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盘峰诗会”：难解的冲突或一场“误会”
历史有时是循环重复的结构，只是当事人自迷不清而已。
无论是“重新做一个读者”“重新做一个诗人”，还是“重新做一个批评家”，似乎都暗含了对前此写作范式和批评语境的不满与调整。
工作
在一个世纪最短的末尾
大地弹跳着
人类忙得像树间的猴子。
而我的两只手
闲置在中国的空中。
桌面和风
都是质地纯白的好纸。
我让我的意义
只发生在我的家里。
淘洗白米的时候
米浆像奶滴在我的纸上。
瓜类为新生出手指
而惊叫。
窗外，阳光带着刀伤
天堂走慢冷雪。
每天从早到晚
紧闭家门。
把太阳悬在我需要的角度
有人说，这城里
住了一个不工作的人。
关紧四壁
世界在两小片玻璃之间自燃。
沉默的蝴蝶四处翻飞
万物在不知不觉中泄露。
我预知四周最微小的风吹草动
不用眼睛。
不用手。
不用耳朵。
每天只写几个字
像刀
划开橘子细密喷涌的汁水。
让一层层蓝光
进入从未描述的世界。
没人看见我
一缕缕细密如丝的光。
我在这城里
无声地做一个诗人
（王小妮《重新做一个诗人》）
在循环往复的历史结构中，诗歌往往体现为社会运动的一面，比如第三代诗歌运动就非常具有代表性，“还有什么能比这场诗歌运动更能反映‘革命’在二十世纪所具有的特殊魔力呢？开天辟地的宣言、惊世骇俗的壮举、反传统、对权威不屑一顾、密谋、串联、审时度势、唯我独尊、（在纸上）拉山头、搞飞行集会，诸如此类，举凡人们熟悉的种种革命的常规意识、方式和手段，这里大多不缺。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说这场运动像是一面记忆的凹镜，容涵着形形色色的革命风云并把它们混而为一：农民起义的、城市暴动的、红卫兵的；达达主义的、‘拉普’的、‘波普的’，如此等等。当然，所有这些都应该被严格限制在心理学—审美范畴内，既尽可能按其本义去理解，又充分考虑到新的历史语境；换句话说，这里关于革命的‘记忆的记忆’与对革命的戏拟和表演之间并没有一条不可逾越的界限。”[33]1 针对八十年代先锋诗和实验诗的“青春期写作”的问题和缺陷，在九十年代欧阳江河等诗人提出了与此对应的“中年写作”，而西川则早在1987年就提出了“知识分子写作”。这一提法是要强调非意识形态化的“个人写作”和“个人诗歌的知识谱系”，当然这一提法与八九十年代社会转捩、历史转变导致的生活和精神“深刻的中断”有关。这一转变仍然是建立于个人写作的有效性基础之上，而不是相反。而具体到个人写作的差异，那么每个人的“转向”并不相同。但是在1999年的那场所谓的“知识分子写作”和“民间写作”的激烈论战中——按照于坚的说法这是1949年以来首次诗人与诗人之间的大规模争论，其中一部分人恰恰是故意混淆了“转向”与“个人写作”的差异，而是强行要求用一种写作来代替其他的写作。这是历史的一次误会，也多少是对新诗建设的一次伤害，“虽然‘民间写作’与‘知识分子写作’论争确实引发了人们对艺术现状的反思，但诗人和批评家的私人关系、职业关系，以及整体文艺氛围都受到了损害”[34]1，“2001年，在于坚与谢有顺合写的《真正的写作都是后退》一文发表的时候，于坚和其他论争参与者的文字逐渐充满污言秽语”[35]2，“谢有顺从一种狭隘的‘传记主义’（biographism）入手，假定现实与艺术之间存在着一种简单的一一对应关系，他的文学观念几乎是反创造性的。至于他的文风，可以说是上文提及的正统文学话语之回音的典型案例，自始至终既空洞沉闷又咄咄逼人”“两派人员共有的另一个特点是，文章的结尾都如洪钟雷鸣”[36]3。
1999年6月7日陈超在给刘福春的信中谈到了对盘峰诗会的看法：
“盘峰诗会”之争执，大多是低层次的问题，纯系“民间”装糊涂，结果在他们的无聊问题中说来说去，我回来后感到诗论至少被倒退十几年。兄是极明澈之人，说到底，诗有高下，由写作者决定；任何方式皆可写出好诗。想想也恼火，似我这等宽厚之人也不得不参战，并说出檄文般的话语。
“盘峰论战”的爆发是各种因素和力量不无戏剧性搅拌在一起发生的，尤其还受到了媒体话语的利用（比如1999年8月28日《科学时报》吸引眼球的标题《北京诗人剑入鞘 外省骚客又张弓》），甚至媒体还激化了双方的矛盾，“6月中旬，《中国图书商报》委托‘知识分子’阵营的程光炜和西渡为杨克的《年鉴》撰写书评，又委托‘民间’作家伊沙评论唐晓渡的《年鉴》。之后，三文在同一个大标题‘他们在争什么？’之下并列刊登。果不其然，三篇书评都声色俱厉。程光炜指控杨克伤害了‘九十年代诗歌’的知识分子—文化精神，似乎浑然不觉自己的这一概念此前已广受非议。西渡说杨克的编辑工作马虎草率、不负责任，声称对此表示失望。伊沙虽然承认这一缺陷，但他说瑕不掩瑜，杨克的《年鉴》很有活力，相形之下，他认为唐晓渡的《年鉴》平庸无奇、毫无新意、显得拙劣。伊沙声称唐晓渡在公然质疑‘外省’所编选集的合法性；三周后，唐晓渡发表了一封愤怒的致编辑的信，并在2000年底又一次就此事撰文。”[37]1 这在一些旁观者和后来者看来是具有挑动眼球的噱头的，其时为“下半身”的诗人尹丽川写于2000年的那首《为什么不再舒服一些》就是对这场论战中“知识分子”和“民间”双方的调侃与不屑，“这不是做爱 这是按摩、写诗、洗头或洗脚/为什么不再舒服一些呢 嗯 再舒服一些嘛/再温柔一点再泼辣一点再知识分子一点再民间一点/为什么不再舒服一些”。
而一些当事人当时也没有明白或完全清楚这一事件的来龙去脉和因果关联。但是，从这一事件所围绕的一些焦点问题来看，倒是揭开了那一时期诗人的心理、情结甚至某种怨气，“我是在毫无思想准备的情况下，临时被卷入这场冲突中去的，当时你也在场。当时我连《岁月的遗照》都没读过，许多‘猫腻’是事后才知道的。发难的人确实没有冲着我，但这并不能成为我应该置之度外的理由。诗是公器，不应被舆论化，学术研讨会也不应成为‘讨伐’的场合。说到那场论争，‘地缘政治’只是一方面的原因，个人的因素同样重要，二者合成了一股；‘恶气’。”[38]1
一个具体话题的讨论和论争，必然会有一个大的文学和文化背景在无形中的影响。
在当代谈论新诗经典化问题，其难度是显而易见的。在一个连克林顿的总统就职诗都进入西方教材的今天，谈论经典化问题真的也许为时尚早。文学经典化过程相当复杂，尤其是文学经典化与当代文化语境之间的复杂关系应该引起格外注意。布鲁姆正是认识到经典化与当代文化语境之间的复杂关系，所以当他排定二十世纪经典时明显缺乏自信，甚至是有些自相矛盾。
荷兰学者佛克马于1993年在北京大学的学术讲演中谈到中国经典尤其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经典的构成问题，此后《文艺报》推出韩石山等人讨论文学经典的文章，《名作欣赏》从1992至1996年发表“名作求疵”文章。与此同时各种冠以“经典”字样的新诗选本大批涌现。这些出版界和媒体的“经典化”热潮不排除世纪末的人们对经典的文化想象，更不排除市场和商业化的操作。这种策略的极端后果就是市场上大量涌现的戏说和大话经典图书热以及近来的“恶搞”现象。在世纪末的语境中不排除一些机构争相夺取经典的文化权力。1998年由诗人朱文发起的《断裂：一份问卷和五十六份答卷》的调查报告[39]2和1999年葛红兵在《芙蓉》第6期所发表的《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写一份悼词》及稍后的《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写一份悼词》则在激烈争议中使世纪末的文学经典问题愈益尖锐化。1998年《诗刊》推出“最有印象的当代诗人”（五十名）排行榜，从而引发激烈争论。《诗选刊》2005年第5期公布“诗选刊·搜狐网：中国首次诗歌读者普查二十世纪以来最有影响力的诗人”。而《诗坛英雄座次排行榜》《化学元素与诗人之对照》《中国70年代诗人英雄座次排行榜》《80后英雄座次排行榜》等这些诗人的等级排列使人想到早年的瓶水斋主人的《乾嘉诗坛点将录》、汪辟疆的《光宣诗坛点将录》和钱仲联（梦苕庵）的《近百年诗坛点将录》。这些“游戏兴到之作”对诗人论资排辈的等级定位显示了编者的“诗歌史情结”和“江湖气”，并多少对诗歌史写作具有某种参照性和导向作用，即“足可备一代艺林掌故”。
在世纪末的经典化热潮中值得注意的是诗人的诗歌史焦虑，诗人直接参加诗歌活动、排行榜、诗歌评奖、各种名目的诗选和年鉴，提出诗歌史概念甚至直接参与新诗史写作。而隔海相望的台湾诗坛对诗人的经典化构造也同样显示出世纪末的焦虑。1999年3月，台湾文建会委托《联合副刊》承办的“台湾文学经典研讨会”在“国家图书馆”举行。与此同时，台湾笔会、笠诗社等团体召开“抢救台湾文学”记者会并发表声明。随后关于经典的争论在岛内激烈展开。早在1977年台湾推出由张默等人编选的源成版《中国当代十大诗人选集》就是相当明确的新诗经典化。1982年《阳光小集》举办“青年诗人心目中的十大诗人”活动。世纪初，台北教育大学台文所与《当代诗学》举行“台湾当代十大诗人”票选活动。这三次十大诗人评选活动，保持稳定地位的是痖弦、余光中、洛夫、杨牧、商禽、白荻。
同一件事情，当事人的出发点和观感却可能完全不同。于坚则从诗歌传播的角度谈到了“盘峰论战”所产生的某种积极性——
“盘峰论争”对我个人影响不大，因为我的写作一直都在继续，而且我思考的东西就是我说的东西，但是对其他人可能有很多坏处。对“知识分子写作”那方的真正诗人的影响其实也不大。“盘峰论争”真正的影响是为那些网络上有才华的无名诗人打开了一道光明之门。我们这一代人都在黑暗中写作，要倚靠各种刊物去发表自己的作品。“盘峰论争”以后，诗人都成了自己的主编，无论作品的好坏都直接送到读者面前，所以，改变了很多人，没有走我们走过的路。
（《为世界文身·468》）
从诗歌传播、发表和写作方式的改变来看，于坚对“盘峰论争”的反思是有道理的。难怪在“盘峰论争”如火如荼、你死我活之际登上诗坛并火速“崛起”的当时“下半身诗人”的扛旗人物沈浩波后来在一篇文章的开头这样宣告（当然主要是为“下半身”写作寻找合理图景）：“盘峰论争，是上个世纪的尾声，也开启了新世纪的中国当代诗歌”，也开启了“下半身的诗歌时代”和“中国诗歌的互联网时代”（2000年左右主要是诗歌论坛BBS）[40]1。
现在重新翻检当年的“盘峰论战”[41]2，双方各自都火气很大，未免意气用事的成分较多。地盘意识、江湖圈子、秩序重建、清理队伍、阵营站队、二元对立，相互不满以至于有时的争论变成了争吵甚至攻讦——北京与外省、知识分子与民间、普通话和口语、体制和民间……无论是双方的谁，都避免不了有些偏激：“没有与北京的批评家商量，就编了一本《1998·中国新诗年鉴》，并且居然卖了两万册，使北京的某几个新潮诗歌批评家90年代以来一直梦想的‘权威’地位一夕之间忽然落空。批评家们就恼羞成怒，完全不顾自己的职业道德，激烈之时，几个批评家围攻一位诗人，私人信件和私人电话都被作为攻击诗人的手段”[42]3，“这场由几个人策划并挑起的‘论争’，在一种权力欲望和挑衅心理的支配下，从一开始就超出了正常的文学论争范围”[43]1，“我承认，知识使我受益，但我总不至于笨到以为有了知识就能写诗。我在《与弗莱德·华交谈一下午》那篇对话中明确表达过，我的诗歌书写未知而不是已知。于坚在他的《穿越汉语的诗歌之光》（“诗歌之光”是一个隐喻，于坚反对隐喻），一文中表达了与我的观点完全一致的观点。我要声明的是，我的表达比他的表达早好几年，所以这种说法是我的发明而不是他的发明”[44]2，“我对前段时间有人提出的‘民间立场’却持相当的怀疑态度。不仅仅是对这一观点能否有利于诗歌发展，而且也是出于对提出者自身动机的怀疑。这个看似过激的口号在我看来最终只会对诗歌和诗坛带来消极的影响。换句话说，这一概念的提出，并非出于推动汉语诗歌发展的良好愿望，而只是建立在个人功利性的目的上——而这最终同所谓‘民间精神’是完全相悖的——因而它既不具有任何科学性，更不是对诗坛状况的客观总结。说好诗在民间，无疑会引起一些人的同情和共鸣，但关键在于对民间如何理解。”[45]3 臧棣的用语也同样尖锐直接，“现在，以‘知识分子写作’为对象的新一轮的丑化行动出现了，虽然它听上去像一架东拼西凑的诗歌战车，在发动它的伪劣的独断论引擎。就此而言，谢有顺的《内在的诗歌真相》（《南方周末》，1999.4.2）起到的是气喘吁吁的活塞作用，而沈奇的《秋后算账》（载《1998中国新诗年鉴》，花城版）则像是油垢斑斑的气缸。所设定的目标也显露出机械的笨拙；企图通过制造某种文学丑闻，来诋毁当代诗歌中的‘知识分子写作’。”[46]4 比较有意思的是，于坚在反驳另一拨阵营的诗人和批评家的观点的时候着意强调了他们的地域身份，显然在身居外省的于坚看来这构成了一种话语政治的强烈表征，“居住在石家庄的大学教授陈超说”“居住在北京市的北大博士研究生臧棣说”“住在北京市的大学教授程光炜”“居住在北京市的北大博士陈旭光”“没有与北京的批评家商量”“北京的某几个新潮诗歌批评家”“占着北京的舆论优势”等等。在于坚看来，北京和非北京诗人（外省诗人）的写作权利、写作心态和阅读效果史也截然不同：“以前读尼采，尼采也是多次痛骂‘德国上流社会文化’。北京的诗人们那么多想当‘贵族’，真是令人悲哀。你可以看看他们的小传：往往是什么‘曾译为×××国到过某国云云’。这是年轻一代的心态么？真令人悲哀。才过去了几年，许多‘斗士’就已经全目全非了。”[47]1 也就是早在八十年代，于坚就对“北京”的诗人和诗评家们非常不买账了：“一年将尽了，明年会怎样，许多人忧心忡忡。我们仍然是诗人。两袖清风，也就清风两袖吧。这不是一种寒酸态，乃是树立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形象所必然的。现在知识分子，自信力完全丧失。人的价值需要外国人来首肯，北京一帮诗人尽是这种心态，到了这一步，现代人格才有出生的希望。”[48]2 而从地缘政治文化中心论的角度来看，于坚确实一直把“北京”“北京诗人”“北京诗歌”视为是一个中心权力话语，而自己的外省和边缘位置使得他重新反思“普通话”写作，“于坚相当有意地把自己安置在遥远的最南端的城市——昆明这样一个地理上的边缘，而且他也并不像许多艺术家那样，丝毫没有表现出要向文化中心靠拢的意思。他认为自己是处在以范围广大的官方期刊所形成的诗坛的文化外围。他强调他自己以及其他民间立场派诗人的南部位置，称赞丰富的南方文化是培养独立精神的重要元素。”[49]
这种实有的或预设、假想的“中心”与“外省”（南方与北方，体制与民间）的二元对立以及相应的写作心理和姿态的差别，张枣却道出了二者内在的复杂性——起码不是完全对立的，对抗意识、写作的焦虑和文学断裂观念对于任何一方任何一种写作来说都会在一定范围内形成伤害，“后朦胧诗人执意将其写作之地的‘南方’界定成‘外省’，无非是以一种命定的边缘人写者姿态来宣称对言说效益的放弃，来宣称‘有何胜利可言呀/挺住就是一切’（里尔克）。越来越多的写作者认识到，地域策略的权力游戏只是对传统中一去不复返的诗歌话语权力的伤感缅怀，它只能导向对中国当代诗歌实质的误读。诗的母语既在国内又在海外；先锋，就是流亡。对手不在‘北方’，‘南方’亦未必是后朦胧诗的提喻：后朦胧诗人中的一些居于北京的南方籍作者如海子等，曾在诗中任性地呼唤过‘北方’和它草原的荒凉（这是惟一的，最后的，抒情，《日记》），既是对朦胧诗的地域命名做形而上和神话的补充和修正，又是对后朦胧诗的‘文人意识’和南方文化优越感的反叛，从而标明他的‘诗就是一场大火’这一同行既可认同又未必一定认同的诗学理想。”[50]
当年“盘峰论战”的导火线与中国新诗的选本文化有关。
这直接关涉到当时诗人们在那个时期的诗歌话语（权），无论是双方的谁都急于总结“九十年代诗歌”，而“九十年代诗歌”显然不是一个不言自明的物理时间，而是灌注了各种观念、立场、主义、分歧的话语场。当时民间派最不满意的就是程光炜编选的《岁月的遗照》[51]2，认为这是对整体知识分子诗人之外写作的极大忽视和侮辱。汉学家柯雷认为尽管任何选集都难免带有个人印记和编选者的主观性，但是程光炜的诗选《岁月的遗照》和序文《不知所终的旅行》以及“九十年代诗歌”的理解则带有公然的偏见[52]1。于是，就有了近乎针锋相对的诗歌选本《〈他们〉十年诗歌选》以及《1998中国新诗年鉴》。邹建军认为这一诗歌年鉴是中国“第三代”诗歌的总结性选本，具有在一个新世纪即将开始之前的宣言性质，其文本价值和理论意义是不可低估的[53]2。限于当时各自鲜明的立场，对双方选本的评价自然莫衷一是，“明明是‘知识分子写作’的小圈子们的‘倾向诗选’，却要盗用‘90年代’，这一点，与《〈他们〉十年诗歌选》的光明磊落相比，可谓是相形见绌。”[54]3 于坚还把编选新诗年鉴的情形无比温柔地写进了一首诗里（2000年1月）：
我们在温暖的房间里
为2001年的中国
编一部《新诗年鉴》
外面 下着雪
冰凉的诗稿拿在我们手上
似乎也穿上了棉衣
我们的工作是把某些新鲜的汉语
永远地留下 像冰箱
模仿着冬天
一个冬天 又一个冬天
外面在下雪 雪花翻滚着
像是一棵白色的大树
被谁的手摇晃着 那些叶子呀
它们可不想 像诗歌那样赖着不走
只在世界上待了一小会儿
它们就快快乐乐地融化
（《在冬天编〈中国新诗年鉴〉》）
1999年，唐晓渡编选的《现代汉诗年鉴·1998》[55]1 和杨克主编的《1998中国新诗年鉴》[56]2 似乎都在为“九十年代诗歌”确立传统。具体到这两个选本（一南一北）以及之前程光炜编选的《岁月的遗照》和“盘峰论战”后王家新和孙文波编选的《中国诗歌九十年代备忘录》（王家新以笔名子岸编写了《90年代诗歌纪事》，这篇倾向性明显的文章被对立者认为严重歪曲了九十年代诗歌的历史和真相。值得注意的一个细节是，在1994年的纪事部分王家新特意强调了于坚在该年九月获得了中国作协协会的庄重文文学奖，显然这一官方的奖项与于坚倡导的“民间”立场相矛盾），在诗歌选择和评价标准上显然差异巨大，它们“是两种不同文化背景下的‘知识型构’”[57]3。比如《岁月的遗照》，按照诗人的排序以及所选诗作的数量（张曙光10首，王家新10首，翟永明10首，西川10首，臧棣10首，欧阳江河9首，肖开愚9首，陈东东9首，孙文波8首，王艾8首，孟浪7首，柏桦6首，张枣5首，其中还选了这些诗人的一部分长诗和组诗，比如西川的《致敬》、陈东东的《炼狱故事》、翟永明的《道具和场景的述说》《莉莉和琼》），于坚和韩东（各选了两首，分别是韩东的《多么冷静》《美好的日子》，于坚的《啤酒瓶盖》《避雨的鸟》）显然是忽视和边缘化了，甚至程光炜在《不知所终的旅行》的长篇序言中几乎未正面提及韩东和于坚，提到了一次《他们》也是作为强调民刊《倾向》（这一民刊所涉及的诗人是欧阳江河、张曙光、王家新、陈东东、柏桦、西川、翟永明、肖开愚、孙文波、张枣、黄灿然、钟鸣、吕德安、臧棣和王艾。这些诗人都作为第一序列的重量级诗人在《岁月的遗照》中得以体现）的意义而作为比照，“《倾向》以及后来更名的《南方诗志》对《今天》《他们》《非非》艺术权威的取代，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一个诗歌思潮对另一诗歌思潮的顶替，它们之间不是连续性的时间和历史的关系，而是福柯所言那种‘非连续性的历史关系’。”[58]1 在政治文化语境和诗歌写作转折的年代，《今天》确实起到了不容忽视的作用。钟鸣尤其强调了《今天》对第三代诗人的影响，但他认为《今天》的影响也是选择性的，自己就没有受到《今天》的影响。他认为这和《今天》上的诗歌写作在美学趣味仍然僵化有关，“《今天》的作品，单纯得仍让我感到一种固定的美学折射，还没有完全松开关节上的木螺钉。”[59]2 提到诗人的“个人生活”题材的处理，程光炜则将张曙光和于坚、韩东做了比较，强调的是张曙光区别于二人的特殊之处——这显然不能让于坚和韩东接受，张曙光“在诗歌题材上与于坚、韩东经常触及的日常生活是似曾相似的，但他的处理方式却与前者截然不同。在《岁月的遗照》里，他运用了于、韩二人惯用的反讽手法，但也将后者少有的有古典怀念意味的独白纳入其中。与他们单纯的讥讽明显形成差异的是，‘判断’的权力显然被放弃了，代之而来的是或喜剧或悲剧的模糊闪烁的现代人复杂的‘观察’眼光”[60]3。但是，这也并不意味着程光炜完全忽视于坚的诗歌意义，《岁月的遗照》这部引发“民间”诗人巨大不满的争议性的九十年代诗歌选本在书的最后设置了一个附录《推荐阅读诗集、评论集》。其中推荐阅读的诗集部分共涉及十位诗人，除了昌耀、王家新、欧阳江河、西川、翟永明（原书此处将翟永明误为“翟家明”）、陈东东、肖开愚、海子和孙文波之外，专门提到于坚的诗集《对一只乌鸦的命名》。
当代的众多诗人以及诗歌运动几乎都与某个民刊有着密切的关系，民刊几乎也成为这些诗人作品的首发地，并进而通过其他纸媒和网络在更大范围传播。自1980年代中期尤其是上个世纪末到本世纪初，众多出版社都推出了各种诗歌年选和诗歌年鉴。而大量的名目繁多的诗歌选本又提出了诸多新诗史概念。这些概念尽管倍受争议、歧义颇多，但对当代新诗史的进程还是有一定的影响。无论是《岁月的遗照》还是《1998中国新诗年鉴》的编选者还是各自的支持者，几乎都试图站在诗歌史的高台上对这一特殊阶段的诗歌做出历史性的总结。质言之，具体到以上的诗本及其携带的选本文化，各自的内驱力却是大体一致的，即确立当代诗歌的话语谱系和写作方向的坐标。
唐晓渡——“在我们编纂本《年鉴》的同时，另一批朋友也在编纂《中国新诗年鉴·1998》。以中国之大，‘诗歌人口’之多，诗歌传统之源远流长，两本《年鉴》非但不多，甚至还不够。更客观、更公正的评估来自更多的参照。”[61]
于坚——“真正的诗歌通常只能通过民间的渠道发表，二十年来，杰出的诗人无不出自民间刊物。”[62]
杨克——“尽管《1998中国新诗年鉴》作为诸多导火索之一，引发了火星四溅的‘盘峰论剑’，以及后来硝烟滚滚的笔墨战，我觉得至少我本人没有理由回应，这并非要作出某种姿态和风度，唯一的原因是我是该书的主编，任何批评者其实也是一名读者，无论出于何种目的，他都有权利说三道四。心态比较松弛还基于自信，虽然我明白，要编出一本完美无缺的诗选几乎是不可能的，但相对来说，我有把握认为这本年鉴有益于当下诗歌建设。”[63]
程光炜——“我们心里都非常清楚，促使心境、艺术趣味乃至整个灵魂完全转变的因素绝不止于美国诗人斯蒂文斯的这一格言式的诗句，而是由于更深刻的原因。反过来说，斯蒂文斯使我们在一种茫然失措的心情中，突然意识到还有一个更为重要的东西。恰在1991年初，我与诗人王家新在湖北武当山相遇，家新拿出他刚写就不久的诗《瓦雷金诺叙事曲》《帕斯捷尔纳克》《反向》等给我看。我震惊于他这些诗作的沉痛，感觉不仅仅是他，也包括在我们这代人心灵深处所发生的惊人的变动。我预感到：八十年代结束了。抑或说，原来的知识、真理、经验，不再成为一种规定、指导，统驭诗人写作的‘型构’，起码不再是一个准则。”[64]
尽管今天看来，其时各自的诗人在一些文本中已经不言自明地验证了写作自身的成色和品质，但是在“当代”的语境中诗歌很容易被伦理和道德化，甚至容易形成各自的对立以及自我中心的加剧。
无论是一场蒙蒙细雨，还是滚滚硝烟，我们希望当时的诗人为诗歌建设做出了努力和贡献，而不是相反。
多年后，于坚说出了这样一句话：“盘峰会议是钻了空子，……知识分子和民间诗人都是民间的。”
[1] 唐晓渡：《从死亡的方向看》，《与死亡对称》，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页。
[2] 霍俊明、沈浩波、颜炼军、王士强：《当代“长诗”——现象、幻觉、可能性及危机》，《扬子江诗刊》2018年第1期。
[3] 于坚：《为世界文身》，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15年版，第177页。
[4] 张清华、唐晓渡：《当代先锋诗：薪火和沧桑》，《当代先锋诗30年：谱系与典藏（1979—2009）》2012年版，第15页。
[5] 于坚：《为世界文身》，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15年版，第189页。
[6] [荷兰]柯雷：《精神与金钱时代的中国诗歌》，张晓红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176页。
[7] 于坚：《于坚诗学随笔》，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有限公司2010年版，第150页。
[8] 于坚：《答〈他们〉问》，《于坚诗学随笔》，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有限公司2010年版，第150—151页。
[9] 于坚：《答朱柏琳女士问》，《于坚诗学随笔》，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有限公司2010年版，第195页。
[10] [法]米歇尔·福柯：《知识考古学》，谢强、马月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99页。
[11] [荷兰]柯雷：《精神与金钱时代的中国诗歌》，张晓红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186页。
[12] 奚密：《诗与戏剧的互动：于坚〈0档案〉的探微》，《诗探索》1998年第3辑。
[13] 于坚：《为世界文身》，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15年版，第190页。
[14] 韩东：《“诗九首”编后》，《韩东散文》，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8年版，第150页。
[15] 于坚：《棕皮手记》，《于坚思想随笔》，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有限公司2010年版，第237页。
[16] 于坚：《为世界文身》，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15年版，第188—189页。
[17] 于坚：《为世界文身》，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15年版，第185页。
[18] [荷兰]柯雷：《精神与金钱时代的中国诗歌》，张晓红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189—190页。
[19] 于坚：《山洞记》，《于坚大地随笔》，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有限公司2010年版，第179页。
[20] 霍俊明、沈浩波、颜炼军、王士强：《当代“长诗”——现象、幻觉、可能性及危机》，《扬子江诗刊》2018年第1期。
[21] 于坚：《对〈0档案〉发言》，《以个人的方式想象世界》，生活书店出版有限公司2015年版，第254页。
[22] 谢冕：《对〈0档案〉发言》，《以个人的方式想象世界》，生活书店出版有限公司2015年版，第255页。
[23] 臧棣：《对〈0档案〉发言》，《以个人的方式想象世界》，生活书店出版有限公司2015年版，第251页。
[24] 尹昌龙：《对〈0档案〉发言》，《以个人的方式想象世界》，生活书店出版有限公司2015年版，第252页。
[25] 唐晓渡、张清华：《对话当代先锋诗：薪火与沧桑》，《中国先锋诗30年：谱系与典藏（1979—2009）》2012年版，第15页。
[26] 陈超：《“反诗”与“返诗”——论于坚诗歌别样的历史意识和语言态度》，《南方文坛》2007年第3期。
[27] 同上。
[28] 米兰·昆德拉：《小说的艺术》，董强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年版，第140页。
[29] 米兰·昆德拉：《小说的艺术》，董强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年版，第146页。
[30] 唐晓渡、张清华：《当代先锋诗：薪火和沧桑》，《中国先锋诗30年：谱系与典藏（1979—2009）》2012年版，第15页。
[31] 米兰·昆德拉：《小说的艺术》，董强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年版，第127页。
[32] 奚密：《诗与戏剧的互动：于坚〈0档案〉的探微》，《诗探索》1998年第3辑。
[33] 唐晓渡：《重新做一个读者》，《唐晓渡诗学论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99—100页。
[34] [荷兰]柯雷：《精神与金钱时代的中国诗歌》，张晓红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263页。
[35] [荷兰]柯雷：《精神与金钱时代的中国诗歌》，张晓红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351页。
[36] [荷兰]柯雷：《精神与金钱时代的中国诗歌》，张晓红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372页。
[37] [荷兰]柯雷：《精神与金钱时代的中国诗歌》，张晓红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375—376页。
[38] 唐晓渡、张清华：《对话当代先锋诗：薪火和沧桑》，《当代先锋诗30年：谱系与典藏（1979—2009）》，江苏文艺出版社2012年版，第26页。
[39] 《北京文学》1998年第10期。
[40] 沈浩波：《新世纪以来的中国先锋诗歌》，微信公众号“磨铁读诗会”（2017-1-21）。
[41] 1999年4月16日至18日由《诗探索》《北京文学》、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北京作家协会联合举办的“世纪之交：中国诗歌创作态势与理论建设研讨会”，因会议地点在北京平谷的盘峰宾馆，后称之为“盘峰论战”。
[42] 于坚：《真相——关于“知识分子写作”和新潮诗歌批评》，《诗探索》1999年第3期。
[43] 王家新：《从一场濛濛细雨开始》，《中国诗歌九十年代备忘录》，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页。
[44] 西川：《思考比谩骂更重要》，《北京文学》1999年第7期。
[45] 张曙光：《90年代诗歌及我的诗学立场》，《中国诗歌九十年代备忘录》，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5页。
[46] 臧棣：《当代诗歌中的知识分子写作》，《诗探索》1999年第4期。
[47] 于坚1988年2月25日写给陈超的信。
[48] 于坚1988年12月17日写给陈超的信。
[49] [美]Jillian Shulman：《于坚：一个置身存在的诗人》，《大家》2004年第2期。
[50] 张枣：《朝向语言风景的危险旅行》，《今天》1996年第4期。
[51] 《岁月的遗照》，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
[52] [荷兰]柯雷：《精神与金钱时代的中国诗歌》，张晓红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358页。
[53] 邹建军：《中国“第三代”诗歌纵横论——从杨克主编〈1998中国新诗年鉴〉谈起》，《诗探索》1999年第3辑。
[54] 沈奇：《秋后算账——1998：中国诗坛备忘录》，《出版广角》1999年第2期。
[55] 编委有牛汉、唐晓渡、欧阳江河、陈超、杨炼、西川、翟永明、臧棣以及台湾的郑愁予、向明和奚密。
[56] 编委是韩东、于坚、杨克、温远辉、谢有顺等。
[57] 程光炜：《不知所终的旅行》，《山花》1997年第11期。
[58] 程光炜：《不知所终的旅行》，《山花》1997年第11期。
[59] 钟鸣：《旁观者·第二卷》，海南出版社1998年版，第702页。
[60] 程光炜：《不知所终的旅行》，《山花》1997年第11期。
[61] 唐晓渡：《现代汉诗年鉴·1998·前言》，中国文联出版社1999年版，第1页。
[62] 于坚：《穿越汉语的诗歌之光》，《1998中国新诗年鉴》，花城出版社1999年，第1页。
[63] 杨克：《并非回应——关于〈1998中国新诗年鉴〉的多余的话》，《诗探索》1999年第4辑。
[64] 程光炜：《不知所终的旅行》，《山花》1997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