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会内部构成和相互关系的发展
从1902年上海商业会议公所诞生开始，江浙地区日益增加的商会逐渐形成了多层次的会员、领导、会议和选举制度，并以此等级制度容纳不同背景的商人成员。他们还通过共享会员、兼任领袖、联席会议以及其他形式的联系和接触建立了相互关系。这种商会网络的发展将精英和非精英商人纳入制度化的等级体系，并联结了不同城镇内的精英商人。 (5) 然而，这种趋势与官方政策是背道而驰的。
商部在1904年颁布的章程最初要求每一城或镇内除小贩外，所有商铺等工商机构都必须在当地商会登记。这套章程规定每一商务总会设立20至50名董事，包括一名总理和一名协理；在一个商务分会中，需有10到30名董事，包括一名总理。 (6) 然而，上海商务总会在其1905年拟定的章程中将商部关于董事的规定转而应用于其会员，并将会员总数限制在50人以下。此外，它设立了18名“议董”，包括一名总理和一名协理。 (7) 1904年至1909年，上海商务总会进一步发展了共有7类成员的制度，包括3种会员和4种会友 (8) ：
（1） 正式会员为行会代表。他们每人每年要交纳300两的会费，但每个行会最多推选3名领袖作为会员。
（2） 特别会员多数是大型企业的代表。他们也要每人缴纳300两年度会费，每家企业同样限举3人为会员。
（3） 名望会员是捐纳巨款并具有较高社会声誉的人士，但直到1911年，上海商务总会还没有此类成员。
（4） 领袖会友是每人每年缴纳会费不到300两的行会代表。
（5） 个人会友是每年支付12两会费的个体商人，该项年费在1907年提高到每人30两。
（6） 特别个人会友是英美公共租界中万国商团中华队、沪北商团体操会义勇队打靶部等毕业生，或有名誉的商人。他们为总商会提供护卫，不需支付任何会费。
（7） 帮行会友是附属行会的商人成员，但上海商务总会从未澄清他们是否包括这些行会的全部或部分成员。
因此，上海商务总会主要将富裕并有名望的精英商人纳入3类会员和前3种会友之内，仅将附属行会的普通商人简单地归入象征性的帮行会友之列。 (9) 该商务总会在其多层次的选举和会议中，还赋予这7类成员不同的权利，主要区别在于空有帮行会友名义的普通商人和拥有其他类别会员或会友资格的精英商人之间。
虽然上海商务总会从1904年就在其选举程序中采取了“机密投筒法”或无记名投票于密封筒内的方式，它的帮行会友仅有选择现任行会领袖作为他们的代表进入总会为正式会员的权利。1907年，在进一步的董事选举中，上海商务总会规定，每个正式会员或特别会员都可投三票，而支付100或200两年度会费的领袖会友可以按此数额，投一票或两票。1909年，它进而授予每个特别个人会友在董事选举中投出一票的权力。按照商部的要求，所有董事必须是年满30岁之上，在当地经商5年以上、具有名望的商人，并是成功创业的行号拥有者或经理人。但上海商务总会进一步要求其董事或议董熟悉官方文书程式，从而将他们的候选人限制于具有官方关系和绅士背景的精英商人。只有这些议董才有权力参加最高级别的总理和协理选举，充当选举人和候选人。 (10)
上海商务总会还为精英和非精英商人成员规定了3种不同层次会议。这些会议的参与者均采用议事机密投筒法，即将白色或黑色棋子作为肯定或否定票投入密封的筒内，以绝大多数意见决定重要事件。所有成员都可以参加年会，共同清查账目、讨论预算和审查上年的商务问题。10个以上的会员和会友也可以要求召开特别会议来处理紧急问题，但附属行会的行帮会友可能从来没有享受过这样的权利。相比之下，只有包括总理和协理在内的议董才能参加每周例常会议，为商务总会做出决定。 (11)
通过不同层次的会员、领导、选举和会议制度，上海商务总会主要将背景多样的精英商人带入它的等级有序、相互连结的组织网络之中。1906年，该商务总会的最高权力核心包括21名议董，其中20人通过向清政府捐纳，获得了四至五品的道台等官衔。除此担任议董的21人之外，其余的37名会员中仅有5名没有功名或者官衔，其中12人的官衔低于五品。 (12) 然而， (13) 比起这些捐纳获得的官衔，商业财富、社会声望和政治权力是他们成为上海商务总会会员和议董的更为重要资格。在此方面，上海商务总会首任协理徐润的案例极为典型。
作为上海的一位广东商人领袖，徐润曾帮助直隶总督袁世凯从盛宣怀手中夺取了轮船招商局的控制权，然后在1904年成为上海商务总会协理。1905年末，徐氏在商务总会年度选举中失去了协理位置，但因他在1907年之前仍是轮船招商局和广东帮商人代表，所以在上海商务总会内保持了议董的领导职位。不幸的是，他在袁世凯和盛宣怀之间新的一轮权力斗争之中举动暧昧，从而于1907年中期失去在轮船招商局的职位，并在随后失去上海商务总会的会员资格。1908年徐润重振家族企业，并于1910年重返上海商务总会，但他仅是一名代表其家庭企业的个人会友。 (14)
表4显示了1904年至1911年间江浙地区近10个商务总会、分会和分所的董事和会员的数目。在此期间，上海商务总会的正式会员和特别会员人数在50到70人之间波动，而其议董人数从18人增长到21人。除了这些会员，它的领袖会友、个人会友和特别个人会友的数量在1908年达到了52名，在1911年达到了74名。所以，直到1911年，这个商务总会仅包括124名实际成员， (15) 而上海拥有近百万居民。
(16) 表4 1905—1911年间江浙地区商务总会、分会及分所会员与董事（括号内）a
资料来源：
《农工商部统计表（第一次）》第4册，第36b页；上海市工商业联合会、复旦大学历史系编：《上海总商会组织史资料汇编》上册，第70—71页；《上海商务总会同人录·丙午年（1906年）》；《上海商务总会同人录·丁未年（1907年）》［此件实际所载名单为1908年］；《上海商务总会同人录·己酉年（1909年）》；《上海商务总会同人录·庚戌年（1910年）》；《上海商务总会同人录·辛亥年（1911年）》；章开沅、刘望龄、叶万忠主编：《苏州商会档案丛编1905—1911》，第46—58、76—84、100—106、121—133、143—158页；《上海万国官商士绅职业住址录》，丑部（第二部分），第4—6页；《华商联合报》1910年第21期，“海内外商会同人录”第5—9页；《沪南商务分会报告题名册》。
注解：
a. 本表数字仅指全部会员，包括括号中的董事，以下表5至表8与此相同。
b. 在以上所引《上海总商会组织史资料汇编》上册第94—122页载有1904—1911年间历年上海商务总会议董和会员名单，但来自间接史料，而且与《上海商务总会同人录》历年所载议董和会员有所不同，所以其中资料没有纳入本表。另外一份关于1904年上海商务总会171名“会员”的日文记载已经被徐鼎新、虞和平等学者广为引用，见徐鼎新、钱小明：《上海总商会史1902—1929》第61页；虞和平：《商会与中国早期现代化》，第150页。实际上，这份日文名单并不符合上海商务总会关于其会员数量的规定或其现存1906—1911年间的《上海商务总会同人录》记载。这份171名“会员”的名单实际包括上海商务总会提交外国租界当局，要求得到“保护”的所有会员及所属行会中的“体面殷实”商人，见以上所引《上海总商会组织史资料汇编》上册，第67—68、70、94—122页；東亞同文會編『支那経済全書』第4巻，69—76頁。另外，领袖会友、个人会友和特别个人会友主要存在于上海商务总会，所以有关信息仅在正文讨论。
c. 沪南商务分所在1909年改名为沪南商务分会。
然而，这些精英商人会员中有许多人是商务总会所属工商业行会中众多普通商人的代表。这些行会通常借助它们的精英商人领袖来保持与上海商务总会的联系，其中一些行会还采用了该总会的组织模式，与它建立了更为正式的关系。1905年，杂货、海鲜等行业的行会邀请了上海商务总会一名董事主持它们的联席会议，并且由此改组为一个由他领导的商会。虽然上海地方官员从1906年开始禁止特定行业成立商会，处于上海县城的嘉谷堂米业公所仍在1908年联合租界同业商人，设立米业商会，并制定了关于会员、领导、选举和会议的章程。它甚至决定让上海商务总会决定它自身难以处理的重要事务。 (17) 在上海商务总会之下，烟草和糖业的商人也将他们的行会更名为商会。此外，洋货、毛皮、棉花、保险等行业的行会组成了各自的公会，而“公会”后来成为许多商会附属行会的统一名称。 (18) 这些行会通过组织变化加强了它们与上海商务总会的联系，并将众多的普通商人带入其组织网络。
(19) 江浙地区其他城市的商务总会很大程度上模仿了上海的先例，但它们的组织结构也反映了各地精英和非精英商人之间不同的社会关系。其中一些商务总会进一步与上海商务总会形成了人际性或制度化关系，而它们又转而成为小城、镇的商务分会和分所的样板，并通过兼任的领袖人物或年会等制度化活动扩大了与这些下级商会的垂直联系。
现有资料显示，苏州商务总会和通崇海花业总会为他们的精英商人建立了与上海商务总会类似的正式会员、荣誉会员和特别会员制度，并为其附属行会中的普通商人建立了帮行会友制度。起初，这两个总会也分别仅有14或18名董事，包括一名总理和一名协理。它们甚至像上海商务总会一样，将精英和非精英商人成员带入了等级性的选举和不同层次会议和选举活动。1906年杭州商务总会重组时，它特别参考了上海和苏州商务总会的组织章程。 (20) 所以，这些江浙地区商务总会显示了高度相似的组织制度。
尽管如此，在苏州、杭州等历史悠久的商业和政治中心，其商务总会与行会及士绅的联系比上海商务总会更加紧密。1905年，苏州商务总会共有76名会员，其中至少64人（占总数的84%）是来自40多个行会的领袖，代表了全城近一半的行会组织。到1908年，这些行会领袖所代表的1099家商铺成为该商务总会的帮行会友。他们缴纳的会费达8184银元，占该商务总会收入的85%。 (21) 同时，苏州商务总会的正式成员都有功名，它还任命了两三名有名望的士绅和前官员为名誉会员，其中之一就是前任清廷翰林院编修王同愈。他在1903年从官场暂时退职，1905年曾帮助建立苏州商务总会，从而成为该会名誉会员。1909年，王同愈恢复官职，但苏州商务总会继续保持他的名誉会员资格，并于1911年进一步提升他为名誉董事。 (22) 同样，杭州商务总会在1909年有21名董事，其中20名是具有士绅头衔的行会领袖。该商务总会的名誉议员甚至多达18位，其中大部分是前任官员。 (23)
(24) 江宁和宁波的商务总会发展了比上述4个江浙地区商务总会更为简单的组织结构。1909年，它们分别列出32名和38名董事，但并没有报告是否还有任何正式成员。此外，这两个商务总会的董事大多都是具有功名头衔的行会领袖。宁波商务总会的董事甚至包括曾任中央、省、县级政府的官员， 其中也有少数举人等士绅。 (25)
同样，江浙地区商务分会甚至商务分所也使用了与上述商务总会类似的多层次会员、领导、选举和会议体制，或者采用相对简单的组织结构来容纳他们的精英和非精英商人成员。表4的资料显示，淮安府城、昆山—新阳县城、吴江—震泽县城、梅里镇和盛泽镇的5个商务分会都设立了董事领导体制和正式会员制度。如表4所示，沪南商务分所在1909年直接演变为沪南商务分会，但震泽商务分所在1908年已经建立了类似于上述商务分会的议董和会员结构，而这些分会又模仿了商务总会的组织体制。
与前述上海商务总会的做法相似，梅里镇商务分会在1906年率先将商部关于每个分会最多设立30名董事的官方规定改变为该会关于正式会员人数的限制，另外建立由15名议董组成的领导阶层，包括一名总理。它甚至模仿上海和苏州商务总会，为其精英商人成员制定了3种会员资格，即其附属行会领袖充当的正式会员、具有商业知识的士绅所担任的荣誉会员以及捐助巨资的特殊会员。它的附属行会中的普通商人只能成为该分会会友，缴纳2元到10元的年费，以便获得保护。但是，他们不能像精英商人会员那样参加定期会议和董事选举。 (26)
表4所列盛泽、昆山—新阳、吴江—震泽等地商务分会基本模仿了梅里镇的商务分会。例如，盛泽商务分会在1907年召集其正式会员和会友进行3个层次的选举：首先，它的附属行会的所有会友选出30名商务分会正式会员；随后，这些正式会员选出10名议董；最后，这10位议董在他们中间选出一位总理。在1910年的选举中，该商务分会的前任和现任总理从10名议董中各获得5票。 (27) 此时，监督选举的一位官员便为两名候选人用抽签方式决定结果，然后宣布现任总理获胜。 (28)
虽然表4只包括了江浙地区6个商务分会的现有资料，但它足以证明： 截至1911年，该地区绝大多数分会都保持了人数较少的董事和正式会员。除了上海商务分会在1911年包括了异常大量的正式会员，淮安、昆山—新阳、吴江—震泽、梅里、盛泽的5个商务分会之中的每一分会都只有25—46名正式成员和9—22名董事。对这5个商务分会在1907年或1909年的178名正式成员的进一步分析表明：他们都有绅士头衔，而且绝大多数是行会领袖。在这两年之中，其他15个商务分会共有253名董事，其中仅有4人没有绅士头衔，而且很多董事也都是行会的代表。 (29) 通过这些具有声望和广泛联系的精英商人成员和领袖，江浙地区的商务分会从附属行会获得了财务资源，并控制了各自城、镇之中更大量的普通商人。
处于江浙地区基层市镇的商务分所通常比商务分会拥有更少成员和更为简单的组织结构，并且未能得到商部允许设立具有“总理”头衔的主要领袖职位。直到1911年9月，农工商部才开始授予商务分所主要领袖以“总董”的称号。尽管如此，商务分所仍然给予其精英和非精英商人成员不同身份，并让他们参与不同层次的选举和会议等组织活动。如表4所示，震泽镇商务分所只有3名议董和8名正式成员，但其控制的商铺有106家。即使在江苏省北部边缘地区，盐城县小镇南洋岸的商务分所也形成了这种等级制度，并且举行了多层次的选举。它在开始时有60多名商人成员，1910年正式成立时召集了其中的43人参加选举。这些商人成员首先选举了10名董事，后者进而选出了两位陈氏表亲担任总董和名誉总董。 (30)
通过这种多层次的组织结构和活动，这些商会能够囊括社会背景极为不同的精英商人及更多数、更庞杂的城镇普通商人。到1912年，江苏（包括上海）和浙江两省的148个商会共有4962名“议事员”，即平均每个商会仅有34名正式成员。但是，它们共集合了约39157名商人，即平均每个商会拥有264名帮行会友。 (31) 更重要的是， (32) 这些背景不同的商人不仅通过他们所在的单个商会组织，而且还通过他们跨越不同城镇的商会网络联系在一起。
江浙地区商会之所以能够建立起相互关系，很大程度上在于它们组织制度的一致性、制度化的组织之间联系以及会员和领袖的共享。由于清朝政府试图限制它们发展相互联系，这些商会严重依赖其精英商人领袖和成员的个人关系来追求网络扩张。尽管如此，江浙地区的商务总会、商务分会和商务分所之间仍然逐渐发展了日益正式和常规的联系。
上海商务总会与江浙地区的许多商会建立了密切的联系，并与沪南商务分所及其后继的沪南商务分会发展了尤其紧密的关系。1911年，上海商务总会的议董中包括沪南商务分会总理王震及其3名董事，即沈缦云、林莲荪和苏筠尚。更多的精英商人在两个上海商会中持有双重会员资格。 (33) 这个商务总会还通过与上海以外的一些商会共享会员或领袖人物，建立了跨城市的密切关系。
周廷弼长期担任上海商务总会的议董，他来自无锡县一个小地主家庭，但在上海洋行充当买办致富。他还通过向清政府捐纳得到了道台的头衔，并在1888年领导侨居上海的无锡和金匮同乡，创办了锡金公所。周廷弼是设立于1902年的上海商业会议公所的最早成员之一，并在1904年参加了由其改组的上海商务总会。1905年，周氏又在家乡成立了锡金商务分会，并担任总理直至1907年初。在他众多的家族企业中，信成银行在多个城市设有分行，并受到当地商会的保护。1911年，周氏拥有的信成银行经理就是当时兼任上海商务总会和沪南商务分会议董的沈缦云。 (34)
祝大椿是另外一位在上海商务总会长期担任议董的领袖人物。他于1907年接替周廷弼出任锡金商务分会总理，继续充当这两个商会之间的纽带。祝氏来自与无锡同城的金匮县，他和周氏一样，也是一位洋行买办，拥有道台头衔，并且也是上海的锡金公所的创始人和许多工商企业的投资者。除了与上海商务总会和锡金商务分会的关系，祝大椿还于1909年加入了苏州商务总会。同年，苏州商务总会首任协理倪思久成为上海商务总会特别会员，并于1910年成为其议董。 (35)
(36) 苏州商务总会还通过组织制度化的安排，与其商务分会、商务分所建立了更为正式的关系。例如，吴江县的平望镇商务分会要向苏州商务总会缴纳它的三分之二的年度会员费。同样，吴江—震泽两县的商务分会则从其14个商务分所收取他们年度会员费的三分之一。因此，这些商务分所的主要领袖便成为吴江—震泽商务分会的正式会员或董事。 (37)
通崇海花业总会同样使用了制度化和人际性的双重关系来扩展其网络。1904年该总会成立时，将上海的一个花布公所变为它所属的“驻沪商会”，并于1906年前后交由上海商务总会的议董施则敬来管理。此外，该花业总会的领导阶层从一开始就包括通州商务分会的总理。在通崇海花业总会于1908年帮助泰州的姜堰镇精英商人建立了该县的第三个商务分会之后，它将该州3个分会全部纳入其控制之下。因此，1911年3月，它的名称从通崇海花业总会改名为通崇海泰商务总会。 (38)
由于上海商务总会原来由严信厚等宁波精英商人主持，它自然与宁波商务总会保持了密切关系。事实上，从1894年起就与严氏家族创办宁波首家近代棉纺厂的两位合伙人也是宁波商务总会在1909年的两位董事。到1909年，宁波和上海商务总会之间的人际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已经正式化，以至当时担任上海商务总会书记的江义修同时兼任宁波商务总会的驻沪调查员。从1907年开始，宁波商务总会还通过召集其附属商务分会和商务分所的会员举行年会，与它们建立了正式和常规的统属关系。 (39) 出于同样的目的，杭州商务总会于1909年建造了一个宽敞的会议大厅，并开始每年召集其所属商务分会的领导人举行两次例会。1910年，江宁商务总会还设立了专门的办公室，接待苏北商务分会的代表，并从那时起开始召集它们的领导人召开大会。 (40)
因此，江浙地区商会的内部构成及其相互关系都经历了持续的制度化过程。尽管它们的等级组织结构反映了精英和非精英成员之间的社会背景不同甚至阶级差异，这些商会仍然通过坚实的制度化关系将他们的商人领袖和成员连结起来。 (41) 这样的制度化发展使得商会网络能够吸收日益多样的成员，不断增加其组织规模和复杂性，但没有分崩离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