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断裂”或影响的剖析：“卡夫卡和他的前辈们”
梦想之床
恐怖的花朵在高处挑起竞争[22]
博尔赫斯的《卡夫卡和他的前辈们》从影响的角度论证了卡夫卡的奇异性。而哈罗德·布鲁姆则在《影响的焦虑》《影响的剖析》中自始至终谈论文学的影响问题，甚至这几乎是无处不在的一个不言自明的事实，“很久以来我一直在思索惠特曼与我同时代诗人之间的关系，这些诗人中有几个是我私底下的朋友，包括阿什贝利、埃蒙斯、默温、斯特兰德、查尔斯·赖特等等。惠特曼对这一代人的影响其实更为深远，金斯伯格、菲利普·莱文、高尔韦·金内、詹姆斯·赖特和晚期的约翰·霍兰德都是显而易见的例子。”[23]2 当然最为可贵的是，布鲁姆所格外关注的是复杂的影响方式（直接影响、间接影响）、效果和方向以及反作用和可能性等诸多问题。
而谈论于坚以及韩东等八十年代诗人以及现象的时候，我们似乎总会与那时强行形成的“断裂”地带相遇。这显然是就“朦胧诗人”（“今天诗派”）的影响的焦虑形成的结果，而今天看来这需要重新甄别、剖析。尤其是在“第三代”诗人集体“断裂心理”“对手交锋”“抢占座位”“弑父意识”和急于抖掉“陈旧包袱”而另立门户的运动心理的驱动下，上一代人的传统、形象以及新一代的新的传统和新的形象之间到底是什么样的关系呢？就是主动或被动吗？就是老去和更新吗？就是单向度的惯性循环吗？就是担任“孝子”和“逆子”吗？是纯然的真理还是偶然的误会？显然不是。
于坚，对杨炼、江河、海子等人的长诗写作不感冒，“当年爱诗，我和吴文光还沉迷于‘今天’诗派的时候，于坚就大不以为然。尤其当吴文光（《尚义街六号》的角色之一，纪录片《流浪北京》导演）拿着舒婷回信沉浸在幸福之中的时候，于坚侧目视之。后来文光终于有所悟：当今中国最好的诗，是于坚写的。多年以后，吴文光成为独立制片人，跑遍全国，见多识广，回来说：‘最有魅力的文化人，还是于坚。’”[24]1 但是，于坚的写作也不是从零开始的，而且早期还曾受过《今天》和食指、多多、北岛的影响，“早年我读江河的《纪念碑》，读到：‘在英雄倒下去的地方，我站起来歌唱祖国。’以为江河属于身材高大、浓眉长耳的那种。后来我见到江河，发现他个子矮，微胖，白生生的，看起来很亲切、很实在。我当时就告诉他：我对你感觉好。他咧嘴一笑，他的嘴大，笑得相当真，绝不可能假笑。……江河在《纪念碑》后，又写了《太阳和他的反光》。这组诗我不喜欢，我看不出江河作为一个诗人的真诚，却看出他的聪明，他似乎有些不甘寂寞，想显示一下他的‘另一种深刻’。”[25]
“朦胧诗人”对其他诗人尤其是后来诗人所产生的是巨大的影响的焦虑，无论是具体的个案研究，还是整体的文学史叙事以及诗歌的对外传播，他们都给其他诗人形成了前所未有的压力，“正如人们可能总是会站在这种充满激情的格言一边，于坚的诗无论如何还活着，并且将会给那些说起当代中国诗歌就只会想起北岛和杨炼的西方读者带来一个新的发现：即一个完全不同的然而对于中国而言极具代表性的诗歌方向的发现，这一诗歌方向是对读者而言值得注意的，并且容易通达的，它直接地与读者攀谈，并且与此同时，是让世界焕然一新并富于现实性的。这种幽默的讽刺的迎面走来的临近现实性通常都有一个对意识形态进行根本性批判的维度，并且它同时也从不否认自身含有对更高的智慧的渴念，而这将只会增加此种诗歌的魅力。”[26]1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关系、互文和场域意义上的“影响的焦虑”（“诗人内心的诗人”）并非意味着前代写作者（“文学前辈”）对后来者（“新人”“文学青年”“后起之秀”“新锐”）具有先天的优势以及时间序列形成的权威，但是后来者们总是怀有某种难以挣脱的“父辈”般的规训和魔咒。尤其是对于那些奇异个性和写作才能足够强大的优异写作者来说，他们反过来会因为能动性和自主性而改变单向度的影响过程，而对其他诗人甚至前代诗人构成一种“时序倒错”的影响和反射，“一位强大的诗人好像帮自己的诗坛前辈写了诗”“对一个优秀的诗人来说，奇异性就是影响的焦虑”“强大或者对自己要求严苛的诗人都想要剥夺其前人的名字并争取自己的名字”[27]2。
诗歌必然是互文意义上的，很多的诗歌具有某种精神的相通性。是的，诗人和诗人之间总会存在着彼此的寻找（包括跨时代、跨语际的）——心领神会、志同道合。也就是在互文的意义上有些诗人之间的文本和精神世界更具相通性和谱系性，尤其是在写作与日常生活的关系上。
二十一岁的时候布罗茨基完成了早期的代表作《黑马》，而于坚则在二十三岁时写出了同题诗《黑马》。那么两个诗人早期的诗歌是否具有相似性？二者各自的差异性又在哪里呢？
带着这些疑问，读读这两首诗吧！
黑色的穹窿也比它四脚明亮。
它无法与黑暗溶为一体。
在那个夜晚，我们坐在篝火旁边
一匹黑色的马儿映入眼底。
我不记得比它更黑的物体。
它的四脚黑如乌煤。
它黑得如同夜晚，如同空虚。
周身黑咕隆咚，从鬃到尾。
但它那没有鞍子的脊背上
却是另外一种黑暗。
它纹丝不动地伫立。仿佛沉睡酣酣。
它蹄子上的黑暗令人胆战。
它浑身漆黑，黑到了顶点。
如此漆黑，仿佛处于针的内部。
如此漆黑，就像子夜的黑暗。
如此漆黑，如同它前方的树木。
恰似肋骨间的凹陷的胸脯。
恰似地窖深处的粮仓。
我想：我们的体内是漆黑一团。
可它仍在我们眼前发黑！
钟表上还只是子夜时分。
它的腹股中笼罩着无底的黑暗。
它一步也没有朝我们靠近。
它的脊背已经辨认不清，
明亮之斑没剩下一毫一丝。
它的双眼白光一闪，像手指一弹。
那瞳孔更是令人畏惧。
它仿佛是某人的底片。
它为何在我们中间停留？
为何不从篝火旁边走开，
驻足直到黎明降临的时候？
为何呼吸着黑色的空气，
把压坏的树枝弄得瑟瑟嗖嗖？
为何从眼中射出黑色的光芒？
它在我们中间寻找骑手。[28]
这是一匹如此超出了想象力的黑暗之马。布罗茨基通过反复的比喻渲染超乎寻常的黑色。玄学的、灵感的、想象的“黑”都通过不断的相互打开呈现了语辞和想象的神秘时刻。比黑暗更黑，显然具有着诗人智性的投射，那些让你屏住呼吸的黑色之马早已经超出了物象自身，而是成为心智和语言的投射与对应之物。一个诗人几乎在一个物象身上穷尽了所有关于黑色的想象力，黑马也据此成为所有黑暗的中心和强大的元素性的象征。由此，我们可以说布罗茨基的《黑马》是一首冲击极限的诗作。
再看看于坚的《黑马》——
在十一月 在冬季的一天
一匹黑马 站在蔚蓝的天空下
秋天已经远走 大地一片空阔
它站在世界的中心
夏季的青铜所铸成 黑色的光芒
来自非洲 来自尼罗王的皇冠
它站在我的道路之外
啃啮着那片荒原
当我眺望它时 似乎我的生命
也成为它嘴下的青草
种马 皮子紧绷 充满生命的汁液
拳王阿里为此奋斗一生
只到达了几秒 就永远萎缩
它一动不动 周身闪着黑色的光芒
只要它一跃而起
大地就会快乐地呻吟
天生的雄性 可以率领马群
也能够创造马群
它站在我的道路之外 啃啮着那片荒原
一动不动 悠闲自在
而渴望驰骋的却是我
啊 像一匹马那样驰骋
黑马 你来看电视 我来嚼草
它站在我的道路之外 对我无动于衷
对它自己无动于衷 它在嚼草
周身闪着黑色的光芒
仿佛它是一个放牧者 一个牛仔
世界以及我 都是它的马群
或许我可以走过去 拿着鞭子 一跃而上
但那是另一回事 一种儿戏
不 永远不能 它从来就不是坐骑
它是马 一匹黑马
一声长嘶 瞧它撕开天空
阳光纷纷坠下 世界一阵眩晕
它站在我的道路之外
另一个宇宙 我永远无法向它靠近
“黑色的光芒”显然构成了语言和视觉上的张力。诗中反复出现的“它站在我的道路之外”昭示了人与物之间不可弥合的特殊关系，尤其是对于那些具有神示性的事物更是如此。于坚的“黑马”显然是一种不可靠近的神性之物，你可以尽力描摹，尽力表达倾心和向往，但是容不得一丝一毫的世俗之心的僭越。这匹马也成为了世界的中心。较之布罗茨基的《黑马》中的繁复隐喻，于坚的这首诗更多的则是主体的想象和叙述性的语言。二者的相似相通之处都在于诗人在那些想象性的物象那里投入了独特的个体情感、经验和想象力。而布罗茨基的《黑马》超验性更强，于坚的《黑马》更为突出的是对“自我”的理解。有时候这两首诗也存在反向的比较，比如一个是“它在我们中间寻找骑手”，另一个声音则是“它从来就不是坐骑”。如果说世界在诗人这里真的存在一个所谓中心的话，那也只能是诗人的心象甚至幻象。显然，对于年轻的诗人布罗茨基和于坚而言，他们都做到了这一点。
尤其是在诗人与日常生活的精神相遇与发现上，于坚和希尼也存在着这种互文意义上的彼此寻找与叩访。关于日常生活的“惊异”、细节的力量，我想到了希尼的那首诗《采黑草莓——给菲利普·赫伯斯班》——“我们把鲜草莓囤在牛房。/当浸缸被填满，却发现它们长了毛，/鼠灰色的霉菌充斥着我们的窖藏。/草莓的汁水也散发着臭味，一旦脱离母体/草莓便发了酵，它的甜美会变酸。/我常常想哭。真不公平/所有可爱的罐罐都散发着霉烂气味。/年年我都期望草莓之美能长存，虽然知道不能。”[29]
由诗人与诗人之间的相互寻找，我想到的是哈罗德·布鲁姆面对学生的提问做出的以下回答：“我的学生经常问我伟大的作家为什么不能从零开始，身上没有任何过去的包袱。我只能告诉他们这是不可能的，在现实生活中灵感不外乎影响。”[30]2 2017年的访谈节目十三邀（第二季），许知远和西川在城郊凤凰山附近（本意是寻访七王坟，但是因施工封闭无法进入，西川将之调侃为卡夫卡《城堡》里K的境遇）进行了一次从下午到暮晚的对谈。此次谈话中西川尤其强调了强力诗人的重要性——而任何寻求某某主义的诗人都是二手诗人，这个时代的诗人很容易成为“烂诗人”——也就是带有了成为自己的个人可能，而不是像八十年代那样更多的是向另外的诗人学习和模仿。
对于同一种语言系统比如汉语来说，诗人与诗人的影响更多是单向度的，而非交互性的。尤其是北岛那一代人对后代诗人的影响导致了巨大的反弹。在这一点上，哈罗德·布鲁姆同样给出了一个经典的解释：“影响，或者前人与后世之间的传承关系，当然可以是良性的，这个观点毫不新鲜。跨语言的影响就从来不会产生焦虑；史蒂文斯可以对瓦雷里着迷，却不害怕被他感染。但惠特曼已经创作了我们文化氛围中最伟大的诗歌，被他的影响控制就难免让史蒂文斯倍感纠结。”[31]3 尤其是对于汉语现代诗而言，其焦虑更多是对前辈诗人以及其他诗人的不满甚至反抗，而在阅读汉语之外的异域诗歌的时候每一个汉语诗人似乎都乐于罗列出长长的外国诗人名单。似乎每一个汉语诗人的身前都站立着诸多西方文学大师的影子。这不只是诗人，小说家也是，包括像莫言、余华、格非、苏童这样的作家在所列出的喜爱的作家名单中几乎无一例外都是外国作家。但是回到当代诗歌在八九十年代的具体文化语境，“诗人与诗人之间的相互寻找”又具有更为深层的复杂原因。这不是一个简单的阅读资源的问题，而是与整体的精神型构、社会转变和对话冲动关联。于坚也不能例外，“王佐良先生今年去世了，多年来，我一直是他的读者。先生翻译的英国诗歌和散文，对我的写作有着相当大的影响。我记得几年前，读到先生翻译的英国诗人拉金的诗《上教堂》，以为就是作为汉诗来读，也是杰作。”于坚在《读书七本》[32]1 中开列的书单中除了《白虎通义》《红楼梦》之外都是外国文本（《红轮》《印度的发现》《剑桥东南亚史》《九故事》《追忆逝水年华》《歌德对话录》）。
九十年代在一定程度上成为考验所有中国诗人的一个特殊时期，压抑、迷茫、困惑、沉痛、放逐成为诗人的日常生活和精神主题。诗歌写作是否有意义成为那时的普遍疑问。而如何以诗歌来完成中国社会的转型、诗歌写作语境和诗人心态的暴戾转换就成了诗人所面临的挑战。在此，我想以张曙光为例做一点必要的补充。
程光炜先生在那本黑色封皮的《岁月的遗照》中完成着一场“不知所终的旅行”。在黑色衬布的角落是一把老式的木椅，椅背上搭着一块“疲惫的”却可能“驻满记忆”的方格子布。重要的是椅子缺少最关键的部位——坐垫儿。而约略渐洒过来的温暖的光晕足以呈现出“九十年代”的诗歌精神——一种特有的怀念和总结的方式。而张曙光在这个备受争议但具有相当的诗歌精神和写作立场的“显影剂”式的诗歌选本中是作为“开篇”诗人出场的，并且诗选的题目也来自于张曙光的同名诗。可见在当时的研究者和“九十年代”诗歌语境和本土诗学的转捩点中张曙光以及他的诗歌文本的重要性，尽管这也一定程度上来自于诗人和批评家之间的交往和诗学趣味。那时的张曙光更像是在完成一场长途的精神跋涉，他的诗歌今天看来充满了“九十年代”式的精神自传和灵魂箴言的话语，以及明显的互文精神资源（例如相关研究者所指出的叶芝、里尔克、米沃什、洛厄尔和庞德等人对张曙光的“交叉影响”）。我们也不能不在向域外诗人的张望中来打量本土诗人的集体性焦虑和寻找“精神依托”的尴尬感。张曙光在《西游记》等诗歌中提到了但丁、荷马、乔伊斯、詹姆士、弗洛伊德、博尔赫斯、萨特、海德格尔、德里达、维特根斯坦、雅斯贝尔斯、伊壁鸠鲁、玛丽莲等等。这实际上也与同时代人一样在面对“带有道德气味的历史”时完成着“借尸还魂”的工作。甚至张曙光也曾在《大师的素描》一诗中通过对话向多位大师致敬——叶芝、里尔克、庞德、艾略特、奥登、博尔赫斯、罗伯特·洛厄尔、帕斯捷尔纳克、拉金、阿什贝利、布罗茨基。这种诗人与诗人、词语与词语之间发出的寻找以及摩擦、龃龉甚至冲撞几乎成为“九十年代诗歌”的精神征候和诗人必备的精神练习。即使是北岛、于坚、韩东、王家新、西川、杨黎等人也不能例外，区别只是在于话语呈现的方式不同。值得注意的这在当时和后来的一些诗学立场迥异的诗人那里被指责为知识化的“互文”和“翻译”的“夹生饭”。而张曙光的诗歌却一直试图建立“个人诗学”的声音。换言之，他诗歌中的“对话性”和精神现实被时人所一定程度地错意揣测和误解了，“他只是在地图上到过西方/没有人为他办理签证，行李托运/绿卡，或一场虚假的婚姻——/他有时头疼，像套上铁箍/当他的思想变得狂野。于是/他再次返回原来的现实，面对着/摊开的旧书，而窗外已是二十世纪”[33]1。换言之，这种诗歌“互文”式的写作实际上只是一种“譬喻”方式或精神“词源学”，内里仍然是“个人化”的表达，所以当时那场硝烟弥漫的“盘峰论战”中所产生的诸多指责今天看来是靠不住了。正如有诗人当时所提问的这句话，“在你头脑的词语手册中，现在是否能够找到/诸如崇高深刻的词语？”
尽管多年来于坚反对诗歌是一种“知识性写作”，但是任何一个诗人都有自己的阅读史，都不可避免地受到阅读和同构性知识的影响。比如于坚所说的自己的情况：“我容易与那些注重具体事物，注意世界作为‘现象’，而不是本质、精神实体的作家产生共鸣。如新小说派、自然主义、形式现实主义、传记、纪录片、乔伊斯、普鲁斯特、奥登、罗布·葛利耶、弗洛斯特、拉金、威廉斯一类。写作方式也倾向于描述的，相对客观的、冷静的、细节与具体的、非隐喻的、清晰的、物性的、形而下的。”在七八十年代，除了这些趣味相投的作家，于坚已经阅读了《唐诗三百首》《古文观止》《宋词选》、屠格涅夫、普希金、惠特曼、泰戈尔、莎士比亚、莱蒙托夫、涅克拉索夫、歌德、托尔斯泰、巴尔扎克、莫泊桑、雨果、拜伦、雪莱、杰克·伦敦、罗曼·罗兰、斯宾诺莎、艾兴多夫、石川啄木、鲁迅、食指、北岛、多多等等。这显然是一种影响，更多是选择性和潜移默化的，当然阅读和知识对于不同精神类型的诗人而言其作用会有所不同。于坚谈论自己的阅读史是兴奋莫名的，而对于其他诗人以及年轻诗人的阅读则往往不屑一顾甚至充满各种批评意见，“说到影响，我还想指出，今天中国年轻些的诗歌爱好者都害怕把自己与中国传统联系起来。1993年在北京，一位老朋友将一位行将去美国的前盆地诗人的‘去美国之前的讲话’拿给我看，他列举了七八位文化沙龙诗人并一一追溯他们的‘传统’，说来自博尔赫斯、荷马、荷尔德林、埃利蒂斯、庞德云云。我哈哈大笑，这是一种普遍的存在于中国先锋诗人中的殖民地文化心理的典型反应。”[34]1 针对于坚的说法，西川则强调“我承认，我曾受益于中外许多诗人、作家。同样，于坚也不能否认他曾受益于弗罗斯特和垮掉派。而据我所知，伊沙早期受益于舒婷和傅天琳（我有他早年的书信为证），后来又受益于他误解了的后现代主义。这都是知识。这有什么了不起？就像普鲁斯特受益于罗斯金，博尔赫斯受益于史蒂文森，金斯伯格受益于惠特曼，何必自己要掖着藏着抢占一个创造力的制高点来挖苦别人。我要说的是，大家互相知根知底，否则我们也白读了那些书”[35]1。
无论诗人是主动承认还是被动表态甚至沉默不语，诗人与诗人之间发生的影响是不可避免的，这是事实。尤其对于坚这样经历过阅读饥渴症的一代必然要进行补课，阅读和写作尽管不发生直接、硬性的主导性影响，但是一个诗人在不同阶段显然都会有自己所倾向的阅读重点和中心，也会对写作发生度不同的影响。既然“影响”“竞争机制”不可能完全避免，既然“诗人内心的诗人”必然存在，那么最关键的则是一个优秀的甚至伟大的诗人如何在关系链上确立自己的个性和精神肖像。除了接受资源具有个人性差异之外，更重要的则是诗歌中转化资源和表达知识的方式不同。于坚如此，国外的大师级诗人亦然，“我这一辈的诗人中最杰出的是阿什贝利、埃蒙斯和梅里尔。因为我在本书后半部要讨论阿什贝利和埃蒙斯，探讨的中心是他们与惠特曼和史蒂文斯的关系，这里我就集中评论梅里尔。他与惠特曼没有关联，但在史诗《桑多弗变幻不定的光》中吸纳了史蒂文斯和奥登的影响。他主要的前人是叶芝，两人的关系马克·鲍尔在《合成音》（2003）中记录得很完备。梅里尔曾写过‘梦想之床/恐怖的花朵在高处挑起竞争’（我有点邪恶，在这里突出的是花朵），谁也不能说自己就是那个挑起了竞争的人，因为功劳归梅里尔内心的叶芝。只有神魔知道这个诗句是怎么发生的。在我们的谈话当中，梅里尔总是避免一切关于诗歌影响的讨论，我也很乐意分享他这种宁静谨慎的态度。可以猜测，他很明显地在这个问题上采取善良的立场，让我想起了他在《镜子》一诗中描写的绝妙的镜子意象：‘没有脸的意志/我自己的回声，我乐意接受。’但叶芝的意志永远也不会没有脸。梅里尔开始读叶芝的时候是十六岁，1955年起研习叶芝的‘体系’，即《启示》，研习期间一直通过灵乩板与自己的‘天使’以法莲对话。”[36]
其实，并不是一个梅里尔如此，而是作为一个典型，刻意回避自己的阅读影响史。
影响的焦虑还发生在前一个时代与后一个时代之间，裂缝、断裂由此会被强化出来。“从前”和“今天”的对比以及撕裂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不可思议的荒诞而又无时无刻不在发生。为此，诗人必须在语言中有所回应，我深深认同西川的看法——任何时代都不应该被浪费。而不幸的是，在诗人回应时代情势的时候很容易地成为了社会伦理和道德的替代品——正义在握、大言不惭，而在诗意和诗艺上却未见更多的“发现”。
对于当下时代的诗人，在新旧转捩之际都必然要有难以被稀释的焦虑。这种焦虑不是大而无当的对所谓现代性的批判和古典山林、农耕田园的怀旧式挽留，而是与写作者的生活发生了实实在在的碰击，甚至结果不无惨烈。这种焦虑已经成为当代诗人写作不由自主的一个罗盘，不幸的是很多诗人带来的是实用主义的便利和伦理化写作的泛滥。诗歌，只是成了一种单纯表态的工具。也就是说，这种“碰撞”“焦虑”“乡愁”“挽歌”“愤怒”不仅成了主导性的写作驱动，而且还在很多诗人那里沦为了排他性的写作权力。
我们今天重新思考当年的“第三代诗歌”对“朦胧诗”的态度尽管有运动的造势和更为年轻诗人的“僭越”与“攻讦”的焦虑情结，但是在诗歌美学尤其是语言层面我们看到了其间的差异以及后者对“前辈”诗人的必然性的不满。同时需要强调的是目前的新诗史写作和新诗研究仍大都认为“今天”诗歌与后来的“第三代诗歌”之间的对立和差异。而写作事实却需要进一步甄别和反思，“朦胧诗发韧于‘文革’惊心动魄的政治事件中，并从北京这个中国政治生活的中心向全国散发出其异义者之声；后朦胧诗有所不同：它起源于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相对平和宽松的岁月，其重镇是在所谓的‘南方’，即黄河以南的四川、云南、贵州、上海、南京等省市。这两个运动之间的几年之差竟产生了被评论界常常界定的两代人，虽然一些对后朦胧诗有影响的作者如翟永明、于坚、钟鸣、周伦佑与上代诗人年龄相当，而他们绝大多数在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出生的诗友与上一代人亦无历史记忆与意识上的本质区别。但为何会出现两代人呢？真的有着两种从写者姿态意义讲时代精神不同的人吗？无论用哪种解读姿态对这问题进行追问，都可能弥补文学史批评粗略马虎运作的不足，从而丰富探寻某特定时代文学精神实质的内涵。”[37]
影响的焦虑，必然涉及的是代际之间天然或人为的区隔。从七十年代人类学家马格丽特·米德（美国）写出影响甚巨的《代沟》之后，“代际”研究就从来没有被冷落过，尽管争议之声也并未中断。李泽厚在《中国现代思想史论》中指出代际的概念和划分不是仅指生理年龄，同时也涉及文化特征和社会意识。在我看来，有时候代际有其过渡期和模糊性的一面，而代代之间的差异是否就是像文学史家指认的那样界限分明、一目了然？是否代代之间就是一种更多的“断裂”关系？每一代人在成长期是否都有精神的“父亲”？精神成人之后是否都有“另立门户”的“弑父”般的冲动？代际之间的关系远非是黑白界限分明那样的简单，而是相当复杂，并且应该注意到即使是同一代之间也是有其差异性和不可消弭的个性的。比如“第三代诗”和“后朦胧诗”各自的范围指向以及二者之间以及它们与“朦胧诗”的复杂关系等问题。杨庆祥就从区别朦胧诗和《尚义街六号》中“今天”观念的不同着手，讨论于坚的“文革经验”和“知识构成”形塑了《尚义街六号》的意识形态，并提出了“第三代诗歌”与“朦胧诗”平行构成新诗潮起源的观点[38]1。
质言之，很多文学史叙述实际上在强调不同写作代际之间的“语言权力斗争游戏”时，忽视了一个重要事实。在“今天”诗人或宽泛意义上的“朦胧诗人”内部其语言的差异也是明显的，而其中的一些诗人如多多、梁小斌对“朦胧诗”语言机制的不满更是具有代表性。如果说“朦胧诗”和“第三代诗歌”之间存在着思想分歧和美学差异的话，二者之间的紧张与所谓的“断裂”除了一部分“第三代”诗人的运动情结之外，更为重要的是“朦胧诗”内部的美学差异性，其中就有一个关键的人物——梁小斌。梁小斌早在八十年代就对自己的《中国，我的钥匙丢了》和《雪白的墙》等“朦胧诗”代表作表达了不满与反思。而一般的当代新诗史在叙述时更多是从外部去寻找言之凿凿的证词。
[1] 《现代诗内部交流资料》，四川省东方文化研究学会、整体主义研究学会主办，1985年第1期。
[2] 柏桦：《左边——毛泽东时代的抒情诗人》，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50页。
[3] 温儒敏、赵祖谟：《中国现当代文学专题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58页。
[4] 周伦佑：《亵渎中的第三朵语言花·第三代诗与第三代诗人》，敦煌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第2页。
[5] 柏桦：《左边——毛泽东时代的抒情诗人》，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50页。
[6] 于坚：《穿越汉语的诗歌之光》，《1998中国新诗年鉴》，花城出版社1999年版，第4页。
[7] 于坚：《穿越汉语的诗歌之光》，《1998中国新诗年鉴》，花城出版社1999年版，第7页。
[8] 唐晓渡：《九十年代先锋诗的几个问题》，《山花》1998年第8期。
[9] 唐晓渡：《对话当代先锋诗：薪火和沧桑》，《当代先锋诗30年：谱系与典藏1979—2009》，江苏文艺出版社2012年版，第16页。
[10] 于坚：《棕皮手记》，《诗歌报》1989年5月21日。
[11] 唐晓渡：《心的变换：“朦胧诗”的使命》，《唐晓渡诗学论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59页。
[12] 北岛：《致读者》，《今天》创刊号（1978年）。
[13] 于坚：《拒绝隐喻·于坚集卷5》，云南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5页。
[14] 唐晓渡：《“朦胧诗”之后：二次变构和“第三代诗”》，《唐晓渡诗学论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78页。
[15] 韩东：《六十年代出生的人》，《韩东散文》，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8年版，第255页。
[16] 韩东：《六十年代出生的人》，《韩东散文》，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8年版，第256页。
[17] 陈超：《“反诗”与“返诗”——论于坚诗歌别样的历史意识和语言态度》，《南方文坛》2007年第3期。
[18] 唐晓渡：《“朦胧诗”之后：二次变构和“第三代诗”》，《唐晓渡诗学论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80页。
[19] 于坚：《为世界文身》，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15年版，第184页。
[20] 于坚：《我们时代的诗歌》，《山花》1999年第4期。
[21] 谭克修：《地方主义诗群的崛起：一场静悄悄的革命》，《明天》2014年第5卷。
[22] 梅里尔的诗句，转引自[美]哈罗德·布鲁姆《影响的剖析：文学作为生活方式》，金雯译，译林出版社2016年版，第227页。
[23] 梅里尔的诗句，转引自[美]哈罗德·布鲁姆《影响的剖析：文学作为生活方式》，金雯译，译林出版社2016年版，第344页。
[24] 费嘉：《他早已弃舟登岸》，《名作欣赏》2011年第11期（旬刊）。
[25] 于坚：《拒绝隐喻·于坚集卷5》，云南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6页。
[26] [德]马克·赫尔曼：《深深地沉入他的时代的黑夜之中》，贺念译，《以个人的方式想象世界》，生活书店出版有限公司2015年版，第157页。
[27] [美]哈罗德·布鲁姆：《影响的剖析：文学作为生活方式》，金雯译，译林出版社2016年版，第22—23页。
[28] [美]约瑟夫·布罗茨基《黑马》，吴迪译，转引自陈超《当代外国诗歌佳作导读》（下），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643—644页。
[29] [爱尔兰]西默斯·希尼：《希尼诗文集》，吴德安等译，作家出版社2001年版，第12页。
[30] [美]哈罗德·布鲁姆：《影响的剖析：文学作为生活方式》，金雯译，译林出版社2016年版，第12页。
[31] [美]哈罗德·布鲁姆：《影响的剖析：文学作为生活方式》，金雯译，译林出版社2016年版，第274页。
[32] 《文学报》2013年1月3日。
[33] 张曙光：《西游记》，《岁月的遗照》，程光炜编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9页。
[34] 于坚：《答〈他们〉问》，《于坚诗学随笔》，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有限公司2010年版，第159页。
[35] 西川：《思考比谩骂更重要》，《北京文学》1999年第7期。
[36] [美]哈罗德·布鲁姆：《影响的剖析：文学作为生活方式》，金雯译，译林出版社2016年版，第227页。
[37] 张枣：《朝向语言风景的危险旅行》，《今天》1996年第4期。
[38] 杨庆祥：《〈尚义街六号〉的意识形态》，《海南师范学院学报》2007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