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人的怕和爱
行吟江湖上
天地莽苍苍！
（《成都行》）
六十年代初，鲍勃·迪伦在进行他的巡回演出之前，特意到医院去看望他所最为崇拜的民谣歌手伍迪·格思里（Woody Guthrie），这是一代人向另一代人的致敬，也是新一代向老一代的精神告别——尽管鲍勃·迪伦的第一张专辑《鲍勃·迪伦》几乎完全复制了伍迪·格思里的音乐风格。确实，中国的八十年代是典型的布鲁姆所强调的“诗人中的强者”的时代，“所谓诗人中的强者，就是以坚韧不拔的毅力向威名显赫的前代巨擘进行至死不休的挑战的诗坛主将们”“美学领域里每一次重大的觉醒似乎意味着越来越善于否认曾经受到过前人的影响；与此同时，一代一代的追逐名声者不断地将别人踩翻在地。”[1]1 每一个强力型的诗人都只是与真正的少数的有影响的诗人发生对话或对撞的关系，正如马尔罗（Malraux）的那句名言“每一个年轻人的心都是一块墓地，上边铭刻着一千位已故艺术家的姓名。但其中正式户口的仅仅是少数强有力的而且往往是水火不相容的鬼魂”。
一代人总会有一代人的命运，这显然并不是一句废话。套用那句流行的话就是“一代人的怕和爱”。
一代人的命运总会限于具体的时代背景而具有程度不同的差异性，具体到个人遭际、家族命运和集体境遇，“我的父亲是一位小说家，他生前从未料到后来我会写诗或从事其他形式的文学写作。他为我设想的前途是进厂当一名工人，而我自己竟如梦似幻地当了十年马列教员。”[2]1 韩东的父亲韩建国，正是1957年与陆文夫、高晓声、叶至诚、曾华、艾煊、陈椿年、梅汝恺等人组成“探求者”文学月刊社并倡导“干预生活”的小说家方之（1930～1979）。以方之为代表“探求者”批评了当时“用行政方式办刊物”，也因此在反右运动中被定性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政治团体”。这与韩东八十年代创办民刊《他们》、1998年发起《断裂：一份问卷与五十六份答卷》[3]2 形成了一种隐性的传统和文学血缘的传承，“细数之下，韩东并不是特例，他不过是‘探求者’灵魂附体的一个活的原型。这个原型在当代文学史中具有一般而又特殊的意义。他是现有文学秩序的反叛者，但并不意味只是一个纯粹的破坏者，也不意味着这种反叛只产生绝对的负功能。”[4]3 按照韩东的说法，自己的父亲方之是被“凶险难测”的当代文学史有意遗忘的人，“朱文，亦是一野心勃勃向不朽进军的年轻诗人，他买下了我父亲十多年前的一本小书，此举就像在茫茫大海上打捞先人的遗骸。是的，我们不应忘记我们在何处航行。我们远未到达‘彼岸’。”[5]4 方之的短篇小说《内奸》在1979年被评为全国优秀短篇小说，甚至对八十年代的文学有不小的影响。
尽管第三代诗歌浪潮足够短暂，但对前驱的“‘崇高’的反动”而“朝向个人化了的‘逆崇高’的运动”（布鲁姆）却是足够成为后来诗人的谈资或者炫耀的资本的。有那么多的故事，有那么多的是是非非，有那么多的热情和同样多的荒诞，呼朋引伴、聚啸餐馆酒肆，嬉笑怒骂或酒后吐真言，足够喧嚣足够冷场，真真实实地轰轰烈烈过，又同样真真实实地草草收场。惊异、恍惚和猝然中迎受另一个新时代的到来。在写于1989年冬天的一篇文章中，韩东给当时的“第三代人”进行了某种程度的塑像和总结，“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英雄梦，他们不仅是某种人，还要成为某种人。这个‘新人’（英雄）的目标是精神生活的需要。或者说，只有重塑英雄形象（或重新考虑）一代人的生活才是可能的。最伟大的艺术家从来就是这样的一些先知：他们预先设计了英雄的形象，使新时代的精神内容得以具体化。”[6]1 八十年代的每一个诗人都在确立独一无二的属于自己的“语言英雄”的定位，比如丁当的“英雄梦”、于小韦的“视觉”、吕德安的“家园”、于坚的“史诗”、翟永明的“新女性”、张枣的“传统”、小海的“才能”、杨黎的“实验”、海子的“行动”……
于坚所说的“朋友是最后的故乡”更多是在日常交往的层面。从八十年代到新世纪，于坚一代人在日常生活中经历了诸多戏剧性的时刻。其中既有个人性格的，又有整体性的，“上个世纪80年代是20世纪中国最后的人文生活的黄金时代，那时代交朋友没有机心，肝胆相照。大家火眼金睛，一大堆诗人，这几个就能一见如故。我们当然来往，君子之交淡如水。”[7]2 那个时代的朋友关系确实有些不同寻常，“他们拥到厨房里/瞧年轻的主妇给他们烧鱼/他们和我没碰三杯就醉了/在鸡汤面前痛哭流涕/然后摇摇晃晃去找多年不见的女友/说是连夜就要成亲/得到的却是一个痛快的大嘴巴/我的好妻子/我们的朋友都会回来/我们看到他们风尘仆仆的面容/看到他们混浊的眼泪/我们听到屋后一记响亮的耳光/就原谅了他们”[8]1。
那就说说那个年代于坚和一些诗人的交往史吧。
需要强调的是于坚的这些写给朋友们的诗更多是率性、即兴的，这也回到了古代诗歌的“交际”“唱和”和折杨柳“送友别君”的传统，实际上更涉及的是诗歌的功能以及特殊“读者”。这也就是于坚曾经提到的诗歌的“便条”功能。而现代诗史上最经典的有关诗歌“便条”的案例，显然是庞德的同窗好友美国诗人威廉·卡洛斯·威廉斯（1883～1963）的那首看似“游戏”实则具有诗学革命意义的《便条》——
我吃了
放在
冰箱里的
梅子
它们
大概是你
留着
早餐吃的
请原谅
它们太可口了
那么甜
又那么凉
而威廉斯式的这种即兴的不按规矩出牌的写作方式显然直接影响了于坚《便条集》等诗的写作。看似随意，实则深意，看似日常，实则象征。这也许是这些诗歌的某些共性。会心一笑，不是来自幽默，而是来自幽微不察的日常事实和精神现实，至少是于坚本人看到和所理解的事实和现实，比如于坚这样的句子“捞珍珠的大姐/知道舒婷女士/她对诗歌的了解/比陈仲义深”（《鼓浪屿便条》）。
回到朋友圈，正如于坚说的，杨黎、丁当是他青年时代的好朋友，一见如故。
于坚和丁当的第一次见面是在西安，那也是于坚第一次来西安。其时的丁当在黄河机器厂当技术员，“丁当虽然也带我去吃饺子、逛碑林、乾陵骑马什么的，但西安给我留下的印象就是一个萧条冷清、贴着标语的大工厂。”[9]1“秋风吹渭水，落叶满长安”只存在于过去时的诗句里了。1987年丁当到贵阳出差，因为想念于坚就从贵阳连夜坐十几个小时的火车到昆明，吃个饭又踏上火车回去，又是十几个小时。于坚所说的这位有灵性的青年诗人用迷惘的目光盯着远方。在韩东的印象里丁当也是个“很有吸引力的人，目光如梦，整个人都似乎处于一种非现实的状态中”“丁当相貌堂堂，尤其是眼睛迷离如梦，一望而知就是一个诗人，就是不写也是诗人”。后来，丁当终于在“说走就走的时代”也去了远方——“二十年前 丁当坐在旁边/指着挡风玻璃说 我家住在里面/看了一眼 有玻璃窗 发廊/超级市场 台球室和美容店/停车场很大”（《车过福田区》）。于坚当时所说的二十年前，是1991年。陕西的丁当此时已经来到了深圳。以前丁当曾经写过一首精神自画像式的诗《落魄的时候》：“以前我曾落魄，但年轻/因此而期待别的东西/常常把白纸细心地撕碎/然后装进上衣口袋”。当时，不只是一个丁当，中国诗人中有如此现实的多了去了。甚至早在八十年代，海子的梦想就是到海南去。那个时代的诗人似乎都有着“生活在别处”的冲动，那一时期诗人中频频出现的就是“远方”，无论是海子的《九月》、王家新的《在山的那边》，还是韩东的《山民》、吕贵品的《远方有大事发生》、潘洗尘的《六月，我们看海去》、杨榴红的《白沙岛》都证明了这一点。东北诗人宋词在1985年甚至有骑着单车转遍全国的壮举。东北诗人吕贵品手指前方喊了一句——“远方有大事发生”。1982年5月1日国际劳动节这天，吕贵品写下这首名为《远方有大事发生》的诗：“一棵光秃秃的树下有一块石头/他习惯坐在那里/看一列又一列火车/通过辽阔的原野走向远方//每天他都这样/他已经十四岁了//他生长在火车道边/可从没有坐过火车/只能靠在树上嘴里发出火车轰轰的声音/他的父亲面对奔腾的火车/却打着哈欠//他又一次要求想坐坐火车/父亲告诉他/老了再坐/现在你的两条腿还能走//火车上有许多窗口/他记得有个小女孩/向他微笑过//他在铁道边捡了几张漂亮的糖块纸藏起来/觉得远方有大事正在发生/还有他所喜欢的一切/也都在远方//终于他决定离开那棵树/离开那块石头/去坐一次火车//轨道伸向天边/沿着轨道奔走使他兴奋/坐火车能够接近云/走了很多的路/他饿了/但他不愿离开这条轨道/他要顺着这条轨道走下去”。尽管吕贵品这首诗叙述节奏显得拖沓，但有意思的是王家新、韩东和吕贵品在《在山的那边》《山民》和《远方有大事发生》这三首关于“远方”的诗中都是采用了叙述的呈现手段并且都设置了父亲和儿子之间的对话。显然，“父亲”和“儿子”对“远方”的态度是矛盾的，而这正体现了那个年代诗人们的集体冲动、反叛和自由的愿望。看看李亚伟这一时期相关的几首诗作的题目就可以领受青春期式的躁动甚至“暴动”心理，《远方是一个洞。洞中是另一片大陆》《远方搁浅在地平线上。你以眺望的方式到达那里》《远方被早晨傍晚扛来扛去，越扛越远。从今天到昨天，从今年到去年》《你被固定在一个角色的位置上。远方被卡在远方动也动不得》《远方一伸一缩。这是到达的一种方式》《远方在远方大喊一声“哎哟”》《远方走过来喘着粗气，就你妈近得要命》。这种远方情结竟然与当年“迷惘的一代”的出走方式如此惊人地相似。显然时代赋予了这一时期的“远方”以理想主义的色彩。
1985年吕贵品辞去吉林大学教师的公职南下深圳与徐敬亚会合。曾经有人告诉过王小妮说中国有两个地方乞丐最愿意去，一个是东北，一个是深圳。理由是东北人心热，深圳人手松。而王小妮和徐敬亚这两个东北人却机缘巧合与深圳结缘，尽管其中的辛苦和流放之感只有他们自己最能体悟。1985年1月3日东北极其寒冷的时刻，徐敬亚几乎是两手空空从长春火车站登上南下深圳的列车。这个场景一定会让我们想到云南的于坚和他的朋友朱晓阳分别的情形，想到那首写于1983年的诗——
他从人群中挤出来
跳上开往大西北的火车
他父亲没有来送行
那个游击队员老了
躲在家里不出声地啜泣
灯也没有打开
我们站在水泥月台和他的独子握手
在一起好多年
从来没想起要握手
手和手紧紧地握
好像要握住将来所有的日子
手握过了 车还不开
最后几秒真是难耐
（如果你突然不走了
我们就是一群喜剧演员）
此后是天各一方了
傍晚你再也不会来敲门
叫我去逛八点钟的大街
听说新疆人烟稀少
冬天还要发烤火费
在那边倒可以干些破天荒的事情
好好干吧 朱小羊
“在那遥远的地方
有位好姑娘……”
列车载着你跑向天边外
我们这群有家的人
在人海中悄悄走散
有学者注意到于坚的这首《送朱小羊赴新疆》和《作品39号》处理的是同一个人同一件事，但是选取的角度和场景以及写法上具有差异[10]1。
在王小妮印象里徐敬亚用他那只惯用的左手抓住门边的铁扶手登上了火车。这一刻无疑是“大抉择的时候”。火车一直向南，“他的脚再也不用落在这片雪地上”。尽管徐敬亚是被迫离开吉林，但是深圳作为一个遥远的“南方”也正好暗合了那一年代青年人所向往的一个梦想。在三个多月离别的日子里，王小妮带着幼子等待并接连写下了《车站》等近二十首诗歌。在《车站》这首诗中我们能够看到一种难以言说的别离的惆怅以及命运的无奈感。也许此刻只有相互安慰和撞身取暖，“手紧插进大衣口袋/你的车厢终于隐去/很好/束着肩，匆匆走过窄路/一团浓厚的烟/使我们彼此再也不能望见//眼泪开始流动/这什么也不说明/路轨走向车站/就是为了曲折错杂/很好 正合你意”。分别数月之后，王小妮也终于坐上开往“中国最南面的边界线”深圳的火车，“从当时那个很狭窄的小火车站里走出来。迎面看见大幅的美国香烟广告，还有一棵过于茂盛、仿佛正在爆炸之中的亚热带大树。那是我一生中呼吸最畅快的时刻。我不知道该向哪个方向走，但是它当时是我想象中的自由之城。”[11]1 而残酷的事实却是因为“现代诗流派大展”深圳青年报社被解散，王小妮也遭到单位解职。在1987年夏天这场所谓的“驱徐运动”中徐敬亚又独自一人回到东北。当多年之后王小妮和徐敬亚在深圳的一个公园的草坪上平静而悠闲地合影的时候，八十年代的先锋诗歌以及个人遭际是否也变得平静？尽管徐敬亚经受了命运的磨难，但是他幸运地赶上了（更准确地说是“创造了”）一个诗歌的黄金年代。简单举一个例子，当时江河、杨炼和顾城在北京做诗歌讲座之前，消息（确切地说是“广告”）已经提前登在了《北京晚报》上。即使是在1980年代的最后一年，当徐敬亚和宋词、温玉杰这三个东北人在珠海喝酒的时候他们也受到了公众的特殊“拥戴”和礼遇，“最后的高潮，场面感人。不知什么时候。餐厅老板已落座倾听，还听得如醉如痴。后来也一起喝了起来，中间甚至喊出了‘你们全是神人啊’这样的句子。于是，整个餐厅的服务员小姐团团围成一圈，站在我们四人周围。每当妙语出笼，全场一片鼓掌声、叫好喝彩声。”[12]
在梭罗看来，一个人的一生几乎都难以穷尽一个方圆二十英里的空间，而又何谈得远方？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生活就在当下，就在脚下的日常生活。而一代人关于“生活”“当下”“远方”“行走”的冲动以及理想主义和怀疑主义兼具的具体行动，韩东的认识要更为透彻，“是否可以这样说？我们在途中，虽然脚下的道路不甚分明，位于最深沉的暗夜，它的目的地也许纯属虚妄，但我们仍在走动中，也许仅仅是走这样一个动作，其实我们一直原地不动，甚至还有种种返回的迹象，但我们的面孔一直是始终向前的，它有确切的方向性。”[13]
为什么八十年代的诗歌一再被追认为是诗歌的黄金年代呢？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在于那是一个有“远方”的理想主义贲张的年代。那时的长发飘飘、胡子拉碴的诗人正急于奔走在去往远方的路上。在那一代诗人看来，“远方”代表的是一种青春期的文化理想，代表了一种理想化的、精英化的甚至英雄主义的生活方式。那是一个有着精神远方的时代！海子、骆一禾以及四川盆地的李亚伟等先锋诗人纷纷在诗歌和现实中奔向“远方”，“有一回，我、于坚、吴文光同游石林，返回的途中，于坚突然拒绝乘车，一百五十多公里，他要走回昆明，他指着前方说：‘我要顺着手指的方向，笔直地走回昆明。’我顺着他手指的方向认真看了一下，全是重峦叠嶂，莽莽苍苍。再看他的表情是凝重、决绝的，不像是开玩笑，我和文光只好拉他坐下来，劝说他，举了很多例子，最后他人是给哄上车了，但一路上恨恨不休，不时朝我们投以轻蔑的目光。”[14]2 到了当下，无差异的地方空间使得真正意义上的“远方”已经不复存在。我们所经历的只是从一个地点被快速地搬运到另一个地点。日常生活的“慢的仪式”已经终结。与此同时，各种现代化的运输工具使得诗人的行走能力以及“远方”的理想主义精神空前降低和萎缩。与以往的诗歌“行走”“游历”传统相反的是现时代的诗人只是在狭小的日常空间无病呻吟，或者成了现代派的炫技者和思想的低能儿。与此同时，随着一个个乡村以及“故乡”的消失，去除乡土根性的新时代的“新景观”与没落的乡土文明的“旧情怀”之间形成了紧张的关系和错位的心理。众多的写作者正是在这种新旧关系中尴尬而痛苦地煎熬和挣扎。
诗人还必须作为常人回到现实生活和“此处的生活”（区别于“生活在别处”）中来，“中国的知识分子这100年来，总是认定西方的某一种价值观就是他的生活的‘别处’，而很少从中国、从自己故乡、从个人经验的立场上独立地思考他是如何生活在世界上的。他总是青睐于一个现存的图纸，一个什么主义的图纸。”[15]1 而无论为了生计，还是说得冠冕堂皇一些为了理想为了诗歌，这个时代的诗人都不得四处奔波，风雨和险境里淘金。比如那个时期的民刊操办者之一、《诗参考》的主编中岛（如今忙着让诗人众筹出诗集，还发起引发巨大争议的通过网络投票产生百年百位诗人的活动）：“中岛是哈尔滨人王中立写诗用的笔名”“这个穷小子长得太不像主编了/那么瘦 说话是民工式的/前言不搭后语 突然要求停车/因为急着找工作 在高架桥下扬长而去/遁迹于尘土 靠无能的良心活着/就像警察局电工房的那个守夜人”（于坚《主编》）。中岛给人的印象除了“语无伦次”之外就是显得非常忙，这大体可以从他的简历中窥见一斑——曾经为“中国新闻社”、中国青年报社记者，《电视指南》编辑部主任，沈阳报业集团《都市青年报》主编、总策划，中国社会科学院《现代文明画报》主编、副总编辑，《时政暸望》主编，《中国生态文明》杂志社执行总编辑，《环境与生活》编委、执行副总编辑，全国生态文明记者行组委会副秘书长，全国生态文明建设评选委员会评委。
无论是北上还是南下，最终也是殊途同归。但是有的诗人则走得更远，无论是在生活中还是在诗作中，甚至连生命的结束也要早些，有的殁于异乡，比如张枣（1962～2010）。一个人的结束是这样的：“大学里的医院 金属刀收起/一台心律监视器刚刚关闭/肉身张枣逝去 诗人张枣归天/炼句者终于掀翻火炉 去图宾根的黑森林/疯子教堂 与荷尔德林幽会”；开端和往昔却又是这样的：“何人斯 唇红齿白 八十年代住在四川/拆开九个信封 都是春秋来信/写得慢 右手长于左手 斗士满锦城/他学习做谦谦君子淡如水者/深交不在江湖”。而这叠加起来的是一个诗人的一生。在令人唏嘘感叹的同时呈现的正是一代人并不轻松的精神遗像——“兄弟 你本该殁于潇湘/当春天凋谢 故乡暮晚/皇帝们白头归来读到《镜中》/谁会后悔 落在南山”（于坚《忆张枣》，2010年3月12日）。
岁月发黄变脆了，社会也在缓慢或剧烈地变迁，留下的只是镜中或信中的一个个逐渐改变的面影。看看以于坚为中心的那些诗人朋友的过往吧——“你横渡黄河来看我/你穿过整个南方/从一号到二百零三号/二百零二家都是单门独户/二百零三号住着一千多人/你吓了一跳/怨气冲天 说是找我找得好苦/你以为南方都是鸟窝么/你个子高 天天趴在爱情里/像一匹幸福的种马”（于坚《有朋从远方来——赠丁当》），“许多人都有家了/只剩你一个人/你至今没有窗帘/床公开在阳光下/世界在你窗前走过”（于坚《作品60号——赠吴文光》）。来看看1986年于坚的成都之行对盆地诗人的交往，“听说何小竹有着苗族人美丽的脸/但腰部以下就很难看
那是为生殖准备的”“杨黎乃是胖人/在一家火锅店里 我一眼就把他认了出来/此人精通麻辣 别人只生得一个 他生男育女/用一根管不住的鸡巴 与指标对抗/啃着卤鹅头 写动人的诗”“那一年在岷江东/初会 小安美如女学生 刚刚/从精神病院 下班回来 我们赤着脚/在秋水中 大笑 跑”“老周 他的眼睛架用胶布绑着 脚指头从皮鞋的/左边露出来 那时评论家们在哪里”（《成都行》）。“吉木狼格是黑彝的后代 另一个民族的天才”“石光华是中学教员 另一派的/首领 在操场上谈整体主义 两个小时/出现了三百个名词”。八十年代是诗人的江湖，一个个诗人恩怨情仇地奔忙，当然也少不了青春力比多的喷涌。那时的诗人留下了一个个或荤或素的段子，一个个不长不短的故事，“多年前朱文来云南拍电影/住在罗曼温泉酒店/为了在他乡睡得好/一路都带着自己的床单和枕套/浆洗得干干净净 有股香味/蓝花格子 一铺 蓬荜生辉/宾馆 就有床笫之间的感觉了”（于坚《南诏野史》）。而朋友之间总是需要志趣相投的，比如于坚和朵渔，“在朵渔家小住/书架陈列者与我的小异大同/都曾被某些书吸引 抓着就不放/像是在大海中 捞到了盐/付款时恐后争先 像是加入一种/有限额的信仰”（《失踪之书》）。
时代在哪里开始？时代又在哪里结束？任何一个时代都会落幕的，有英雄、有烈士、有小丑、有更多默默无名的过客，“和所有以梦为马的诗人一样/我不得不和烈士和小丑走在同一道路上//万人都要将火熄灭，我一人独将此火/高高举起”[16]1。说到第三代诗歌，八十年代诗歌，说到一代人的交往，这都需要一个诗人写出具有总结性的“寓言”之作。我在于坚这里找到了这样的一首诗《在冬天的花园里点火》。2010年10月22日，星期五。于坚和韩东以及丁当这些当年的“他们”诗人再一次于昆明相遇了。天冷了，天黑了，这需要取暖，需要照彻。与此同时，一个时代匆促的面影已经来到尾声。冬日的烈火照彻了一代人，也必将在灰烬中掩埋掉另一部分人，包括诗人。这就是时间的历史法则——
韩东和丁当去年冬天来到我的花园
带着各自的女人和厚薄不一的钱夹子
她们站在凋零之中显得越发鲜丽
相识是由于写诗 现在写得少了
但一如既往 继续关怀着世界
使我们可以在青年时代相遇
也可以在其他方面 一次次抵达一见如故
冬天的花园 树叶落入臼套
准备老生常谈地将一生结束于地面
我提议烧掉它们 在冬天花园里点火
也是一个卷入时代的烈士动作
女人采集落叶 男人寻找火苗 顷刻之间
黄褐色的叶子不再垂头丧气 飞舞起来了
没想到如此的单薄下面还藏着那么多烟
那么多黑翅膀的蝶 那么厚的灰烬 那么纯净
从前在一起只顾了说爱谈诗 从未见过老韩弯腰点火
他俯身朝着枯叶堆划亮打火机的姿势就像一个老练的花匠
与钻木取火 修枝 在键盘上打字 相当
都要用手指和腰 我们因此腰肌劳损
像银杏树在上升中逸出了旁枝撞出了疤痕
而丁当 站在被火焰烧焦的空处
张开双臂使劲跺着 以免在我们离开后
死者们死灰复燃 就像是另一种蝴蝶
我从未见他如此轻灵
此时，正是2017年12月北京的冬天。在越来越寒冷的天气中我感受到了当年舒婷回忆顾城那一代人的黯然神伤的缅怀时刻——灯光转暗，你在何方？
[1] [美]哈罗德·布鲁姆：《影响的焦虑》，徐文博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3—4页。
[2] 韩东：《自述和主张》，《韩东散文》，中国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61页。
[3] 韩东：《备忘：有关“断裂”行为的问题回答》，《北京文学》1998年第10期。
[4] 曾念长：《断裂的诗学：1998年的文学、思想与行动》，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7年版，第58页。
[5] 韩东：《遗忘之海》，《韩东散文》，中国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63页。
[6] 韩东：《第二次背叛：第三代诗歌运动中的个人及倾向》，《韩东散文》，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8年，第129页。
[7] 于坚：《为世界文身》，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15年版，第203页。
[8] 韩东：《我们的朋友》，《中国当代实验诗选》，唐晓渡、王家新编选，春风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第206—207页。
[9] 于坚：《陇上行》，《并非所有的沙都被风吹散：西行四章》，深圳报业集团出版社2016年版，第6页。
[10] 陈大为：《论于坚诗歌迈向“微物叙事”的口语写作》，《台湾诗学季刊》2012年7月总第19期。
[11] 王小妮：《消失》，《天涯》1996年第2期。
[12] 徐敬亚：《燃烧的中国诗歌版图》，《天南》2011年第3期。
[13] 韩东：《怀疑与确信——致鲁羊的一封信》，《韩东散文》，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8年版，第232页。
[14] 费嘉：《他早已弃舟登岸》，《名作欣赏》2011年第10期。
[15] 于坚、谢有顺：《于坚谢有顺对话录》，苏州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7页。
[16] 海子：《祖国（或以梦为马）》，《以梦为马——新生代诗卷》，陈超编选，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5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