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语
能思维的人感到一种忧愁,这种忧愁也许甚至能够成为道德沦丧,而无思想的人对此一无所知,这就是在他估算极度并且(似乎)无望改善地压迫着人类的灾祸时,对在整体上统治着世界行程的神意的不满。但最重要的却是:对神意感到满意(尽管神意为我们在尘世预先规定了一条如此辛苦的道路):一方面是为了在辛苦之中始终还鼓起勇气,另一方面是为了在我们将此事的罪责推诿给命运的时候,不致无视我们自己那或许是所有这些灾祸的惟一原因的罪责,并在自我改善中不致疏忽防止这些灾祸的帮助。
人们必须承认:为我们招致压迫着各文明民族的那些最大灾祸的,是战争,确切地说,与其说是现实的或者过去的战争,倒不如说是对于未来战争的从不减弱,甚至不断加强的准备。国家的一切力量,其文化的一切成果,本来能够被用于一种更为伟大的文化,却都被用到这上面;自由在如此多的地方受到严重的损害,而且国家对各个成员的母亲般的照料转变成为一种无情强硬的要求,此时这种无情强硬毕竟由于对外部危险的担忧而得到辩护。然而,如果不是那种总是令人害怕的战争本身迫使国家元首们有这种对人性的敬重,那么会看到这种文化吗?会看到共同体的各阶层为了相互促进他们的富裕而紧密结合起来吗?会看到聚居吗?甚至,会看到尽管在极度限制性的法律之下却依然余留下来的自由程度吗?只要看看中国:它按照自己的位置也许必须一度担心一场出乎意料的侵袭,但却无须担心任何强大的敌人,且因此自由的一切痕迹在那里都被灭绝。所以,在人类目前尚处的文化阶段上,战争是使文化继续进展的一种不可或缺的手段;而且惟有在一种文化完成(谁知道什么时候)之后,一种持久的和平才会对我们有益,而且也惟有通过那种文化才有可能。因此,说到这一点,对于我们发出如此愤恨的抱怨的那些灾祸,我们毕竟也许自己有罪责;而且这份神圣的文献把各民族融合成一个社会,以及他们在文化刚刚肇始的时候就完全摆脱了外部危险,表现为一切进一步的文化的一种障碍,并且是向无可救药的堕落的一种沉沦,这是极有道理的。
人们的第二种不满涉及就生命短暂而言的自然秩序。虽然,如果还能够期望生命比其实际期限存续更久,人们必定不懂得重视生命的价值;因为这会只不过是在延长一场与全然的艰辛不断地进行斗争的游戏罢了。但是,人们也许不会责怪一种幼稚的判断力,说它害怕死亡而不爱惜生命,而且每一天差强人意地勉强维持生存就将让它感到困难,却还从不多嫌重复这种折磨的日子。但是,只要想一想,为了有办法度过如此短暂的一生,有多少忧虑在折磨我们,又由于期望一种未来的、哪怕是不怎么持久的享受,有多少不义之事被做出来,人们就必定合情合理地相信:如果人能够预见寿命在800岁以上,那么,父亲在自己的儿子面前,一个兄弟在别的兄弟面前,或者一个朋友在别的朋友身旁,就会几乎没有生命安全感了,而寿命如此长的人类的恶习则必定达到一种高度,使得他们除了在一场普天下的大洪水中被从地球上灭绝之外,就不配享有任何更好的命运(第5章第12~13节)。
第三个愿望,或者毋宁说空洞的渴望(因为人们意识到,我们绝对无法得到所期望的东西),是诗人们如此称颂的黄金时代的剪影:在那里,据说摆脱了淫逸加诸我们的、一切想象出来的需求,满足于纯然的自然需求,人们普遍平等,人们中间有持久的和平,一言以蔽之,纯粹地享受着一种无忧无虑的、在懒散中虚度或者以孩童的游戏浪费的生命:这种渴望使得鲁宾孙们和去南太平洋群岛的游记如此迷人,但在根本上却证明了能思维的人当仅仅在享受中寻找文明生活的价值,并且在例如理性提醒他通过行动来赋予生命一种价值的时候把懒散的平衡作用考虑在内时,对这种生活感到的厌倦。这种返回那个淳朴和无辜时代的愿望将充分显示出来,如果人们通过对于上述原初状态的介绍受到教诲:人不能保持在原始状态中,因为他不满足于原始状态;他更不愿意有朝一日重新返回原始状态;因此,他毕竟总是得把当下的艰辛状态归于他自己和他自己的选择。
因此,对人的历史的这样一种阐述,有益于和有助于人的教诲和改善,它向人指出:他不得因为压迫他的灾祸而归罪于神意;他也没有权利把他自己的犯错归咎于其始祖的一桩原初的罪行,使后代身上作出类似逾越的癖好成为遗传的(因为任意的行动不能带有任何遗传的东西);而是他必须以充分的理由把在始祖身上发生的事情承认为由他自己所做的,因而把因误用他的理性而产生的一切灾祸完全归咎于他自己,因为他能够十分清晰地意识到,他在同样的情况下会有完全相同的举止,并且使得对理性的第一次运用就是对它的误用(甚至违背自然的提示)。如果上述关于道德的灾祸这一点是有理由的,那么,本真的自然灾祸在功过相抵中就很难为我们的利益而产生一份盈余。
这就是一部由哲学来尝试的最古老的人类历史的结果:对神意和人类事务在整体上的行程感到满意,这行程并不是从善开始而前进到恶,而是由较坏逐渐地发展到较好;对于这种进步,每一个人都受到大自然本身的召唤,来尽自己的力量作出自己的一份贡献。
原文收入李秋零主编《康德著作全集》第8卷,作于1786年。
[1]倾诉的冲动必然首先促使尚独处的人对他之外的生物,特别是发出一种他能够模仿并随后用以命名的声音的生物宣告他自己的实存。人们也还在儿童身上,在无思想的人们身上看到这种冲动的一种类似的作用,他们通过格格作响、喊叫、吹口哨和其他喧嚣的娱乐(经常也有这类的祈祷)来骚扰共同体的思维着的那部分人。因为除了他们想要在自己周围广为宣告其自己的实存之外,我看不出这样做的其他任何动因。
[3]一方面,人类致力于其道德规定,另一方面,它始终不渝地遵循为其本性中的粗野和动物性状态所设的法则,为给这二者之间的冲突列举若干例子,我引证如下:
大自然把成年期,亦即繁衍其种属的冲动和能力的时期,确定在大约16岁至17岁的年龄:粗野状态中的少年到了这个年龄,就完全是一个男人了;因为他在这时具有养活自己、繁衍其种属,也养活种属连同其妻子的能力。需求的简朴使他很容易做到这一点。与此相反,在开化状态中,做到这一点就需要许多在熟巧以及有利的外部环境方面的谋生手段,以至于这个时期在公民意义上至少平均要延迟约10年之久。然而,大自然并不随着社会精致化的进步同时改变自己的成熟时刻,而是固执地遵循它为保存作为动物种类的人类所设的法则。由此就产生出由道德对自然目的和由自然目的对道德的一种不可避免的损害。因为在某个年龄上,当公民人(他毕竟并不停止是自然人)只是少年,甚至干脆只是儿童时,自然人就是成人了;因为人们确实能够这样称谓那由于其年龄而(在公民状态中)根本不能养活自己,遑论养活其种属的人,尽管他自己拥有繁衍其种属的冲动和能力,从而拥有自然的召唤。因为大自然肯定没有在生物中置入本能和能力,使他们抗拒和压制这样的召唤。因此,生物的禀赋根本不是设立在文明状态上的,而仅仅是设立在作为动物物种的人类的保存上的;因此,开化状态就与后者陷入了无法避免的冲突,惟有一种完善的公民宪政(文化的最终目标)才能取消这种冲突,因为现在,那个中间时段往往充斥着恶习及其后果,即各种各样的人类苦难。
另一个例子可以证明以下命题的真理性:大自然在我们里面为两个不同的目的,亦即作为动物物种的人类和作为道德物种的人类,建立了两种禀赋;这个例子就是希波克拉底所说的ars longa,vita brevis[艺术长久,生命短暂]。一个科学和艺术的天才,一旦通过长期的练习和获得的知识而在判断上达到了真正的成熟,只要他以上述年轻的精神力量来经历赋予所有历代学者的时间总和,科学和艺术就能够通过他而远远超过所有历代学者前仆后继能够达到的成就。现在,大自然显然是出自另一个观点,而不是出自促进科学的观点来就人的寿命作出决定的。因为当最幸运的天才濒临他因自己的熟巧和经验而可以希望的最重大发现时,老年却来临了;他变得迟钝,而且不得不委托下一代(他们又从头开始,必须再次穿过他走过的全部行程)去在文化的进步中再添加一段。因此,人类实现其全部规定的进程似乎不停地中断,并且始终处在跌回到旧的粗野状态的危险之中;而希腊哲学家*康德这里说的是谁,我无法查明。——科学院版编者注则并非全无道理地抱怨:遗憾的是,正当人们开始了解自己真正说来应当如何生活时,却不得不去死。
第三个例子可以是人们中间的不平等,确切地说不是他们的自然禀赋或者财富的不平等,而是他们的普遍人权的不平等:这是卢梭曾经相当真切地抱怨过的不平等,但只要文化仿佛是毫无计划地进展着(这在长时间里是同样无法避免的),这种不平等就无法与文化分开,而大自然肯定没有规定人有这种不平等,因为它赋予人以自由,以及限制这种自由的理性,这种限制所凭借的无非是这种自由固有的普遍的,虽然是外在的合法性,而这种合法性就叫做公民法权。人应当自己努力使自己摆脱其自然禀赋的粗野状态,并且在超越这些自然禀赋时,仍然注意不违背它们;这是他惟有迟迟并在经历诸多失败的尝试之后才能期望的一种熟巧,而在这中间的时段里,人类却在它出自无经验而加诸自己的灾祸中间叹息。
[4]阿拉伯的贝都因人依然自称是一位昔日的酋长,即其部落的创立者(如贝尼·哈雷德以及诸如此类的人物)的子孙。但这个酋长绝不是他们的主人,不能随己意对他们实施强制。因为在一个游牧民族里,既然没有人拥有他必然留下的不动产,则每个感到不合意的家庭都能够十分容易地脱离部落,去加入另一个部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