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重要的年份：1983，1984
八十年代是大学生的校园诗歌时代。于坚的八十年代，无论是进入大学校园，参与创办校园刊物和民间刊物，还是第一次在《诗刊》《飞天》等官方刊物发表诗作，甚至参加1986年的第六届青春诗会，都折射了那个时代特有的诗歌生态。尤其是对于“第三代诗人”而言（于坚本人不太认同这个说法），大学校园文化、民刊文化以及传统的纸媒时代的官方机制都具有不言自明的重要性。
1980年，已经二十六岁的于坚考入云南大学中文系。于坚的高考之路颇为不畅。1977年参加高考，因听力原因体检未获通过而没有被录取。1979年再次参加高考，被云南师范大学政治系录取，因不满意这个专业于坚未报到。1980年已经是第三次参加高考，体检时找了同学顶替而蒙混过关。那时的文学青年最看重的是中文系，海子当年报考北京大学时第一志愿是中文系，因分数问题而被法律系录取。云南大学，古罗马神殿般的建筑、巴洛克风格的大楼、希腊式的廊柱以及春天的海棠花都是于坚在少年时就倾心向往的。于坚也终于在多年之后经历了一些波折之后如愿以偿迈进了大门。
正是在第三代的大学生诗歌热潮中，于坚和同时代的诸多大学生一样投身于当时的校园诗歌以及民刊热潮之中。于坚参加了云南大学的文学社团《犁》（多么具有时代意味的名字），并随后和同学创办了《银杏》文学社并任主编。多年后，我看到了1983年于坚和云南大学《银杏》文学社成员在云南高原郊游的合影。十九个人站在高原上，穿着海魂衫的于坚在最后一排右侧第一个，显然是因为占据了一个非常高的地形，以至于照片上的于坚处于最高的位置。这也许暗合了他今后的文学成就。
1983年，似乎可以作为于坚早期诗歌创作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的可以加上着重号的一年。
这一年，于坚投稿给《诗刊》，经过解禁和解冻，压抑已久的诗人终于找到了机会。于坚和当时所有的年轻诗人一样，投稿的举动无异于一场惊心动魄的精神战争和神圣之旅。那时《诗刊》的订户是一百多万，“直到1980年，我进入云南大学，才开始给刊物投稿。我将那些在‘文革’期间写的东西一批批从笔记本上誊抄到稿纸上，署名寄出去，包括我写的第一首新诗《夏天的翠园》。走去邮筒将装在信封里的稿子投进去非常兴奋，就像是一种牺牲，捧出自己的心献到祭坛上一样。我不认识任何编辑，那些黑暗中的人，就像上帝一样遥远而令人期待、信任。”[1]1 就是在这一年，很多青年诗人对自己的诗歌命运前途未卜的时候，于坚竟然收到了《诗刊》编辑部的一封回信。那时《诗刊》的影响力在青年诗人中无异于圣殿。以至于多年后于坚回想起收到《诗刊》编辑部来信那一刻时仍难掩内心的激动与狂喜，“1983年的一天，我收到《诗刊》一封信，那封信用钢笔行书写了一整页，这是我见过的编辑回信中最漂亮的字，这封信以激动的口吻赞扬了我的诗，说即将发表，没有落名。”[2]2 而这位《诗刊》编辑正是唐晓渡。唐晓渡1982年1月毕业于南京大学中文系，2月进入《诗刊》任编辑。直至三年后，于坚才第一次见到唐晓渡的真容，“白面书生，喝那么深那么醇的酒，我以为编辑是不喝酒的，我们成了朋友。”
1983年《诗刊》10月号发表了于坚的组诗《在烟囱下》。之后，唐晓渡在《一种启示：于坚和他的诗》这篇文章的开头谈到了于坚的这组诗，但是涉及的细节有些出入。唐晓渡提到于坚的组诗《在烟囱下》实际上为《烟囱下》。在当时的唐晓渡看来于坚这些奇特的诗不亚于“从一大堆灰蒙蒙的自然来稿中突然照亮我的眼睛”。唐晓渡认为这组诗朴素而饱满、凝练，具有着“天真烂漫、憨厚纯情而猛烈、粗犷乃至笨重”的天性，“绝对的大白话！却令人如闻天籁。这组诗算不上他什么特别的佳制，却足以向人们提示他那坚强沉着的诗歌品格。”[3]
而投稿的艰难和有限的公开刊物（官方刊物）及其体制原因也使得当时民间诗刊大面积出现，甚至民刊的位置被大大提升。而从八十年代的期刊生态来看，诗人的写作、发表和交流形态注定了诗人同仁圈子的广泛出现，而这正是为了抵制“黑暗中的写作”。这种写作是自我获启式的，“《他们》诗刊创办时，我们都在黑暗中写作多年，作品已经相当成熟，但没有多少公开刊物敢发表我们的作品，我们就自己来传播、交流。我们的作品并非政治性的，《他们》诗人都是‘为人生’的诗人，灰色诗人（世界并非只有光明和黑暗，还有更广大的灰色部分）。”[4]2《他们》确实和《今天》比起来并不能算是“地下文学”，在八十年代的文化语境中已经算是“正常文学”的一部分，但是为什么还以“非正常”“非法”“独立”“民间”的方式被传播和有限度的认可？这正是出版制度和文学生产以及文学观念的历史惯性，仍是旧制度的延续和残留。《今天》的某种反抗和“地下”特征使之更能与世界史范围内的“地下文学”发生关联，“地下文学在18世纪尤其重要，因为当时存在着检查制度、警察和政府垄断的图书出版业，以便宣扬官方认可的教条。当要传播异端思想时，地下文学就大行其道。”[5]
再次回到《诗刊》1983年10月号。这一期设置了一个栏目“劳动者之歌”，刊发了包括于坚在内的九位“工人作者”（于坚、蔡应律、聂鑫森、王震西、沙金、杨世运、仲加宪、周志友、韩忆萍）的诗作。与其他那些豪迈的、宏大的、火热的、高亢的、诗意的、口号化的、集体的、单向度的“大工业进行曲”式的时代抒情诗相比（比如仲加宪的《今夜，我加班》：远处，是万家灯火/那里，有属于我的一个焦点/我的电视连续剧/书桌，还有棋盘//但我选择了工地/我懂得必须用手来回答/如何去跨越世纪/青春，该怎样丰满//一块砖，两块砖/三块砖，四块砖……/为冉冉升起的现实啊/今晚，我加班），于坚的那两首诗《烟囱》《锻工房》（组诗题目为《在烟囱下》），确实显得非常另类和“不合时宜”。于坚的是典型的“一种新鲜的诗”，这样的诗在当时并不被主流诗坛所认可。“以新的角度对生活、对艺术的一次新理解”的“新鲜的诗”的说法出自徐敬亚那篇《崛起的诗群》。而《诗刊》1983年10月号同期刊发了林希针对徐敬亚《崛起的诗群》[6]2 一文的商榷和批评文章《“新的，就是新的”吗？》。显然，那个年代关于诗歌之“新”的理解差异很大，甚至往往是针锋相对的。1984年4月号的《诗刊》转载了徐敬亚的检讨文章《时刻牢记社会主义的文艺方向——关于〈崛起的诗群〉的自我批评》（这篇检讨原发于1984年3月5日的《人民日报》）。当1986年夏天徐敬亚去兰州时还发生了下面的一幕：“兰州也是《崛起的诗群》受难地。由于我那篇文章，《当代文艺思潮》承受很大压力。见了主编谢昌余、责任编辑管卫中，他们都说，现在形势好了，再给我们写一篇吧。”[7]1986年从兰州离开后徐敬亚寄来了一篇稿子《圭臬之死》。然而没过多久，风向突变，1987年7月《当代文艺思潮》被迫停刊，直接原因正是徐敬亚这篇《圭臬之死》。多年后，原刊物主编谢昌余就此事写了一篇文章《〈当代文艺思潮〉杂志的创刊与停刊》。编辑管卫中后来如此记述由徐敬亚的文章引发的事态严重性：“徐敬亚寄来的文章叫《圭臬之死》，是论述朦胧诗之后的诗歌格局的，很长，平心说，有些散，不如前文，但仍是他的风格。我们排好了版，又按纪律上报。结果，这回真的‘高层震怒’。其时贺部长在西安召开文艺会议，通过有关部门急令我们把校样送往西安审阅。文章连夜送到，反馈来的信息很严重。不光这篇文章不准发，还质问甘肃，一家地方刊物，究竟有没有能力管全国文艺界的事？严令地方领导部门把好关，管好这家刊物。”[8]2 再次回到《诗刊》1983年10月号。这期卷首还着重刊发了《人民日报》的编者按：“徐敬亚同志是近年来引起诗坛注目的所谓三个‘崛起’论者之一。他发表在《当代文艺思潮》（1983年第1期）上的长篇文章《崛起的诗群》，在文艺与政治、诗与生活、诗与人民，以及如何对待我国古典诗歌、民歌和‘五四’以来新诗的革命传统，如何对待欧美文学的现代派等等根本原则问题上，宣扬了一系列背离社会主义文艺方向的错误主张，引起了广大读者和文艺界不少同志的尖锐批评。中共吉林省委和吉林省文艺界的同志们也对他进行了多次严肃批评和耐心帮助。最近，徐敬亚同志对他所宣扬的错误观点已有了一定的认识，并写了这篇自我批评文章，对此我们表示欢迎。”
接下来，看看于坚在这一期《诗刊》发表的两首诗。
它和那些穿劳动布的人们
站在一起
就像一个男子汉
爱另一个男子汉
他们从来不相互看一眼
但他们总是站在一起
它一年一年站在那里
抽着又黑又浓的烟
望着云，望着风
望着阴雨的天气
望着城市，长成一片森林
它的心和它的外表一样真实
只有天空知道它的心事
工厂的孩子们
在烟囱下，长成了大人
当了锻工
当了天车工
烟囱冒烟了
大家去上工
（《烟囱》）
锻工是男子汉的工种
男子汉都像这些锻工
锻工房的门是全厂最黑的门
锻工是全厂最下贱的工种
有些年头
锻工房是工厂的流放地
只有天不怕地不怕的好汉
才被发配到这里
钢，当作泥巴捏
火，当作风景看
干活，一段少林拳
下班穿过城市
一块黑煤炭
弱不禁风的年代
才瞧不起这个工种
而一九一七年
这些铁匠
是列宁旗下的一个班
（《锻工房》）
实际上于坚的这两首诗，尤其是后一首《锻工房》也仍然有那个年代诗歌的一些不能完全避免的特性，在说出部分真实（比如现实的还原、不满、灰暗）的同时也留有光明的影像。而于坚的诗歌从起步阶段开始其重要性就在于他的诗歌不是时代流行的单向度，而是多向度的、个人的、真实的。在那个年代恰恰是诗人的真诚和写作的真实并不是对等的。于坚的《烟囱》《锻工房》这两首诗以及写于同一年（1983年）的《作品11号》《作品16号》《作品19号》《作品39号》《作品52号》《河流》等都是反抒情的带有“生活流”的意味。晚于日常化诗歌写作的是几年后刘震云、刘恒、方方和池莉等人“一地鸡毛”式的新写实小说[9]1。于坚的诗歌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常态抒情，当然也是一种抒情方式。具体到《作品16号》，其抒情性很强，只不过这种抒情是通过日常、小人物和过去时的青年生活的平常、平淡追念来实现的。其实，平淡克制的语言背后恰恰是另一种抒情方式，比如这首诗中的“隔壁的女人回家了/她轻轻地钻进被窝/像一只温柔的母猫（我猜）/雪一样轻的叹息/雪一样厚的墙壁/她的丈夫是个炮兵/今年夏天在二楼 我见过他们/雪睡了 夜有一个白色的枕头/寒风吹亮了月光/十二月默默地站在街上/有些甜蜜 有些辛酸 有些茫然”。尤其是结尾这一部分，抒情性和浪漫化意象都还是比较突出的。还比如写于1983年的另一首诗《南高原》，也是抒情意味强烈且意象和象征密度很大的诗作：“太阳在高山之巅/摇着一片金子的树叶/怒江滚开一卷深蓝的钢板/白色的姑娘们在江上舞蹈/天空绷弯大弓/把鹰一只只射进森林/云在峡谷中散步/林妖跑来跑去拾着草地上的红果/阳光飞舞着一群群蓝吉列刀片/刮亮一块块石头 一株株树干/发情的土地蜂拥向天空/蜂拥向阳光和水/长满金子的土地啊/长满糖和盐巴的土地啊/长满神话和公主的土地啊/风一辈子都穿着绿色的筒裙/绣满水果白鹭蝴蝶和金黄的蜜蜂/月光下大地披着美丽的麂皮”。当然，于坚同时期的诗作也有非意象化的，这在很多读者和批评家那里被认为是“口语”的，但这都只能归结为一点——这种诗歌方式和语言特点只能是于坚个人的口味，这一切适合于他，这是从他的生活和内心里生长出来的，“如果我在诗歌中使用了一种语言，那么，绝不是因为它是口语或因为它大巧若拙或别的什么。这仅仅因为它是我于坚的语言，是我的生命灌注其中的有意味的形式。”[10]
说到《诗六十首》这本薄薄的诗集，其出版过程却并不简单，甚至经历了一些反复和挫折，尤其是一些重要性的诗作比如《尚义街六号》是不被当时的编辑和出版社所接受的。
陈超兄：
好！
那本诗集，我的好的作品有许多未收入。好坏掺杂，反映了我的创作过程、试验及种种错误。
云南人民出版社可能给我出一本，我将选得精一些，但出版社由于目前形势已下掉了诸如《尚义街六号》等等。
现在你心情好一点了吧。
在文联时间较多。但是福利太差。这是事业单位。清水衙门。我以为在学校里能要好些。
我最近情绪低沉，什么也没写。
握手！
于坚
1987.2.12
当时的《诗刊》比较重视工业题材的创作，在1984年4月号还用很大的篇幅推出了专辑“工业与诗情”。当时正在逐渐崛起的先锋诗人周伦佑、廖亦武和唐亚平等都在《诗刊》发表了关于工业题材的诗作，比如周伦佑的《黑色的雕像——给一个铺柏油路面的青年养路工》、廖亦武的《最后一次——纪念一位道班老爷子》、唐亚平的《铁轨和爱情》。1984年10月号的《诗刊》的“无名诗人作品专号”推出了一百位青年诗人。其中刊发了当时还是“无名诗人”于坚、韦锦（《这儿》）、柯平（《各自的角色》《关于积雪处理情况汇报（一）》）、程光炜（《绿色旗在前方挥起了》）、宋渠、宋炜（《清晨，城市交响曲》《周末。一群看电影的青工》）、周伦佑（《我给生活剪影》）等人的诗作，还配发了1979年创办“星星画展”而大放异彩的先锋画家曲磊磊的插图（曲磊磊的父亲是《林海雪原》的作者曲波）。曲磊磊曾为北岛和芒克等人1978年创办的民刊《今天》做插图。2017年夏天，我在伦敦参观大英博物馆的时候看到了馆内永久收藏的曲磊磊的两幅画作《雷锋》和《旅程》（水墨宣纸六尺整张）。而这个灯光暗淡的91号展厅的中央就是藏于高科技密封展柜中的东晋画家顾恺之的《女史箴图》原件。《诗刊》上曲磊磊所做的插图也代表了八十年代的社会风貌和时代精神，关于朝阳、青年和远方主题的。此时，于坚发在《诗刊》的这首《四月之城》（这首诗的结构、语态和事态与写于1982年的《节日的中国大街》有些相近，可以比照阅读），显然在修辞、语言（尤其是超长句式以及看似啰嗦的词语使用已经足够大胆和先锋了）和经验的复杂性以及语感的成熟度来说都要明显好于《烟囱》和《锻工房》。
四月之城在高蓝的天空下嚼着黄黄嫩嫩的阳光
四月之城裸露古铜色的手臂打着阳伞在暖风中散步
门开了窗开了阳台开了 孩子们开了所有年纪都开放了
梧桐树上停满大群大群的新叶它们交头接耳叽叽喳喳
小翅膀们呼呼呼抖啊抖把风扇遍了四月之城
洒水车也开放了像一朵白菊花有凉爽爽的香味
一群民族少女穿裙子来到城里像一群山区飞来的蝴蝶
她们小小心心东张西望怕四月之城嘲笑她们晒黑了的双腿
但四月之城大方热情它喜欢美丽的人们喜欢漂漂亮亮
四月在抢购风扇抢购尼龙伞抢购白衬衣红裙子太阳帽抢购夏天
它要热热闹闹轰轰烈烈在热带船上挂满生活的彩旗
戴草帽的老妈妈卖掉二十箱汽水还在卖，一千个老头也跟着她卖
这些老头真是这城的上帝啊他们在四月下了一场甜丝丝的大雨
灌溉了一大片喉咙它们在唱歌了在吵架了在谈恋爱了在叽里咕噜
有一个青年的处女作发表了他在四月之城奔走相告抱着一大叠《青春》
有一个少女终于在四月寄了一封信那信热得发烫那鲜红鲜红的信封哟
彩色的自行车队像一队队恋爱的鱼从柏油河上游过
阳光在那些小铃铛上丁丁当当就像恋人们的喁喁蜜语
在四月之城用点阳光真是便宜啊从前要搭配一大片乌云呢
你看那些妇女就什么都忘了晒箱子晒被单晒尿片晒芬香的黑发
而年轻人就想晒他们的心把他们的爱情拿到阳光下让人们看见
看吧看吧让人们看去吧在这美好晴朗欢乐健康年轻阳光的四月之城
听吧听吧风在宣言湖在召唤我们蓝色的中午就要来了
在四月之城的黄昏喝鲜啤酒的人们挤满了饭店餐厅雅座
于坚后来还描述了《四月之城》这首诗的发表情况和在诗人朋友间的影响，以及多年后对这首旧作以及新时代的认知：“《四月之城》是1984年写的，最初发表在《诗刊》。老江河当年看了很激动，逢人便讲。当时是用钢笔写在稿纸上。今天看到一网友把此诗打出来，就转过来。这样的四月之城今天还存在么，窗子外面全是工地、汽车，喇叭声、灰……报纸上的消息是某处又要动工了。某物又涨价了。看看旧作，那遥遥的时代自己真的是内心光明啊。而历史一直告诉我们，那是被侮辱与被损害者们的黑暗青春。诗里说的《青春》是当年南京出版的著名文学刊物，在上面发表作品可不得了，名扬中国。已经很多年不知道这个刊物的下落了。我最早的散文是在这个刊物发表的，还以为这样的杂志会天长地久呢。现在我已经不相信什么会天长地久，就是太阳黑掉不再升起来，那也是迟早的事情。我听说美国人正在研究如何为城市做个大玻璃罩子，以利人类在后现代时期呼吸正常，不是童话噶。‘四月是一个残忍的季节’，老艾略特真是世故，早知道了。我当年占着年轻，不服，写光明灿烂的四月，没有经验啊。最后三句可以看出那个时代的渴望。现在什么都干了，又如何呢？”[11]1 就是这份南京的官方刊物《青春》在八十年代的发行量高达七十多万份，甚至编辑部因此还盖了一栋大楼分给编辑和职工使用，“此举在全国文艺界都很轰动，此楼犹如纪念碑，诉说着文学与青春的辉煌。如今我就在这座楼里写作，不过它已经十分陈旧破败了。”[12]
值得注意的是，《诗刊》发表的《四月之城》限于刊物的篇幅，只发表到了“在四月之城的黄昏喝鲜啤酒的人们挤满了饭店餐厅雅座”，余下的五行并没有刊出。
许多皮带都松了许多话都说过了许多人觉得风热起来了
想干什么想干什么想干什么四月之城热烘烘的城
在四月之城的黄昏有一个独身者骑车出去想干点什么
什么也没干又回来一个人悄悄地站在没有开灯的窗口
望着黑洞洞闪烁烁静悄悄气喘喘轰隆隆热辣辣的四月之城
于坚一代人的写作，有最为重要的校园和民刊形成的传播场域。八十年代是典型的诗歌民刊时代。八十年代初，封新成在兰州创办了民刊《同代人》，其中的栏目“我们这一代”带有明显的第三代或新生代为自己命名的冲动。这是一代新人的新鲜的焦渴。于坚参与其中，后来直接参与了韩东等人《他们》的创办。1984年7月，丁当从西安出差去昆明，第一次见到于坚。按照于坚的说法，他们的这次见面像“两个杀人犯一见钟情”，并且专门为此次相遇写了一首长诗《有朋自远方来》。这一时期，于坚和丁当、韩东等人开始书信交往。书信甚至是那时除了见面之外唯一的交流方式。《他们》从1984年下半年开始筹办，韩东、丁当、于坚、顾前、苏童、微粒等人纷纷出钱出力。次年3月《他们》创刊，印了两千本。为了刊物的名字于坚和韩东他们曾多次讨论和交流，于坚在给韩东的信中列出了一大堆自己想到的名字，其中有一个名字是“红皮鞋”。而最终定名为“他们”还是来自于韩东阅读美国奥茨的同名小说，“‘他们’本来就是一帮人嘛，并且不是‘我们’，也不是‘你们’，有一种背向而立的感觉。《他们》杂志既无纲领、宣言，也没有统一的写作原则，本质上就是一个空间，供相互欣赏的作家、诗人自由进出其间。以作者为本，作品直接呈现——后来的《他们》历史证明这个名字是恰如其分的半地下。”[13]1 显然，这是区别于以往写作范式的一群强力型诗人，“从表面的诗歌情调上看，这像是一个温和、明快的日常还原主义集团。但是，敏锐的读者可以发现，恰恰在于坚他们这里，而不是在感伤主义诗人那里，表现出更刻骨的清醒、决绝和镇定。满不在乎，目不斜视，存心抹杀现象与‘本质’的界限，均表现了诗人对浪漫主义价值立场的怀疑。对这种醒悟，于坚没有虚假地制造‘超越’姿势，他使生存的境况变得具体真切，而不是像某些新潮诗人那样从既成的现代西方哲学命题中假借穿越力量。”[14]
韩东在山大读书期间明显地受到了北岛、多多和《今天》的影响，这一点韩东自己承认——“我们一道传阅多多的组诗《感情的时间》，忙于恋爱”，甚至因为《今天》杂志韩东在1981年的反资产阶级自由化中受到山大的隔离审查，还影响到了毕业分配。1982年韩东分配到西安，较之很多同学去了北京这显然是另一种流放。但是随着写作和认识的成熟，韩东和于坚等人渐渐找到了属于“我们这一代”的新的话语方式，逐渐确立一代人自己的传统，“在山大时我写诗深受《今天》的影响，严格说处于某种模仿阶段。在西安期间我先后写下了《一个孩子的消息》《有关大雁塔》《你见过大海》《我们的朋友》等一批诗，虽然数量不多，但在风格和意识上已经截然不同。二是封新城在兰州创办《同代人》。和当时许多民刊一样，《同代人》仍以北岛等人坐镇，但其中有一个栏目叫‘我们这一代’，集中收入了于坚、王寅、普珉和我的作品。于、王、普后来都成了《他们》早期最重要的作者，于坚还直接参与了《他们》的创办。当时我读他们的诗大有找到同志之感，看来针对《今天》的美学反动并非是我一人的倾向，某种新的方向已在不同的诗人那里酝酿。”[15]1 对于坚和韩东这代人来讲，影响的焦虑更为明显，或者说他们更为迫近地感受到一代人和另一代人之间的写作关系，“现在进一步来更明白地解释诗人对于过去的关系：他不能把过去当作乱七八糟的一团，也不能完全靠私自崇拜的一两个作家来训练自己，也不能完全靠特别喜欢的某一时期来训练自己。第一条路是走不通的，第二条是年轻人的一种重要经验，第三条是愉快而可取的一种弥补。诗人必须深刻地感觉到主要的潮流，而主要的潮流却未必都经过那些声名显赫的作家。他必须深知这个明显的事实；艺术从不会进步，而艺术的题材也从不会完全一样。”[16]2 一个时代的诗歌方向乃至传统也是由这个时代的诗人完成的。这并不是一句废话和空话。
多年后，1998年7月6日下午，南京的半坡村酒吧。韩东、于坚、朱文和吴晨骏进行了一次关于《他们》的长谈，后来韩东录音整理成《〈他们〉：梦想与现实》发表在《黄河》1999年第一期上。显然这是一次带有历史认定意义的总结会。在他们看来《他们》是超越了八十年代的诗歌运动的，“不能说八十年代出现了《他们》，它就是这个运动的一部分，《他们》从来就不是‘第三代诗歌运动’的一部分”（于坚），因而更为纯粹地从文学的根本问题出发代表了一种新的文学秩序和文学理想以及精神可能，呈现了完全不同的写作方式和交往方式，甚至构成了纯然的理想主义的乌托邦，当然也影响到了当代文学的局部方向。而在八十年代的民刊时代，也存在着话语权的争夺，“《今天》和《他们》都是中国最杰出的诗人的阵地，但前者成了流亡者，后者在相同的处境下，则仅仅是一群诗人。这就是《今天》和《他们》的区别”[17]1，“八十年代，沉滓泛起的文学社团没有一个能与《他们》相比，都是一些临时组合的小利益集团。而且很多组合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和《他们》对抗。这非常可笑。《他们》岿然不动，不管你怎么组合来组合去，‘倾向’也罢、‘南方诗志’也罢，《他们》还是《他们》”[18]2。于坚在此处提到的《倾向》《南方诗志》显然是属于“知识分子派”的，这两份民刊的主要参与者是陈东东、西川等人。
也是在1983年，于坚开始创作《尚义街六号》。这首诗成为于坚早期诗歌的标志性文本，甚至因为此诗于坚“名动天下”。说到1984年，还得提到一个重量级诗人，“1984年，‘垮掉的一代’的精神领袖爱伦·金斯堡由中国作家协会的人陪同，来到昆明，在云南大学外语系的一间教室做了一场演讲，听众里面少有人知道他是谁，他没有号叫。我的住所距离他演讲的教室只有几十米，我没有听到号叫，根本不知道这位诗人就在我隔壁。而当时我正在写诗，已经读过爱伦·金斯堡的作品，深为震撼。”[19]1 此时，于坚正在写出他一生的代表作。2017年7月底的一天，在剑桥大学附近理查德·贝伦加滕（中文名李道）教授的家里，喝了我从北京带过来的白酒后，李道拿出米沃什签名的书，还有当年金斯堡来他家里做客送给他的红皮诗选的签名本。
再次回到1983年。
那时，远在甘肃的刊物《飞天》因为对当时大学生诗歌的极力推动而成为全国青年诗歌的一个中心。《飞天》从1981年第二期开始推出“大学生诗苑”栏目，每期六个页码（从1981年2月至2014年2月的三十三年间，《大学生诗苑》共出版二百一十二辑，历经四任主编发表了四百六十二所高校两千零三名校园诗人的诗作四千三百三十八首）。后来，公刘和谢冕专门撰文高度评价这一栏目的重要性。于坚在《大学生诗苑》第23辑（1983年4月号）发表组诗《圭山组曲》（包括《圭山》《火把果》《斗牛》《摔跤手》《火把节》）并获得1983年《飞天》第二届大学生诗歌奖，这也是于坚有生以来第一次获奖（奖金是五十元人民币）。此后于坚又在第32辑（1984年1月号）《大学生诗苑》发表《节日的中国大街》（外二首，《第15号》《第19号》，那时于坚还没有将之命名为“作品××号”系列）。获奖时的于坚还是一头黑发，当时《飞天》上刊登了于坚的简历：“于坚，二十九岁，云南大学中文系八○级学生。原籍四川资阳，在昆明当过十年工人。一九八一年起发表诗歌、小说、文学评论。”显然《圭山组曲》属于于坚早期还不成熟的作品，当然也显现出了一些特点，“《圭山组曲》则给我们描绘出一组富有传奇色彩的遒劲的彝族生活风俗画、风景画”“《圭山组曲》也是一组颇具特色的诗。诗中不仅有‘像牛那样饮酒/像太阳那样大笑’的‘鹰一样的汉子’——摔跤手，‘圭水最老的黑石’一般的德高望重的德古，‘岩石一样赤裸的汉子’‘鹿子一样美丽的女人’，而且还有由圭山、火把果和‘斗牛’‘火把节’构成的一个充满民间传奇色彩的奇异世界，加之全诗跃动、粗犷的语言节调，与之有机协调，可谓相得益彰。我们不会忘记那‘火焰凝结’般‘男性’的火把果，有了它，‘就有燃烧的生命/就有喷射的欢乐/它是大自然在高原上/塑造的英雄民族的形象’。情感附着于形象，就自然鸣响出这样象征意义的题旨的重音。”[20]1《圭山组曲》按照于坚自己的说法是“写的是云南高原上土著的生活，今天所谓原生态的生活。歌颂大地是我早年诗歌的主题，也是一贯的主题。这来自中国古典诗歌的影响，也有聂鲁达、惠特曼这样诗人的影响”。
在一个官方的出版物占据了主导性的时代，能够在《飞天》这样的公开出版物发表诗作成了那一时代大学生（包括于坚）的梦想，“我大学时期开始在《飞天》发表诗歌，我那些一直被视为非诗的东西在公开刊物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尊重。《飞天》的宽容使我真正感到，文化上铁板一块的时代在松动了”“《飞天》甚至促成了一种叫作‘生活流’的诗歌流派，以远见卓识推动了当代诗歌的历史进程”[21]2。在刊物有限、平台短缺、交流尚待开放的时代，尤其是官方刊物在大学生群体中的影响与今天比是不可同日而语的。一份公开发行的刊物对青年诗人的成长和影响是巨大的，是今天媒体开放时代的年轻诗人们所无法想象的。那时的刊物编辑是非常尽责任的，也更辛苦，尤其是在信息不发达时代他们还要给投稿者回信。于坚和伊沙都有同感，“像作者一样，编辑非常尽职。他们写信来，告诉我为什么不用。”[22]3 那时还是刊物的黄金时期，与此相应的，诗歌民刊尽管火热，但是也只是在一定程度上平衡了诗坛的多元性。编辑和诗人之间是通过信件来进行沟通的，当年《十月》的编辑骆一禾给诗人回信动不动就十几页二十几页已经成为诗坛神话和绝响了。
2017年8月，当年负责和操持《大学生诗苑》栏目的编辑张书绅因病于兰州家中逝世。于坚第一时间得知消息后，于8月28日写了一首悼诗予以纪念。这也是对八十年代大学生诗歌的怀念。
一个伟大的编辑去世了
那些书还在印
那些苍白的书
他永远坐在那些无名手稿之间
戴眼镜的人 逆来顺受
他看不见世界
他只看得见石头和陶罐
1983年我心怀光明
走出大学
朝着一个春天的邮箱
编辑张书绅住在兰州
兰花之州
荒原环绕
而从《飞天》的“大学生诗苑”颇受益的伊沙也在8月29日写诗纪念张书绅，“平凡而伟大的编辑/宣告我诗的出道/1988年10月号《飞天》/《大学生诗苑》栏目/一半篇幅给 我/《伊沙诗抄（10首）》/那是史上最隆重的/一次发表/将‘诗抄’——这在当年/只有烈士才会享有的待遇/给了一位在校大学生的/口语诗”。
1989年，张书绅负责编选完了《大学生诗苑》（合订本第一册，收入第一辑到第五十辑），而遗憾的是合订本第二册因为时代的特殊原因而未能出版。扉页上是张书绅的照片，面容安静、温和、友善、慈祥。封二、封三和封底则是三百多个大学生诗人的肖像。
与此同时，以大学校园为“基地”的各种民刊正在火热的“大学生诗歌”运动中开始了新一轮的“串联”。通信、民刊和小酒馆成为这一时代诗人的重要交流媒介。于坚和当时的众多校园诗人一样，开始与其他地区的大学生诗人建立了广泛的联系。甚至于坚被《大学生诗报》称为“大学生诗派旗手”。这一代“校园诗人”具有空前的叛逆性，尤其是一部分诗人对“朦胧诗”的反抗到了最为激烈的程度。比如1986年四川诗人尚仲敏的《大学生诗派宣言》：“（1）当朦胧诗以咄咄逼人之势覆盖中国诗坛的时候，捣碎这一切！——这便是大学生诗歌动用的全部手段，它的目的也不过如此：捣碎！打破！砸烂！它绝不负责收拾破裂后的局面。（2）它所有的‘魅力’就在于它的粗暴、肤浅和胡说八道。它要反击的是：博学和高深。（3）它的艺术主张：a.反崇高，b.对语言的再处理——消灭意象！它不在乎语言的变形，而只追求语言的硬度。c.它无所谓结构，它的总体情绪只有两个字：冷酷！”[23]1 后来，韩东对运动中的诗人以及北岛如是说，“我们要真正了解于坚及其诗歌，就必须拨开诗歌运动这层迷雾。我们不能从于坚被誉为大学生诗派的领袖和旗手这种种说法上来判断于坚。尽管于坚对北岛的诗歌不以为然，但我仍然认为在于坚以前，如果说新诗还有有价值的传统的话，那只能是北岛。我们都受过北岛的刺激，进而转向对北岛的反动。这本身就是一个不可改变的事实。”[24]2 尤其是韩东所提出来的北岛一类人的写作和于坚等第三代诗人的写作具有某些相通性的说法是中肯的，比如从“个人处境”来处理诗歌，只不过不同时代的“个人处境”发生了变化，以前更多是政治，现在起码政治不是唯一的“个人处境”了。
在说到八十年代的“大学生诗苑”的时候会必然涉及到几个诗学概念，而且这些概念大体具有交叉和重合的指涉。这包括“先锋诗歌”“大学生诗歌”“校园诗歌”以及“第三代诗歌”。这些交叉的概念体现了诗歌史命名的错乱，但是大体而言共同指向的是生于六十年代，在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读大学并且从事实验性和先锋色彩的诗歌创作群体。“大学生诗苑”在八十年代所推出的诗人基本上涵盖了当时中国先锋诗坛非常活跃且崭露头角的大学生青年诗人群体。“大学生诗苑”栏目无疑具有重要的诗歌史价值。围绕着这份刊物和栏目呈现了极其复杂的“校园先锋诗歌”的场域状貌、精神空间和文化生态。尽管“大学生诗苑”在先锋诗歌、校园诗歌热潮散尽之后的文学和社会学上的双重影响已经大不如前，但是一份刊物所呈现的历史进程和转捩足以在中国诗歌史上留下纪念碑一样的重要形象。在整个八十年代的思想文化风潮的大背景下被誉为“中国新时期校园诗歌的渊薮和滥觞”和“中国新时期诗坛黄埔军校”的“大学生诗苑”与“校园先锋诗歌”是一体的、互动的，相互激励、彼此生成。那一时期的大学生校园诗歌必然是先锋的、实验的、创设的、挑战的。而到了九十年代末期尤其是新世纪以来所谓的“大学生诗歌”基本上成了青春期写作的代名词，与真正意义上的“先锋”相距甚远。而围绕着“大学生诗苑”这一栏目所生发和形成的不同年代的文化语境、诗歌状况、诗歌观念、青春生活、校园记忆、刊物、大学教育以及体制的立体空间，不无真切地呈现了历史事件的细节与可感的场景，还原出了一段纵横交错的校园诗歌的田野、沟壑。当然，时过境迁，随着新媒体的发展以及校园诗歌繁而不荣的现状，“大学生诗苑”这一栏目在当下遇到的诸多问题和挑战也是不言而喻的。
关于“大学生诗苑”对先锋诗歌的推动还与地缘文化有一定的关系。在一些研究者看来《飞天》可能属于一份省级的官方刊物，但是必须强调的是在“大学生诗苑”与先锋诗歌、民间诗歌以及开放的校园诗歌的关系上而言它又具有十足的“民间”色彩、独立精神和全国性的开放意识。八十年代的先锋诗歌运动是从民刊开始的，而到了1986年的“诗歌大展”的时候这一切不可辩白地证明先锋诗歌已经由北京的《今天》转向了“外省”——主要集中于西南和西北地区。文化重心的转向也许隐约透露出《飞天》与先锋诗歌在空间形态上的关联。而地处“非文化中心”西北的《飞天》杂志竟然通过坚持了三十多年的“大学生诗苑”栏目推动了整整一个时期的汉语先锋诗歌的进程。这不能说不是一个奇迹。
我们可以回顾一下“文革”结束之后一些民刊所起到的作用。“文革”之后中国内地铺天盖地的各种民间刊物的发生和发展显示了这一时期人们的特殊文学和文化心态。这种“民间”“地下”刊物又让人想到前苏联时期的“萨米兹达特”（此词的俄文原意是“自发性刊物”）。而后来获得巨大国际声誉的苏联作家如布罗茨基、帕斯捷尔纳克、索尔仁尼琴等都是在这些“地下”性质的刊物上发表作品，然后才在国外正式出版然后又通过“出口转内销”的方式引起俄罗斯国内的轰动和广泛传播。八十年代的民刊和校园诗刊的热潮不能不让人联想到中国文学史上两次办刊热潮——五四新文学运动以及1978年开始的民刊运动。八十年代的民刊尤其是大学校园的内部刊物在当时媒体尚不发达、官方出版物仍然严格把守的时候对青年诗人的阅读、交往和传播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那时油印的或更高级的胶印的民刊打开了散落于全国各地诗人的眼界。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民刊从地理分布上主要集中于南方，这就说明了为什么八十年代先锋诗歌运动更多地转向了“南方”包括西南地区的一个重要原因。以这一时期的一份名不见经传的文学期刊《青春》为例，该杂志1987年5月号推出“桂冠诗人专号”，共收录二十三位诗人，而其中浙江诗人就有六位。我想这个数字不是个例和偶然，而是带有象征性。尽管民刊更多是小范围的“内部”交流，但是这种形式显然对于年轻一代人的写作和思想状态非常重要，它们打开了一个更为自由和开阔的空间。民刊确实在当时的正统刊物权力之外为诗歌提供了阵地并加大了各自之间的美学上的差异，但是这其中仍然有着政治文化和意识形态上的最后反光。这一时期的诗歌传播仍然禁忌颇多，这种仍然不自由的诗歌生产和传播状态也在很大程度上刺激了这些民刊的自发产生和独立发展。这些转折年代的诗人也试图在一些官方刊物中寻找几个突破口以便进一步提升这些“地下”诗歌的影响。而“第三代”诗歌在官方刊物上的集体登场迟至1986年才集体出现。尽管《诗刊》曾在1979年第1期和第3期转载了发表于《今天》上的舒婷的《致橡树》和北岛的《回答》，但是包括《诗刊》在内的官方刊物却在此后的几年对先锋诗歌和民刊的重视程度远远不够，甚至不再转载民刊作品。由此可见，当时的文学环境仍然是不容乐观的。很大程度上正是《飞天》的这种“官方”与“民间”融合平衡的姿态使得中国八九十年代的校园先锋诗歌在这里找到了健康的土质和水源。而之所以“大学生诗苑”推出如此庞大的诗歌写作群体不仅与刊物理念和具体的编辑者的先锋、开放的诗学思想有关，而且还与整个期刊界对先锋诗歌的旁观和冷望的刊物环境有关。为此《飞天》承受了时代巨大的压力。尽管这一代大学生诗人占尽时代风潮且各领风骚，但是也不能不因为运动性色彩而饱受争议。这种“地下”或“半地下”的形式显然冲击到了当时以及一直以来壁垒森严的期刊体制，“有一点我一直耿耿于怀——严明的编辑、选拔，严明的单一发表标准，大诗人小诗人名诗人关系诗人……什么中央省市地县刊物等级云云杂杂，把艺术平等竞争的圣殿搞得森森有秩、固若金汤。”[25]1 更重要的是“对公开刊物的不信任”态度的民刊形成的新的交流平台对年轻一代人的诗歌写作和思想状态产生的极其重要的影响。它们无疑打开了一个更为自由和开阔的空间。正如上海诗人王寅在《纸上的电影》中所说的“八十年代，我的大学生涯是在翻动纸页的轻微声响中度过的”。尽管陈东东曾认为八十年代的“地下”诗刊更多是出自为读者提供一些好的诗歌和诗人的目的[26]1，但是这些刊物显然与当时的官方刊物在诗歌美学和文化指向上有着不小的差异。曾有论者将八十年代的这些民刊界定为“地下”诗刊，也即这些大批年轻诗人的诗学主张和正统刊物之间存在着分野[27]2。值得注意的是汉语诗歌的“地下性质”在二十世纪的发展中处于一种在国家、民族、战争、运动语境中不断被边缘化的一种处境，在六七十年代更多是一种与主流和政治相对抗的隐伏状态，而到了八十年代中后期以来则更多显现出一种个人状态。这不仅对于找回那些历史上的“失踪者”具有重要性，而且这一历史性的瞬间对于整整几十年的当代先锋诗歌发展和生态而言具有启示性。“当代”性质的历史书写由于时间上的压力而有着不稳定的流动状态，因此文学史叙述的事件越是靠近文学史家生活的年代所记住的作家就会越多，甚至成为一大批作家的名单和目录表[28]3。历史注定是被讲述的，而这种讲述在多大程度上接近“原生态”的历史本相似乎只能永远是不断被挑战的话题。
再次回到八十年代的刊物的场域。北岛、芒克等人创办的民刊《今天》以及黄翔、哑默等人的《启蒙》对八十年代以校园为主体的民刊影响巨大。在1978到1979年之间，从北京到外省的各种传单、小册子和民刊简直可以用铺天盖地来形容，而到1979年底和1980年初风起云涌的民刊潮渐渐平息。而在众多的民刊中1978年末出现的《今天》无疑是影响最大的。这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今天》有效的传播方式。换言之，《今天》是相当重视诗歌的传播功能和社会效应的。无论是《今天》编辑部的成立（1978年10月）、《今天》的创办（1978年12月23日）、“今天”丛书、三期非正式刊物，还是规模巨大的诗歌朗诵会、读者交流见面会、民刊之间的联谊会以及诗人之间的日常交往，都从不同侧面凸显了这一刊物的广泛影响力。八十年代的民刊不断强调着边缘和先锋，这与《今天》真正意义上的与官方刊物相对立的“地下”性质是一致的，“尽管非官方诗歌刊物的发行量有限，它们的重要性是不容低估的。从1970年代末《今天》的创刊到1990年代末的今天，非官方诗歌一直是当代中国文学实验和创新的拓荒者。”[29]1 而到了九十年代的先锋诗歌强调的已经不是“地下”，而是转换为“民间”，“与居主流地位以成功为目标的诗人的写作相比，民间写作的活力与成就都是更胜一筹的，它构成了1990年代诗歌写作真正的制高点和意义所在。”[30]2 从六十年代开始的先锋诗歌一直就是主流和非主流、官方与地下（民间）、中心与边缘、体制与个人之见的龃龉和博弈。先锋诗歌在不同历史区隔和意识背景中的表现在于重心和程度的差异，有时更偏重于诗歌的思想主题、社会批判、历史控诉以及诗人与政治文化的关系，有时则更强调诗歌的语言、语感、形式以及观念的更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