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在餐桌旁的一代：谁造谁的反？谁革谁的命？
孤独的反叛，语言或历史在地下捣乱。
（奥克塔维奥·帕斯《诗歌与世纪末》）
“谁造谁的反？”“谁革谁的命？”这两句话冒出来的时候我自己都吓了一跳。
实际上这是一次追问，为什么二十世纪以来的中国汉语诗歌往往是在高分贝、不容置疑、真理在握式的造反与革命，且更多的时候是二元对立、你死我活的亚罗米尔式的“要么一切，要么全无”的斗争中进行的？纯诗与非纯诗、抒情与叙事（戏剧化）、口语与非口语、经验与想象、介入与疏离、个人与整体、知识分子写作和民间写作、朦胧诗和第三代，在这种二元对立思维中成为水火不容之物。
于坚对朦胧诗人的反拨、对海子等“才子式”“青春期”写作的不满，表达诗人的独立见解，是情理之中的事情。但是在八十年代的第三代诗歌运动中，这代表了其时很多人的诗歌认识以及急于更新诗歌史的集体冲动。而从诗歌内部和写作谱系来说，任何一种写作尤其是当代中国的新诗写作都会存在着天然的局限性，第三代诗歌也同样如此。
“第三代”作为一个整体现象又是什么时候出现？一般研究者大抵认为“第三代”这个概念源于《第三代诗会》题记：“随共和国旗帜升起的第一代人/十年铸造了第二代/在大时代广阔的背景下，诞生了我们/——第三代人。”[1]1 而兰州当年曾经出现过一本名曰《第三代》的油印刊物，封面写有：北岛他们是第一代/北岛的那些子孙们是第二代/我们是第三代。并引埃兹拉·庞德的诗句：“哦/自大透顶的一代/别扭透顶的一代”。而万夏等人则认为：“第一代人为郭小川、贺敬之这辈，第二代人为北岛们的‘今天派’，第三代人就是我们自己’。”[2]2 可见对谁是第一代、第二代、第三代还是有分歧的，而《中国现当代文学专题研究》却认为“‘五四’时期把诗从文言文中解放出来的白话诗人是第一代，‘文革’后把诗从政治工具中解放出来的朦胧诗人算第二代，而他们这些把诗从群体意识中解放出来的诗人便是第三代”[3]3，不知这种划分有何根据。周伦佑则认为“第三代”这一概念的提出者是毛泽东，而对诗人的这种划分尽管是代际的，但是其前提仍是社会性的。周伦佑认为最先将“第三代”这一概念用于诗歌的是成都一些大学的诗歌爱好者，即成都几所大学的诗作者编印的《第三代人》油印诗刊，而1985年5月由四川省青年诗人协会编印的铅印诗集《现代诗内部交流资料》只是重提了“第三代人”这一概念[4]4。柏桦等人则认为“第三代”这个概念是他们早在1982年就提出的[5]5。可见“第三代”的说法具体在哪一年出现存在着争议，但是作为文学史现象的第三代的出现要远远早于1985年。实际上这些诗人自1982年起已经开始在这里结集，1984年他们的派系愿望才开始形成，但这些诗人的诗派宣言却晚至1985年夏天才由尚仲敏、燕晓冬提出。于坚也认为第三代诗歌运动并非是在1986年10月才突然集合起来的一盘散沙，其实第三代诗歌在七十年代末期已开始酝酿[6]1，如韩东等人创办的《老家》，钟鸣等人在四川创办的《次生林》，于坚等人在昆明创办的《高原诗辑》。文学史更乐于将北岛等朦胧诗与此后的新生代进行比照并且对后者持以批判的态度。北岛等人是不会被历史遗忘的，但是他们的不被遗忘不是以否定、牺牲和打击“新生代”诗人为代价的。于坚同样认为第三代诗与朦胧诗之间是一种差异性的写作，而与朦胧诗有着血亲关系的是“后朦胧”，它在八十年代张扬“文化诗”，在九十年代发展为“知识分子写作”[7]2。可见在于坚以及其他一些诗人看来，“第三代诗”与“后朦胧诗”是差异很大的诗歌史概念，而一些文学史却恰恰忽略了这一点，反倒是认为二者是可以互相替换的。
我们先来看看当时的于坚是如何批判那些才子、浪漫和抒情诗人的（更多是以朦胧诗人、海子为主要批判对象）“青春期写作”和“业余写作”，以及如何在语言意识、诗人角色和社会功能方面予以“无情打击”的。
海子确实有一种真正的才气，然而，像所有传统的农业社会的诗人一样，海子对空间和时间把握的方式是依赖于集体无意识的，隐喻式的，海子缺乏对事物的具体把握能力。他看见整体却忽略个别的、局部的东西。他的诗属于语言操作的少，精神漫游的多。海子很年轻，他正处于每个人在一生中都必有的那个青春期癫狂年代。他没有驾驭住那些使他坠入传统的东西。
青春期的写作、才子式的写作、革命式的写作、仿写都是业余写作，这样的写作即便持续一生也是业余性的。
海子“秋天深了，王在写诗”搞得许多读者老泪盈眶，其实这是一种熟悉的隐文化共同心态在触动人，而不是陌生。顺便说一下，这首诗从里尔克的“秋日”中套来的，但比原作差远了……里尔克是具体的，“看”得见的。到海子那里就成了形而上的格言。
朦胧诗和海子。他们在现成的乡土中国话语系统和二十世纪的意识形态的左或右的摆动之间坚持着诗言志的传统。这种写作所担负的政治风险较大，美学风险较小，因为这种写作有一个常识性的坚固的接受基础，它很容易在诗的现成价值上获得读者的认同。
而关于八十年代诗歌的“青春期写作”“才子写作”“业余写作”“文化写作”和“意识形态写作”，唐晓渡有过非常精准的“历史性”评价，所谓“青春期写作”是“‘个人写作’的直接‘涂擦’对象。作为一个借喻，‘青春期’在这里意味着：对生命自发性的倚恃和崇信、反叛的勇气和癖好、对终结事物和绝对真理的固执、自我中心的幻觉、对‘新’和‘大’的无限好奇和渴慕、常常导致盲目行动的牺牲热情，以及把诸如此类搅拌在一起的血气、眼泪和非此即彼、‘一根筋’式的漫无节制，暗中遵循雅罗米尔（米兰·昆德拉小说《生活在别处》中的主人公）所谓‘要么一切，要么全无’的逻辑。尽管不能一概而论，但回头看去，八十年代的先锋诗写作在许多方面确实表现出浓重的‘青春期’特征。此外还应该考虑到，这是一种因长期压抑而被迟滞了的、曾经严重受损并仍然一再受损的‘青春期’，其结果是往往为写作带来了格外的颓伤、怀旧和晦涩色彩，或者在绝望中使语言的狂欢有意无意地蜕变成语言的暴力”[8]1。实际上，不止是像于坚指出的“朦胧诗”“海子”“青春期写作”“才子写作”“抒情诗写作”值得深刻反省，八十年代的第三代诗、先锋诗、实验诗自身同样是需要反省的，“第三代刚开始时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是观念写作，似乎每个人都急于抓住一个观念或主义。”[9]
于坚以及其他诗人强调与朦胧诗的美学差异和对立是值得肯定的，当然也是策略性的，挑战总得找到一个最合适也最容易引起关注的对手，“年轻一代诗人对‘朦胧诗’的‘反动’，只不过是他们自己作为一种新的亚文化精神得以确定的契机。他们之所以选择‘朦胧诗’，乃是因为‘朦胧诗’作为过去时代诗歌精神最后的代表，更天才，更艺术，也更勇敢地表现了他们自己时代的精神。”[10]3 而在于坚这里，尽管意识到了第三代诗人在艺术方式上存在的弊端，但是他更为看重的是第三代诗人的民主（民间）精神、生活态度以及更新的人生观，“作为艺术方式，第三代人并不那么出色。第三代人最意味深长的是，他们给这个时代提供了一种充满真正民主精神的人生态度和生活方式。由于整整一代人的生活方式和人生观都有如此相同的特征，第三代人将作为一种艺术样式得以存在。”而事实上，第三代人和第三代诗歌因为过于激烈的“自我意识”“革命心理”和“运动作风”也草草结束了诗歌史的使命。当强化第三代人的时候，很多诗人和当事人却忽视了一点，即朦胧诗在七八十年代是如何对前代诗人和诗歌进行造反和革命的，“对我来说，所谓‘朦胧诗’，是指以一代青年为主体的当代早期先锋诗歌运动。其先锋性经由对‘正统’诗歌的反叛，以及获得大批后来者的认同、追随乃至新的变革而得以成立。”[11]1 当年的朦胧诗与此前的当代政治抒情诗和主旋律的诗歌相比同样是个人的、先锋的、实验的、反叛的、民间的、地下的，只是程度、方式、责任、重点和方向与第三代诗人不同而已。从1978年北岛在《今天》创刊号上的发刊词《致读者》可以看出一代人不无强烈的诗歌史意识，即重新看待“文革”以前的诗歌写作，并且张扬出新一代人在文学和历史上的双重意义以及相当强烈的登上时代舞台的迫切心理，“历史终于给了我们机会，使我们这代人能够把埋藏在心中十年之久的歌放声唱出来，而不致再遭到雷霆的处罚。我们不能再等待了，等待就是倒退，因为历史已经前进了。……今天，当人们重新抬起眼睛的时候，不再仅仅用一种纵的眼光停留在几千年的文化遗产上，而开始用一种横的眼光来环视周围的地平线了。只有这样，才能使我们真正地了解自己的价值，从而避免可笑的妄自尊大或可悲的自暴自弃。我们的今天，根植于过去古老的沃土里，根植于为之而生、为之而死的信念中。过去的已经过去，未来尚且遥远。对于我们这代人来讲，今天，只有今天！”[12]
于坚说自己是“站在餐桌旁的一代”，这无疑属于局外人、旁观者的一代，疏离、独立，“上帝为我安排了一种局外人的遭遇，我习惯于被时代和有经历的人们所忽视。毫无办法，这是与生俱来的，对于文学，局外人也许是造就诗人的重要因素，使他对人生永远有某种距离，可以观照。但对于人，这距离就成了一种痛苦。”[13]1 于坚这种“局外人”与北岛等诗人的“启蒙者”“文化英雄”“社会精英”的身份确实有着非常大的不同。今天看来，二者的身份意识在当时不同的社会文化语境中都是成立的、有效的——当然也都有时代限制，即使是在“盘峰论争”中激烈反对于坚的唐晓渡（于坚也同样激烈反对唐晓渡）早在1988年11月的一篇文章中也强调了于坚那种“局外人”身份在诗歌写作中开掘生命领域和强化语言意识上可取的一面，“对这种‘局外人’境况的意识在于坚的一句戏语中被比喻为‘站在餐桌旁的一代’。它令人窘迫，同时也必将成为一种动因。它使生命同时获得了更多的创造或破坏的可能。”[14]
值得分析的是于坚强调的“局外人”实际上是一种独立、自我的边缘位置上的怀疑立场，个人主义的、自由主义的。韩东曾经比较过六十年代出生的人和五十年代出生的人与“正统信仰”关系上的代际区别，而他于此对五十年代人的批评显然并不适合（完全意义上）出生于五十年代的于坚——“五十年代出生的则不然，他们不仅有着正统信仰的少年时代，而且将正统信仰带入了自立的成年，他们切实地依赖过它并深知其功能与效果，他们知道它的厉害，尝过它的甜头。这一经历使他们与正统信仰的关系非同一般，在面临虚无与困乱之时五十年代出生的人会条件反射地返回，返回到正统信仰的安全地带，当然大多数时候他们并不自知。正统信仰在五十年代出生的一代那里有各种变种和改装，尽管他们使用了大量新颖的名词概念。”[15]3 在价值判断和精神态度以及信仰取向等方面反倒是于坚更像是六十年代人，“六十年代出生的人无真正信仰，但有某种精神需要，同时他们深知：因需要产生的信仰是不诚实的。理论上相信真理的存在，又觉得遥不可及，因此在拥有真理的问题上常常自卑。他们宁愿将有关问题悬置，也不要虚假的赝品。这是一种分裂性的存在，虽说有某种真实性可言，但为此他们要付出高昂的代价。”[16]1 陈超对于坚区别于五十年代和“朦胧诗”人格以及写作品格的分析则同样精准、透彻：“于坚生于1954年。但粗略地划分，他的精神类型却更属60年代出生的个人主义者、自由主义者。他的知识积累或阅读范围也与北岛一代相去甚远。特别是从90年代初起，他将语言哲学和自然主义，波普尔的‘批判理性主义’和海德格尔的‘去蔽’，古典诗学中的‘原在’感与后现代的解构，如此等等，‘蛮横’地焊为一体，写出了个人化的新异的诗歌。毫无疑问，于坚的诗也常常体现出对类的关注；但他本不想也无力代表‘一代人’的良心。他对自我体验和话语反思更感兴趣。”[17]
无论是作为运动的第三代，还是作为写作实体和文本现实的第三代，都在泥沙俱下的同时创造了新的可能，提供了新的契机，制造了新的秩序，同时也提供了同样多的破坏、限制、危险、混乱和无序。这无论是在八十年代还是二十一世纪的今天都是值得重新检视和反思的，“无论如何，迄今为止‘第三代诗’已经提供了足够多的值得研究的东西。它冲破了许多禁区，同时也标定了若干极限；实现了一些意料之外的诗歌可能，同时也跌进了一些事先设置的语言陷阱；制造了大量的文字垃圾，同时也呈现了众多的转化契机。”[18]3 具体到一个诗人不同时期的写作，其差异也是明显的，这都需要写作者具有自我认知、调整的能力，“我年轻时候写作是为与某些东西（语言、意识形态）较量、批判、反抗，或者表现自己的与众不同。最近却越来越‘为人生’而写作，但批判的立场依然如故，我无法把写作当成纯粹的游戏，采取玩世不恭的态度。”[19]
朦胧诗、第三代诗之间存在着“时间进化论”层面的龃龉，后来的于坚则指认文学不存在什么进化论，“诗人写作反对诗歌写作中的进化论倾向。诗人不可以以为最好的诗歌总是在未来，在下一个时代。诗歌并不是日日新的。诗歌不是进化的。‘伟大’的诗歌从过去到今天都是伟大的诗歌，这种在诗歌中的一成不变，这种原在性，就是诗歌的神性，诗人就是要在他自己的时代把这种不变性，亦即‘永恒’昭示于他自己时代的人，他应当通过‘存在’的再次被澄明让那些无法无天的知识有所忌讳，有所恐惧，有所收敛。让那些在时代之夜中迷失了的人们有所依托。”[20]2 质言之，诗歌是伟大的共时体结构，而非历史性的明争暗斗、厚此薄彼、你死我活。而从更长的时间段来看，朦胧诗和第三代诗的缺点将被一如既往地扩大，从而为后继的诗人、群体和运动的新的合法性浇筑新的地基——“‘今天派’诗人和第三代诗人可视为英雄主义时代的革命者。他们满怀革命激情，是理想主义者，是无畏的赶路者。与‘今天派’诗人和‘第三代诗人’以集体暴动登场方式不同的是，稍后的‘地方主义’诗人，却是以静悄悄的方式出场的。他们虽然赶上了一个看上去更为重要的时间节点——世纪之交，那里面纠缠着让人浮想联翩的末世情结，但他们的表现，一如他们的写作那样，表现出了冷静、理性、开阔、个性鲜活的成熟汉语诗歌特质。他们安静地散落在全国各地，没有相互串联着赶赴一场轰轰烈烈的出场仪式，而是由内心出发，守住脚下的土地和内心的孤独，通过写作自身完成一场来自诗歌内部的革命，一场静悄悄的革命。”[21]
于坚后来也意识到，任何一代的“先锋派”“骑手”“斗士”“实验者”“风云人物”都会老去的，只是没有想到在世俗化时代加速的时刻这一代人老去的速度也同样加快了，“这一代人已经风流云散/从前的先锋派斗士/如今挖空心思地装修房间/娃娃在做一年级的作业/那些愤怒多么不堪一击/那些前卫的姿态/是为在镜子上 获得表情/晚餐时他们会轻蔑地调侃起某个/愤世嫉俗的傻瓜某个还在怀疑的人/组织啊 别再猜疑他们的忠诚/别再在时代的广场上捕风捉影/老嬉皮士如今早已后悔莫及地回到家里/哭泣着洗热水澡 用丝瓜瓤擦背/七点钟 他们裹着割绒的浴巾/像重新发现自己的老婆那样/发现电视上的频道”（《便条集·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