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立与新兴职业社团及商团的联系
晚清时期的江浙商会在社会各界精英按照专业组成的新型职业社团出现之前就已经得到发展。它们也通过其制度影响、兼职领袖、共享成员和同样的改革追求而与各种新兴职业社团发展了紧密关系。在一些江浙城镇，商会还为了加强社会治安和民族救亡目的而提倡尚武精神，推动年轻商人和其他城市青年进行体育锻炼。到了清朝末年，一些体育训练团体甚至演变为商会领袖控制之下、拥有武器装备的商团。
江浙两省的一些较大城市中，精英商人既成立了商会，也组织和商业相关的商学会。这些商学会主要关注工商问题的研究，但它们与商会在机构和人事上都有联系，往往是商会的共生或附属组织。1904年，孙氏企业家兄弟孙多森、孙多鑫与上海商务总会协理徐润及其他领导人物发起成立了上海商学会，讨论和研究工商实业事务。这个职业社团还包括江宁商务总会总理刘士珩。1907年孙多森出任上海商务总会协理后，商学会与该商务总会的关系更为密切。 (95) 1908年前后，商学会与沪南商务分所拥有一位共享的主要领袖王震，两者也建立了紧密关系。由于这种密切联系，上海商学会在前述抵制美货运动中为上海商务总会提供了有力支持。在1906年的救济市内和郊区的米荒活动中，它还帮助上海商务总会提供了捐款和具体救灾建议。 (96)
1907年，清廷农工商部开始在全国推广商学会，它还批评商会未能研究和振兴工商实业。 (97) 其实，该部的真正目的是创建商学会，将其变为官府下属机构，并从商会中分离出来。1909年杭州商学公会成立时，浙江省当局特意迫使它与商会划清界限。该职业社团随后举行会议修订其条例，强调其目标是探索和交流商 业知识，从而将该协会与商会区分开来。 (98) 事实上，它的正会长高培卿和它的4个副会长中的3个，即周湘舲、王锡荣和胡藻清（焕）都是杭州商务总会的董事。此外，它的15位议董包括杭州商务总会的总理潘赤文和协理顾松庆。 (99)
这些商会领导人物对商校及其他与商学相关议题的兴趣进而导致他们与传统士大夫及现代知识分子合作，在教育领域形成新的职业社团。这种现象并不意味着在这些教育社团中“商人［已］占主导地位”。 (100) 相反，它进一步证明商人和士人精英在行会、善堂、商会和这些新的教育协会之中产生了人际性和制度化关系的融合。由于江浙商会已经吸纳了这类士商混合的精英人物，并建立了等级有序的网络，它们的精英商人领导体制和网络结构都深刻地影响了后来出现的新型教育职业社团。
确实，具有商人和士人背景的商会领袖都积极地组织和推广这些新的致力于教育改革的职业社团。1905年苏州出现一个私塾改良社后，上海的绅商很快将其纳入更大的社团，即私塾改良总会。它的创始人和领导者包括上海商务总会的一些主要领袖人物，如李厚佑、曾铸和陈润夫。他们的主要目的是促进数量庞大的私塾进行改良和走向现代化，但他们通过公开演讲的宣传活动也强调禁止鸦片和废除缠足风俗。私塾改良会后来在江苏省成立了40多个分会。 (101)
同年，作为士绅企业家和教育改革家的张謇在通州直隶州设立了一座学务公所，用以推广附近州县新式学校。1905年9月清廷废除科举考试后，苏州商务总会的名誉会员王同愈也创办了苏州学务公所，并利用商会规章建立它的组织结构。苏州学务公所的董事后来包括王同愈和其他苏州商务总会的主要领袖人物如尤先甲、张履谦、潘祖谦和彭福孙。它以推进教育改革为名，控制了地方教育资源。 (102) 上海等城市也出现了类似的教育组织，但它们最终成为半官方机构，改名为“劝学所”。 (103)
(104) 同时，商会领袖和士绅中的改革领导人物也组织了学会来管理地方的教育资源和新式学堂，并最终将它们变成教育领域的主要职业社团。1905年10月，常州商务分会的主要领袖恽祖祁与来自通州的张謇、苏州的王同愈以及江苏省的其他商会领导人和士绅改革家一道创办了江苏学会，并很快将其改组为江苏学务总会。 (105) 这个新的教育职业社团的创立者承认，它的领导体制、会员制度、选举程序等等方面都是“援照商会办法”设立的。 (106)
由于这个新的教育职业社团位于上海，但其名称又表示享有对于江苏全省教育事务的管辖权力，它很快受到江宁省城的官员责难。1906年，江苏学务总会两次接到位于江宁的省级官员指示，命令将其办公地点迁至该省城。然而，该会领袖有效地利用上海商务总会的先例来强调它设在上海的必要及其对于江苏省其他教育会的领导地位。虽然它在1906年11月最终遵照清朝学部的要求改名为江苏教育总会，它在上海的办公处仍是江苏各类教育团体和协会的总部，它的新的领导人物包括上海商务总会的总理曾铸、董事周廷弼等更多商人出身的商会领袖。 (107)
江苏教育总会在其章程中强调推动教育研究、新式学堂以及年轻学生的尚武精神，并将通过职业教育发展农、工、商业。这样广泛的目标吸引了专业教育工作者和精英商人在内的各种改革派精英。因此，该教育社团不仅吸收了学会和学堂的领导人物，而且还招纳了商会的领袖和会员。除了上面提及的商会领袖，1909年前后江苏教育总会的成员还包括江苏省其他前任和现任的商务总会和商务分会的总理，如苏州的尤先甲、扬州的周树年、海州的许鼎霖、海门的刘燮钧、梅李镇的张振庠及罗店镇的朱诒烈。 (108)
(109) 江苏省州县一级的教育会通常由地方学会发展而来。它们与江苏教育总会形成了类似商务分会对于商务总会的从属关系。1909年前后，他们的会长之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地方商会的前任或现任总理。其中典型的人物如皋县的沙元炳、江阴县的祝廷华、昆山—信阳县的方还以及宜兴—荆溪县的任锡汾。他们一般先在当地商务分会中担任主要领导职务，然后将权力扩展到地方教育会。 (110)
浙江的教育职业社团没有留下可供详细分析的会员数据，但现有资料显示，瑞安县首任商务分会总理和晚清著名学者孙诒让即是该省教育总会的主要创始人和首任会长。1909年前后，定海直隶厅商务分会总理丁中立也担任了当地教育会的会长。 (111) 通过这种兼职和连锁的领导人事关系，商会和教育会形成了从大都市到小城镇的平行但相互连接的网络。
新型的职业社团中，农会的出现相对较晚，所以它们的发展更多得益于先前建立的商会领导体制。许多商会领袖对农会和农业改革深感兴趣的原因在于，他们不仅是富裕商人，而且还是大地主或农业企业家。通崇海花业总会的总理张詧与其弟张謇就在当地沿海地区开办了一家农垦公司，其目的是为他们的纺织工厂生产棉花，并为盐碱地上的晒盐工人提供救济。所以，1907年北京农工商部颁布了农会组织章程，号召促进农业生产后，张詧在1908年9月就召集地方精英开会，成立通州农务分会，并利用通崇海花业总会来获得官方批准。这个农务分会就设在通崇海花业总会内的同一办公地点，其总理也是张詧。 (112) 到1909年1月，它已经在附近的城镇建立了6个分支机构，形成类似于通崇海花业总会及其商务分会的网络。 (113)
苏州商务总会也包括拥有大量土地的商人领袖。它的第一总理尤先甲和第二任总理张履谦分别拥有6000—7000亩和4000—5000亩土地，所得租金收入几乎等于、甚至超过了他们家族的商业利润。早在1907年6月，他们就计划在苏州商务总会之下成立一个农工会，并试图将其用于收租。1909年，鉴于通州农务分会取得垦荒成果的先例，苏州商务总会领袖向江苏巡抚请愿，要求成立一个类似的组织，在苏州市周围开垦荒地。次年，他们不仅获得官府批准成立苏州农务总会，还帮助它制定章程，并建立其对于苏南地区农务分会的领导权力。此后，苏州农务总会得以向地方政府取得城郊未开垦土地的所有权。它的实验农场甚至从东南亚的华侨商会获得了改进的水稻良种。 (114)
在江苏省内，无锡—金匮县的商务分会前任总理周廷弼于1908年直接成立了当地农务分会，并成为其首任总理。1909年，宝应县的商务分会现任总理鲍友恪也直接组建了当地农务分会，并兼任总理。农工商部勉强允许鲍氏身兼两职，但它重申了官方不赞成一人身兼地方商务分会和农务分会总理职务的态度。 (115) 虽然如此，这种政府干预并没有切断这些职业社团之间及其从地方到更高层次的密切关系。
在江苏如皋县，沙元炳从1906年起就担任当地商务分会总理，并兼任当地教育会会长。1909年，他进而成为当地农务分会的总理。在嘉定县，当地的农务分会就设在该县商务分会内的同一办公地点。由于商会网络的影响，一个包括农务总会、农务分会和农务分所的三层等级结构最早在江浙两省出现。1910年，全国农务联合会在江宁成立，并选举通崇海花业总会的前总理张詧为会长。 (116)
(117) 商会和其他新型职业社团的发展，加以它们对于社会治安和国家存亡的关切，进一步催生了各种各样的体操会。为了培养尚武救国的精神，沪学会首先在1904年成立了体操会。出于同样目的，上海商务总会会员郁屏翰和总理曾铸等在1906年开始分别组织两个商人组成的学会，推广体操锻炼。王震等上海商会领袖和改革派精英在1907年之前又成立了另外两个体操会。 (118) 同时，曾铸和李钟珏所领导的上海城厢内外总工程局敦促上海道台严格执行清廷禁止鸦片政策，要求在1907年6月关闭所有的鸦片烟馆。由于此举面临流氓黑帮发动暴乱的威胁，总工程局请求上述5个商人体操会在街道连日巡逻。1907年9月，曾铸和李钟珏乘势将这些商人体操会组成为上海南市商团公会。该商团公会由5个商人体操会中挑选出来的成员组成，并与沪南商务分所在同一地点办公。 (119)
1908年3月，李钟珏进而组织上海商团公会，将上述5个体操会及后来在不同行业和街区成立的其他体操会纳入其中，但该组织继续与沪南商务分所共用办公地点。随着清末上海南市社区治安恶化，地方官府不得不向商团成员提供武器，以便他们在街道巡逻，维护治安。这些商团的人数也迅速增长到2000余人。他们通常来自商人家庭，但也有来自工界和学界的成员。 (120) 据上海商团公会所属商余学会的一位成员回忆，其中300名成员大多是商店店主和工厂老板。至1911年，上海商团公会的6任会长为李钟珏、曾铸、苏本炎、王震、张乐君和叶增铭，均为上海商务总会和沪南商务分所的领导人物。 (121) 因此，这个商团中既有年轻的精英商人，也有其他受过教育的知识青年。它们与上海两个商会共有许多精英商人领袖。
上海的另一支商团是在1906年出现于公共租界的华商体操会。由于该组织的主要创始人虞洽卿及其名誉会长曾铸分别为上海商务总会的一位董事及现任总理，它与商务总会也保持了密切关系。华商体操会于1907年加入了公共租界万国商团或外人义勇队，并仅接受“体面商人”作为成员。 (122) 当时，它的成员包括上海商务总会现任总理李厚佑及多位董事和会员。1909年，上海商务总会开始从这支商团招收17名“超等毕业生”为特别个人会友，使用他们作为保卫力量。 (123) 如本书第六章所述，上海商会领袖在辛亥革命的前夜将进一步努力联合该地和附近城镇的商团组织。
苏州商务总会也帮助建立了由其精英商人领袖统率的商团。1906年，它的一些领袖和会员向清政府请愿，要求建立一个商人体操会。他们的请愿书特别强调通过体操锻炼来增强国力、保护商人、改善个人健康、维护社会秩序的重要性。这份请愿书通过苏州商务总会提交给了江苏巡抚和商部，很快获得官方批准，苏商体育会也随后应运而生。它的19位创始人当中，有近一半是苏州商务总会领导人物，并在开始就得到商会资金补助。1906年至1911年间，苏州商务总会的两位董事洪毓麟和邹宗淇先后担任该体育会领袖。 (124)
与首先出现于上海的商团相似，苏商体育会主要由商人、学生和其他城市青年组成，但其中所有成员都需要有商人担保，并且必须每月缴纳一银元的会费。所以，它主要包括富裕商人或来自这些商人家庭的青年，但到1911年，也有少数店员加入其中。它的成员起初从事体育锻炼，但在1907年后转为接受军事训练。通过苏州商务总会，这支商团从本地官府获得了武器，并为打击该市的鸦片烟馆提供了帮助。到1911年底，苏商体育会扩充到145名会员，其所属6个分会另有数百名新成员，但它仍在苏州商务总会的控制之下。 (125)
在浙江省，该省巡抚直到1907年仍然极力禁止这种体育社团，并阻止它们从事军事训练。但在1908年9月，杭州的丝绸行业中仍然出现了一个商团。后来，杭州商务总会控制了一支商团，并利用它来维持整个城市的社会秩序。 (126) 1910年12月，江苏北部的通崇海花业总会也组织了一个拥有160名会员的商业体操会，并于1911年6月成立了另一个拥有120名会员的工业体操会。 (127) 这两个组织的 “所有会员均为商业、工业中有执业之人”，获得了武器从事兵式体操训练。它们的3位主要领袖包括通崇海花业总会的第一任总理张詧和第二任总理刘桂馨。 (128)
在上海商务总会的直接影响下，松江府城和闵行镇的商务分会早在1906年就分别成立了商人体操会。1908年和1909年，无锡—金匮两县商务分会和常州府城商务分会也先后成立了商人体操会。正如上海、苏州和南通的同类组织一样，这些城镇商人体操会吸收店员和学生，并从当地政府获得武器进行军事训练。 (129) 清朝末年的社会动荡导致更多的商务分会在官方许可之下组建和武装商团。1910年，浙北硖石镇的商务分会领袖就仿效上海南市商团公会，组织了包括130多名店员的商团。这支商团在一位退役军官指挥下从事军事训练，并得到官府发给的武器。 (130)
这些商团还仿效商会和其他新型职业社团，努力保持彼此之间的联系。1906年10月，上海商人体操会不仅派出大批会员参加苏商体育会的成立仪式，而且捐助100银元，作为后者的部分开办资金。此后，苏商体育会通过两名常驻上海的代表与上海的商团保持组织联系。它还组织会员到无锡和常州等附近城市定期访问，并在那里与当地商团一道举行会议，甚至举行军事演习。有一个典型案例：1910年3月19日上海商团公会特别命令它的会员前往浙北硖石镇，抵达该镇后，它的成员受到当地商务分会和商团领袖及3000名居民的热烈欢迎。作为回应，上海商团公会的指挥官发表了热情的爱国演说。除了观光，上海商团公会的成员还在硖石镇进行军事训练。 (131)
这一事例反映当时江浙地区商会和新型职业社团及商团不仅追求人员和组织机构之间的互相渗透，而且扩展了他们从大城市到小城镇间彼此交织的网络。这种网络发展使得这些商会在1905年的全国抵制美货运动中得以采取统一行动，不仅动员了不同的社会阶层，并且与多种社区组织和工商界内外的其他职业社团发展了更加长远的联系。 (132) 特别重要的是，商会网络使其精英商人建立了前所未有的社会联系，并在工商业事务中展开互相协调的集体行动。
(1) 109
(2) 徐鼎新、钱小明：《上海总商会史1902—1929》，第54—57页。
(3) 《上海总商会录印磋商公廨优待华商成案》，第1a—4b、7b—9b页。
(4) 《申报》1905年1月15日。关于这一事件的更为详细的分析，见Bryna Goodman（顾德曼），Native Place，City，and Nation：Regional Networks and Identities in Shanghai（《家乡、城市和国家：上海的地缘网络与认同》），pp.179-183。
(5) 110
(6) 由于商会仍然保持着一定的同乡和家族关系，徐小群否认它们的职业团体性质，并认为职业团体“致力于建立专业标准，获得了被政府和广大社会承认的专业地位和专业特权”，见Xiaoqun Xu（徐小群），Chinese Professionals and the Republican State（《专业人士与民国政府》），p.3，5，11。尽管如此，商会在新型职业社团或专业协会之前出现，也对它们的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见本章第三部分。
(7) 关于这一运动的主要研究论著有张存武：《光绪卅一年中美工约风潮》；Margaret Field（玛格丽特·菲尔德），“The Chinese boycott of 1905”（《1905年的中国抵制运动》）；Guanhua Wang（王冠华），In Search of Justice（《寻求正义》）；Wong Sin Kiong（黄贤强），China's Anti⁃American Boycott in 1905（《1905年的中国的抵制美货运动》）。
(8) 徐鼎新、钱小明：《上海总商会史1902—1929》，第67—87页；Bryna Goodman（顾德曼），Native Place，City，and Nation：Regional Networks and Identities in Shanghai（《家乡、城市和国家：上海的地缘网络与认同》），pp.183-187；Jane Leung Larson（谭精义），“The Chinese Empire Reform Association（Baohuanghui）and the 1905 Anti⁃American Boycott”（《保皇会和1905年的抵制美货运动》）。
(9) 111
(10) Wong Sin Kiong（黄贤强），China's Anti⁃American Boycott in 1905（《1905年的中国的抵制美货运动》），pp.15-27.黄贤强的研究强调，美国当局对于华人的非法虐待是导致抵制美货运动发生的主要原因。
(11) 苏绍柄编：《山钟集》，第11页；《申报》1905年5月11日；张存武：《光绪卅一年中美工约风潮》，第43—44页。
(12) Margaret Field（玛格丽特·菲尔德），“The Chinese boycott of 1905”（《1905年的中国抵制运动》），pp.67-68；Guanhua Wang（王冠华），In Search of Justice（《寻求正义》），p.10，88，115，166.
(13) 112
(14) 张存武：《光绪卅一年中美工约风潮》，第27页；方志钦编：《康梁与保皇会：谭良在美国所藏资料汇编》，第113—14页；Joan Judge（季家珍），Print and Politics：Shibao and the Culture of Reform in Late Qing China（《媒体与政治：〈时报〉与晚清中国的改革文化》），p.32。
(15) 《申报》1905年5月5日；上海市工商业联合会、复旦大学历史系编：《上海总商会组织史资料汇编》上册，第110页；《上海商务总会同人录·丙午年（1906年）》，第7b页；徐载平、徐瑞芳编：《清末四十年申报史料》，第21、36、97—108页。
(16) 张存武：《光绪卅一年中美工约风潮》，第15、23、29—32页，34页注15。
(17) 方志钦编：《康梁与保皇会：谭良在美国所藏资料汇编》，第113—115、321—322页。
(18) 113
(19) 《时报》1905年5月9日、5月10日；《申报》1905年5月10日、5月11日。
(20) 《申报》1905年5月11日；苏绍柄编：《山钟集》，第11、482—484页；和作辑：《1905年反美爱国运动》，第57—58页。
(21) 《申报》1905年5月11日；苏绍柄编：《山钟集》，第11、27—28、511—513页。
(22) 天津市档案馆、天津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天津市工商业联合会编：《天津商会档案汇编1903—1911》下册，第1877页。
(23) 114
(24) 《时报》1904年10月14日；《申报》1905年5月13日、5月15日、5月22日；《上海县续志》第11卷，第15a页；上海市工商业联合会、复旦大学历史系编：《上海总商会组织史资料汇编》上册，第94页。
(25) 《时报》1905年5月16日、5月19日、5月21日。
(26) 张存武：《光绪卅一年中美工约风潮》，第63—65页；苏绍柄编：《山钟集》，第29页。
(27) 张存武：《光绪卅一年中美工约风潮》，第47—49页；苏绍柄编：《山钟集》，第36页。
(28) 115
(29) 《时报》1905年5月22日。
(30) 苏绍柄编：《山钟集》，第29—32、474—475页；《申报》1905年6月10日。
(31) 苏绍柄编：《山钟集》，第11—15页；和作辑：《1905年反美爱国运动》，第31—33页。
(32) 《申报》1905年6月7日、6月8日。这次会议日期被此前研究误记为1905年5月27日，见张存武：《光绪卅一年中美工约风潮》，第51页、第62页注解2；Wong Sin Kiong（黄贤强），China's Anti⁃American Boycott in 1905（《1905年的中国的抵制美货运动》），pp.48-49。
(33) 苏绍柄编：《山钟集》，第13—15、44—45、61、73、80、102页；《申报》1905年7月19日。
(34) 116
(35) 转引自Shih⁃shan Henry Tsai（蔡石山），China and the Overseas Chinese in the United States，1868-1911（《中国和在美华侨1868—1911》），pp.121-122。
(36) 张存武：《光绪卅一年中美工约风潮》，第67—72、82—84页。
(37) 《申报》1905年7月20日、7月21日。
(38) 117
(39) 《申报》1905年7月21日。
(40) 《申报》1905年7月21日。
(41) 《申报》1905年8月3日、8月7日、8月10日。
(42) 张存武：《光绪卅一年中美工约风潮》，第93、154—55页；《申报》1905年9月3日。
(43) 118
(44) 和作辑：《1905年反美爱国运动》，第68—89页；《申报》1905年8月11日；张存武：《光绪卅一年中美工约风潮》，第158—165页。
(45) 《申报》1905年8月9日、8月11日；苏绍柄编：《山钟集》，第28页。
(46) 苏绍柄编：《山钟集》，第42、44—47、49、56、73、102、105、133、136、155、164、173、186、209、236、253页。
(47) 苏绍柄编：《山钟集》，第20、128、131、164、195、222页。
(48) 苏绍柄编：《山钟集》，第15—24、135、143、166、180—181、187—188、211、215、246、284页；《时报》1905年7月25日、11月10日；《申报》1905年7月31日、8月1日、8月4日。《农工商部统计表（第一次）》第4册，第25a页。
(49) 119
(50) 张存武：《光绪卅一年中美工约风潮》，第194—195、202—203、209—210、212—213页；上海市工商业联合会、复旦大学历史系编：《上海总商会组织史资料汇编》上册，第100页。
(51) A. M. Kotenev（A. M.科特涅夫），Shanghai：Its Mixed Court and Council（《上海会审公廨和委员会》），第69—72、127页；席涤尘：《大闹公堂案》，第417—419页。
(52) 120
(53) 《时报》1905年12月9日；《申报》1905年12月10日。
(54) 席涤尘：《大闹公堂案》，第432页；Bryna Goodman（顾德曼），Native Place，City，and Nation：Regional Networks and Identities in Shanghai（《家乡、城市和国家：上海的地缘网络与认同》），pp.189-191。
(55) 《申报》1905年12月18日；徐鼎新、钱小明：《上海总商会史1902—1929》，第132—133页；蒯世勋：《上海公共租界华顾问会的始终》，第919—923页。
(56) Mark Elvin（伊懋可），“The Gentry Democracy in Chinese Shanghai”（《上海县城的中国士绅民主制度》），p.41；Mark Elvin（伊懋可），“The Administration of Shanghai，1905-1914”（《上海的市政管理1905—1914》），pp.239-262.
(57) 徐鼎新、钱小明：《上海总商会史1902—1929》；张桓忠：《上海总商会研究1902—1929》。
(58) 李平书：《李平书七十自叙》，第40—44、50—53页；杨逸编：《上海市自治志》，“大事记甲编”第1a页；“公牍甲编”第1a页。
(59) 121
(60) North China Herald（《北华捷报》），October 20，1905.
(61) 杨逸编：《上海市自治志》，“大事记甲编”第1a—3b、7a页，“各项规则、规约、章程甲编”第1a—7a页。关于上海城厢内外总工程局构成的更详细描述，见Mark Elvin（伊懋可），“The Administration of Shanghai，1905-1914”（《上海的市政管理1905—1914》），pp.250-257，但该文作者未能注意这一组织与上海商务总会在人员组成上的重叠。
(62) 杨逸编：《上海市自治志》，“大事记甲编”第1a—1b页；《上海商务总会同人录·丙午年（1906年）》，第1a页。
(63) 李平书：《李平书七十自叙》，第53页。
(64) 杨逸编：《上海市自治志》，“大事记甲编”第1b页；《上海商务总会同人录·丙午年（1906年）》，第3b、5a页。关于姚文楠及总工程局内任职的其他行会、商会领袖，见上海通社编：《上海研究资料续集》，第143—155页；上海市工商业联合会、复旦大学历史系编：《上海总商会组织史资料汇编》上册，第108页；Mark Elvin（伊懋可），“The Gentry Democracy in Chinese Shanghai”（《上海县城的中国士绅民主制度》），pp.43-45。
(65) 122
(66) 杨逸编：《上海市自治志》，“大事记甲编”第7a—8a页；“公牍甲编”第6a—7b页；“各项规则、规约、章程甲编”第3b—4a页；Mark Elvin（伊懋可），“The Gentry Democracy in Chinese Shanghai”（《上海县城的中国士绅民主制度》），pp.53-54。
(67) 杨逸编：《上海市自治志》，“董事会职员表”第1a—2a页，“议事会职员表”第2a—6a页；上海市工商业联合会、复旦大学历史系编：《上海总商会组织史资料汇编》上册，第94页；《上海万国官商士绅职业住址录》，丑部（第二部分），第4—5页；《沪南商务分会报告题名册》。在上海城厢内外总工程局议事会中，这六名沪南商务分所的董事或会员包括程鼎（凝园）、李厚垣、干城（兰屏）、顾馨一（履桂）、沈缦云和林景周。
(68) 杨逸编：《上海市自治志》，“大事记甲编”第8b页，“公牍甲编”第7b页；上海市工商业联合会、复旦大学历史系编：《上海总商会组织史资料汇编》上册，第94页。
(69) 《申报》1906年6月9日；杨逸编：《上海市自治志》，“大事记甲编”第4a、6b页；Mark Elvin（伊懋可），“The Administration of Shanghai，1905-1914”（《上海的市政管理1905—1914》），pp.257-260。
(70) 123
(71) 上海通社编：《上海研究资料续集》，第155—157页；《上海万国官商士绅职业住址录》，丑部（第二部分），第19—22页；杨逸编：《上海市自治志》，“公牍甲编”第6a页；《新闻报》1907年1月7日、3月25日、5月27日。
(72) 《新闻报》1905年11月11日、11月13日，1907年8月8日；《商务官报》1906年第10期，第25b页，1907年第6期，第18a页；《上海县续志》第18卷，第47a—b页。
(73) 124
(74) 《商务官报》1907年第6期，第18a—19a页。
(75) 常州市民建、工商联文史资料办公室编：《武进县商会及工商业发展史略》，第104—108页。
(76) 章开沅、刘望龄、叶万忠主编：《苏州商会档案丛编1905—1911》，第148页；《中外日报》1906年8月17日、12月7日。
(77) 125
(78) 《申报》1909年8月23日；《华商联合报》1909年第14期，“海内外商会纪事”第4—6页。
(79) 关于辛亥革命时期南翔案例的更为细致的分析，见Zhongping Chen（陈忠平），“Beneath the Republican Revolution，Beyond Revolutionary Politics：Elite Associations and Social Transformation in Lower Yangzi Towns，1903-1912”（《深入共和革命，超越革命政治：江南的精英社团与社会转型1903—1912》）。
(80) 自治会编：《南翔近事调查录》，“调查之二，争河案略”下卷，第8、12、18—21页，“调查之三，夺堂案略”，第22—23页；《农工商部统计表（第一次）》第4册，第25a页；嘉定县南翔镇志编纂委员会编：《南翔镇志》，第458页。
(81) 自治会编：《南翔近事调查录》，“调查之二，争河案略”下卷，第28页，“调查之三，夺堂案略”，第2、18、28页；《嘉定县续志》第10卷，第2b页。
(82) 126
(83) 自治会编：《南翔近事调查录》，“调查之二，争河案略”上卷，第1—3页；“调查之二，争河案略”下卷，第1、5—7页。
(84) 自治会编：《南翔近事调查录》，“调查之二，争河案略”下卷，第1—2、6—8页。
(85) 自治会编：《南翔近事调查录》，“调查之二，争河案略”下卷，第10—13、17—18、21—35页；《嘉定县续志》第4卷，第17b页。
(86) 127
(87) 自治会编：《南翔近事调查录》，“调查之三，夺堂案略”，第2—5页。
(88) 自治会编：《南翔近事调查录》，“调查之三，夺堂案略”，第1—3、5—8页。
(89) 自治会编：《南翔近事调查录》，“调查之三，夺堂案略”，第6—13页。
(90) 128
(91) 自治会编：《南翔近事调查录》，“调查之三，夺堂案略”，第13—16、27—30、34—35页；“调查之三，夺堂案略补录”，第1页。
(92) 自治会编：《南翔近事调查录》，“调查之三，夺堂案略”，第34—35页；《农工商部统计表（第一次）》第4册，第25a页；《商务官报》1909年第25期，第11a页；《寥天一鹤》1910年3月11日。
(93) 杨逸编：《上海市自治志》，“议事会职员表”，第4b页，“各科办事主任表”，第2b页；嘉定县南翔镇志编纂委员会编：《南翔镇志》，第459、465页。
(94) 129
(95) 《中外日报》1904年4月9日；《申报》1904年8月25日、10月14日；上海市工商业联合会、复旦大学历史系编：《上海总商会组织史资料汇编》上册，第94、106—110页；《上海商务总会同人录·丙午年（1906年）》，第5a页；《寿县孙氏经营阜丰面粉厂及有关财团所属企业史料稿》。
(96) 1908年左右，这个最早的上海商学会也被称作商学公会。当时，上海还有另一称为商学会的组织。为了避免混淆，本书以下只用商学公会指称这个与上海商务总会关系最为密切的商学会。关于上海商学公会与上海两个商会的人员重叠及其和上海商务总会的合作活动，见《商学公会同人录》；《上海商务总会同人录·丁未年（1907年）》；《上海万国官商士绅职业住址录》，丑部（第二部分），第1—6、22—23页；《新闻报》1906年10月2日。
(97) 《申报》1907年7月3日。
(98) 130
(99) 浙江省辛亥革命史研究会、浙江省图书馆编：《辛亥革命浙江史料选辑》，第7、13页；《杭州商业杂志》1909年第1期，“调查录”第5—6页。
(100) 朱英：《辛亥革命时期新式商人社团研究》，第225、228页。
(101) 《中外日报》1905年5月29日；《江苏学务总会文牍》，“补编”第12—13页；上海市工商业联合会、复旦大学历史系编：《上海总商会组织史资料汇编》上册，第94页。
(102) 《南通地方自治十九年之成绩》，乙编“教育”第167页；“苏州商会档案”，乙2—1，29/3，《翰林院编修王同愈等呈》，第3、5页；章开沅、刘望龄、叶万忠主编：《苏州商会档案丛编1905—1911》，第46页。
(103) 《上海县续志》第9卷，第8a—9a页。
(104) 131
(105) 《新闻报》1905年10月9日、12月22日；《农工商部统计表（第一次）》第4册，第19b页；《上海县续志》第11卷，第16a页。在当时，恽祖祁是张謇所经营的通州大生纱厂驻沪事务所的资深账房先生，见Elisabeth Köll（柯丽莎），From Cotton Mill to Business Empire（《从棉纺工厂到商业帝国》），p.142。
(106) 《江苏学务总会文牍》初编上，第2页。
(107) 《江苏学务总会文牍》初编上，第9—10、81—83页；《时报》1906年11月7日、11月8日；上海市工商业联合会、复旦大学历史系编：《上海总商会组织史资料汇编》上册，第94页。
(108) 《江苏学务总会文牍》初编上，第3—5、11页。关于江苏教育总会内的上述商会领袖，见江苏教育总会：《江苏教育总会会员姓名一览表》，第3a、9a、12a、14a、24b页；《农工商部统计表（第一次）》第4册，第4b、18b、26a—b、38a页；《宝山县续志》第6卷，第31b页。
(109) 132
(110) 江苏教育总会：《江苏教育总会会员姓名一览表》，第10a、12b、20a—b页；江苏教育总会：《江苏全省教育会一览表》，第100—101、104页；《宜荆续志》第5卷，第2b页。
(111) 《申报》1907年8月30日；《新闻报》1908年8月13日；学务公所编：《宣统元年份浙江教育统计表》，第7页；《农工商部统计表（第一次）》第4册，第41b、42b页。
(112) 133
(113) 卞孝萱、唐文权主编：《民国人物碑传集》，第257页；《南通地方自治十九年之成绩》，甲编“实业”，第77页；《农工商部统计表（第二次）》第2册，第2b页；《新闻报》1908年9月12日；Samuel C. Chu（朱昌峻），Reformer in Modern China：Chang Chien（《近代中国的改革者：张謇》），pp.114-23；Elisabeth Köll（柯丽莎），From Cotton Mill to Business Empire（《从棉纺工厂到商业帝国》），pp.212-230。
(114) 马敏：《官商之间》，第162—164页；《新闻报》1907年6月18日；“苏州商会档案”，乙2—1，73/9，《呈抚台移农工商局稿》，第5—37页；马敏、朱英：《传统与近代的二重变奏：晚清苏州商会案例研究》，第115页。
(115) 《农工商部统计表（第二次）》第2册，第2b页；《申报》1909年3月28日；《商务官报》1909年第6期，第8b页。
(116) 《农工商部统计表（第一次）》第4册，第25b页；江苏教育总会：《江苏全省教育会一览表》，第100页；《商务官报》1909年第18期，第11b页；《嘉定县续志》第2卷，第39a页；朱英：《辛亥革命前的农会》，第19—20、22—23页。
(117) 134
(118) 《上海县续志》第13卷，第12a页；上海市工商业联合会、复旦大学历史系编：《上海总商会组织史资料汇编》上册，第94、107、122页；《新闻报》1906年7月22日、8月9日；《上海县志》第15卷，第29页。
(119) 《上海县续志》第13卷，第12a页；《新闻报》1907年10月26日、1908年2月23日；杨逸编：《上海市自治志》，“公牍甲编”，第121a—122a页。
(120) 《申报》1908年3月3日；《上海县续志》第13卷，第12b—13b页；中国史学会编：《辛亥革命》，第7册，第87页。
(121) 杨立强、沈渭滨：《上海商团与辛亥革命》，第109、111页；《上海县续志》第13卷，第12b—13b页；上海市工商业联合会、复旦大学历史系编：《上海总商会组织史资料汇编》上册，第94—95页；《上海万国官商士绅职业住址录》，丑部（第二部分），第4—6页；《沪南商务分会报告题名册》。
(122) 135
(123) 《新闻报》1906年5月21日；上海通社编：《上海研究资料续集》，第191—192页；《上海商务总会同人录·丙午年（1906年）》，第1a—2a页；《上海万国官商士绅职业住址录》，丑部（第二部分），第1—4、12页；上海市工商业联合会、复旦大学历史系编：《上海总商会组织史资料汇编》上册，第115—116页。
(124) 章开沅、朱英、祖苏、叶万忠编：《苏州商团档案汇编1905—1911》上册，第1—14页；下册，第1068页。
(125) 章开沅、朱英、祖苏、叶万忠编：《苏州商团档案汇编1905—1911》上册，第2—5、16—21、230—231页，下册，第479—580、936—944页；《时报》1911年4月16日；《新闻报》1911年7月28日。
(126) 《新闻报》1907年8月18日；《时报》1908年9月6日；程心锦：《旧时代的杭州商会》，第144—4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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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8) 《南通地方自治十九年之成绩》，甲编“实业”，第71、73—74页。
(129) 《商务官报》1907年第6期，第18a—19a页，1909年第22期，第10a页；《农工商部统计表（第一次）》第4册，第25b页；《申报》1908年8月10日；常州市民建、工商联文史资料办公室编：《武进县商会及工商业发展史略》，第108页。
(130) 吴欣木：《辛亥革命时期的硖石商团和工兵铁道大队》，第170页；《农工商部统计表（第一次）》第4册，第32a页。
(131) 章开沅、朱英、祖苏、叶万忠编：《苏州商团档案汇编1905—1911》上册，第4页，下册，第230—232页；《新闻报》1908年1月9日，1910年3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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