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心与外省：语言区隔与重置发声
诗人的旅途总会显得特别，而且诗人似乎热衷于在路上的状态，“在漫长的旅途中/我常常看见灯光”（于坚《在漫长的旅途中》），“以前我到过许多地方/遇见过许许多多的人”（于坚《以前我到过许多地方》）。尤其是当诗人所经历的空间浸染上时代风貌和文化象征的时候，事物和风景就具有了不同一般的投射性，“诗人的旅程是独特的，不过这种认为运动、旅行、探索将会强化一个人的感性生命力的想法，却是属于18世纪普遍风行的旅行热。有些旅行形式当然会让欧洲人感受到异国奇妙温暖气候的刺激。但是，歌德的旅行不是为了寻找娱乐。他到意大利去不是为了寻找未知事物或原始事物，而是觉得自己要改头换面，要离开中心。他的旅行比较接近人正处于成形中的‘漫游期’（wanderjahre）。在这段时间，长辈总是鼓励年轻的男女在安定下来之前能去旅行、漂泊。在启蒙运动的文化中，人们总是为了寻找身体上的刺激及心灵上的澄清而离开原来的地方。这些想法来自于科学，延伸到了环境的设计，经济上的改革，甚至影响了诗意的形成。”[40]
与旅行相反的是原在状态，是回到生活和此地。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具体到文化空间的等级性，有人认定自己所处的空间是“外省”“边地”和“次要下等区域”，“一九一八年三月十七日晚上，在西班牙南部格拉纳达市文化中心，十九岁的大学生费特列戈·加西亚·洛尔迦，在朋友们面前朗诵了他即将出版的散文集《印象与风景》。这是他头一次在公众场合朗诵。他中等身材，黑发蓬乱，浓眉在脸上显得突兀。他对自己的处女作毫无把握，在序言中称其为‘外省文学的可怜花园里又一枝花’。”[41]1 于坚也这么认为，甚至包括在语言形态和功能以及主次、差异的理解上，“在外省，人们实际上通常使用两套话本交流，普通话往往表达的是公开话本，而日常口语则以方言的形式表达着民间（私人房间）话本。”[42]2 尤其是在特殊的年代地缘政治和中心文化的影响是巨大的，而不同区隔的反应则是有差别的，以距离政治文化中心的远近直接关联——就如一个人向湖水的正中央扔了一块石头，波纹是从那个中心点慢慢扩散到最边缘地带的，“那时候北岛他们在北京已经崛起了，我们在外省，还在黑暗里自己慢慢地写。这也是中国地缘文化造成的落差，如果你在北京，那是一回事，你在昆明，就太缓慢了，很多很优秀的诗人，我估计就是，他没有等到时间接受的时候，就消失掉了。除了北京，其他都在黑暗中。你如果不依靠你自己内在的强大精神支撑着的话，很可能就写不下去了。”[43]
政治文化和地缘带来的接受传导的差异性是事实，另一个更为重要的是这形成了区域分隔性的精神资源接受史和差异性的写作史，“像我的写作历史，因为我是在云南这样比较偏僻的地方，所以我早年的写作很难看到‘朦胧诗’那些诗人可以看到的那种‘灰皮书’。我看到多多的一首诗，是1972年写的《致茨维塔耶娃》，我很震惊，那个时代他们就可以看到西方现代派的书，他们有着有利的条件吗？但是像我这种在外省偏远地区的人，你怎么汲取文学的营养？你怎么获得文学上的价值判断？你只能是来自中国的草根文化。比如说我看到的是中国古典的东西，那么中国古典的东西是不是可以给你提供一种现代主义的价值？现代派是否定这一点的，认为肯定不可能，他们把它看成是一种过时、落后的东西。但是，以我自己的经验来说，绝对不是这样的，我成为一个现代主义诗人，我的那种价值判断实际上来自中国古代文学的修养。”[44]1 这就是“在古典的方向上长出一毫米”，这就是诗人和传统的当代关系。当然，这也从反面回答了城市、中心和文学话语权以及现实生活差异的问题。外国诗人和翻译家在面对中国首都北京之外的诗人的时候，总会不由自主地聚焦于西南地区的云南和昆明，“昆明，作为中国最遥远的西部云南的省会，不一定是作为文化大都市著名，但这里却是中国这片土地上最重要的诗人之一——于坚的故乡。于坚出生在这里，成长在这里，至今也生活在这里。因此与其他大多数中国当代诗人相反，他自觉地将自己命名为：故乡诗人……他给自己的这一结论做了如下的描述：作为遥远边疆的诗人，我们与首都诗人最大的区别就是，国家意识形态对我们的影响相对较小，而大地与我们密切相关。”[45]2 于坚，不断抒写着云南和昆明，这是他诗歌的基本现实。当然，“中国”“文革”“边疆”“首都”“外省”“中心”“政治”“意识形态”“故乡”这些关键词所构筑成的中国诗人形象显然在西方汉学家那里又具有了特殊的意义和联想——更容易成为一种身份和泛政治化的解读，正如第三世界的寓言一样。所以德国学者马克·赫尔曼在德语版《0档案》的译后记中还会格外强调那些带有强烈政治文化象征性以及叛逆、异端、不合时宜的“地下文学”的场面，“那个时代诗歌写作充满激情，写作不是‘到语言为止’的修辞游戏，‘到语言为止’实际上是对泛意识形态时代的一种反动。我记得我们作为中国最早穿牛仔裤留长发的诗人，就是穿着打扮也是危险的。有一个夜晚，昆明的一个大型活动上，一伙诗人、画家在人群中间跳迪斯科，疯狂者的头发旋转起来可以抽痛人，几百人的晚会，大家都停下来，看着这些人跳，我觉得我们马上就要出事了，有一种公开犯罪的快感。我的一位朋友因为邀约人去家里跳两步舞而被捕。写诗非常危险。这件事情本身就是被禁止的，因为无法把握你到底在含沙射影什么。”[46]1 由当年捷克作家伊凡·克里玛的“布拉格精神”，我更愿意强调于坚的“云南精神”或“故乡精神”，这是一种历史性的认识，是对写作者的空间认知、地方性知识和个体生活与时代写作命运的综合考量和辩难。
诗歌在很大程度上是语言的更替与革新，因为语言自身就包含了强大的场域，“文学的可靠性要求我们写作时心存这样或那样的说话对象。然而我们不是生活在旷野里，语言本身，与其传统一道辖制着我们，伴随着该语言的其他使用者对其期许的压力”“我们依赖我们使用的语言。当然我也可以举出反面的例子：有些诗人的诗歌形态不允许他们我行我素，因为他们受制于他们的语言，无力触及大胆的思想。”[47]2 语言的革命恰恰是需要一代又一代诗人的缓慢更新来完成的。在语言层面，普通话居于中国语言系统的主导性地位，但是也并不意味着方言以及其他语言可以忽略不计，“在中国的12亿人中有8亿多人讲普通话，这是世界上作为本族语使用的人数最多的语言。还有大约3亿人讲另外7种语言，这些语言和普通话的关系以及他们彼此间的关系，就像西班牙语和意大利语的关系一样。因此，不但中国不是一个民族大熔炉，而且连提出中国是怎样成为中国人的中国这个问题都似乎荒谬可笑。”[48]
于坚把当代汉语诗歌分为普通话写作的向度（北京、中心、体制、知识分子）和受到方言影响的口语写作（外省、方言、口语、民间）的向度，而这两种话语方式显然又是对应于“中心”与“外省”的语言政治学（普通话与方言，书面语和口语，北方与南方）。显然，这并不是简单的日常交流的问题，也不是纯诗的语言问题，而是作为一种语言的意识形态提出来的，“作为一个出生在南方，并且在那儿长大成人，一直讲着故乡方言的人，如果在一群操标准的普通话的人中间，我学着亚马多·内沃尔的警语套一句，普通话把我的舌头变硬了，那么我肯定不是在开玩笑。当我操普通话交谈的时候，我确实明白我已经成了一个毫无幽默感、自卑、紧张、口齿不清而又硬要一本正经的角色。我并不想贬低普通话对汉语的贡献，我更没有把普通话与英语在拉丁语系中的地位相提并论的意思。但经验告诉我，在我的日常口语即方言中，我的语言天赋会得到更有效的发挥。我可以肯定，有这种经验的不只是我一个人。尤其在南方，普通话可能有效地进入了书面语，但它从未彻底地进入过口语，方言总是能有效地消解普通话，这甚至成了人们的一种日常的语言游戏。我或许可以说的是，普通话把汉语的某一部分变硬了，而汉语的柔软的一面却通过口语得以保持。”[49]
推而广之，在于坚看来，诗歌还必须抵制欧化的翻译体。汉语和英语的关系在于坚这里一定程度上也是对立的、不相容的，除了诗歌语言内在性的考量之外，这也是无形中对全球现代性（global modernity）和殖民现代性（colonial modernity）的警惕。当然完全地排斥英语和异域文化也是狭隘的：“对于汉语诗人来说，英语乃是一种网络语言，克隆世界的普通话，它引导的是我们时代的经济活动。但诗歌需要汉语来引领。汉语的历史意识和天然的诗性特征导致它乃是诗性语言，它有效地保存着人们对大地的记忆，保存着人类精神与古代世界的联系。我以为本世纪最后二十年间，世界最优秀的诗人是置身在汉语中。我们对此保持沉默、秘而不宣。”[50]2 与此同时，在特殊的诗歌文化语境中于坚还把这个矛头指向了“知识分子写作”与“西方语言资源”，“我们时代最可怕的知识就是‘知识分子写作’鼓吹的汉语诗人应该在西方获得语言资源，应该以西方诗歌为世界诗歌的标准。”[51]1 而这必然导致被批评的“知识分子写作”的反批评，“在此民族主义高涨的年头，这话说得可谓振振有辞，极富煽动性。但问题在于：有哪一位诗人或批评家这样‘鼓吹’过呢？当然，于坚也曾处心积虑地举出一些‘例证’。他除了断章取义，肆意歪曲其他诗人的写作外，也从我的组诗《伦敦随笔》中找出了一句‘透过玫瑰花园和查特莱夫人的白色寓所/猜测资产阶级隐蔽的魅力’，来向人们暗示我是多么地崇洋媚外！是这样吗？容我把那一段诗引证如下：‘现在你看清了/那个仍在伦敦西区行走的中国人：透过玫瑰花园和查特莱夫人的白色寓所/猜测资产阶级隐蔽的魅力，/而在地下厨房的砍剁声中，却又想起/久已忘怀的《资本论》……’我想一个稍有头脑的读者不难体会到其中真义。人们读到于坚这篇文章（《棕皮手记：诗人写作》）后说他在装傻，因为他毕竟写诗多年，不至于看不出这些诗句所蕴含的沉痛的历史反讽。但我想于坚并不傻，在中国这样一个社会，他知道如何利用某种‘合群的爱国的自大’（鲁迅语），某种意识形态的蛊惑力去煽动大众，让人们不假思索地就跟着他一起去‘痛心疾首’！这是一个正直的诗人应有的品格吗？”[52]
回到具体的语言实践，在于坚看来诗人必须去除惯性的隐喻体统，维持普通话语境下方言和口语的权利。而对于其他诗人而言，方言与日常交流和普通话写作的关系与于坚的理解显然不同，甚至在西渡（浙江浦江人）这里差异巨大——他强调了“方言”在日常和文学表达中双重的局限性。无论如何，西渡的说法是值得引起重视的，在此兹录一段以供参照：“于坚声称，‘口语的写作的血脉来自方言’，‘在南方，方言一直是诗歌的母语’。我承认，每一种语言都有其难以为其他语言所复制的特殊魅力，对汉语方言来说也是如此。但是我同样相信，每一种语言也有其各自的局限性，这是它保持或形成其特殊魅力所付出的必要的代价。对汉语方言来说，这一代价就是词汇的贫乏，而造成方言词汇量贫乏的原因不是别的，正是方言语言系统的封闭性。而这种封闭却正是保持方言的特殊性和纯正性所要求的。这就是我说的代价。为了证明方言的优势，于坚举例说‘不可想象两个四川盆地长大的恋人絮语可以用普通话来絮絮叨叨’。我想以自己的经验证明事实并非全然如此。我在十八岁以前一直使用一种纯正的南方方言作为我的日常用语，它的使用人口只有数十万。无论相对于普通话或是其他大方言系统，它都是足够独特的一种语言系统。但是我发现使用这样一种方言有其特殊的困难，就是它的词汇量少到不足以表达人们的日常经验，即使当地纯正的农民在表达某些事物时也不得不借用某种半官话性质的语言，而它的大量用语就从普通话借用而来。如果一对当地的恋人要想用这种他们日常使用的语言表达比‘我想要你’之类更细腻、更富于个人性的感情，他们一定会觉得非常难堪，因为这个语言系统根本不曾为他们提供相应的词语。这也许是令人奇怪的，但事实确实如此。”[53]
在具体的写作实践中，语言问题确乎是第一位的，而真正做到个人意义上的“语言”，其难度是巨大的。这来自于各个方面所长期形成的无形的压力和桎梏，“我们北方的语言却是得益于权力的分配。在清代之前的中国历史里，权力向北方的倾斜使这一地区的语言成为了统治者，其他地区的语言则沦落为方言俚语。于是用同样方式书写出来的作品，在权力的北方成为历史的记载，正史或者野史；而在南方，只能被流放到民间传说的格式中去。我就是在方言里成长起来的。有一天，当我坐下来决定写作一篇故事时，我发现二十多年来与我朝夕相处的语言，突然成为了一堆错别字。口语与书面表达之间的差异让我的思维不知所措，如同一扇门突然在我眼前关闭，让我失去了前进时的道路。”[54]
[1] [荷兰]柯雷：《精神与金钱时代的中国诗歌》，张晓红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217—218页。
[2] 刘利民、朱文：《韩东采访录》，《韩东散文》，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8年版，第274页。
[3] 于坚：《说我的几首诗》，《山花》2017年第7期。
[4] 于坚：《棕皮手记》，北京邮电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55—56页。
[5] [奥地利]莱纳·玛利亚·里尔克：《论塞尚》，《国际诗坛》第3辑，漓江出版社1987年版，第238页。
[6] [德]马丁·海德格尔：《海德格尔选集》，上海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425页。
[7] [奥地利]里尔克：《里尔克致波兰译者的信》，《杜伊诺哀歌》，刘皓明译，辽宁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182页。
[8] 1990年11月10日于坚给陈超的信（未刊稿）。
[9] [爱尔兰]希尼：《挖掘》，袁可嘉译，《外国诗歌鉴赏辞典·3·现当代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0年版，第45—46页。
[10] 姜涛：《“全装修”时代的“元诗”意识》，《文艺研究》2006年第3期。
[11] 张枣：《朝向语言风景的危险旅行》，《今天》1996年第4期。
[12] [美]Jillian Shulman：《一个置身存在的诗人》，《星星》2003年4月号上半月刊。
[13] [法]卢梭：《忏悔录》，黎星译，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1页。
[14] 陈超：《“反诗”与“返诗”——论于坚诗歌别样的历史意识和语言形态》，《南方文坛》2007年第3期。
[15] 同上。
[16] 郑敏：《语言观念必须革新：重新认识汉语的审美功能与诗意价值》，《结构—解构视角：语言·文化·评论》，清华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73页。
[17] [美]弗雷德里克·詹姆逊：《语言的牢笼 马克思主义与形式》，钱佼汝译，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第40页。
[18] 张枣：《朝向语言风景的危险旅行》，《今天》1996年第4期。
[19] 张枣：《朝向语言风景的危险旅行》，《今天》1996年第4期。
[20] 陈超：《打开诗的漂流瓶——现代诗研究论集》，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257页。
[21] 唐晓渡：《“朦胧诗”之后：二次变构和“第三代诗”》，《唐晓渡诗学论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79页。
[22] 韩东：《三个世俗角色之后》，《韩东散文》，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8年版，第123页。
[23] 陈超：《“反诗”与“返诗”——论于坚诗歌别样的历史意识和语言态度》，《南方文坛》2007年第3期。
[24] [爱尔兰]西默斯·希尼：《舌头的管辖》，《希尼诗文集》，黄灿然译，作家出版社2001年版，第251页。
[25] 陈超：《精神重力与个人词源：中国先锋诗歌论》，台北新锐文创2013年版，第21页。
[26] 韩东：《第二次背叛：第三代诗歌运动中的个人及倾向》，《韩东散文》，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8年版，第128页。
[27] 王一川：《在口语与杂语之间——略谈于坚的语言历险》，《当代作家评论》1999年第4期。
[28] 陈超：《生命诗学论稿》，河北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285页。
[29] 于坚、谢有顺：《于坚谢有顺对话录》，苏州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40—241页。
[30] 于坚：《拒绝隐喻》，《拒绝隐喻·于坚集卷5》，云南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29页。
[31] 陈超：《“反诗”与“返诗”——论于坚诗歌别样的历史意识和语言态度》，《南方文坛》2007年第3期。
[32] 姜涛：《一次穿越语言的陌生旅行》，《以个人的方式想象世界》，生活书店出版有限公司2015年版，第188页。
[33] 陈大为：《论于坚诗歌迈向“微物叙事”的口语写作》，《台湾诗学季刊》2012年总第十九期。
[34] 于坚：《拒绝隐喻》，《拒绝隐喻·于坚集卷5》，云南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27—129页。
[35] 于坚：《为世界文身》，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15年版，第204页。
[36] [意]吉奥乔·阿甘本：《幼年与历史：经验的毁灭》，尹星译，河南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58页。
[37] [圣卢西亚]德里克·沃尔科特：《白鹭》，程一身译，广西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15页。
[38] 于坚：《诗歌精神的重建——一份提纲》，《拒绝隐喻·于坚集卷5》，云南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05页。
[39] [荷兰]柯雷：《精神与金钱时代的中国诗歌》，张晓红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329页。
[40] [美]理查德·桑内特：《肉体与石头——西方文明中的身体与城市》，黄煜文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6年版，第303页。
[41] 北岛：《洛尔迦：橄榄树林的一阵悲风》，《时间的玫瑰》，江苏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第1页。
[42] 于坚：《诗歌之舌的硬与软：关于当代诗歌的两类语言向度》，《拒绝隐喻·于坚集卷5》，云南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47页。
[43] 于坚：《为世界文身》，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165页。
[44] 《于坚谢有顺对话录》，苏州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93页。
[45] [德]马克·赫尔曼：《深深地沉入他的时代的黑夜之中》，贺念译，《以个人的方式想象世界》，生活书店出版有限公司2015年版，第152页。
[46] 于坚：《“我一直是个故乡诗人”》，《经济观察报》2006年2月27日。
[47] [美]切斯瓦夫·米沃什：《米沃什词典》，西川、北塔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77—78页。
[48] [美]贾雷德·戴蒙德：《枪炮、病菌与钢铁》，谢延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6年版，第349页。
[49] 于坚：《诗歌之舌的硬与软——关于当代诗歌的两类语言向度》，《拒绝隐喻·于坚集卷5》，云南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37页。
[50] 于坚：《我们时代的诗歌》，《山花》1999年第4期。
[51] 于坚：《穿越汉语的诗歌之光》，《1998中国新诗年鉴》，花城出版社1999年版，第6页。
[52] 王家新：《知识分子写作，或曰“献给无限的少数人”》，《大家》1999年第4期，《诗探索》1999年第2期。
[53] 西渡：《对几个问题的思考》，《诗探索》1999年第2辑。
[54] 余华：《许三观卖血记·意大利文版自序》，作家出版社2014年版，第9—1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