预卜的人类历史

在原理中必须有某种道德的东西，理性把它视为纯粹的，但同时由于其巨大的、划时代的影响，亦把它视为向人的灵魂指明为此而受到承认的义务，并在人类之联合（non singulorum，sed universorum［不是各个个人的、而是全体人们的联合］）的整体上关涉人类的某种东西，人类以如此普遍的和无私的同情为它的预期的成功和它的尝试而欢呼。——这个事件不是一场革命的现象，而是（像艾哈德[6]先生所表达的那样）一种自然法权的宪政之进化的现象，虽然仅仅在野蛮的战争下，这种进化本身尚未实现——因为内部战争和外部战争摧毁了所有迄今为止存在过的规章性的宪政——，但它毕竟引导人去谋求一种能够不嗜好战争的宪政，亦即共和制的宪政；它可以要么甚至按照国家形式就是共和制的，要么仅仅按照政府方式而是共和制的，即虽然元首（君主）是一个，却仿效一国人民会依据普遍的法权原则给自己订立的那些法律来管理国家。

现在我断言，即便不具备预知者的头脑，也能够根据我们时代的各个方面和种种征兆，向人类预言将达到这个目的，由此同时预言人类将向着更善前进，从这时起不再完全倒退。因为人类历史上的这样一种现象不再被遗忘，这是由于它揭示了人的本性中向着更善的一种禀赋和一种能力，这类东西不是任何政治家从事物迄今为止的进程中推敲出来的，而且惟有它才在人类中按照内在的法权原则把自然和自由统一起来，但就时间来说，它只能是不确定的，并且只能应许出自偶然的事件。

但是，即使现在仍然没有达到在这个事件中所预期的目的，即使一国人民的宪政的革命或改革功亏一篑，或者在这革命或改革持续了一段时间之后，一切又重新回到旧日的轨道（就像政治家们目前预卜的那样），那种哲学的预告也没有丧失其丝毫力量。——因为那个事件太重大了，与人类的兴趣交织得太紧密了，按照其影响它广泛地传播到世界上的所有地区，以至于它在有利情况的某种诱使下不会不被各国人民想起，并唤起他们去重复这一类的新尝试；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在对人类如此重要的事情上，预期的宪政最终毕竟必然在某个时刻达到一种稳定性，这种稳定性是经由频繁的经验而来的教诲不会不在所有人的心灵中造成的。

因此，有一个命题，不仅用心善良、在实践方面值得推荐，而且不管有多少无信仰者，即便是对于最严格的理论，也是站得住脚的，这就是：人类曾经始终处在向着更善的进步中，今后亦将继续前进。如果人们不仅关注在某国人民中所可能发生的事情，而且也关注向地球上所有将逐渐地参与其事的人民的传播，那么，这就将开启对一个无法预见的时代的展望；只要（按照坎培尔和布鲁门巴赫[7]的说法）在人类出现之前仅仅埋葬动物界和植物界的自然剧变的第一时期之后，绝不接着出现对人类如法炮制、以便让其他造物登上这个舞台的第二时期，如此等等。因为对于自然来说或者毋宁说就其对于我们而言无法企及的至上原因的全能来说，人又只不过是一种微不足道的东西罢了。但是，就连他自己的族类的统治者们也这样看待他，把他当做这样一种微不足道的东西来对待，有时动物般地把他纯然当做自己的意图的工具来加负，有时将他置于他们相互之间的争斗中，让他们杀戮他，——这就不是微不足道的小事了，而是颠倒了创造本身的终极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