命题九

命题九

按照自然的一项以人类中完全的公民联合为目标的计划来探讨普遍的世界历史,这样一种哲学尝试必须被视为可能的,甚至是有益于这个自然意图的。想要按照世界进程如果应当符合某些理性目的便必然如何进行的理念来撰写一部历史,这虽然是一个令人诧异的、表面上荒唐的打算,似乎以这样一种意图只能产生一部小说。然而,如果人们可以假定:甚至在人的自由的活动中,自然行事也不是没有计划和最终意图的,那么,这个理念就毕竟能够成为大有用处的;而且,尽管我们目光太短浅,不能看透自然策划的隐秘机制,但是,这个理念毕竟可以给我们充当导线,来至少在宏观上把人的行为的一个通常没有计划的集合展示为一个系统。因为如果人们从希腊的历史——任何别的更古老的历史或者同时代的历史都是通过这部历史给我们保存下来的,至少必须通过它得到确证[6]——开始;如果人们把希腊的历史对于吞并希腊国家的罗马民族国家机体形成和变形的影响,以及罗马民族的国家对于又摧毁它的野蛮人的影响,一直追溯到我们的时代;但在这时其他民族的国家历史,就关于它们的知识正是通过这些已启蒙的国民逐渐地传给我们而言,像插曲一样添加进来,那么,人们就将发现在我们这块大陆(它很可能有朝一日为所有其他大陆立法)上国家宪政改善的一个合乎规则的进程。此外,公民宪政及其法律和国家关系由于自身所包含的善,在一段时间里有助于提升和荣耀各民族(连带也提升和荣耀艺术和科学),但也由于这些民族所带有的弊端而再度使他们倾覆,但毕竟总是留下一个启蒙的胚芽,这个胚芽通过每一次革命而得到更多的发展,并为下一个更高的改善阶段做好准备;就此而言,只要人们到处留意公民宪政及其法律,留意国家关系,我相信将呈现出一条导线,它不仅能够用于说明人类事物如此混乱的活动,或者用于未来国家变迁的政治预卜术(这是人们虽然把人类历史视为一种没有规则的自由的不相连贯的结果,却向来已经从它得到的一项用途);而且将(不预设一项自然计划,人们就不能有根据地抱此希望!)打开一幅令人欣慰的未来远景,在这幅远景中,人类被遥遥地设想如何最终毕竟攀升到自然置于它里面的一切胚芽都能够完全得到发展,它的规定性在此尘世得到完全实现的那个状态。为自然——或者不如说神意——所作的这样一番辩解,对于选择考察世界的一个特殊观点来说,并不是一个无关紧要的动因。因为如果在最高智慧的大舞台上这个包含着所有这一切的目的的部分——即人类的历史——据说一直在与最高智慧唱反调,眼见这种情形使我们不得不嫌恶地把我们的眼光从它那里移开,而且由于我们对有朝一日在其中发现一个理性意图得以完成感到失望,而使得我们只是在另一个世界中期望它,那么,赞美无理性的自然界中创造的壮丽和智慧,并且劝人加以考察,又有什么用呢?

认为我想以一部世界历史的这个在某种程度上有一条先天导线的理念,来排斥对真正的、纯然经验性地撰写的历史的探讨,会是对我的意图的误解;这只是关于一个有哲学头脑的人(此外,他必须很精通历史)还能够从另一种观点出发来尝试的事情的一种想法罢了。此外,人们现在撰写当代史时的繁琐,通常是值得赞赏的,但它毕竟自然而然地使每一个人产生疑虑:我们的后代将如何着手把握我们在若干世纪后会留给他们的历史重负呢?毫无疑问,他们将只从他们感兴趣的事情,亦即各民族和政府在世界公民观点上已贡献或者损害的东西的观点出发,来评估对于他们来说文献可能早已不复存在的最古老时代的历史。但是,考虑到这一点,同时考虑到国家元首们及其仆从们的求名欲,为了使他们注意到能够将对他们的光荣怀念带到最后时代的惟一办法就是——这还能额外提供一个小小的动因——去尝试撰写这样一部哲理的历史。

原文收入李秋零主编《康德著作全集》第8卷,作于1784年。

[1]在今年《哥达学报》第12期的“简讯”中有一段话,无疑摘自我与一位过访的学者的谈话,它使我不得不作出这篇阐释,没有这篇阐释,那段话就会不具有可理解的意义。

[2]因此,人的角色是非常人为的。我们并不知道其他行星上的居民及其本性是什么性状;但是,如果我们很好地实现了自然的这个委托,那么,我们也许就能够自夸,因为我们在我们世界大厦的邻居中间可以保有一个并非微不足道的地位。也许在这些邻居那里,每个个体都能够在自己有生之年完全达成自己的规定性。在我们这里情况不同;惟有类才能希望做到这一点。

[3]皮埃尔(Abbé Charles-Irenée Castel de St.Pierre,1658—1743):《永久和平规划》,乌特勒支,1713。——科学院版编者注

[4]J.J.卢梭:《圣皮埃尔教士先生的永久和平规划摘要》,1760。——科学院版编者注

[6]惟有从其开端就不间断地一直延续到我们的一个有学问的读书界,才能确证古老的历史。在这个读书界之外,一切都是terra incognita[未知的领域];而生活在这个读书界之外的各民族的历史,只能从他们进入这个读书界的时刻开始。对于犹太民族来说,历史就是在托勒密王朝时代通过希腊文的《圣经》翻译开始的,没有这种翻译,人们就会很难相信他们那些孤立的报道。从此时(在这个开端恰当地被查明之后)起,人们才能上溯我们的叙述。对于其余所有民族来说也是如此。修昔底德书中的第一页(休谟*D.休谟:《道德、政治和文学论文集》,第1部分,第Ⅺ篇,格雷恩和格罗斯出版,伦敦,1898;第Ⅲ卷,414页。——科学院版编者注说)是一切真实的历史的惟一开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