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会主要领导人物及其关系变化
江浙地区商会的主要领袖包括商务总会的总理、协理，商务分会的总理和商务分所的总董。 (73) 他们所经历的人事和社会关系变化不仅保证了来自不同地域的商人群体和最为重要的行业中的领袖不断进入商会最高领导阶层，而且还使其领导权力从士绅和官员出身的商会领袖手中逐渐转移到在商界关系更为广泛的精英商人控制之下。实际上，来自士绅和商人背景的商会领袖都竭力通过商业经营中的合作或权力斗争中的协作来扩大他们的人际性联系和制度化关系，以便追求和维持其支配地位。详细考察不同商会领袖及其对于经济利益和政治权力的争夺，可以揭示他们如何建立了家族、乡亲和其他个人派系之上的集体领导体制，并形成超越单一城镇限制的相互联系，从而帮助扩展了商会网络。
1905年，为了防止个别领袖垄断权力，苏州商务总会不仅规定每年举行所有领导人物选举，而且将总理和协理的任期限制为最多连续三年。农工商部后来在批准所有商会的主要领袖选举结果时，都执行了这个由苏州商务总会创始的规则。江浙地区的商会大多遵循了这个规定，以确保不断招募具有影响的新的精英商人领袖。但是，有些商会主要领袖仍然利用各种借口，寻求在三年任期之外继续连任。所以，这些商会主要领导人物经历了不同程度的人事变动。 (74) 无论如何，商会主要领袖普遍经历了社会关系的重要变化。
本书附录1包括了清末江浙地区六大商务总会的总理和协理姓名及其任期年限。在许多方面，上海商务总会集中体现了江浙商会主要领导人物的人事和关系变动。如前所述，从1902年至1905年，严信厚凭借他与清朝政府的密切关系及其家族企业和宁波商帮在沪支配地位，得以先后担任上海商业会议公所和上海商务总会的首任总理。在这一领导职位上，严氏通过商会网络大大加强、扩大了他的家族和同乡关系。1902年严信厚发起上海商业会议公所之初，他即推荐一位宁波同乡以及他在一家棉纺厂的生意伙伴周晋镳为其提调或经理，以至后来周氏成为商业会议公所副总理。1906年末严信厚死后，他的长子严义彬于1908年成为上海商务总会的议董之一，并于1909年成为协理。此外，严氏源丰润银号的经理陈子琴曾在1902年到1909年间先后长期担任上海商业会议公所和上海商务总会董事。 (75)
(76) 同时，严氏父子也利用自己的领导地位和商会网络，在宁波帮内外寻找新的商业伙伴，甚至将不同城市的商会领袖纳入其个人关系网。1905年严信厚创办华兴水火保险公司，他的8位合伙人都是上海商务总会的董事、正式成员或主要领袖。他们包括来自广东、在1904—1905年间担任上海商务总会首位协理的徐润，籍贯福建并在1906年成为第二任总理的曾铸，以及同年担任协理的宁波籍富商朱葆三。此外，严信厚在其他企业的合伙人还包括上海以外的商会领袖，如苏北的海州—赣榆商务分会的第一、二届总理沈云沛和许鼎霖。他在宁波商务总会董事中的商业伙伴为数更多。 (77)
在1905年底的上海商务总会年度选举中，宁波帮精英商人失去其中的总理职位，而来自福建商帮的曾铸因在同年领导抵制美货运动，成为全国闻名的民族英雄，从而竞选成功。由于曾氏在上海长大，他实际与江浙两省的精英商人建立了密切的关系。他的总理任期仅持续了一年，但这并非此前研究所强调的来自宁波帮商人挑战的结果，而是因为他已经成为上海自治机构的主要领导之一。1907年曾铸自愿放弃竞选上海商务总会总理职务后，他仍与严义彬等商务总会的宁波帮领导人合伙创办了江西瓷器公司。他们甚至计划在中国、欧洲和北美为该公司成立12家分公司。 (78)
紧接曾铸之后，宁波富商李氏家族的精英商人李厚佑在1907年成为上海商务总会总理，新的协理是来自安徽名门望族的绅商孙多森。除了利用各自的同乡关系，李氏和孙氏都将他们的家族关系带入了上海商务总会。自1905年起，孙多森和他的兄弟孙多鑫就作为该家族面粉厂的代表加入了上海商务总会。在成为该商务总会协理之前，孙多森曾担任该会董事。孙氏的面粉厂在北京、汉口等大城市以及泰州姜堰等江浙地区城镇开设了超过17家分店。1910年，这家面粉厂带领其他4家面粉厂，在上海、无锡和高邮两县及姜堰镇成立了专门的小麦贸易协会。 (79) 由于上海商务总会的大力支持，他们的组织迅速得到了清政府的批准。 (80)
李厚佑也利用上海商务总会扩大了他的家族实业活动和个人关系，但这种个人关系的扩大又反过来扩展了商会网络。李氏在1908年上海商务总会选举中失去总理职位，但仍然担任协理。从1908年至1911年，他的两个兄弟李薇庄和李征五先后以个人会友身份加入上海商务总会。他的另外两个兄弟李鸿祥和李屑青一度也是上海商务总会的会员。 (81) 李厚佑在上海商务总会的领导地位使他与其他江浙商会领袖在许多工商企业和不同城市建立了合作伙伴关系。1908年，李氏与曾任苏州商务总会首任协理的倪思九、沪南商务分所的主要领袖王震合伙成立一个保险公司。他们还在7个不同的城市设立了分公司，并确保这些分支机构受到当地商会的保护。1909年，李厚佑甚至试图从海内外所有华人商会筹集资金，创办“中国华商银行”。他的弟弟李征五专程前往东南亚，在当地招商引资。他们兴建银行的计划得到了国内外商会领袖的积极回应，但是最终由于计划过于庞大而功败垂成。 (82)
1908年末，李厚佑的上海商务总会总理一职由一位更为资深的宁波籍精英商人周晋镳继任。周氏除了拥有候补知县头衔，还曾担任上海商业会议公所首任副总理，并从1904年起长期担任上海商务总会议董。凭借这种官场关系和在宁波帮商人中的领导地位，他从1908年至1910年连续三年担任上海商务总会总理。因此，从1908年至1909年，宁波帮对上海商务总会的控制达到了高峰，以至于这两年的两任协理李厚佑和严义彬都是周晋镳同乡。 (83)
尽管如此，这些与清朝官方关系密切的宁波精英商人最终还是逐渐失掉了在上海商务总会的领导权力。1910年初，当该商务总会开始使用前述抽签制度强制部分现任议董退出年度选举之际，严义彬和他的家族企业代表陈子琴以及李厚佑都失去了董事职位。 (84) 1910年末，宁波帮在上海商务总会的主导地位受到了最后一击。当时清廷指责周晋镳对于上海股市的危机处理不善，解除了他的总理职务。 (85)
1911年初，江西会馆和南帮汇业的领袖陈润夫在上海商务总会选举中胜出，担任总理，但这一结果并非此前研究所认为的一场出乎意料的事件。实际上，陈氏是从1902年到1911年间在上海商业会议公所和上海商务总会人事改组中幸存下来的极少数议董之一。在1909年和1910年的上海商务总会年度总理和协理选举中，他的得票数在每年均仅次于当选的两位候选人。此外，从1910年到1911年，上海商务总会的两任协理邵琴涛和贝润生都是江苏籍贯人士，并都是洋货行业的绅商领袖。他们和陈润夫都没有类似严信厚和周晋镳所拥有的紧密官方关系。 (86) 因此，这三位人物进入上海商务总会的主要领导阶层反映了其中宁波帮商人支配地位的下降和来自其他地域集团和工商界本身的精英领袖的崛起。当然，宁波帮精英商人在上海商务总会的影响仍然很大，但他们此后更多地依赖与其他商人集团领袖的合作。在他们的浙江同乡通过辛亥革命主导上海政坛之前，宁波帮精英商人一直都没有能够夺回上海商务总会的主要领导权。
与上海商务总会相似，杭州商务总会也经历了主要领导阶层的不断改组。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年度选举制度逐渐淘汰了该商务总会原来从士绅出身的主要领袖，由来自当地主要工商行业的商人精英取而代之。1906年底这个商务总会初建之时，其首任总理樊恭煦是前任省级官员、管理慈善事业的士绅以及杭州改良机构的推动者。首任协理顾鸿藻也是拥有道台官衔的高级绅士，但这两人都没有深入参与工商业活动。1907年和1908年，樊氏和顾氏在杭州商务总会的总理和协理职务分别由盐商金月笙和钱业商人潘赤文接任，他们也是杭州慈善界的领袖人物。但是，金月笙能够持续两年担任杭州商务总会总理的部分原因在于他的弟弟是大清银行杭州分行经理。 (87)
至1909年初，金月笙因帮助拱辰桥商务分会总理高凤德逃避偿还其管理的纺厂官方贷款和商人投资，以至他在杭州商务总会内越来越不受欢迎。 (88) 于是，在1909年3月的选举中，金氏预先提出辞呈，但实际上仍然企图在其党羽的支持下获得连任。在杭州商务总会的选举会议上，当会员选举了新的董事后，按照程序应由新选董事投票选举总理和协理。但在董事选举结束之前，金月笙已经获得他的党羽选举连任，继续担任总理。这场选举闹剧当场就受到一位银行经理的质疑，迫使金氏放弃总理职位。此后，潘赤文就任总理，但在1910年，协理顾松庆又接替潘氏成为总理。虽然顾氏只有一个较低的秀才功名，但他从贩卖扇面的小生意开始做起，后来在盐业和洋货贸易中担任行会领袖。新上任的协理王锡荣（湘泉） 也只有低级的秀才功名，但在当铺担任经理。 (89) 于是，在商界人脉较广的精英商人领袖最终成为杭州商务总会的两位主要领导人物。
宁波和江宁商务总会的主要领导阶层都经历了类似的人事变动以及主要领袖的社会关系变化。1906年初宁波商务总会成立后，由一位前任知府吴传基担任首任总理。首任协理顾钊也是半官办的轮船招商局在当地的经理。然而，他们各自的继任者秦运炳和郑贤滋都是通过捐纳获得功名的商人，其中前者在宁波和上海经营两家商铺，后者是纸业行会的领袖。郑贤滋还是顾昭和其他宁波商务总会董事在一个棉纺厂的商业伙伴，并在1909年继任成为总理。 (90) 同样，从1904年到1905年，江宁商务总会的首任总理刘士珩是江南商务总局的官方总办。 (91) 相比之下，该商务总会在1909年和1910年的第三任总理宋恩铨仅是一家钱庄的经理和钱业行会的领袖。宋氏不谙文牍，缺乏官方关系，但他的钱庄在江浙地区内外拥有24家分行，其中上海分行的经理丁价候在1907年至1910年间曾任上海商务总会董事。 (92)
与上述江浙地区的4个商务总会不同，苏州商务总会的首任总理尤先甲和通崇海花业总会的首任总理张詧分别长期把持了这两个商会的最高领导职位，但这两位长期任职的商会领袖的社会经济关系仍然发生了深刻变化。事实上，尤氏和张氏分别来自士绅和官僚阶层。除了依仗这种士绅的声望和官场的关系，这两位商会主要领袖能够在年度选举中屡次获得支持、长期连任总理的原因还在于他们巧妙地利用各自的职位，与其他来自工商界的商会领袖建立了密切关系。
(93) 苏州商务总会从1905年开始首先实行上述新的规定，将其主要领导人物的连续任期限于三年，但其首任总理尤先甲的任期可能比江浙地区的任何商会总理都更长久。尤氏在1905年至1912年期间长期担任苏州商务总会总理，仅在1909年象征性地遵循上述规定，让钱业绅商领袖张履谦充当总理一年。 (94) 因此，他们是该商务总会在清末时期仅有的两位总理。
尤先甲原来一直追求科举为宦的道路，但直到40岁只得到举人功名和内阁中书的低级官职。在他父亲的指示下，尤氏留在苏州，成为管理公共事务的绅董，而他的弟弟则处理绸缎及其他行业内的家族生意。因此，他最初凭借其公共事务上的绅董地位而非商业经验，在1905年成为苏州商务总会的主要创始人和首任总理。相比之下，张履谦是一位典业商人，也是苏经丝厂和苏纶纱厂的主要投资者之一。尽管如此，他因参与当地公共事务，与尤先甲建立了密切关系。 (95) 他们除轮流把持苏州商务总会的总理职位之外，还率领周围城镇商会的领袖，试图去控制这两家官方发起的现代企业。
苏经丝厂和苏纶纱厂始建于1896年，其资金来自清政府和张履谦等商人。这些商人最初按照其个人投资总额的7%的比例收取年度红利，但过高的红利使得这两家企业一直无利可图。直到1903年，时任商务大臣盛宣怀的一位绅商随员开始承包两家企业，约定为期五年，并将分红利率降低到3%。1906年，由于张履谦和其他股东对分红的减少感到不满，于是尤先甲代表他们，利用苏州商务总会向商部请愿，请求将两家企业转让给张氏和其他商人股东经营。 (96)
为了获得官方批准，尤先甲与苏州商务总会其他领导人物承诺每年从这两家企业的利润中提取10000两白银，资助当地的商业学校。由于上海商务总会也有成员投资了这两家企业，其总理曾铸大力支持苏州商务总会的请愿。 (97) 然而，直到1908年，这些商会领袖才实现了他们的计划。苏州商务总会在该年召集附近5个府、州的商会股东代表举行公开会议，决定自行经营这两家企业。他们首先选择了长期担任上海商务总会的董事和无锡—金匮县的商务分会首任总理周廷弼担任两家企业的总经理。1909年，尤先甲、张履谦和苏州商务总会的其他领导人物又用该总会名望会员王同愈取代了周氏担任总经理，他们还分别填补了两家企业的其他管理职位。因此，在尤先甲的领导下，苏州商务总会不仅将这两家企业代表纳入其会员之中，并将它们置于该总会主要领袖的集体控制之下，而且还利用了这两家企业与苏州周边的其他商会建立了新的联系。 (98)
通崇海花业总会的首任总理张詧也在1904—1909年间通过与当地精英商人建立密切关系，保持了极长的任期。早在19世纪90年代中期，其弟张謇离开北京清廷的官职、投身南通棉纺织业之后，张詧就随之辞去知县一职，在通州周边协助经营纺织、垦荒等一系列的企业。这些企业的成功使张氏兄弟的影响力超过了地方官员，张詧也自然而然地成了通崇海花业总会的主要创始人和领导者。 (99)
通过这个总会，张氏兄弟与附近县城和上海的精英商人建立了新的关系，并进一步将南通的地方实业与他们经营的棉纺织业企业联系起来。1904年末通崇海花业总会成立后，张詧很快会同其3个附属的商务分会总理及上海商务总会的主要领袖向商部请愿，要求规范以上海为中心的棉花、棉布市场。随后，通崇海花业总会及其附属商务分会的领袖向位于江宁的江南商务总局提出，希望拥有广泛监督当地棉花、棉布贸易的权利。显然，张氏兄弟和通州周围的其他商会领袖有效地利用了这种新的商会网络，将他们的社会经济关系和支配权力扩展到了通州以外的广阔商业世界。 (100)
在江浙小城镇之中的商务分会和商务分所与上述商务总会相似，其主要领袖也通常经历了年度选举和人事变动。 (101) 现存《商务官报》的资料显示，这些分会和分所的主要领袖中仅有极少数人以难以找到合适的继任者或者其他借口，突破官方关于任期的限制，以至于连任超过三年。 (102) 虽然关于这些商会领袖的详细信息很少，在昆山—新阳县的商务分会及其所属菉葭浜镇商务分所内曾爆发两场权力斗争，为我们了解基层商会之中精英商人领袖的人事更迭和关系变化提供了难得的信息。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这两个案例展示了权力斗争如何加剧了这些商会领袖中的人事变动，促使他们寻求超越同乡集团、士绅和商人分野，以及城镇之间的地理局限，建立广泛的联盟。
处于苏州附近的昆山、新阳两县共有一个县城，当地士绅和外来商人也早已在本地的贸易中混为一体。因此，他们于1906年共同成立了一个商务分会，并选举已在当地经营布号40多年的宁波籍贯商人李庆钊为总理。作为这个商务分会的主要领袖，李氏在修建街道、改良巡警、补助商校、安装路灯等方面发挥了积极领导作用。然而，李庆钊在处理商业纠纷时偏袒宁波同乡，仍然惹恼了一些本地商人。他试图将新成立的地方警察的管理权力从士绅手中转给商人，从而进一步触怒了这些本地士绅。从1907年末开始，一些本地士绅及其商人同伙不断控告李庆钊，并特别指控李氏的店员在县城内的孔庙编织竹器，亵渎圣人殿堂。昆山和信阳的知县均判决李氏与此事无关，但他们仍在当地绅士的压力下，要求江苏巡抚和农工商部免去他的总理职务。 (103)
这场权力斗争似乎是一位宁波籍贯商人领袖与本土士绅之间的冲突，但李庆钊仍然利用商会网络，争取跨越地域关系和社会阶层的支持。他的支持者中包括了这个商务分会董事中的本地和外地精英商人，其中最有影响的是本地监生方还。方氏曾与李庆钊共同创立这一商务分会，所以他力劝李氏为当地孔庙捐赠200银元，以求与本地的士绅妥协。方还并通过与苏州商务总会的沟通，阻止了可能羞辱李庆钊的免职。应方氏的请求，苏州商务总会向江苏巡抚请愿，让李氏在其任期结束时退出选举，从而体面地离任。 (104)
(105) 尽管如此，1908年9月昆山—新阳商务分会仍然选举李庆钊为第三任总理。被激怒的本地士绅们于是继续控告李氏亵渎孔庙，向江苏巡抚提起新的诉讼。通过与苏州商务总会的直接接触并向江苏巡抚请愿，方还再次为李氏辩护。即便如此，李庆钊最终迫于压力辞职。1908年12月，昆山—新阳县的商务分会再次举行选举，推选方还为总理。方氏曾与商人合作在当地经商，并且和李庆钊等商人领袖关系密切，所以他的任期得以延续到1911年7月。当时，方还已经成为江苏省谘议局中富有影响的议员，并且成为清朝中央新的宪政机构资政院的议员。于是，方氏辞去了在该商务分会的总理职务，从而为李庆钊在新的选举中重新夺回总理职位铺平了道路。这个案例展示了来自不同地域和社会背景的两个商会领袖如何先后占据总理职务，并进一步发展了他们从县城到全国层面的社会政治关系。 (106)
在昆山—新阳县的商务分会之下，菉葭浜镇商务分所的精英商人领袖也经历了旷日持久的权力斗争，这种激烈竞争同样迫使他们超越地方社会局限、寻求和扩大与外界精英及其机构的联系。1907年5月，菉葭浜商务分所主要由本地茶、肉两帮商人创建。他们因拒绝缴纳当地新式学堂的附加学捐，从开始之际就与校董张遇高发生了冲突。张氏除了具有补生的低级功名，也从事一定商业活动，拥有一家酒铺。同样，这个商务分所包括了8名来自不同行业的代表作为正式会员，但其中至少有5人具有低级功名。它的总董陈国钧是一位武生，并经营木柴业。陈氏声称他将为任何在该商务分所注册、并捐助经费的商人提供保护。所以，在菉葭浜镇的100多家商铺中，共有20多位精英和非精英商人成为该分所的会员和会友。 (107)
由于校董张遇高此后无法从当地商人那里收取到学堂学捐，他便策动该镇和县城的其他学堂董事向苏州商务总会投诉菉葭浜商务分所。但陈国钧和其他分所领袖得到了李庆钊总理领导之下的昆山—新阳县商务分会支持。1907年6月，这个县级商务分会首先派出李氏的儿子和其他3名会员在菉葭浜商务分所成立大会上发表讲话，表示支持，并帮助陈国钧等分所领导，取得了北京农工商部批准。 (108) 该商务分会还在给苏州商务总会的报告中驳斥了张遇高对菉葭浜商务分所的攻击。 (109) 因此，菉葭浜商务分所有效地利用了与昆山—新阳县商务分会的关系，在第一轮权力斗争中取得了成功。
尽管如此，1908年陈国钧去世后，张遇高通过与菉葭浜商务分所新任总董之间的儿女姻亲关系，将个人影响扩大到该分所之内。在一场新的权力斗争中，菉葭浜商务分所于1909年8月选举附近花家桥镇的朱金绶为总董。朱氏在此前是花家桥镇的镇董，又是张遇高在一场官司中的对头。他拥有五品职衔和监生功名，投资了一家布店，还是当地一家报纸的经理。朱氏成为总董后，他将更多花家桥镇的商人带入了菉葭浜商务分所，但他的领导职位立即遭到张氏的攻击。 (110)
当时，张遇高已成为昆山—新阳两县筹备自治公所的成员，所以他便竭力唆使该公所的成员向苏州商务总会投诉朱金绶。昆山—新阳县的商务分会新任总理方还与张遇高同样热衷于办理新式学堂，所以全力支持张氏，并命令菉葭浜商务分所重新举行总董选举。在1909年10月的重新选举中， 该商务分所的所有精英和普通商人成员可以平等投票。结果，多数成员依然选举朱金绶担任总董。次月，张遇高力促方还在菉葭浜商务分所举行第三次选举，并带领100多名支持者参加选举会议。然而，这次选举会议在菉葭浜商务分所成员的抗议中无果而终。此后，方还想出新的计策，准备将菉葭浜商务分所变为一个包括周围市镇商人的新的分所。但菉葭浜商务分所拒绝了该项计划，并于1911年7月12日向苏州商务总会请愿，要求保留其原来的组织。令人难以置信的是，仅仅两天之后，在该所新的总董选举中，张遇高突然赢得胜利。他是如何赢得这场四年之久权力斗争的原因和过程尚不清楚，但他无疑受益于与方还的密切关系。如上所述，方氏当时已经进入省级和全国政治舞台，对于地方事务的个人影响空前增长，足以决定这场权力斗争的成败。 (111)
(112) 围绕昆山—新阳两县商务分会和菉葭浜商务分所的权力斗争，反映了晚清县城和市镇的基层精英商人是如何利用新的商会等组织机构谋取、加强他们在当地主导地位的。此前对于这类地方精英的研究已经表明，他们与直接面临外国帝国主义威胁的城市爱国改良派精英不同，更倾向于追求个人权利，而不是国家利益。 (113) 然而，本章的分析表明，商会领导人物在大都市和小城镇都普遍追求个人权力和利益。他们行为的差异不仅归因于不同的社会政治环境，还归因于其个人和派系支配权力所受到的不同程度的制度性制约。由于商会网络在大都市比在小城镇发展得更早、更充分，其中具有竞争的年度选举和限制三年连任的制度化安排就更能有效地遏制精英商人的个人和派系权力垄断。上海商务总会和菉葭浜商务分所主要领袖的不同程度人事变迁明显说明了这一点。
当然，尽管大都市商会和小城镇商会之间存在差异，它们都利用制度化的人事变动，甚至通过定期选举为形式的权力斗争，普遍吸收了日益多样化的精英商人。同时，这些精英商人也利用商会网络来扩大他们的集体支配地位和相互关系，从而超越他们狭隘的个人、地域等派系的局限性。正是通过这样的人事和关系的变化，江浙地区商会逐渐网罗、整合了从大都市到小城镇的不同阶层的精英商人以及其他各种各样的商人成员。它们还将其关系和影响扩展到其他社会政治组织和活动之中，促进了社会整合的更大趋势。
(1) 76
(2) 《大清法规大全·实业部》第7卷，第1b—2b页。
(3) 章开沅、刘望龄、叶万忠主编：《苏州商会档案丛编1905—1911》，第70—71页；《浙江劝业公所第一届成绩报告书》，第18a—b页。
(4) 77
(5) 78
(6) 《大清法规大全·实业部》第7卷，第1b—2b页。
(7) 上海市工商业联合会、复旦大学历史系编：《上海总商会组织史资料汇编》上册，第70页。
(8) 上海市工商业联合会、复旦大学历史系编：《上海总商会组织史资料汇编》上册，第70、72—74、83、85、115—116页；上海通社编：《上海研究资料续集》，第192页。
(9) 79
(10) 上海市工商业联合会、复旦大学历史系编：《上海总商会组织史资料汇编》上册，第71—72、80、84、115页；《大清法规大全·实业部》第7卷，第1b页。
(11) 上海市工商业联合会、复旦大学历史系编：《上海总商会组织史资料汇编》上册，第76页。
(12) 《上海商务总会同人录·丙午年（1906年）》。这些精英商人捐纳的官衔是按照许大龄提供的标准分为不同品级的，参见许大龄：《清代捐纳制度》，第80—81页。
(13) 80
(14) 江绍贞：《徐润》，第266—269页；《上海商务总会同人录·丙午年（1906年）》，第1b页；上海市工商业联合会、复旦大学历史系编：《上海总商会组织史资料汇编》上册，第94页；《上海商务总会同人录·庚戌年（1910年）》，第10a页。
(15) 《上海商务总会同人录·丁未年（1907年）》；《上海商务总会同人录·辛亥年（1911年）》。
(16) 81
(17) 《申报》1905年5月9日、1906年5月10日；《华商联合报》1909年第10期，“海内外调查丛录”第9—12页。
(18) 《上海商务总会同人录·丁未年（1907年）》，第4b页；《上海商务总会同人录·己酉年（1909年）》，第4b页；《上海商务总会同人录·庚戌年（1910年）》，第3b页；《上海商务总会同人录·辛亥年（1911年）》，第3a、6a—b页。
(19) 82
(20) 章开沅、刘望龄、叶万忠主编：《苏州商会档案丛编1905—1911》，第18—26、46—47页；《通崇海商务总会并通州分会试办章程》，第2a—10b页；上海市工商业联合会、复旦大学历史系编：《上海总商会组织史资料汇编》上册，第71页；《中外日报》1906年10月21日。
(21) 章开沅、刘望龄、叶万忠主编：《苏州商会档案丛编1905—1911》，第16、44、46—47、68、203页；“苏州商会档案”，乙2-1/29，“苏州商务总会第四届报告清册”，第1a—6a页。
(22) 章开沅、刘望龄、叶万忠主编：《苏州商会档案丛编1905—1911》，第46、49—52、58页；卞孝萱、唐文权主编：《民国人物碑传集》，第239—241页。
(23) 《华商联合报》1909年第16期，“海内外商会同人录”第3—4页；《杭州商业杂志》1909年第1期，“调查录”第6页。
(24) 83
(25) 《华商联合报》1909年第11期，“海内外商会同人录”第4—6页；1909年第20期，“海内外商会同人录”第1—3页。
(26) 章开沅、刘望龄、叶万忠主编：《苏州商会档案丛编1905—1911》，第76—78页。梅里镇的商务分会在其1906年的规章中，起初规定仅设10名董事和1名总董作为领袖。
(27) 84
(28) 章开沅、刘望龄、叶万忠主编：《苏州商会档案丛编1905—1911》，第102—104、120—121、124、133、139—141页。
(29) 章开沅、刘望龄、叶万忠主编：《苏州商会档案丛编1905—1911》，第83—84、105—106、131—133、143—145、199页。《华商联合报》（每期“海内外商会同人录”部分），1909年第12期，第5—6页，1909年第16期，第4—10页，1909年第18期，第3—4页，1910年第21期，第5—10、12—16页，1910年第22期，第11—14页。这15个商务分会分别位于湖州和嘉兴府城，宝应、奉化、青浦、瑞安、山阴—会稽、无锡—金匮县城，以及东坝、姜堰、菱湖、罗店、新市、周浦和朱泾镇。
(30) 章开沅、刘望龄、叶万忠主编：《苏州商会档案丛编1905—1911》，第40、72—73、116—117页；《南洋商报》1910年第4期，“文牍”第2页。
(31) 农商部总务厅统计科编：《中华民国元年第一次农商统计表》上卷，第180—181、184—185页。
(32) 85
(33) 上海市工商业联合会、复旦大学历史系编：《上海总商会组织史资料汇编》上册，第117、125—126页。
(34) 高景嶽、严学熙编：《近代无锡蚕丝业资料选集》，第31—37页；彭泽益编：《中国工商业行会史料集》下册，第922—930页；上海市工商业联合会、复旦大学历史系编：《上海总商会组织史资料汇编》上册，第51、94—95、125页；《农工商部统计表（第一次）》第4册，第19a页；天津市档案馆、天津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天津市工商业联合会编：《天津商会档案汇编1903—1911》上册，第761—763页。
(35) 汪敬虞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1895—1914》下册，第958—960页；上海市工商业联合会、复旦大学历史系编：《上海总商会组织史资料汇编》上册，第51、94—95、113页；《农工商部统计表（第一次）》第4册，第19a页；彭泽益编：《中国工商业行会史料集》下册，第922—930页；章开沅、刘望龄、叶万忠主编：《苏州商会档案丛编1905—1911》，第46、56页。
(36) 86
(37) “苏州商会档案”，乙2-1/4，第37页；乙2-1/29，“苏州商务总会第四届报告清册”，第9b—10b页。章开沅、刘望龄、叶万忠主编：《苏州商会档案丛编1905—1911》，第102—103、110—111页。
(38) 《通崇海商务总会并通州分会试办章程》，第2a页；《上海商务总会同人录·丙午年（1906年）》，第1b页；《商务官报》1908年第28期，第9b页；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末各省设立商会史料》，第59—60页。
(39) 《华商联合报》1909年第20期，“海内外商会同人录”第4页；沈雨梧：《为宁波帮开路的严信厚》，第67页；《时报》1907年3月12日。
(40) 《华商联合报》1909年第17期，“海内外商会纪事”第4页；《南洋商报》1910年第4期，“纪事”第2—3页。
(41) 87
(42) 章开沅、刘望龄、叶万忠主编：《苏州商会档案丛编1905—1911》，第100—106、112—114、143—145、157—158页。
(43) 88
(44) 《上海商务总会同人录·丙午年（1906年）》；《上海商务总会同人录·辛亥年（1911年）》。以上平均年龄是根据实岁、而不是中文资料中的虚岁（比实际年龄大一岁）计算的。关于上海商务总会董事和会员不同年龄组的逐年分析，见Zhongping Chen（陈忠平），“Business and Politics：Chinese Chambers of Commerce in the Lower Yangzi Region，1902-1912”（《实业与政治：长江下游地区的商会1902—1912》），p.151。
(45) 章开沅、刘望龄、叶万忠主编：《苏州商会档案丛编1905—1911》，第94—95、124—126、131—133、143—145、157—158页。《华商联合报》（每期“海内外商会同人录”部分），1909年第11期，第4—6页；1909年第12期，第3—6页；1909年第16期，第3—10页；1909年第18期，第3—4页；1910年第21期，第5—9、12—16页；1910年第22期，第11—14页。这18家商务分会分别设在淮安、湖州、和嘉兴府城，宝应、奉化、华亭—娄、瑞安和山阴—会稽县城，以及东坝、海安、姜堰、菱湖、罗店、平望、石浦、新市、周浦和朱泾镇。有关它们董事平均年龄的详细分析，请见Zhongping Chen（陈忠平），“Business and Politics：Chinese Chambers of Commerce in the Lower Yangzi Region，1902-1912”（《实业与政治：长江下游地区的商会1902—1912》），p.152。
(46) 88
(47) Susan Mann Jones（曼素恩），“The Ningpo Pang and Financial Power at Shanghai”（《宁波帮及其在上海的金融势力》），pp.90-91；Wellington K. K. Chan（陈锦江），Merchants，Mandarins，and Modern Enterprise in Late Ch'ing China（《清末现代企业与官商关系》），pp.218-219；Bryna Goodman（顾德曼），Native Place，City，and Nation：Regional Networks and Identities in Shanghai（《家乡、城市和国家：上海的地缘网络与认同》），pp.177-78.
(48) 89
(49) 《华商联合报》1909年第1期，“海内外公牍”第6—8页；1909年增刊“海内外通信”第1页。
(50) 《上海商务总会同人录·辛亥年（1911年）》，第6a—10b页。
(51) 90
(52) 《上海万国官商士绅职业住址录》，丑部（第二部分），第4—6页；《沪南商务分会报告题名册》。
(53) 91
(54) 章开沅、刘望龄、叶万忠主编：《苏州商会档案丛编1905—1911》，第49—52、76—77、94—95、105—106、143—145、148、199页；《华商联合报》（每期“海内外商会同人录”部分），1909年第11期，第4—6页，1909年第12期，第3—6页，1909年第16期，第3—10页，1909年第18期，第3—4页，1909年第20期，第1—3页、1910年第21期，第5—10、12—16页，1910年第22期，第11—14页。这23家商务分会分别位于淮安、湖州、和嘉兴府城；宝应、奉化、华亭—娄、昆山—新阳、青浦、瑞安、山阴—会稽、吴江—震泽和无锡—金匮县城；以及东坝、海安、姜堰、菱湖、罗店、梅里、平望、石浦、新市、周浦和朱泾镇。在省会和府级城市商会中的“本地人”包括本城和郊县人士。在乡镇商会中，“本地人”包括来自该镇所在县的人士。有关这些商务总会和商务分会中本地人和外地人百分比的更详细数据，请见Zhongping Chen（陈忠平），“Business and Politics：Chinese Chambers of Commerce in the Lower Yangzi Region，1902-1912”（《实业与政治：长江下游地区的商会1902—1912》），pp.139-140。
(55) 冯筱才：《中国商会史研究之回顾与反思》，第158页。
(56) 92
(57) 徐鼎新、钱小明：《上海总商会史1902—1929》，第61页；上海市工商业联合会、复旦大学历史系编：《上海总商会组织史资料汇编》，上册，第68页。徐鼎新、钱小明的数据来自東亞同文會編『支那経済全書』第4卷，69—76页。对于这一日文资料误解的更正，请见表4的注解。
(58) 《上海商务总会同人录·辛亥年（1911年）》，第6a—10b页。
(59) 93
(60) 《上海商务总会同人录·丁未年（1907年）》（此件实际所载名单为1908年），第4b、6a页；孙筹成等：《虞洽卿事略》，第104、112页。
(61) 93
(62) 94
(63) 《农工商部统计表（第一次）》第4册，第3b页；《上海商务总会同人录·丙午年（1906年）》，第1b、2b、4b—5b页；《上海商务总会同人录·丁未年（1907年）》，第3a—b页；《上海商务总会同人录·己酉年（1909年）》，第3a—b页；《上海商务总会同人录·庚戌年（1910年）》，第3a页；《上海商务总会同人录·辛亥年（1911年）》，第3a页。
(64) 《上海商务总会同人录·丙午年（1906年）》，第2a、3a、4a、5a页；《上海商务总会同人录·丁未年（1907年）》，第3b页；《上海商务总会同人录·己酉年（1909年）》，第3a页；《上海商务总会同人录·庚戌年（1910年）》，第3a页；《上海商务总会同人录·辛亥年（1911年）》，第3a页。
(65) 《上海商务总会同人录·丙午年（1906年）》，第1b—3a页，《上海商务总会同人录·辛亥年（1911年）》，第1b、3a页；上海市工商业联合会、复旦大学历史系编：《上海总商会组织史资料汇编》上册，第94页。
(66) 章开沅、刘望龄、叶万忠主编：《苏州商会档案丛编1905—1911》，第53—56页；《华商联合报》（每期“海内外商会同人录”部分），1909年第11期，第4—6页，1909年第16期，第3—4页，1909年第20期，第1—3页。有关这四家商务总会董事工商业活动背景的更详细统计分析，见Zhongping Chen（陈忠平），“Business and Politics：Chinese Chambers of Commerce in the Lower Yangzi Region，1902-1912”（《实业与政治：长江下游地区的商会1902—1912》），p.143。
(67) 95
(68) 马敏、朱英：《传统与近代的二重变奏：晚清苏州商会案例研究》，第67—68页；章开沅、刘望龄、叶万忠主编：《苏州商会档案丛编1905—1911》，第18、44、65页。
(69) 马敏、朱英：《传统与近代的二重变奏：晚清苏州商会案例研究》，第67—68页；章开沅、刘望龄、叶万忠主编：《苏州商会档案丛编1905—1911》，第65页。
(70) 96
(71) 97
(72) 常州市民建、工商联文史资料办公室编：《武进县商会及工商业发展史略》，第104—106页；《申报》1907年7月31日、8月16日、8月28日；《商务官报》1906年第26期，第17b—18a页，1910年第11期，第12a—b页。
(73) 98
(74) 章开沅、刘望龄、叶万忠主编：《苏州商会档案丛编1905—1911》，第18、20—21、20—21页。《商务官报》1909年第24期，第11b页；1909第25期，第11a页。
(75) 上海市工商业联合会、复旦大学历史系编：《上海总商会组织史资料汇编》上册，第45、50、94—95、110页；《商务官报》1908年第4期，第14b；《上海商务总会同人录·丁未年（1907年）》，第2a、3b页；《新闻报》1906年9月9日。
(76) 99
(77) 《农工商部统计表（第一次）》第4册，第26a、5册，第9a、18a、28a页；上海市工商业联合会、复旦大学历史系编：《上海总商会组织史资料汇编》上册，第94页；《上海商务总会同人录·丙午年（1906年）》，第1a—b、4b页；《华商联合报》1909年第20期，“海内外商会同人录”第2页。
(78) 《嘉定县续志》第11卷，第28a—b页；徐鼎新、钱小明：《上海总商会史1902—1929》，第90—91页；《申报》1906年9月22日；《农工商部统计表（第二次）》第4册下，第6b页；《商务官报》1908年第18期，第11a页。
(79) 100
(80) 上海市工商业联合会、复旦大学历史系编：《上海总商会组织史资料汇编》上册，第94—95页；《上海商务总会同人录·丙午年（1906年）》，第1b、5a页；《商务官报》1908年第20期，第12a页；《南洋商报》1910年第2期，“文牍”第21—23页，1910年第3期，“文牍”第1—2页；《寿县孙氏经营阜丰面粉厂及有关财团所属企业史料稿》。
(81) 上海市工商业联合会、复旦大学历史系编：《上海总商会组织史资料汇编》上册，第94—95页；《上海商务总会同人录·丁未年（1907年）》，第4a、10a页；《上海商务总会同人录·庚戌年（1910年）》，第6a页；《上海商务总会同人录·辛亥年（1911年）》，第5b、8a页；王遂今：《镇海小港李氏家族史略》，第130页。
(82) 《农工商部统计表（第二次）》第4册下，第9b页；章开沅、刘望龄、叶万忠主编：《苏州商会档案丛编1905—1911》，第46页；《上海万国官商士绅职业住址录》，丑部（第二部分），第2、4页；天津市档案馆、天津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天津市工商业联合会编：《天津商会档案汇编1903—1911》上册，第727—729页，下册，第2180—2186页；《华商联合报》1909年第1期，“序目”第1—4页。
(83) 上海市工商业联合会、复旦大学历史系编：《上海总商会组织史资料汇编》上册，第45、94—95、97—98页；田原天南編『清末民初中國官紳人名錄』，225頁。
(84) 101
(85) 上海市工商业联合会、复旦大学历史系编：《上海总商会组织史资料汇编》上册，第94—95、110页；《华商联合会报》1910年第1期，“海内外商会纪事”第11页；《时报》1910年12月4日。
(86) 徐鼎新、钱小明：《上海总商会史1902—1929》，第180页；上海市工商业联合会、复旦大学历史系编：《上海总商会组织史资料汇编》上册，第51、94—95、97、100、102—103页。
(87) 《农工商部统计表（第一次）》第4册，第7b页；May Backus Rankin（冉枚铄），Elite Activism and Political Transformation in China（《中国精英行动主义与政治转型》），p.177；浙江同乡会编：《浙赣铁路事件》，第12页；《商务官报》1909年第15期，第8a页；程心锦：《旧时代的杭州商会》，第122页。
(88) 102
(89) 《申报》1909年5月10日；《华商联合报》1909年第6期，“海内外商会纪事”第1—4页，1909年第8期，“海内外商会纪事”第1—2页；程心锦：《旧时代的杭州商会》，第122—123页。
(90) 《农工商部统计表（第一次）》第4册，第7a页；《华商联合报》1910年第20期，“海内外商会同人录”第1—3页。
(91) 《农工商部统计表（第一次）》第4册，第4a页；《南洋商务报》1906年第1期，“规律”第3a页。
(92) 《华商联合报》1909年第5期，“海内外商会纪事”第6页，1909年第11期，“海内外商会同人录”第4页；天津市档案馆、天津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天津市工商业联合会编：《天津商会档案汇编1903—1911》上册，第583—584页；上海市工商业联合会、复旦大学历史系编：《上海总商会组织史资料汇编》上册，第94—95页。
(93) 103
(94) 章开沅、刘望龄、叶万忠主编：《苏州商会档案丛编1905—1911》，第46—58页；马敏、祖苏主编：《苏州商会档案丛编1912—1919》，第22页。
(95) 吴琴：《关于尤先甲史料一则》，第147页；章开沅、刘望龄、叶万忠主编：《苏州商会档案丛编1905—1911》，第53、270页。
(96) 章开沅、刘望龄、叶万忠主编：《苏州商会档案丛编1905—1911》，第267—270页；王尔敏、陈善伟编：《清末议定中外商约交涉：盛宣怀往来函电稿》，第713页。
(97) 104
(98) 章开沅、刘望龄、叶万忠主编：《苏州商会档案丛编1905—1911》，第53—57、269—272、276—277、290—295页；王尔敏、陈善伟编：《清末议定中外商约交涉：盛宣怀往来函电稿》，第713页；《申报》1908年5月5日；上海市工商业联合会、复旦大学历史系编：《上海总商会组织史资料汇编》上册，第94—95页；《农工商部统计表（第一次）》第4册，第19a页。
(99) 《南通地方自治十九年之成绩》甲编，“实业”第71—72页；卞孝萱、唐文权主编：《民国人物碑传集》，第257页；《农工商部统计表（第一次）》第4册，第4b页；《商务官报》，1909年第29期，第9b页。
(100) 《华商联合报》1909年第5期，“海内外调查丛录”第1—9页。
(101) 105
(102) 《商务官报》1908年第30期，第8a页；1909年第25期，第11a页。
(103) 章开沅、刘望龄、叶万忠主编：《苏州商会档案丛编1905—1911》，第139—142、146—149、151—152页。
(104) 章开沅、刘望龄、叶万忠主编：《苏州商会档案丛编1905—1911》，第144—145、147—152、157页。
(105) 106
(106) 章开沅、刘望龄、叶万忠主编：《苏州商会档案丛编1905—1911》，第152—159页；扬州师范学院历史系编：《辛亥革命江苏地区史料》，第132页；张朋园：《立宪派与辛亥革命》，第212、285页。
(107) 章开沅、刘望龄、叶万忠主编：《苏州商会档案丛编1905—1911》，第161、163、166、169、172、175页。
(108) 107
(109) 章开沅、刘望龄、叶万忠主编：《苏州商会档案丛编1905—1911》，第160—163页。
(110) 章开沅、刘望龄、叶万忠主编：《苏州商会档案丛编1905—1911》，第166—170页。
(111) 章开沅、刘望龄、叶万忠主编：《苏州商会档案丛编1905—1911》，第166—170页；张朋园：《立宪派与辛亥革命》，第212、285页。
(112) 108
(113) Joseph W. Esherick（周锡瑞），“1911：A Review”（《辛亥革命研究评述》），pp.166-1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