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商人与官员的互动及商务总会的诞生
1900年，慈禧太后所支持的义和团遭到八国联军镇压而惨败，空前的国家危机迫使清廷仓促推行新政改革。尽管如此，直到江浙地区的精英商人与改革派官员一起发起了上海商业会议公所之后，清廷才制定了针对商会的政策。此后，各省及府县官员奉行了清廷政策，但他们并不仅是简单按此政策履行行政职责，而且试图将其权力延伸到新的商会组织之中。然而，江浙地
区的精英商人并未完全遵循清廷政策，与地方官员合作组织商会。 (42) 他们还对官方干预发起了隐蔽或公开的挑战。这种商人精英与清朝官员的互动首先导致了江浙地区6个商务总会顺利出现（见附录1）。
上海商业会议公所的出现是中国商会及其他非官方组织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事件。1902年2月22日，也就是农历元宵节，《申报》登载了一篇报道：继李鸿章之后担任商务大臣的盛宣怀批准了绅商领袖严信厚的请求，设立上海商业会议公所，以便团结中国商人、加强官商联系。 (43) 另外一份属于改良派的《中外日报》特别发表社论，称赞盛宣怀此举突破了清朝政府与普通民众之间的传统藩篱。它甚至将上海商业会议公所视为未来中国议院的胚胎，并鼓励其中的商人成员讨论实业问题，为新政改革树立榜样。 (44)
然而，这两家报纸均未发现这一事件的内幕。实际上，正是盛宣怀本人提出了以西方商会为模式来建立这一商人组织的设想，并在1901年10月19日通过上海道台向严信厚转达了这一想法。盛氏的想法产生于他与外国使节就清政府被迫签订的《辛丑条约》所规定的贸易条约进行谈判期间。谈判开始后，盛宣怀就注意到列强外交官员和上海西商总会之间的密切合作，所以他要求上海行会领导人物也组织一个“总会”作为他的咨询机构。 (45)
严信厚积极回应了盛宣怀的呼吁，在复函中指出中国官、商之间的隔阂是外国人控制上海商业的主要原因。他向盛氏建议，新设立的组织不仅要作为中外条约谈判的咨询机构，而且应该作为官、商之间联系纽带。严氏进一步指出，盛氏来信所倡议设立的“总会”已经被商人行会用作他们休息聚会之处的名称。因此，他建议采用“商务公所”的名称，不过后来该组织正式命名为“上海商业会议公所”。严信厚还提名他的一位宁波同乡、拥有候补知县头衔的绅商周晋镳为这个组织的提调或经理。 (46)
(47) 盛宣怀在批复严氏的公文中，将中国商业的疲败既归咎于官商隔阂，也责难了商人自身不和。所以，他特别指示严信厚将上海各大行会的领袖纳入这一新的组织。在这样的官方赞助之下，严氏筹措资金，租赁办公场所，并参照上海西商总会和清政府的商务局规章，起草了上海商业会议公所的章程。1902年3月30日，他在上海召集各行会绅董和其他精英商人，讨论有关条例，从而正式成立了上海商业会议公所。 (48)
盛宣怀进而指示在上海县城和外国租界的每个行会推选商董议员二人，加入上海商业会议公所，再由他们公举一名总理会员和另一名副总理会员。根据一份日文资料，共有75名来自同乡和同业行会、半官办企业、商办企业等组织的精英商人加入了上海商业会议公所，其中的领袖人物包括一名总理、两名副总理以及13名议员。 (49) 他们中的许多人都是严信厚在前述各种行会、善堂、中国通商银行和上海商务局的同事， 但上海商业会议公所用新的制度化关系将他们紧密联系了起来。
严信厚等商人精英利用选举的形式和官方的批准确立了他们在上海商业会议公所的主要领导地位。他原本只挑选了包括自己在内的宁波、广东、江西三地商帮的5位领导人物作为上海商业会议公所的“总董”。在盛宣怀的授意下，上海商业会议公所随后举行选举，严信厚和周晋镳分别成为总理和副总理。被提名为第二副总理的毛祖模是一名举人，但他的提名后来没有提交官方批准。 (50) 因此，上海商业会议公所完全处于精英商人的领导之下。
由严信厚起草的上海商业会议公所章程表达了这些精英商人的政治追求。他在这一章程中纳入了雄心勃勃的计划：如通过上海商业会议公所举办股份公司，制定商业法规，推动商人团结，并加强他们与政府的关系。这些规定要求清政府让上海商业会议公所担任多种角色，而不只是盛宣怀所期待的条约谈判的顾问，以便它与政府就所有商业事务进行沟通、规范市场上的商业行为、调解中国商人之间的纠纷。 (51)
(52) 通过商务大臣盛宣怀和署理两江总督张之洞的联合上奏，1902年10月22日，上海商业会议公所得到清廷的正式承认。 (53) 因此，它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受到中央政府正式承认的合法社会组织，也是后来所有近代中国法人社团的先驱。在它的影响下，其他江浙地区内外的城市也于1902—1903年间出现了商业会议公所。 (54) 1903年末清政府的商部成立后，着手起草关于商会的政策， (55) 但它无疑考虑到了这些已经成立的商业会议公所。
1904年1月11日，商部提交一份奏章，倡导在全国成立商会，该奏章直接呼应了上海商业会议公所的规章。它认为商会不仅是与外国列强进行商战的主导力量，而且也是解决商人内部缺乏团结及其与政府之间隔阂问题的有效手段。诏令批准之后，商部发布了第一套关于商会的规章，并直接命令原有的商业会议公所根据这一新的规章更改名称。这套规章也规划了商务总会和商务分会，并赋予它们广泛权力， 如代表商人与政府交涉、通过各种会议和讨论对地方实业问题作出决定、在地方官府对商业纠纷裁决前后进行调解。 (56)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些政策不仅反映了朝廷对精英商人要求更多自主权力的回应，也暴露了清廷试图绕过省级及其他地方政府，直接控制新的商会和商人社区的企图。根据商部的规定，精英商人有权组建商会并选举其领导人，但他们的规章制度和领导人选必须获得商部的直接批准。商部还要求这些商会向该部提交关于地方实业的报告，帮助登记商铺，甚至强制使用商部发布的标准账簿。 (57)
为了控制这些商会，商部首先从上海商业会议公所开刀。1904年2月，商部接受直隶总督袁世凯的建议，派遣其右参议杨士琦前往上海推广商会。实际上，作为清末军政界的狡猾新贵，袁世凯已经利用杨氏作为亲信，从盛宣怀手中攫取了上海的半官办企业，加以控制。很明显，袁世凯伙同商部，再次利用了杨氏，以清除盛宣怀和他的精英商人同伙在上海商业会议公所的势力。 (58)
(59) 杨士琦确实按照商部的要求，将上海商业会议公所更名为上海商务总会。他还用盛氏在半官办企业中的竞争对手和袁世凯的绅商伙伴徐润接替了周晋镳，担任上海商务总会协理。但是，严信厚和大多数原有领导人物在改组之后保留了他们的职位。他们进一步将其领导权力制度化，将前述上海商业会议公所的规定细化，形成上海商务总会的73条规定。 (60) 此后相继出现的江浙地区商务总会基本上采用了类似的章程和组织结构，但它们的形成经过了社会精英与清朝政府的更多不同形式互动。
在两江总督的驻地江宁，省级官员最先使用强制手段将当地商人归并到一个商务总会之中，但因商人反应冷淡，他们后来只得放弃这种高压政策。1904年初，江南商务总局的官方督办刘士珩仿照上海商业会议公所的先例，亲自设立江南商务公会，把该城所有的行会都变成了它的分会。刘氏先行筹垫资金，起草章程，将这个新的组织设在典业公所内。他自任江南商务公会总理，并邀请该城各业行会领袖作为议员。1904年底，刘氏又按商部要求，将这一组织改名为江宁商务总会，并进一步吸纳外贸、保险等新兴行业中的精英商人为成员。 (61)
尽管官方如此卖力，江宁商务总会网罗的精英商人很少达到其正式会员要求，在当地商人中也缺少应有声誉。直到1905年3月，它仅通过并实施了一项决议，即每日公布当地钱业市场行情和兑换价目，但这样的价目仅为大钱庄所遵守，小钱铺仍然自行其是。该商务总会的成员是如此臭名昭著，以至于刘士珩对他们的行为进行了秘密调查，并威胁要开除他们的会员资格。其中一名成员后来因其贪污、赌博和嫖娼丑闻被报纸报道之后自杀，刘氏因而辞官回到安徽老家，从此成为一名离开官场的绅士。此后，江宁商务总会逐渐由精英商人接手领导，并在商人中建立了声誉。 (62)
(63) 苏州是江苏省的另外一个政治中心，也是绸缎和其他商品的主要生产和销售中心。然而，由于当地的精英商人与官员观念相左，以至他们建立商务总会的时间比上海和江宁都晚。从1904年至1905年初，商部、两江总督和江苏巡抚先后敦促苏州成立商会。这些官方呼吁并没有得到当地精英商人的积极响应，其原因在于清廷和江苏省级官员都不允许在苏州设立一个与上海和江宁商务总会同等的组织。 (64)
与官方计划不同，1905年6月20日至30日十天之内，苏州的精英商人连续两次向北京商部请愿，表达了建立一个商务总会的渴望。这些请愿者包括在地方商业和公共活动中的士绅领袖和精英商人，如前面提到的尤先甲、张履谦、潘祖谦和彭福孙。苏州籍贯的前任京官王同愈还是第二次请愿的领袖。正如他们在两份请愿书中所述，苏州是绸缎、丝茧和棉布生产和贸易的中心，也是钱业的主要市场。苏州变成与上海一样的通商口岸之后，当地市场遭受了类似的外国商品入侵。此外，苏州还是苏南的政治中心，理应建立一个商务总会，以便与上海商务总会联络，共同团结中国的商人和官员。在第二份请愿书中，他们告知商部，当地商人已经择地开工，准备为商务总会建立办公之处，并提交了公举的职员名单和试办章程。 (65)
7月1日，即提交第二次请愿的次日，苏州城内许多工商业会馆和公所的行会领袖等商人精英举行集会，公开呼吁组织一个商务总会。作为第二次请愿的主要领袖，王同愈也出席了会议，承诺通过他的官场关系实现这个计划。结果，商部于7月17日终于批准在苏州成立商务总会，并指示它与上海商务总会保持联络。此后，王同愈和其他发起人在参考上海商务总会文件的基础上，起草了苏州商务总会章程。10月6日，他们召集64位行会领袖举行成立大会，选举尤先甲为首任总理。 (66)
(67) 与苏州商务总会一样，江苏省的另外一个商务总会也是由于精英商人的压力，在官方计划之外成立的。根据商部1904年的规定，仅省会和繁荣的都会城市才可设立商务总会，但江苏省的通州直隶州城（南通）并不具备成立这一等级商会的条件。然而，从19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通州出身的杰出实业改革家张謇就已经成功地创立了当地棉纺工业，并成为商会的积极倡导者。因此，商部在1904年特别委托他推动长江下游地区的商会发展。张氏就此作出反应，警告商部不要仓促组建全市范围的商会，但建议成立特别行业内的商会。 (68)
与张謇的建议相呼应，他的精英商人跟随者此后也向商部请愿，要求组建一个通州的棉花贸易商务总会，但他们实际计划在这个新的组织中包括所有行业的商人。他们的巧妙策略绕过了当时苏州商人精英所面对的难题，即在通州建立全行业的商务总会很难获得朝廷批准。请愿获得商部批准后，张謇的哥哥张詧成为新建的通崇海花业总会的总理。张詧曾经担任过知县，又是张謇办理实业的伙伴。 (69) 从这个商务总会的名称来看，它的权力仅限于通州直隶州、崇明县和海门直隶厅的棉花贸易市场。实际上，它采用了与上海商务总会类似的条例，其会员资格是向附近州、县、厅的其他行业领袖和精英商人开放的。 (70)
由于江苏在晚清时期包括上海，所以该省的精英商人实际上超越了官方计划，在一个省内建立了4个商务总会。特别重要的是，苏州和通州的精英商人通过对商部规定的消极抵制或阳奉阴违的行动，最终成功地组织了两个超越清朝官方限制的商务总会。相比而言，浙江商人精英通过与官方更为激烈的抗争或更加密切的合作，成功建立了两个商务总会，但他们组织第三个商务总会的努力归于失败，未能获得清朝政府批准。
作为浙江的省会，杭州同苏州在各自省内的政治重要性及其工商业地位方面十分相似，都是绸缎生产和贸易的中心城市。 (71) 但杭州商务总会的形成涉及浙江士绅和精英商人对于省级官员及其绅商盟友的更为激烈较量。1904年初，浙江农工商总局兼并该省商务局后，仿照上海商业会议公所的先例，设立了浙江农工路矿商业会议公所，其办公地点就设在该局附近的江宁会馆内。该组织很快更名为浙江商务总会，但直到1905年8月才制定章程。由于加入这个商务总会的行会很少，它更多地依赖官方的财政支持，甚至在后来将办公地点也搬进了浙江农工商总局。 (72)
此外，浙江商务总会的第一、二任总理分别是一位士绅和一位前任知府。它的第二任总理沈守廉在1905年7月担任此职，但很快就因他在上年曾试图与一个德国公司建造一条杭州附近的墅浦铁路，遭到报纸批评。8月，沈氏和浙江商务总会的坐办或总管高子衡又将浙江的矿产资源出卖给英国和意大利的公司，因而遭到当地士绅的攻击。同时，这两人在浙江省官府的压力下，同意了官方决定，给予一家美国公司修建浙赣铁路的许可。他们在这些问题上与官方紧密合作，遭到浙江士绅和精英商人的强烈抗议。 (73)
杭州善堂的7位董事领导了对这条铁路项目的抗议，其中的主要领导人物是樊恭煦。他是一位进士，曾担任陕西学政，但又是杭州新式学堂的倡导者。 (74) 这次抗议活动得到了上海商务总会总理严信厚等在沪浙江籍贯精英商人领袖的支持。虽然后来浙江商务总会拒绝了由美国公司建造铁路的提案，其总理沈守廉和坐办高子衡已经臭名昭著，但浙江巡抚仍然试图通过安排他们辞职来保住他们的脸面。1905年9月，由于这两人都不愿意主动辞职，浙江巡抚解除了高氏的职务，并强行让沈氏辞职。 (75)
与此同时，杭州城内的丝绸、钱庄及其他行业的行会领袖推选樊恭煦为新的商务总会总理，并请求浙江巡抚批准。然而，樊氏拒绝接受官方的批准任命，一直等到新的巡抚取代了他不受欢迎的前任后才走马上任。在樊恭煦的领导下，浙江商务总会更名为杭州商务总会，通过了一套类似上海和苏州商务总会的新规章，并于1906年10月获得商部的批准。 (76) 樊氏并认为办公时官绅相混，颇为不便，所以杭州商务总会在当年6月就搬出了由浙江农工商总局改名的浙江商务局，以一善堂作为办公场所。 (77) 此后，该商务总会变得较少受到官方干预，但樊氏曾经担任省级官员，实际比他的两个前任与清政府的关系更近。
与杭州商务总会相比，处于早期通商口岸之一的宁波府城很平静地产生了另一商务总会，而这是当地精英商人、士绅和官员之间密切合作的结果。1905年9月，该城两位富商发起成立宁波商务总会，当地的知府则根据商部规则亲自起草了它的规章。城内许多行会的领袖都加入了这个商务总会，并推选原籍宁波的前任知府吴传基为首任总理。 (78)
在浙江省的另一府城嘉兴，当地的精英商人也组织了一个商务总会。但由于官方的反对和精英商人的内部分歧，他们的努力最终失败。如前所述，嘉兴的精英商人早在1902年就创办了一个商务总局，并推选当地士绅盛萍旨作为该局总办。1905年1月，嘉兴商务总局得到浙江省级政府的许可，改名为嘉兴商务总会。然而，直到1906年1月，嘉兴商务总会才正式选举盛氏和一位年轻绅商张广恩 （右企）为总理和协理。 (79)
当时，清政府已经要求所有的商务总会必须得到商部的直接批准，但嘉兴商务总会仍向浙江省级政府请求承认其最近的选举。不幸地，浙江省级政府并未承认嘉兴商务总会的选举结果，反而命令它改名为一个商务分会。盛萍旨再次向浙江巡抚请愿，声称嘉兴是一个贸易繁荣的城市，应有一个商务总会。当他的请求遭到巡抚拒绝后，盛氏马上辞职，年富力强的张广恩则通过补选成为新一任总理。然而，张氏的领导资格很快受到这个商务总会一些创始成员的批评，他的职位也在1906年12月被一位年长
的精英商人接替，以至该总会无法为了争取官府承认继续抗争。 (80) 由于这场内讧，这些地方精英不得不接受官方决定，在嘉兴府城仅仅设立一个商务分会。 (81)
因此，江浙地区城市商务总会的发展既受到精英商人与清朝政府互动的左右，也受到地方精英内部关系的影响。这些精英商人通过与清朝官府的不同形式互动，在江浙两省成立了6个商务总会，但他们的成功常常取决于他们内部的团结。与此相反，嘉兴府地方精英商人的内讧则阻碍了他们争取设立一个商务总会的努力。这种精英内部及其与官方互动既贯穿于商务总会的形成过程之中，也是该区域商务分会和商务分所发展的特点。然而，从商务总会到商务分会和商务分所的社团网络扩展将使精英商人加强联系，减少内部纷争，并改变他们与清政府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