
“你出门要小心啊 杨黎！”
也许八十年代的诗歌和生活可以用一些并不一定完备的关键词来概括：传奇、生活、江湖、远方、当下、分裂、恩怨、饮酒、交游、胡同、山城、酒馆、校园、江南、外省、油印机、地下、流浪、出走、自杀、流亡……
在没有电话且交通不发达的时候，除了诗人之间的通信和民刊的“内部”交流，那个时代一大特色是诗人之间频繁的交游、碰面。这是古代访友传统的延续，更多的诗人因为主动上门，“没有手机、网络，上门无法预约，办法是直接闯将过去。如果你住在楼上，就大声喊叫，你不在家，就在门口的台阶上坐等”“那时候，经常有外地诗人来访，只要报上姓名，声称是写诗的，你就得管吃管住、陪聊陪玩。并且还得吃好住好玩好，稍有怠慢，就会说你不讲义气，你的江湖名声就会受损。整个诗歌圈犹如江湖码头，交流诗歌在其次，以诗的名义过江湖生活才是真义”[31]1。江湖，就免不了误会、过节儿和吵吵闹闹、恩恩怨怨的是非，“骆一禾来信，告诉我于坚背后说我坏话，我回信说，我相信面对面的感觉”“小海写信给李苇，攻击黄灿然。李苇又将小海的信拿给黄灿然看，后者写信给我，破口大骂（黄认为是我挑唆的），并说要当我的面手淫（侮辱之意）”[32]1。
1986年，于坚见到了几十位以前未曾谋面的诗人，无论是交往的轶事，还是相互之间的诗歌交流，都印证了那一时代诗歌特有的效应。正是因为这种交游，丁当从西安跑到云南来见于坚，又同时激动地给韩东写信，这对《他们》的创办（1984年下半年开始筹划，第二年春创刊）和同仁的形成有直接影响。
1980年的第一届青春诗会，1986年于坚、韩东等参加的第六届青春诗会，以及西川、欧阳江河、陈东东、杨克、张子选参加的第七届青春诗会，确实是历届诗会中最强的，属于“黄金诗会”。2014年我受诗刊社的委托执行编选《青春诗会三十年诗选》[33]2。“青春诗会”给我的感受更像是一条自然分娩的河流。在这条河流上有些诗人不断乘风破浪、扬帆远行，而有的诗人则只是扑腾游了几下就草草上岸，有的则沉于水底。于坚的《尚义街六号》以及另外三首诗《芸芸众生4 罗家生》《作品51号》《远方的朋友》以总题《生命的节奏》发表在当年《诗刊》11月号头条。同期青春诗会的翟永明（《人生在世》组诗）、韩东（《温柔的部分》《一切安排就绪》）、吉狄马加（《古里拉达的岩羊》《老人与布谷鸟》）、车前子（《一颗葡萄》《复眼》《日常生活——一个拐腿的人也想踢一场足球》）、宋琳、潞潞、晓桦、伊甸、阿吾等都发表了自己的代表作。此前1986年9月号《诗刊》已刊登了翟永明在当时引起极大反响的《女人》组诗（《独白》《母亲》《预感》《世界》《我对你说》《边缘》）。在编选《青春诗会三十年诗选》的时候，1986年这届诗人我最终筛选出来的是于坚的《尚义街六号》、韩东的《一切安排就绪》《温柔的部分》《迟到的雨》、翟永明的《黑房间》《人生在世》、吉狄马加的《部落的节奏》《古里拉达的岩羊》《老人与布谷鸟》、宋琳的《雨中想起的若干往事》、车前子的《复眼》《日常生活》、潞潞的《老路》《泥歌》。从这部诗选来看，无论是诗歌的水准还是入选诗作的篇幅（67-87页），第六届都是非常突出的。
多年后，我在《天南》杂志上看到了韩东提供的一张照片，那是1986年青春诗会上翟永明、于坚和韩东三个人在太原的合影。三个人坐在一个红砖垒成的矮墙上。那时于坚还留着头发，胡子也长，身材也比较适中，还没有发胖。
这次诗歌聚会对于坚等人具有相当的重要性，“1986年我见到许多诗人，我乘火车北上太原去参加《诗刊》的青春诗会，这是一段凯鲁亚克式的行程。在成都与非非、整体主义、莽汉诸君见面。在西安与丁当登上大雁塔。在太原见到了韩东、翟永明、车前子……以及那些大编辑，那些好人、智者”“到达的时候韩东来接我，我们一年前合伙办了一个刊物。一辆老爷车等在车站，那时候只有单位有车，私人没有。我和韩东不很适应，韩东甚至都不知道开车门的拉手在哪。在太原的某个房间里，少长咸集，聚集着一些写诗的人和他们的编辑，他们并不知道他们在书写历史。他们只是面红耳赤地争论着诗歌，为好诗喝彩。他们留着长发或不留，穿着牛仔裤、中山装，饮酒、吵架、跳迪斯科、失眠……车前子在浴缸里，翟永明像个女巫，韩东像个图书馆的职工……我们登上应县的木塔，在一千年前的斗拱中眺望祖国的平原，麦子黄了，乡村大道上雾色迷离。”[34]
1986年秋天的北京，于坚第一次踏进了位于虎坊路15号的诗刊社，“就像世界上大多数编辑部一样，朴素、逼仄、简陋。唯一不同的是，这个编辑部的来稿多到要用麻袋装，其数量居世界第一，我肯定。文明的厚度不见得只是束之高阁在图书馆的精装本，也来自这些看上去很原始的麻袋。我记得我在唐晓渡的办公桌上睡过一个午觉，醒来的时候，看见《诗刊》编辑部的楼梯上站着一伙衣冠不整的流浪诗人。”[35]1 于坚在诗刊社见到的这几位手里拉着“中国诗歌天体星团”字样布条的外省诗人正是来自于贵州的黄翔等人，“1978年他在北京创办全国首家民间社团‘中国启蒙社’，成为当年西单民主墙影响最大的社团之一。1980年在贵州参与创办《崛起的一代》（我至今能记得封面那油印的五个大黑字）。1986年，黄翔组成‘中国诗歌天体星团’，与薛德云等人到北大、北师大、人大、中央美院等处进行‘诗歌大爆炸’行为主义吼诵活动。因被当局视为‘引爆’‘八六学潮’而入狱。1997年夏旅居美国。”[36]2 至于《尚义街六号》这样另类的不合时宜的诗作能够在1986年的《诗刊》发表，于坚认为“那时候一些具有自由思想的诗人和评论家担任了这个刊物的主编和编辑，因此它得以侥幸出现在这个国家最重要的诗刊的头条”[37]3。
那一年代的青春诗会无疑具有着写作风向标的意义，这既与当时《诗刊》无可替代的影响力有关，又与那个年代青年诗人和编辑的认真甚至虔诚的诗歌态度有关。这从1986年这次青春诗会中可以得到有力的印证：“从报到的第二天开始，每天上午、下午、晚上连轴转，交流、讨论作品。会议是在一间较大的住房里进行的，座位不够，不少人便席地而坐。这样便节省了每天一百五十元的会议室租金。与其他任何行业的专业性会议相比，这似乎带有象征的意味。好在这些诗人并不计较条件，他们认为席地谈诗与在辉煌的殿堂里谈诗并没有什么区别。讨论是认真和中肯的，有时意见近于挑剔尖刻，然而除了增进相互了解绝无不良后果。讨论常常延续到夜间十一点，可很少有人立即就寝，不是相互继续交谈，便是创作、修改作品，甚至到凌晨三四点钟才上床。”[38]1 这种观念的碰撞和思想的交锋又与他们大多数人的大学经历和校园诗歌文化不无关联，“也许由于偶然，十五位青年中有十四位毕业于大专院校。这种文化构成的比例，在以往任何一届中是不曾有过的。这可不可以视作青年诗人队伍素质上的一种进步呢？”[39]
多年后，我看到了一张第六届青春诗会与会诗人的一张合影。地点是山西的大山深处，云雾缭绕，不远的山路上停靠着一辆老式的深绿色的客车。诗人一字排开，前排左侧依次是韩东、于坚和翟永明、韩霞、阎月君、车前子，宋琳在后排将右手搭在于坚的肩上。于坚那时头发还长，穿着一个黄白条纹的坎肩儿，左手扣着自己的右手。按照韩东的回忆，此前的一届青春诗会曾经邀请过他，他跑来参会看到会场的气氛有些“官场化”就独自开溜了。
于坚和韩东此前已开始通信，《他们》也已办得如火如荼。早在写于1985年6月的诗中于坚就给韩东来了一番朋友之间调侃式的“肖像”刻画，“你告诉我许多外省的天才/还有什么韩东等等/那个想当萨特的人/那个面目清秀的人/那个发誓不和老婆吵架的人/那个住在南京的人/那个体育方面只会跑步的人//你们在一个冬天读我的作品/大吃一惊/你们说除了你们/于坚就是敌人了/那小子可要防着点/说不定他已买好去瑞典的车票/我很高兴过去我可不认识你们”。（《有朋从远方来——赠丁当》）
于坚先于韩东一天到达宾馆，也接到了韩东让他接站的电报，但于坚和韩东却从来都没有见过面，“于坚来车站接我，我看他犹如少数民族，朴实得可以。于坚也觉得我很土，连小轿车的门是怎么开的都不知道。除了互相挖苦，整个会议期间我俩都在辩论。”[40]3 这是两个名副其实的“损友”。这是一个诗人通信的时代，那时诗人的真诚以及书信往来形成了特殊的诗歌交流史。从报到的第二天起，诗人和指导教师在一比较大的房间里从早到晚甚至通宵达旦地讨论和改稿。会议期间，于坚和韩东展开了一次次对话，谈话更多集中于北岛和“朦胧诗”。一次对话的开头，于坚第一句就是“在成都有人问我，是不是要和北岛对着干。我说，我不是搞政治的”[41]1。
之所以“第三代”要反叛甚至强奸“朦胧诗”（杨黎语），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北岛等人要表现的“自我”被指责为对英雄主义和人道主义的恢复。换言之“第三代”所要反对的就是北岛等人重新塑造“英雄”和“权威”，“阳光下，那摇摇晃晃的纪念碑又重新开始稳定了。中世纪骑士的风衣，穿在了八十年代中国青年诗人的身上。表现自我伟大的人格，表现弥漫血腥的早晨那个挺拔的英雄，以人道主义和英雄主义的结合，构成了朦胧诗强大的背景。在悲愤的旗帜下，遍地种上了理想的鲜花。那个时代，似乎每一个人都从噩梦中醒来；清理着自身的忧伤，倾诉着过往的怨曲，渴求着重温旧梦。旧，旧到了极点。”[42]2 而“第三代”一部分诗人所要做的就是不仅要“否定英雄”还要“否定自我”，就像李亚伟所说“用悲愤消灭悲愤，用厮混超脱厮混”。正如胡冬所说这是一群制造思想和诗歌炸弹的造反派！到了后来，李亚伟等先锋诗人才终于意识到当年他们极力反对的同为“莽汉”诗人的二毛所说的“流派是陷阱，主义是圈套”是有道理的。1986年冬天，在喧嚣的“第三代”诗歌运动终于浓烟散尽之后，李亚伟发出如此的慨叹：“越是新奇有冲击力的东西，到头来越是容易成为圈套。”即使是当时不无激进的廖亦武也对“第三代”诗歌运动怀有疑问，“是谁发起了1986年现代诗运动，撵得缪斯抱头鼠窜？”[43]3 而这种后起诗人对以往诗人的否定心理和反叛意识与“朦胧诗”否定极权政治的心理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只是不同历史语境下反叛的对象和重心具有差异。朦胧诗人希望在广场上扮演精英、英雄和启蒙主义者的角色，而“第三代”（一部分）就是要把人的非理性的青春期冲动和反传统的狂暴的一面塑造成新时代的标杆。作为先锋诗歌的历史谱系，“朦胧诗”和“第三代”之间存在着既对抗又对称的关系（这在“第三代”的“和谐派”和“反和谐派”那里有直接的对应），无论是从家族相似性还是从时代语境来说二者之间既有融合也有差异。张枣当年的一首诗更能说明二者之间这种特殊的历史性关联：“报警的铃儿置在你不再爆炸的手边/像把一只夜莺装到某条黑洞洞的枝柯/你和你的药片等着这个世界消歇//用了一辈子的良心，用旧了雨水和车轮/用旧了真理愤怒的礼品和金发碧眼/把什么都用了一遍，除了你的自身//当你模糊的呼吸还砌着海市蜃楼/我感到你在隔壁，被另一个地球偷运/有一只手正熄灭一朵苍蝇，把它弹下圆桌和宇宙//可人家还要来恫吓你，用地狱和上帝/每礼拜叫你号啕一场，可是哭些什么呢？/透过残泪你看出一支支点燃了的蜡烛/好比黑白分明的棋局里一过了河的卒子/或者是天翻地覆，我们已经第二次过河吧/重复一遍你的老妹妹，还有我，一个/醉心于玫瑰柔和之旋律的东方青年//黑发清癯，我们或者真是第二次相遇/在一个我越拉你，你越倾斜的边缘/请记住我：我和夜莺还会再次相遇”。[44]
在1986年的先锋诗歌大潮中，以于坚、韩东、翟永明和吉狄马加、宋琳、车前子等为代表的诗人显现出了显豁的个性，“再没有一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诗歌模式了，他们都强调自己的语言体系。他们之间最明显的共同点，是要求诗歌回到诗歌本身，要求诗歌按照自身的内在规律发展，起到诗歌本身应当起到的作用。”[45]2 参会时很多人以为韩东和于坚的风格应该更接近，而事实是“于坚认为诗近似书法，是一种语感的流动，这种流动的语感便是全部，正如同人们欣赏书法，只看其气势和线条，而不去寻找所写汉字的含义。韩东则在把握瞬间体验时，力求自然。他一再声明他的诗背后不藏任何东西”[46]1。在指导教师王燕生和雷霆的印象中于坚多次展现他的书画才能，而韩东则是一个雄辩家，“这些青年诗人并不是苦行僧，他们有时也甩两把扑克，他们也有他们感兴味的闲谈。有时候，在夜深人静之后，一群人跑到太原美丽的街心花园里去歌唱。他们也爱跳舞。在五台山上，他们成了登山家。在云冈石窟，他们又像远来的艺术朝圣者。”[47]
无论是在于坚本人，还是《诗刊》看来，1986年这届青春诗会都有着转折点和开创性的诗歌史意义，“夜晚，闪烁的星空总是给人以愉快和希望的感觉，这也就是人们之所以把新出的人才比喻为‘新星’的缘故吧！《诗刊》从八十年代开始，每年举办一次‘青春诗会’，推出十多位诗坛新人，这都是诗的天空上的新星，尽管它们有的明亮，有的不那么明亮，有的开始明亮，后来又有些减色，但总是增添了光彩。大家可以看出，由于时代节奏加快，虽然只过了五六年，这一届青年诗人和八○年那一届好像已有恍若两代的感觉。人们曾为‘朦胧诗’所困惑，但它带来的新的价值观念和手法已使人不能为之瞩目。而眼下这一批年轻诗人更从新的角度去把握生活，他们已较多用口语化去表达他们的感受，他们对现实的关注已经有新的审美方式了。”[48]3 这段带有历史总结性的判断——如“新的角度”“口语化”“对现实的关注”“新的审美方式”——似乎更适合用来评价于坚和韩东、翟永明这样的带有写作新质的新一代青年诗人，而从整个这一届青春诗会的诗人来看有的写作仍带有更多的诗学的历史惯性，其创新性还难以谈起。而在于坚看来，“我、韩东、翟永明等人在中国最权威的诗歌杂志《诗刊》的首次亮相，标志着朦胧诗朝代的结束，一种更为复杂的转向诗歌本体意义上的写作时代的开始。”[49]1 同期刊发的《青春诗话》，于坚和韩东等青年诗人更是现身说法，以创作谈的方式表达了一代人更新的诗歌观念。当然任何写作心得和观念都不可能是完备意义的，关键看它们在具体的诗学历史语境中处于什么样的位置并发挥了怎样的影响——创作史和效果史的交叉。于坚提出了关涉诗歌的语言、形式、意象、生命节奏等诸多方面的“语感”问题，“不在于写什么，不在于是否深刻或超脱，不在于是否独具一格。只要它来自你的生命，为你的生命所灌注。它就会产生语感，它就会深刻超脱，它就会独具一格。语感不是靠寻找或修炼或更新观念可以得到的。它是与生俱来的东西。它是只属于真正的诗人的东西。”[50]2 韩东对诗歌的价值以及诗人的生命体验做了一番不无深刻的阐释：“一首诗的审美价值也许就在于此，它必须是活的东西，必须是生命。这个生命是诗人把自己的生命灌输进去的，又是读者用自己的生命感受到的。因此我不能设想那毫无生命迹象，同时又具审美价值的诗歌。同样的，我也不能设想依赖诗之外或之后的比诗歌本身更深刻的存在的诗歌。我只承认生命的深刻。”[51]3 翟永明则极其超前和敏感地谈论了女性的身份意识和写作问题，“我一直希望首先是一个诗人，然后才是女诗人，但在生活中我却首先是一个女人，其次才是一个诗人，因此我永远无法像男人那样去获得后天的深刻，我的优势只能源于生命本身。”[52]4 而对诗歌的口语化翟永明的认识同样深刻而理性，“我不
反对诗歌口语化，也绝不有意把诗写得复杂。关键是当一种时尚取代另一种时尚时，我没有必要加入任何一方。我只用自己的语言写诗。”[53]1 而在诗人们强调诗歌的生命体验、现实感和诗歌本体性的时候，吉狄马加则最先提出了诗人的寻根、地方性知识以及民族文化之间的深入而复杂的关联，这尤其对后来全球化和城市化加剧的现实具有深刻的前瞻和启发意义，“诗再不能成为一个无端的游物了，它应该回到自己的土地上来。正如美国诗人威廉·卡洛斯·威廉斯所说的那样‘我相信一切艺术都是从当地产生，而且必须如此，因为这样我的感官才能找到素材’，‘地方性的东西是唯一能成为普遍性的东西’。诗歌在走向自身的同时，必须走向土地”“我们指的走向土地，实际上是人和自然在一种真正意义上的亲近，是人同他生活的土地的历史在更高层次上的对话，是人在各个方面展现出独特的文化结构和审美意识。走向土地，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回归，更不是用夸大了的自然力量和近似于神的力量，把人性以及人的力量击毙在荒野里。我们离开土地和自己独特的民族文化的时间已经太长了，我们必须回去”[54]2。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于坚和韩东在后来的诗歌史叙事中往往并列谈论，尤其是《他们》这一民刊的特殊影响以及相应的写作方向，但是于坚和韩东的诗歌道路却是从最初就具有差异。这从当时他们参加青春诗会时各自的诗学阐释上可以看出端倪，而当时《诗刊》的编辑王燕生和雷霆则敏锐地意识到了这一点，“不可能把他们放到一把尺子的同一个刻度内。何止是相貌、性格各异，对于诗的追求也是各不相同。每个人的自身才是值得开垦的沃土。广为吸收而又拉大与一切人和诗的距离，这是他们寻找自己时的最普遍的原则。于坚和韩东已通信数年，先一天到达的于坚拿到韩东让接站的电报却有些发愁，他不知道这位神交之友的尊容。他们被认为是风格最相近的，其实，也是南辕北辙。于坚认为诗近似书法，是一种语感的流动，这种流动的语感便是全部，正如同人们欣赏书法，只看其气势和线条，而不去寻找所写汉字的含义。韩东则在把握瞬间体验时，力求自然。他一再声明他的诗背后不藏什么东西。”[55]1 而于坚和韩东在诗歌观念上的差异，于坚也在给陈超的信中提及：“对传统文化的反省仍是很重要的，我的许多看法和中国今天许多青年学者不谋而合。在这点上，我和韩东的看法不尽相同，他以为太偏激，他似乎受到某种影响。这从我的诗和他的诗比较也可以看出。”（1988年5月28日）
为期二十二天的第六届青春诗会可以称为“青春诗会中的青春诗会”，就如我们所说的“诗人中的诗人”一样。《尚义街六号》这首“第三代诗人主要代表”在1986年正式诞生。所以，于坚说1986年11期的《诗刊》有些“惊世骇俗”，“《诗刊》不是偶然选择了这些诗人，这个刊物的审美境界来自常识，来自时间深处的审美史。这些诗基于常识而不是时代，普遍的诗意而不是特殊的意思。现代主义会过去，诗不会过去。‘文革’后复刊的《诗刊》在80年代就有如此见识，在不知道‘文革’为何物的世界文学编辑中可谓非同凡响，那是灵光降临的时代。”[56]2 确实这与八十年代的期刊环境和编辑生态关系密切，自足而纯粹，“我记得我的责任编辑先后有唐晓渡、雷霆、王燕生、宗鄂，后来还有李小雨。这种作者与编辑的关系是古老的正常关系，君子风度十足，只认作品，不认人。”
诗歌这一特殊的文体使得诗人往往易于躁动不安，而整个八十年代更是诗歌追新逐异的时代，是先锋、实验、创造、革命、运动一浪高过一浪的关键词的时代。在诗人急于表达自我的诗歌价值诉求的时候，也不可避免地形成了口号大于内容、运动高于诗歌的不容回避的事实。然而无论是对于创作实践还是诗学反思，八十年代也同样给我们创造了不可多得的代表性样本。譬如对当时火热的诗歌潮流，西北边塞诗、“纯诗”“现代史诗”，先锋诗论家陈超就给出了及时、准确和理性的反思，而这也是在1986年，“当我荡开一些距离，冷静地考察目前某几种流行诗潮时，我陷入了惆怅。我感到，这些诗歌题材和手法的更新，并没能在更高意义上为诗带来蓬勃的生命。当一些诗人不愿对过往诗歌追摹亟切而寻找新的审美创造方式时，却进入了一种盲目的状态，造成诗歌中‘人’的放逐。”[57]
1986年注定是被写进诗歌史的一个特殊年份。铁板一块的政治禁锢断裂之后，先锋诗人们面对的则是瞬间被打开的无数的思想和文化的窗户，而个体的可能性、诗歌语言的觉醒和花样翻新而又极其驳杂的文化观念与美学趣味都只能发生在这一年代——“在1985、1986、1987这些年头，恨不得一夜之间穷尽诗歌形式的所有可能性”[58]2。
1986年，《深圳青年报》和《诗歌报》联办的现代诗群体大展作为运动似乎关乎一代人的集体意识，但是对于每一个人来说生活和写作都是具体的。这一诗歌大展后来被当事人徐敬亚形容为“那一场诗的漫天大雪”。轰轰烈烈的“第三代”诗歌运动终于在1986年的现代诗群大展中全面登场了。运动和写作一定要区分开来，尤其是具体到个体写作的具体状况的时候。韩东在自己的写作年表中的第一句话就是“1980年阅读《今天》，开始诗歌写作”[59]3。尽管韩东和于坚等人的诗学理念和《今天》以及北岛等“今天派”诗人迥异，但是其写作精神的起步阶段确实是从对方那里获取和开始的。1986年这场运动的策划者却是来自吉林大学77级的徐敬亚，但是此时的徐敬亚已经在深圳的一个简陋的办公室里手忙脚乱地整理着各地诗人纷至沓来的诗歌包裹。而恰恰又是深圳这样的南方而不是北京发生了惊动天下的诗歌运动。诗歌浪潮和诗坛“洗牌”的冲动马上就要掀起了！通过1986年《深圳青年报》和《诗歌报》联合推出的“中国诗坛1986现代诗群体大展”到1988年徐敬亚、孟浪、曹长青和吕贵品编选的《中国现代主义诗群大观1986—1988》，我们可以从统计学的层面看看这些诗歌流派和群体的地理分布。而这种分布的情况和相应的分析显然不是可有可无的，因为无论是从组织者还是到参与者明显存在着“地方”之间的博弈以及地理分布的不均衡性。按照入选诗派和人数多少情况（只选入1个诗派的省份未列入）排列如下：四川（11个诗派，入选人数27人）、江苏（9个诗派，入选人数24人）、北京（6个诗派，入选人数24人）、上海（5个诗派，入选人数19人）、浙江（5个诗派，入选人数14人）、吉林（6个诗派，入选人数10人）、福建（4个诗派，入选人数11人）、湖南（3个诗派，入选人数5人）、贵州（3个诗派，入选人数3人）、深圳（2个诗派，入选人数3人）、安徽（2个诗派，入选人数2人）、湖北陕西（2个诗派，入选人数2人）。
按照相关统计，1986年相关的诗社两千多家，油印刊物以及诗集达一千多种。最终这一时期（诗歌的民刊时代和先锋诗歌的黄金时期）高潮迭起的新生代诗歌的成果汇集在1988年9月同济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徐敬亚、孟浪、曹长青、吕贵品编选的红皮书《中国现代主义诗群大观1986—1988》。此前，也就是1988年夏天，徐敬亚和孟浪为了出版这本大展去长沙活动，二人还在橘子洲头合影。在孟浪提供的照片上，我们看到的徐敬亚刚从湘江里游泳完上岸，头戴一顶白色的遮阳帽，浑身只穿一个黑色游泳裤。徐敬亚和孟浪二人都双手叉腰，显然踌躇满志。这本红皮诗选首印两万册（版权页注明是三千册），定价5.2元（按照国家统计局城市社会经济调查总队的统计，1989年云南地区居民的年收入是1183.8元，平均每月98.65元。那么一本书5.2元，就当时的收入水平来说定价已经很高了）。火热的读者、火热的运动，然后却要靠诗人自己去推销。这同样是那个火热的诗歌运动背后的另一个真相和事实。
1989年春，两万本红皮书中的300本，从长沙运抵云南昆明。
红皮书的到来，并没有使云南辽阔山河立刻泛起熠熠红光。怎么把每本红皮书换回5.2元人民币，才是于坚面临最重要的问题。
2011年7月，坐在我对面的李森笑了。笑得很无奈：“那300本红皮书，都是我一个人卖出去的！”——我正写本文时，李森恰自云南来游长白山。他回忆说，那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卖书。推着小板车，在几个校园里转。我自己的诗集都没那样卖过。不卖不行啊，于坚向我发出了命令：每个人必须买一本！告诉他们，连我于坚本人都买了一本啊。
（徐敬亚《昆明1989：每个人必须买一本》）
但是，很快地，火热的诗歌运动尘埃落定。1986年深秋，在诗歌评论家吴思敬位于王府井的家中，“吴老师猝然感慨：顾城都30了，北岛快40了。当时我心中凛然一惊——诗歌的光阴真快，20多岁刚出来混，转眼就奔三张。诗人是短命的天才，是青春期的流星，过了30，意味着爆发力减退，语言的造血功能削弱，抒情的才华下降，冲击灵魂核心的能量逐渐丧失。”[60]
1987年到1988年，于坚在云南西部边境的一所学校教书。《避雨之树》写于这一年。这是于坚早期诗歌的代表作，后来收入《诗歌报10年精华（1984—1994）》。值得注意的是，这首写于1987年的《避雨之树》在最初发表于《诗歌报》（1984年9月25日创办）和后来收入到《于坚的诗》的版本有所差异，包括空格、断句、字词以及诗句增减方面的。比如：“它像房顶一样 自然地敞开 让人们进来/我们 互不相识 一齐紧贴着它的腹部/蚂蟥那样吸附着它苍青的皮肤 它的气味使我们安静”（《诗歌报》），而《于坚的诗》中则调整为“它像房顶一样自然地敞开 让人们进来/我们互不相识的 一齐紧贴着它的腹部/蚂蚁那样吸附着它苍青的皮肤它的气味使我们安静”；“让鸟儿们一万次飞走又一万次回来”改为“让鸟儿一万次飞走一万次回来”；“那使得它的手掌永远无法捏拢的东西”改为“那使得它的手掌永远无法捏拢的”；“等待警报/解除”改为“等待警报解除”；而“我看见一只翠鸟在梳头 一头豹子在听雨”一句则在《于坚的诗》中被删掉。
尽管当时的诗歌运动如此火热，甚至被后来的学者和诗人们追认“黄金年代”，但是那仍然是一个诗人的自尊和尊严受到戕害的年代，比如诗集出版。值得强调的是《诗六十首》这个小册子在1989年春天出版后，于坚把它们搬到家里自己进行销售。这在那个年代是诗人出版诗集的普遍命运，能够公开出一本诗集已经很难了，至于它的销路只能诗人自己负责。2017年春天，为了写于坚，我从孔夫子网上买了一本《诗六十首》。当这本发黄的薄薄的诗集经由云南的一个街头的书店在党的十九大会议期间辗转到我的桌上，打开，扉页上是于坚的签字“中国云南省昆明市翠湖东路3号 于坚”。这既是签名，又是为这本诗集做了广告——留下了可供联系的通讯地址。远在西北的昌耀为了自费出诗集，不得不联系诸多朋友在报纸上提前做征订广告，最终却应者寥寥。诗集《命运之书》好不容易出版后却长期堆放家里蒙尘。而时在《人民文学》的韩作荣不仅首发了昌耀的诗而且自己出钱买下几百本诗集放在办公室送朋友。也许，只有诗人了解诗人。而在石家庄的陈超同样为了能公开出版一本诗集和诗学专著而费尽周折。从1973年算起到1989年，十多年的诗歌写作已经不算短了，然而即使是于坚这样的八十年代就已经成名的代表性诗人也仍然在诗集出版上是个空白。1989年春，于坚的首部诗集《诗六十首》终于由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于坚用板车将诗集运回家中销售。1993年，在朋友李曙的资助下于坚的诗集《对一只乌鸦的命名》由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出版。于坚仍旧是将诗集运回家中销售。
显然，在一个市场化的时代诗人的努力和回馈从来都不会成正比。诗人要想在日常生活和经济链条中获得尊严还需要时日。也许，诗人费尽那么多的周折和努力获得的只能是精神的欢愉和文字本身的快乐。
有一本书已经在这个城市出版
它脱离了那个精疲力竭的撰稿人
像一罐蜂蜜那样上市 一本书
三十二开两百页 二十万汉字
有着读者梦想中的封面
有着读者想象不出的内容
明天 将在所有的书店出售
这个城市将面临灾难还是幸福
这些读者将获得智慧还是愚昧
作者不能预测 书店无法预告
但可以保证 那个精疲力竭的撰稿人
真的是像蜜蜂一样 根据永恒的秘方
将这本书 一个字一个字地 写成
（《有一本书已经在这个城市出版》）
2000年12月，于坚的诗集《于坚的诗》作为“蓝星诗库”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这次，于坚赢得了诗人的尊严，不用再自己销售诗集了。但是，诗人的写作和出版之间的悲剧成了于坚多年的一个心结，“这本诗集收入的是我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期间创作的主要作品，大部分作品是第一次结集。在此之前，我经历了一个漫长的不能出版诗集的时期。1989年我出版了第一本诗集《诗六十首》，它们出版后运到我家里，我是通过邮寄的方式把这些小册子卖掉的。1993年在朋友的资助下，我印行了另一部诗集《对一只乌鸦的命名》，它同样从未进入发行渠道，乌鸦们是一只只从我家里飞走的。此后七年之间，我再也找不到愿意出版我的诗集的出版社，这个国家的很多出版社都把出诗集看成是对诗人的一种施舍。”[61]
尽管于坚强调诗歌并不是一种愤怒的对抗，甚至对于汉语诗歌来说更多的时候是“亲和”“温柔的抚摸”，但是具体到八九十年代的诗歌写作语境、诗人命运以及整体的不客观的诗歌生态，也使得在不知不觉中于坚在诗歌和文章中表达了自己的不满、不解甚至愤怒。这实际上并不是一种表态，而是一种诗人生活和精神方式使然。诗人的命运在公共社会生活中一直都是边缘和孤独的位置，诗人能够做到的就是寻求语言的独立和人格的独立，“诗是无用的，任何企图利用诗歌的时代，我们最终都发现，它正是诗歌的敌人。但如果一个时代将诗人视为多余无用之辈，那么这个时代也同样是一个地狱”“应该是时代向诗人脱帽致敬，而不是相反。应该是时代和它的美学向诗歌妥协，而不是相反。——这正是我尊重和崇拜诗歌的原因，在任何方面，我都可能是一个容易媚俗或妥协的人，惟有诗歌，令我的舌头成为我生命中惟一不妥协的部分。”[62]
八十年代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新时代”。“新时代”对于诗人和写作者来说，新的历史将会收割什么呢？总有些是真金钻石，总有些是稗草灰烬。再坚固的建筑也会坍于一瞬而烟消云散，但是从精神世界的维度和人类命运共同体来说，文化和文学形成了一种穿越时间的传统。我们所期待的，正是能够穿越一个阶段、一个时期、一段历史的经受得起时间淬炼的精神传统。而新世纪、新时代、新世代所形成或正在形成的精神传统也许正是我们所期待的。这就是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假若传统或传递的唯一形式只是跟随我们前一代人的步伐，盲目或胆怯地遵循他们的成功诀窍，这样的‘传统’肯定是应该加以制止的。我们曾多次观察到涓涓细流消失在沙砾之中，而新颖总是胜过老调重弹。”[63]1 由此来看，评价一个诗人的个人才能不是凭几个评论家的文章以及诗人的几本诗集所能说了算的，必须放在历史的装置和谱系中予以评价，“人们对他的评价，也就是对他和已故诗人和艺术家之间关系的评价。你不可能只就他本身来对他作出估价；你必须把他放在已故的人们当中来进行对照和比较。”[64]2 也就是说，诗人的写作和评价都必须具有历史意识，具有对一个时代风景的整体性关注和扫描。时代的新变，新现实、新思潮、新动向、新生活、新题材、新主题，都对文学以及诗歌提出了必然性的要求。既然每个人都处于现实和社会之中，既然新的甚至日新月异的景观对写作者提供了可能，甚至这一过程将是文学史历史化进程的一部分。那么，写作者就有责任有必要对此予以承担。所谓，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之文学。每一个时代的变革、转化过程中都是诗人率先发出敏锐、先锋、实验、先导、精细、及时、快捷的回声和回应。诗歌，就是时代屋顶上伸出的针尖，在第一时刻感受到幽微的变化以及剧烈的颤动。也就是从社会学的层面以及整体性的诗歌发生机制来说，时代构成了一个显豁或潜在的要求，天平倾向于哪一边，孰轻孰重，谁予以校正和拨动，都是有历史法则的，都是有其规范和调控的。任何一个写作者，无论是面向个体生存的细节——个人之诗和日常之诗，还是回应整体性的历史命题和时代要求——大诗、宏大的抒情诗、叙事诗甚至现代史诗，都必须在文学自律性内部进行和最终完成。这涉及到诗歌的个人性与普世性、时效性与长久性、现实（本事）成分与修辞能力。我们的一个个历史上的新时代，诗歌的“新口号”“新宣言”“新主义”“新浪潮”简直是铺天盖地，比如1986年的现代诗群大展就涉及到几百个诗派和上千个诗歌社团组织，每一个人每一个小团体无不极力标举自己的创新，反叛、反抗、怪诞、反常成为圭臬，追新逐异成为新生代诗歌的驱动力。新，成为八十年代先锋诗歌所推崇的唯一中心。然而这场无比热闹的诗歌运动很快悄无声息、烟消云散——当然其背后的历史原因是复杂的。而经过几十年的沉淀，当年留下来的流派和宣言几乎淹没无闻，最终留下的只是几个响当当的优异的诗人和过硬的诗歌文本。这就是诗歌（文学）的内在性规律。即使是于坚一代，新生代、第三代也好，都是需要过硬的文本来证明的——“我和万夏商量，我们基本认定1983年为中国第三代诗歌运动的发生年。因为在那一年，韩东写出了《有关大雁塔》，胡冬和万夏发起了莽汉运动，于坚在写‘作品’系列，我写了《怪客》，宋炜写了《大佛》。”[65]
尽管“第三代”诗歌运动是短暂的，但是其中的少数优秀的诗人还是以诗歌的方式命名了那一时代。正如周伦佑在一首名为《第三代诗人》的诗中为这一代人写出了自信、调侃而沉痛的精神自传——
当然酒是要喝的，饭更不能少。一代人
就这样真真假假的活着，毁誉之声不绝于耳
第三代面不改色心不跳。依然写一流的诗
读二流的书，抽廉价烟，玩三流的女人
历经千山万水之后，第三代诗人
正在修炼成正果，突然被一支鸟枪击落
成为一幕悲剧的精彩片断，恰好功德圆满
北岛、顾城过海插洋队去了。第三代诗人
留在中国坚持抗战。学会沉默
学会离家出走，同时作为英雄和懦夫
学会拒绝，在庭上慷慨陈词，拒不悔过认错
学会流放，学会服苦役，被剃成光头
在队列与超负荷的劳动中尝试另一种生活
周伦佑在峨边闭关修炼，廖亦武、李亚伟
在重庆打坐参禅，尚仲敏在成都写检查
于坚在云南给另一只乌鸦命名。第三代诗人
树倒猢狲散。千秋功罪十年以后评说
[1] 于坚：《我与〈诗刊〉》，《诗刊》2017年9月号下半月刊。
[2] 同上。
[3] 唐晓渡：《一种启示：于坚和他的诗》，《以个人的方式想象世界》，生活书店出版有限公司2015年版，第1页。
[4] 于坚：《为世界文身》，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15年版，第221页。
[5] [美]罗伯特·达恩顿：《旧制度时期的地下文学》，刘军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2页。
[6] 《当代文艺思潮》1983年第1期。
[7] 徐敬亚：《燃烧的中国诗歌版图》，《天南》2011年第3期。
[8] 管卫中：《〈当代文艺思潮〉二三事》，《扬子江评论》2012年第4期。
[9] 《钟山》杂志在1989年第3期推出“新写实小说大联展”。
[10] 于坚：《诗六十首·自序》，云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2页。
[11] 于坚：《1984年的“四月之城”》，于坚新浪博客2008年3月28日。
[12] 韩东：《〈他们〉或“他们”》，《与神语：第三代人批评与自我批评》，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2014年版，第17页。
[13] 韩东：《〈他们〉或“他们”》，《与神语：第三代人批评与自我批评》，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2014年版，第26页。
[14] 陈超：《“反诗”与“返诗”——论于坚诗歌别样的历史意识和语言态度》，《南方文坛》2007年第3期。
[15] 韩东：《〈他们〉或“他们”》，《与神语：第三代人批评与自我批评》，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2014年版，第20页。
[16] [英]T.S.艾略特：《艾略特文学论文集》，李赋宁译，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第4页。
[17] 于坚：《我们时代的诗歌》，《山花》1999年第4期。
[18] 于坚：《〈他们〉：梦想与现实》，《黄河》1999年第1期。
[19] 于坚：《从垮掉到疲脱》，《山花》2009年第1期。
[20] 孙克恒：《倾听来自生活的声音——〈飞天〉一九八三大学生诗歌奖作品读后》，《飞天》1984年第8期。
[21] 于坚：《历史不能忘记》，《大学生诗歌家谱》，广东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7页。
[22] 于坚：《我与〈诗刊〉》，《诗刊》2017年9月号下半月刊。
[23] 尚仲敏：《大学生诗派宣言》，《中国现代主义诗群大观1986—1988》，同济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185页。
[24] 韩东：《于坚的胜利》，《以个人的方式想象世界》，生活书店出版有限公司2015年版，第9页。
[25] 徐敬亚：《历史将收割一切》，《中国现代主义诗群大观（1986—1988）》，同济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4页。
[26] 陈东东：《二十四个书面问答》，《南方诗志》（民刊）1993年。
[27] 敬文东：《抒情的盆地》，湖南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第5页。
[28] [法]罗贝尔·埃斯卡皮：《文学社会学》，于沛选编，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63页。
[29] 奚密：《从边缘出发》，广东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06页。
[30] 韩东：《论民间》，《芙蓉》2000年第1期。
[31] 韩东：《〈他们〉或“他们”》，《与神语：第三代人批评与自我批评》，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2014年版，第21—22页。
[32] 韩东：《〈他们〉或“他们”》，《与神语：第三代人批评与自我批评》，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2014年版，第24页。
[33] 《青春诗会三十年诗选》，作家出版社2014年版。
[34] 于坚：《我与〈诗刊〉》，《诗刊》2017年9月号下半月刊。
[35] 于坚：《我与〈诗刊〉》，《诗刊》2017年9月号下半月刊。
[36] 徐敬亚：《燃烧的中国诗歌版图》，《天南》2011年第3期。
[37] 于坚：《说我的几首诗》，《山花》2017年第7期。
[38] 王燕生、雷霆：《第六届“青春诗会”侧记》，《诗刊》1986年第11期。
[39] 同上。
[40] 韩东：《〈他们〉或“他们”》，《与神语：第三代人批评与自我批评》，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2014年版，第29页。
[41] 于坚、韩东：《在太原的谈话》，《作家》1988年第4期。
[42] 杨黎：《穿越地狱的列车——论第三代人诗歌运动（1980—1985）》，《作家》1989年第7期。
[43] 廖亦武：《巨匠》，《中国当代实验诗歌》（民刊）1985年，后发表于《中国》1986年第4期。
[44] 张枣：《朦胧时代的老人》，《张枣的诗》，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46—147页。
[45] 王燕生、雷霆《第六届“青春诗会”侧记》，《诗刊》1986年11月号。
[46] 王燕生、雷霆《第六届“青春诗会”侧记》，《诗刊》1986年11月号。
[47] 同上。
[48] 《诗刊》卷首语，《诗刊》1986年11月号。
[49] 于坚：《答〈他们〉问》，《于坚诗学随笔》，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有限公司2010年版，第154页。
[50] 于坚：《青春诗话》，《诗刊》1986年11月号。
[51] 韩东：《青春诗话》，《诗刊》1986年11月号。
[52] 翟永明：《青春诗话》，《诗刊》1986年11月号。
[53] 翟永明：《青春诗话》，《诗刊》1986年11月号。
[54] 吉狄马加：《青春诗话》，《诗刊》1986年11月号。
[55] 王燕生、雷霆：《第六届“青春诗会”侧记》，《诗刊》1986年11月号。
[56] 于坚：《我与〈诗刊〉》，《诗刊》2017年9月号下半月刊。
[57] 陈超：《“人”的放逐——对几种流行诗潮的异议》，《生命诗学论稿》，河北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178页。
[58] 李振声：《季节轮换：“第三代”诗叙论》（修订版），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3页。
[59] 韩东：《韩东写作年表》，《韩东散文》，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8年版，第331页。
[60] 大仙：《幸存者》，《天南》2011年第3期。
[61] 于坚：《于坚的诗·后记》，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99页。
[62] 于坚：《于坚的诗·后记》，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99—400页。
[63] [英]T.S.艾略特：《艾略特文学论文集》，李赋宁译，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第2页。
[64] [英]T.S.艾略特：《艾略特文学论文集》，李赋宁译，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第3页。
[65] 杨黎：《灿烂——第三代人的写作和生活·再版序》，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2014年版，第1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