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院版编者导言
海因里希·迈埃尔
在1795年8月13日的一封信中，康德表示愿意给哥尼斯贝格出版商尼科罗维一篇论文供出版，它应当在《论永久和平：伊曼努尔·康德的一个哲学策划》的标题下为当年的米迦勒节博览会出版（《康德全集》，第Ⅻ卷，85页）。作品按照预计的日期出版了。
是什么给予撰写这部作品以外在的起因，我们不知道。反正可能的是，1795年的巴塞尔和约曾经具有影响。一种永久和平的理念似乎在那个时代里酝酿着。至少，赫尔德——凯尔巴赫有理由指出这一点——正是在当时报道，对永久和平的规划谈论颇多。与此相反，当舒伯特把这篇论文的直接灵感归溯到阅读圣皮埃尔的《永久和平规划》时，这却无法得到证明。只不过确定的是（参见《康德全集》，第Ⅷ卷，313页），康德——确切地说早就（参见《康德全集》，第Ⅷ卷，24页）——了解圣皮埃尔的作品。
还在同一年，尼科罗维就着手第1版的印刷（参见凯尔巴赫的版本，前言，ⅩⅩ～ⅩⅪ页）；这次印刷似乎附有印刷错误一览表和补充一览表，它部分地钉在第1版的样书之上，如果它不是之前已经单独出版的话。在1796年，继之以一个“新的、增订的版本”，在正文中吸纳了已提到的印刷错误一览表中所包含的改动，此外给第二章的附录附加了第二个附录（368～369页）。
在1795年11月5日的一封信中，康德的学生基塞维特尔鼓动这部作品的一个法文译本。他写道，他想把它寄给自己的一位朋友，一位前途无量的年轻人，批判哲学的一位不久前到了巴黎、为的是在那里讲授批判哲学的内行和崇敬者，以便他翻译并在那里介绍它（《康德全集》，第Ⅻ卷，47页）。这位“年轻人”也许就是卡尔·特莱民（Karl Theremin），如其在1796年1月2日从巴黎写信给他的兄弟、梅梅尔布道人安东·路德维希（Anton Ludwig）所说的那样（《康德全集》，第Ⅻ卷，［59］59～60页），定在西耶士（Sieyès）家碰面的“新来的康德派”，大概也与A.L.特莱民在是年2月6日向康德报告（《康德全集》，第Ⅻ卷，58页）说其在巴黎开始关于康德哲学的讲演的冯·比勒菲尔斯（v.Bielefels）是同一个人（对此，参见现在门采尔的说法：《康德全集》，第ⅩⅢ卷，419页）。两位特莱民试图促成康德和西耶士之间的一种书信往来（对此，参见《康德全集》，第ⅩⅢ卷，424页；以及布兰德［O.Brandt］：《西耶士研究》，载《历史学杂志》，第126期，424页以下），此外找到在法国介绍康德哲学的途径。对此，出版商拉伽尔德的一封信也有暗示，他谈到某位特莱民接受了从事康德著作的法文翻译的工作（《康德全集》，第Ⅻ卷，141页）。在此期间，伯尔尼以Projets de paix perpétuelle为标题于1795年出版了《论永久和平》这部小册子的一个法文译本，但它未得到康德的赞同。与此相反，根据第2版做出的、由尼科罗维出版的译本《永久和平规划：伊曼努尔·康德的哲学论文，译自德文并有作者的一个新的附录》（1796）却获得了康德的授权（这个新附录就是第2版中那个第二附录）。基塞维特尔1798年11月25日的一封信（《康德全集》，第Ⅻ卷，［263～264］265～266页）表明了这个译本在巴黎有什么影响。
对于《论永久和平》这篇论文来说，我们还有手写的材料，亦即：1.准备工作（雷克：残篇9），其中各个批次，当然也有这个批次，都被严重改写，纳入誊清稿之中（350页40～41和351页23～35，此外357页32～360页9）。对于确立正文来说，这些批次都没有什么用处。2.一个誊清稿残篇，即H1（包括362页19～360页20），由雷克描述并出版：“一张四开的双面纸，带有页边，……作为第5个层次被他［康德］自己在页边上方标出‘5’，有46、41、42和41行。优美且清晰地写在雅致的信纸上面并已经部分地加上标点的作品包含1795年第1版的52～65页”。3.用于付印稿样的抄件，即H2，从雷克的遗物转为哥尼斯贝格图书馆财产，“包括依序的12个印张，被”莱比锡“审查官、道德和政治学教授阿恩特在前面标题页和6个其他地方盖了准印章，并由排字工在每一个新的印张上用红铅笔做记号。康德精心地校对了它们，并增加了页边注，最后还增加了6页纸的第二附录”（雷克）。关于出自康德之手附加给抄件的第二附录，参见本文的381～386页。标题在抄件的标题页，由康德自己所写，只有：“伊曼努尔·康德的论永久和平”。
刊印：1.《论永久和平：伊曼努尔·康德的一个哲学策划》，哥尼斯贝格，弗里德里希·尼科罗维出版，1795。
2.1的翻印（连同附上的印刷错误一览表）。
3.《论永久和平：伊曼努尔·康德的一个哲学策划》，新增订版，哥尼斯贝格，弗里德里希·尼科罗维出版，1796。
4.《永久和平规划：伊曼努尔·康德的哲学论文，译自德文并有作者的一个新的附录》，哥尼斯贝格，1796，弗里德里希·尼科罗维出版。
此外有第1版的一些翻印：
5.法兰克福和莱比锡，1796。
6.法兰克福和莱比锡，1797。
那位荷兰旅店主人的店招上绘有一个教堂墓地，上面的这个讽刺性标题究竟是针对一般而言的人，还是特别针对决不会对战争感到厌倦的国家元首们，甚或只是针对做着那个甜美的梦的哲学家们，姑且搁置不论。但是，本文作者作为条件所要求的是，既然实践的政治家对待理论的政治家，是极为自负地俯视他，把他当做一个凭其空洞无物的理念，不会给必须从经验原理出发的国家带来任何危险的学究，而且人们总是能够任他去做不可能做到的事情，而老于世故的政治家可以不把此事放在心上，所以，后者即便在与理论的政治家发生争执时，也必须行事始终如一，不要在他贸然提出并且公开发表的意见背后嗅到对国家的危险；——凭借这项Clausula salvatoria［保留条款］，本文作者想以最佳形式明确地使自己免受一切恶意的诠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