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时代的一个证明人类道德趋势的事件

这个事件绝不在于由人作出的重大业绩或者罪行，它们使得伟大的东西在人们中间变得渺小，或者使得渺小的东西变得伟大，而且就像是玩魔术一样，使得古老的、辉煌的国家机构消失，而另一些国家机构就像是从地底下冒出来一样取代了它们。不，完全不是这回事。它仅仅是旁观者的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在大转变这场戏中公开地表露出来，并且透露出对一方的演出者的一种如此普遍却又不谋私利的同情，来反对另一方的演出者，甚至甘冒这种偏袒会对他们非常不利的危险，但这样一来就（由于普遍性）证明了人类在整体上的一种品性，并同时（由于无私性）证明了人类至少在禀赋中的一种道德品性，这种道德品性不仅使人期望向着更善的进步，而且就人类的能力目前所能及而言，其本身就是一种进步。

我们在自己这个时代目睹了一个富有才智的民族进行的革命，这场革命可能会成功或者失败；它可能会如此充满了不幸和暴行，以至于一个思维健全的人如果会希望第二次从事时成功地完成革命的话，就绝不会决定以这样的代价来进行这场试验。——依我说，这场革命的确如愿以偿地在所有旁观者（他们自己并没有卷入这场戏）的心灵中获得了一种同情，这种同情几乎接近于狂热，其表现本身就带有危险，因此，除了人类里面的一种道德禀赋之外，它不可能以别的什么为原因。

这种道德上的影响原因是双重的：第一是法权的原因，亦即一个民族必须不为别的强权所阻挠，去为自己建立一种它自己觉得好的公民宪政；第二是目的（它同时就是义务）的原因，亦即一个民族的宪政，惟有那种依其本性具有按照种种原理避免侵略战争的性状的，才就自身而言是合法的和道德上善的，这样的宪政不是别的，只能是共和主义的宪政，至少在理念上是这样[3]；因而这种宪政就有条件去制止战争（一切灾祸和道德堕落的渊薮），并这样消极地保障人类不论多么脆弱都向着更善进步，至少在进步时不被干扰。

因此，这一点以及对善的带有激情的同情，即热忱，尽管由于一切激情作为激情都是应当受到指责的，所以热忱并不完全可取，但却毕竟借助这段历史为对人类学来说重要的说明提供了诱因：真正的热忱总是只涉及理想的东西，准确地说只涉及纯粹道德的东西，这类东西就是法权概念，而且不能被嫁接到自私自利之上。通过金钱酬报，并不能使革命者的敌手产生纯然的法权概念在革命者心中所产生的那种热情和崇高思想，甚至古代军事贵族的荣誉概念，在那些注意到自己所属的人民的法权[5]、并且视自己为其保护者的人们的武器面前也消失了；外在的、旁观的公众对这种慷慨激昂深有同感，却丝毫无意参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