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会社团网络的扩展及其影响

(1) 江浙地区的商会从发展之初就将其关注目标从工商业活动扩展到地方社区事务和国家主权问题。作为这些商会的先驱，上海商业会议公所在一定程度上就是清朝官员与外国列强进行商务条约谈判的咨询机构，但它在这一外交问题上的参与面临着各种官方限制。 (2) 由于公共租界内的华人经常遭受歧视，上海商业会议公所也与租界的外国当局进行了直接斗争。特别的是，公共租界警察经常以羞辱的方式逮捕中国商人，在公共场合抓着他们的辫子游行，或者将他们和窃贼锁在一起。1903年，通过向清朝政府的请愿及与租界外国当局的谈判，上海商业会议公所获得了对受到起诉的“体面”商人进行保释的法定权利，使他们得以免受羞辱性的逮捕和监押。它甚至还计划挑选12名董事，在公共租界组成保护中国人的“体面”及其他利益的委员会。 (3)

1905年1月，从上海商业会议公所改组而成的上海商务总会就领导了一次全市性抗议活动。这次抗议的起因是一名俄国水手杀害了一名宁波籍贯工人，却仅被俄国领事法庭判处四年监禁。1月14日，上海商务总会召集各同乡和同业行会领袖，举行紧急会议。它要求清朝官府和外国当局重新审判这名俄国罪犯，并决心通过抵制俄国商品来实现这一目的。这一抗议活动迫使俄国领事将罪犯的刑期延长至8年， (4) 并成为1905年中期开始的全国抵制美货运动的直接前奏。

(5) 在针对美国排华政策而兴起的抵制美货运动中，上海商务总会通过协调商会、行会及其他众多组织在江浙地区和全国范围的集体行动，发挥了关键的领导作用。它还因此开创了一个新的趋势，即由商会和其他社团组织合作，共同创建、改革和管理市政机构和其他城镇社区组织。结果，这些商会扩大了与其他商业、农业和教育等行业的职业社团以及准军事的商团在人事和机构上的联系。

虽然江浙商会仍然以其精英商人领袖的同宗、同乡等人际性关系为依托来扩大其组织网络，但就时间顺序和组织影响而言，它们是晚清新兴职业社团发展的先驱和样板。 (6) 更重要的是，商会网络已经在很大程度上使这种人际性关系制度化，并扩大了与各种社会政治组织的更为正式关系。它们位于晚清网络革命的前沿，积极参与了工商界内外的民族主义运动和社区公共活动，极大地促进了不同行业之间、各个城镇内外以及全国范围的社会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