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危机、南洋劝业会与中美实业外交
1907年之后，江浙商会继续抗议清廷所强加的英国铁路贷款协议，但它们又似乎自相矛盾，同时寻求了清政府和外国银行在金融市场危机中给予援助。此外，这些商会还协助清政府组织了晚清中国最大规模的产品博览会，并通过与美国商会兴建合资企业来加强中美之间的外交关系。这些令人费解现象背后的历史事实十分清楚：广为分布的商会网络为其精英商人提供了与清政府和外国资本在发展工商实业和民间外交方面进行合作的宽阔空间，超越了上述关于江浙铁路冲突的利害范围。
上海是1907年江浙铁路运动的中心，但此后，当地金融市场多次面临危机。因此，上海商务总会和沪南商务分所不得不寻求清政府帮助，从官府和外国银行获得巨额贷款，用以稳定金融市场、特别是救济商会所属精英商人领袖的钱庄。1908年末，由于受到西方国家经济危机的影响，上海金融市场出现了严重的银荒。尤其紧急的是，上海一些买办商人的破产促使外国银行从中国钱庄收回约500万两的贷款。尽管现任上海商务总会的总理周晋镳和协理李厚佑曾是在江浙铁路运动中反对清政府向英方借款的两位主要领袖，他们却在此时急于获得官方帮助，同英国商人的汇丰银行达成贷款协议，以便缓解当地金融市场的危机。在上海道台同意作为担保人后，两家官办银行和一家宁波商人银行以其财产作为担保，使得上海商务总会从汇丰银行获得230万两白银贷款。江苏省官府也向上海商务总会贷出40万银元。 (89) 这些外商和官府的贷款由上海商务总会分拨给本地钱庄，从而帮助当地金融市场避免了一场近在咫尺的危机。 (90)
然而，1910年上海橡胶股票交易市场崩盘，新的金融危机迅速冲击当地市场，迫使上海商务总会再次请求清政府帮助，与外国银行达成了另一项贷款协议。由于此前西方工业特别是美国汽车制造业面临橡胶供应短缺问题，于是橡胶股票热潮从1909年末席卷上海股市。结果，橡胶股票吸引了大量投资，其面值从每股约60两白银飙升至1000两。到1910年初，已有40多家外国公司在上海出售了总值达2500万两的橡胶股票。上海的中国人和外国人分别购买了这些股票的80%和20%。上海钱庄不仅在这次炒股热潮中投入巨资，而且还接受了大量的橡胶股票作为贷款担保。橡胶股票市场的巨大泡沫在1910年7月崩溃，以至于7月21日至24日的三天之内，8家上海钱庄相继宣布破产。 (91)
上海商务总会迅速与上海道台蔡乃煌联系，寻求拯救金融市场的方案。7月24日晚，它的总理周晋镳和蔡道台同乘列车前往江宁，当面要求两江总督向清廷请愿，为上海钱庄提供财政援助。经过他们讨论之后，上海道台再次作为当地钱庄的担保人，从汇丰等9家外国银行贷款350万两白银。上海商务总会协理邵琴涛然后负起监督这些钱庄的责任，确保它们将来偿还这些借款。 (92)
然而，橡胶股票市场崩盘以及由此引发的上海金融危机远未结束。1910年10月8日，上海的源丰润银号及其在国内其他大城市内的17家分号宣布破产，留下了总共2000多万两白银的债务。作为清末上海乃至全国最大的本土金融机构之一，该银号由上海商务总会首任总理严信厚创办，并在后来由严信厚之子、上海商务总会前任协理严义彬继承和管理。它的破产加剧了上海的金融危机，并导致当地及天津、北京等大城市的众多钱庄纷纷倒闭。 (93) 由此可见， (94) 这场金融危机对晚清社会的影响远远超出了上海。
源丰润银号宣布破产后，上海商务总会集合所属各工商行会领袖召开特别会议，并向清廷、两江总督、江苏巡抚发出内容相同的三份电报。在这些紧急电报中，上海商务总会警告金融危机可能将在上海扩大，导致全市商业停滞的危险，并会造成20—30万劳工失业和社会治安崩溃的危险。然而，北京度支部仅指示大清银行向上海调拨区区100万两白银救市，清廷则简单下令两江总督赴上海考察，通过其他手段挽救金融市场。 (95)
通过两江总督的帮助，上海商务总会和沪南商务分会又与汇丰银行达成借款200万两白银的协议。根据汇丰银行提出的苛刻条件，这笔贷款不仅由上海道台与这两家商会的30位董事和两位总理共同担保，而且还以接受款项的商人个人财产抵押作保。上海商务总会协理邵琴涛、沪南商务分会总理王震、以及在这两个商会兼任董事的沈缦云被选为商会代表，帮助中国商人从汇丰银行获得抵押的贷款。 (96)
除了上海的两个商会，苏州商务总会以及江浙两省其他商会在维护当地金融市场稳定方面也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在金融动荡期间，它们越来越难以获得清政府的实际帮助。 (97) 尽管这些江浙商会在当时已经面对各种金融困境，它们仍然在1910年为清政府筹办南洋劝业会提供了至关重要的经济资助。
南洋劝业会是由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端方在其辖区内推动的。事实上，这是一个全国性博览会，并从开始之际就得到清廷赞助，也要求所有省份提供支持。关于这个全国性博览会的官方计划许诺赞助该会的商人将名利双收，并号召将官、商利益通过发展民族工业融合起来， (98) 因而很快吸引了江浙两省商会。 (99)
作为南洋劝业会的官方发起人，端方是一位满族官员，并以收藏古董文物和投机政治改革而闻名。他首先于1908年萌生了在江宁公园举办植物展览会的想法。 (100) 他的下属官员很快将这一想法扩大为一项关于全国性博览会的宏伟计划。他们进一步提议将这个博览会变为官商合办实业，并让上海和江宁的商务总会认购50万银元股票的半数。然后，端方将此计划呈请清廷批准，声称这个博览会将振兴实业，开通民智。 (101)
1908年6月，端方邀请上海商务总会总理周晋镳及其7位董事到江宁开会讨论此事，承诺向投资南洋劝业会的商人支付高达8%的股息，并将以官府持有的股份赔偿任何亏损。于是，上海商务总会的领袖们爽快地认购了15万银元的南洋劝业会股份，并让江宁商务总会承购其余价值10万银元的商人股票。但在1909年，劝业会的官方组织者发现50万银元的总预算远远不够，因而决定发行20万银元的新股票。由于当时金融市场的恶化，官方号召更多商人投资的呼吁只是得到了苏州商务总会和其他江浙商会的象征性支持。然而，上海商务总会利用它与东南亚华人商会的关系，帮助官方从该地筹集了足够的商人投资。 (102)
江浙商会也参与了南洋劝业会的筹备和组织活动。至1909年3月，劝业会的主要负责人包括了1名会长、5名副会长和13名董事。会长由两江总督亲自担任，副会长也都为现任及前任官员，但其中的唯一例外是上海商务总会的一位前任董事虞洽卿。此外，劝业会的13位董事都是来自上海和江宁的商界领袖，他们包括上海商务总会的领袖人物如周晋镳、严义彬和丁价侯，以及江宁商务总会的总理宋恩铨。各地的更多商会领导人物加入了其他南洋劝业会的筹备组织，如在省城和主要通商口岸的“协赞会”，在这些大城市和一些主要行业的“出品协会”，以及由两江总督直辖的江苏、安徽、江西三省内各府、州的“物产会”。 (103)
(104) 在江苏省境内，上海、江宁、苏州等大城市都成立了“协赞会”。这些城市和其他府城还组织了10多个“出品协会”或“物产会”，甚至苏南一些县城也成立了“出品所”。这些赞助南洋劝业会的组织不仅大多由商会领袖主持，而且有些还设在商会之内。地方官府为这些组织提供了部分或大部分资金，用以筹备在府级的初步展览。这些城市的商会通常承担了其余费用，动员商人提供在当地展览的主要物产，并通过与镇级商务分会的联系，帮助选择当地展品。 (105)
通过南洋劝业会的筹备工作，江苏省的商会还动员了商人之外的城市社区成员。1909年4月11日，上海的协赞会开幕，吸引了200多名官、商、士人及其他地方精英分子到会。上海商务总会的总理周晋镳首先讲演，呼吁全体同胞齐心协力，办成南洋劝业会。随后讲演的一位官员将南洋劝业会比作中国商人的实业学校，国产商品的大广告，商业界文明的考试院和全国进步的大钟表，从而进一步激发了现场观众的热烈情绪。在江宁召开的协赞会还召集了新军的军官与会，并收集了军事装备作为展品。1909年8月下旬举行的苏州“物产会”是江苏省内首次府级展览，其8天的开幕期吸引了7000多人参观。由于门票价格不菲，许多本地贫民还被拒之门外。 (106)
浙江省的商会也利用、动员了它们的组织网络，为南洋劝业会提供支持。1909年8月，杭州商务总会邀请省内14个商务分会商讨劝业会筹备工作，并决定组织一个“协赞会”和一个“出品协会”。该会议还决定，这两个协会所需的5000银元资金由省级官府和商会分别承担一半。浙江省的嘉兴、湖州、绍兴等府也和江苏各府一样，为南洋劝业会组织了“出品协会”或“物产会”。 (107)
(108) 南洋劝业会还受到来自其他省份的商会和海外华侨社团的支持。两江总督端方原来计划在安徽和江西两省的27个府级城市组织物产会，其中一些地方商会确实组织了这种协会。在行省一级，安徽、江西、广东、广西、直隶、湖北、湖南、福建和贵州等地的协赞会也应运而生。因为南洋劝业会的计划包括了一个东南亚展馆，东南亚的华人商会也承担了提供展品的责任。 (109)
1910年6月5日，南洋劝业会正式开幕，至11月29日结束，历时近6个月。共5000多名来宾参加了开幕仪式，上海商务总会代表并收到特别邀请致辞。劝业会展览场地约占江宁城北3.5平方公里的土地，其中30多个展厅陈列了来自帝国首都北京、18个行省、海外华人社区等地的农业、工业、教育、军事等十几个部门的展品。展区内还有动物园、花园、马戏场、电影院、赛马场和许多商店。展品共约100万件，其中5269件展品在展览结束时得到了5个不同级别奖牌。参观展览的总人数约为20万，包括了来自国内外的华人游客以及美国、日本及德国代表团成员。 (110)
作为清末中国规模最大的全国性博览会，南洋劝业会是江浙商会帮助清政府举办的大规模实业活动，但它的筹备过程并未导致商会领袖和清朝官员的和睦合作。从筹备活动开始之际，清政府就企图对商人送去展览的所有物品征税。在两江总督端方多次代表商人向清廷请愿之后，这项税务才被免除。最终，劝业会也并没有像端方预期的那样盈利，反而亏损了10万多银元，使得它的商人投资者非常失望。由于一位来自东南亚的华侨商人为南洋劝业会捐出10万银元，并另外以20万银元购买了所有展厅，大多数的商人赞助者才勉强收回了他们的投资。 (111)
上海商务总会的总理周晋镳是南洋劝业会的主要赞助商人领袖之一，但他很快在1910年12月初的金融危机中被清廷解职，在政治上遭受了挫折。 (112) 直到1911年10月，曾任上海商务总会董事和南洋劝业会副会长的虞洽卿仍在抱怨他与官府合资举办此次展览，造成了个人经济亏损。饶有兴趣的是，包括周晋镳在内的许多江浙商会领袖仍然在南洋劝业会前后试图寻求官方支持，以便与美国商会兴建合资企业，并由此发展以工商实业为基础的中美民间外交关系。 (113)
由于当时美国政府正急于扩大在中国的商业利益，驻上海的美国外交官员首先提出建议，希望中、美商会进行接触。1908年10月，美国驻上海总领事查尔斯·登比（Charles Denby）致函上海商务总会，希望它邀请美国太平洋沿岸的商会代表，在当年10月下旬访日行程结束之后访问中国。登比在信中强调，这次访问可以增加美国对中国市场的了解，并有助于发展中国对美出口贸易。上海商务总会在复函中表示愿意欢迎美国客人。它还决定调查中国出口产品，并要求苏州商务总会和长江沿岸的其他商会将商品样本送到上海，以供研究出口贸易。 (114)
由于美国商会访日代表团很晚才收到中方邀请，其中仅有一位成员罗伯特·大来（Robert Dollar）在1908年11月抵达中国。他从1901年就已经在中国经商，所以专程来到上海。拜访了上海商务总会后，他又与上海和汉口商会领袖连续会晤，说服他们向美国商会发出一份新的访华邀请书。所以，1909年2月18日，上海商务总会与江宁、广州、厦门、福州和梧州各地商会又正式发函，邀请美国太平洋沿岸商会领袖在次年4月访问上海。他们不仅委托登比总领事转交了邀请函，还要求清朝驻华盛顿的公使和驻旧金山总领事为此事提供协助。 (115)
1909年7月，在美国商会准备派遣代表团来华之前，上海西商总会又联系了上海商务总会，透露了美国檀香山商会希望加入代表团的消息。与此同时，美国驻上海总领事登比经由夏威夷回国，他在给上海商务总会的信中重申了檀香山商会的愿望。 (116) 在中国方面，其他15个商会于1910年4月加入上海商务总会和上述5家中国商会，向美国商会发出另外一份新的访华邀请。这15个商会包括北京、天津、苏州、杭州和宁波的商务总会，以及沪南、无锡—金匮和镇江商务分会。与此同时，上海商务总会说服了北京农工商部和外务部为接待美国客人补贴接待费用。清政府后来还为美国客人提供了从上海到武汉和北京的免费专列火车和轮船。 (117)
1910年8月23日，美国商会代表团从旧金山出发来华访问。它的成员最终包括来自旧金山、洛杉矶、西雅图、塔科马、斯波坎、波特兰、奥克兰、圣地亚哥和檀香山商会的23位代表，以及他们的妻子、3位秘书和1位历史学家。这群美国客人于9月15日抵达上海，受到以时任上海商务总会总理董周晋镳为首的接待委员会的欢迎。 (118) 此后，美国商会代表团经历了“六个星期的宴会、招待会、贸易会谈和调查活动，并访问了商业设施、教育机构、政府建筑、剧院、花园、宫殿和监狱”。 (119)
9月15日至27日，美国商会代表团访问了上海、杭州等江浙地区的大城市，还在嘉兴、无锡、常州和镇江等城市短暂逗留。在这些大城市内，美国客人受到商会领袖和清朝官员的“暴风雨般的热情款待”。这些清朝官员包括上海道台、浙江和江苏巡抚及两江总督等高级官僚。 (120) 即使在较小的城市，他们发现“也有装饰、爆竹、茶点、演讲和礼物”等方式表达的热烈欢迎。 (121)
由于抵制美货运动和反对英国铁路借款的风潮刚在近年发生，这种隆重欢迎让美国商会代表团的成员起初感到困惑不解。他们对浙江省城杭州之行的反思尤其有趣： “对研究过中国人的反对外国人的态度、并在最近关注 ［铁路运动中］ 杭州商会行动的人而言，它在这一 ［欢迎］ 场合的态度令人感到匪夷所思。……我们在访问之初就意识到，接待我们的规格超出了接待外国商业团体代表的适当程度。……所以我们不像一群西方商人，而像美国总统和精心挑选的一批内阁官员，从一个欢迎活动进入另一个欢迎活动。” (122)
(123) 同样，上海的一家外国报纸也表示了同样看法：“自从中国与外国人打交道以来，从未有过这样［广受欢迎］的访问。……这不是政府的命令所致，而是自发的热情 ［行为］。” (124)
事实上，江浙商会的领导人物和其他精英人士认为，这次美国商会代表团的访问不仅是发展国际贸易的机会，也是推动中美民间外交的良机。张謇是清末立宪运动中新成立的江苏省谘议局议长，他于1910年9月25日在江宁接待了参观南洋劝业会的美国商会代表团，并在日记中将此次会见视为“国民外交之始”。 (125) 这次招待会的最后，美国商会代表和聚集在江宁参加劝业会的中国商人领袖举行了商务会谈。他们还计划另外召开一次专门会议，讨论如何增进中美贸易。 (126)
随后，美国商会代表团访问了武汉、北京、天津、烟台、福州、厦门、广州和香港，其成员甚至拜见了摄政王载沣，并出席了北京外务部的一个聚会。11月11日，他们回到上海，与上海、江宁、天津、广州和汉口的商务总会以及沪南和镇江商务分会的领袖再次会谈。这次会议达成了四项协议：（1） 由中美两国商人平等投资共1000万墨西哥银元，设立中美联合银行；（2） 由美商罗伯特·大来拥有的七艘轮船和中国商人购买的一艘轮船组成中美轮船公司；（3） 中国和美国商会各在对方设立商品陈列所；（4） 美国和中国商会各向对方派遣一名商业调查员。 (127)
1911年初，上海商务总会专门成立了筹建中美轮船公司的事务所，并号召其他商会投资这一计划。与此同时，上海、天津、汉口和广州的商务总会委托张謇向清廷申请资金，以支持计划中的中美联合银行和中美轮船公司。对此，北京度支部（财政部）尚书载泽特意关照张謇，清廷将为这些商会提供秘密贷款，帮助它们与美国商人建立合资企业。 (128)
然而，张謇的动机不仅是与美国商会进行实业合作，他还希望借此帮助清政府与美国政府发展更为密切的国际外交关系。 (129) 1911年6月13日，张謇觐见摄政王载沣时，强调中国应将中美关系置于外交政策的首要位置。然而，他担心某个第三国可能会出面干涉，阻碍两国政府发展正式的外交关系。因此，他认为，两国之间通过双方的商会在实业上的合作来发展非正式的民间外交关系更为灵活、便利和可靠。同时，上海、江宁、苏州和杭州商务总会及天津、汉口、广州、福州等大城市的商务总会向清廷申请20万两白银补贴，以资助中国商会回访美国。作为回应，6月底北京度支部大臣和农工商部大臣允诺提供多达200万两白银的款项，资助建立中美两国商会建立合资企业。 (130) 然而，1911年10月爆发的辛亥革命中断了这一计划。 (131)
这些江浙商会领袖与清政府就发展中美实业和外交问题的合作一直延续到辛亥革命前夕，但这并未妨碍两省的商会参与反清革命。实际上，江浙商会与清政府在此期间就商税问题、两省铁路等问题的冲突从未停止过。它们长期与清朝官员进行不同形式的互动，以追求商人精英的集体权利和公共利益。这种追求加强了它们自我宣称的公众代表权力，并将它们在工商事务中的政治影响从地方扩展到全国甚至国际层面。在清末立宪和革命运动中，江浙商会同样通过自身社团网络的扩张及其与清朝官员和其他政治势力的多种形式互动，增加了它们的社会政治影响。
(1) 138
(2) 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上册，第149—151页。
(3) 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上册，第53—54页；《商务官报》1909年第15期，第8a页。
(4) 139
(5) 140
(6) Yeh⁃chien Wang（王业键），Land Taxation in Imperial China（《中华帝国的土地税收》），p.121.
(7) 《申报》1908年3月22日；《商务官报》1908年第25期，第25a页；经济学会编：《浙江全省财政说明书》，“岁出部·支款：民政费”第48—50页。
(8) 马敏、朱英：《传统与近代的二重变奏：晚清苏州商会案例研究》，第49、354—357页；经济学会编：《浙江全省财政说明书》，“岁入部·收款：盐课税厘”第43、46页；苏州历史博物馆、江苏师范学院历史系编：《明清苏州工商业碑刻集》，第260—261页。
(9) 141
(10) 章开沅、刘望龄、叶万忠主编：《苏州商会档案丛编1905—1911》，第1042—1052页，特别是第1045、1048、1050、1052、1176页。在晚清中国，“文”是基本的铜币单位。浙江省东部的地方政府在1906年规定，1000文铜钱可以兑换1银元。
(11) 章开沅、刘望龄、叶万忠主编：《苏州商会档案丛编1905—1911》，第1052—1054页。
(12) 章开沅、刘望龄、叶万忠主编：《苏州商会档案丛编1905—1911》，第1058—1063页；《时报》1907年6月14日；《新闻报》1907年6月14日。
(13) 142
(14) 章开沅、刘望龄、叶万忠主编：《苏州商会档案丛编1905—1911》，第1069—1072页。
(15) 章开沅、刘望龄、叶万忠主编：《苏州商会档案丛编1905—1911》，第48、1073—1079页。
(16) 《申报》1878年2月9日；章开沅、刘望龄、叶万忠主编：《苏州商会档案丛编1905—1911》，第1029页。
(17) 143
(18) 章开沅、刘望龄、叶万忠主编：《苏州商会档案丛编1905—1911》，第76—77、124—126页；《申报》1911年9月4日。
(19) 高景嶽、严学熙编：《近代无锡蚕丝业资料选集》，第31、34、44—45页。
(20) 《申报》1906年11月14日；章开沅、刘望龄、叶万忠主编：《苏州商会档案丛编1905—1911》，第1028—1030页。
(21) 144
(22) 章开沅、刘望龄、叶万忠主编：《苏州商会档案丛编1905—1911》，第1032—1035页；《商务官报》1907年第1期，第14a页，1907年第8期，第10b—12a页，1907年第10期，第11b页。
(23) 章开沅、刘望龄、叶万忠主编：《苏州商会档案丛编1905—1911》，第1033—1034页。
(24) 章开沅、刘望龄、叶万忠主编：《苏州商会档案丛编1905—1911》，第1031—1032、1034—1035、1039—1041、1079页；《申报》1907年8月22日；恽毓鼎著、史晓风整理：《恽毓鼎澄斋日记》上册，第314、316、381页。
(25) 马敏、朱英：《传统与近代的二重变奏：晚清苏州商会案例研究》，第349—353、357—360页；经济学会编：《浙江全省财政说明书》，“岁入部·收款：杂税”第5页；《华商联合会报》1910年第1期，“海内外商会纪事”第5页。
(26) 145
(27) Hosea Ballou Morse（马士），The Trade and Administration of China（《中国贸易和行政管理》），pp.144-46；章开沅、刘望龄、叶万忠主编：《苏州商会档案丛编1905—1911》，第1177—1078、1187页。
(28) 《华商联合报》1909年第10期，“海内外纪闻”第3页。
(29) 146
(30) 章开沅、刘望龄、叶万忠主编：《苏州商会档案丛编1905—1911》，第1177、1185页；《浙江日报》1908年6月12日、6月19日、6月20日、6月27日、7月19日。
(31) 《浙江日报》1908年6月8日；《申报》1908年6月11日、6月22日、9月3日，1909年4月26日。
(32) 章开沅、刘望龄、叶万忠主编：《苏州商会档案丛编1905—1911》，第1175—1176、1179—1183页；《新闻报》1908年7月25日；《申报》1908年7月11日、7月12日、7月13日；《华商联合报》1909年第15期，“海内外公牍”第3页。
(33) 147
(34) 章开沅、刘望龄、叶万忠主编：《苏州商会档案丛编1905—1911》，第1177、1179、1184—1185页。
(35) 《申报》1909年5月14日、5月16日；《华商联合报》1909年第15期，“海内外公牍”第3—4页。
(36) 《华商联合报》1909年第15期，“海内外公牍”第3页；《申报》1909年5月22日。
(37) 《申报》1909年5月22日、5月27日；《新闻报》1909年5月26日；《华商联合报》1909年第7期，“海内外商会纪事”第11页。
(38) 148
(39) 《东方杂志》1909年第6卷第6期，“纪事”第161—163页。《华商联合报》1909年第8期，“海内外商会纪事”第6—7页；1909年第10期，“海内外纪闻”第3页。章开沅、刘望龄、叶万忠主编：《苏州商会档案丛编1905—1911》，第1191—1193页。
(40) 149
(41) 冉枚铄的近著仅仅包括了关于清末商会在浙江铁路运动中行动的有限讨论，见May Backus Rankin（冉枚铄），Elite Activism and Political Transformation in China（《中国精英行动主义与政治转型》），pp.251-298。在其他有关的中、日、英文论著中，江浙商会和这个铁路运动的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忽略，见赵金钰：《苏杭甬铁路借款和江浙人民的拒款运动》；藤井正夫「清末江浙における鉄路問題とブルジョア勢力の一側面」（《清末江浙铁路问题和资产阶级势力的表现》）；E⁃tu Zen Sun（任以都），“The Shanghai⁃Hangchow⁃Ningpo Railway Loan of 1908”（《1908年沪杭甬铁路贷款》）；Lee En⁃han（李恩涵），“The Chekiang Gentry⁃merchants vs. the Peking Court Officials”（《浙江绅商与北京朝廷官员》）；Madeleine Chi（玛德琳·齐），“Shanghai⁃Hangchow⁃Ningpo Railway Loan”（《沪杭甬铁路贷款》）。
(42) 墨悲编：《江浙铁路风潮》，第7—8、29—31页；E⁃tu Zen Sun（任以都），“The Shanghai⁃Hangchow⁃Ningpo Railway Loan of 1908”（《1908年沪杭甬铁路贷款》），p.138。
(43) 浙江同乡会编：《浙赣铁路事件》，第12、16、24页；《东方杂志》1905年第2卷第11期，“交通”第151页；《申报》1905年7月25日。
(44) 宓汝成编：《近代中国铁路史资料》下册，第1000—1001页。冉枚铄的有关研究指出，浙江铁路公司的19名创办人和领导人中有7名上海商务总会的会员或领袖，见May Backus Rankin（冉枚铄），Elite Activism and Political Transformation in China（《中国精英行动主义与政治转型》），pp.254-255。实际上，冉枚铄书中所列的樊时勋（棻），施则敬（子英）和谢纶辉也是上海商务总会的成员，见《上海商务总会同人录·丙午年（1906年）》，第1b—3a页。
(45) 《商办浙江全省铁路有限公司股东会第一次议事录》，第13b—15b页；《申报》1907年8月19日；《杭州商业杂志》1909年第1期，“调查录”第5—6页。
(46) 《东方杂志》1906年第3卷第3期，“交通”第80页。浙江铁路公司在1906年10月的第一届股东大会上将决策会议中投票权的要求降至每票投票人为100银元股份的持有者，见《商办浙江全省铁路有限公司股东会第一次议事录》，第5a—5b页。
(47) 150
(48) 《商办全浙铁路有限公司中华民国元年份第七届报告》，第24—25页；闵杰：《浙路公司的集资与经营》，第277页。在1907年11月15日，浙江铁路公司将股票从每股10银元降为5银元。这个改变导致了1907年前入股的老股东和此后投资的新股东之间的区别，见《申报》1907年11月16日。
(49) 宓汝成编：《近代中国铁路史资料》下册，第962页；章开沅、刘望龄、叶万忠主编：《苏州商会档案丛编1905—1911》，第48、767—770、777页。
(50) 151
(51) 章开沅、刘望龄、叶万忠主编：《苏州商会档案丛编1905—1911》，第48、771—778页；上海市工商业联合会、复旦大学历史系编：《上海总商会组织史资料汇编》上册，第69、94页；《农工商部统计表（第一次）》第4册，第5a、19a—b、25b—26a页；《时报》，1909年4月12日。
(52) 《东方杂志》1906年第3卷第9期，“交通”第190页。
(53) 《苏路公司五百股以上股东名单》。关于这些大股东与上海和江苏省内商会的关系，见章开沅、刘望龄、叶万忠主编：《苏州商会档案丛编1905—1911》，第48页；《上海商务总会同人录·丙午年（1906年）》，第2a、6a页；《上海万国官商士绅职业住址录》，丑部（第二部分），第4页；《农工商部统计表（第一次）》第4册，第28b页。
(54) 章开沅、刘望龄、叶万忠主编：《苏州商会档案丛编1905—1911》，第777页；墨悲编：《江浙铁路风潮》，第410页；《东方杂志》1906年第3卷第9期，“交通”第189—190页，1906年第3卷第11期，“交通”第225页。
(55) 宓汝成编：《近代中国铁路史资料》下册，第1004页；“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编：《海防档》第5册，第593页。
(56) 152
(57) 宓汝成编：《近代中国铁路史资料》中册，第842、855—856页；《时报》1907年10月27日。
(58) 《时报》1907年10月6日、10月25日、10月27日，11月17日。
(59) 153
(60) 冉枚铄的有关研究指出24封抗议电报来自浙江省的商会，见May Backus Rankin（冉枚铄），Elite Activism and Political Transformation in China（《中国精英行动主义与政治转型》），p.274。关于16封来自江苏省商会的抗议电报，见墨悲编：《江浙铁路风潮》，第76—77、81—83、88、91、327、332、343—344、347—348、350页；《申报》1907年11月7日。
(61) 《时报》1907年10月28日、11月17日。
(62) 《申报》1907年11月15日、11月16日；墨悲编：《江浙铁路风潮》，第413页。
(63) 墨悲编：《江浙铁路风潮》，第95—97、113—118、122、132页；《时报》1907年11月1日。
(64) 154
(65) 墨悲编：《江浙铁路风潮》，第78、90—92、124—125页。
(66) 墨悲编：《江浙铁路风潮》，第82、86、92、135—136、339、369、403页；《时报》1907年11月29日。
(67) 墨悲编：《江浙铁路风潮》，第119—124页；《申报》1907年11月2日；章开沅、刘望龄、叶万忠主编：《苏州商会档案丛编1905—1911》，第48页；《时报》，1907年11月13日、11月23日、11月30日、12月9日。
(68) 墨悲编：《江浙铁路风潮》，第118—119、124、126—127、139—140、274、381—382、384—388、409—413页；《申报》1907年11月16日。关于江苏铁路协会的信息，见《时报》1907年11月15日。
(69) 155
(70) 《申报》1907年11月20日；《时报》1907年12月8日、12月11日。
(71) 墨悲编：《江浙铁路风潮》，第139—154、357—428页，特别是第385—387、412页；《时报》1907年11月20日。
(72) 上海市工商业联合会、复旦大学历史系编：《上海总商会组织史资料汇编》上册，第94—95页；墨悲编：《江浙铁路风潮》，第373、394—398、403、420—421、423页；《申报》1907年11月11日、11月13日、11月19日、11月21日、11月22日。
(73) 156
(74) 《申报》1907年11月14日、11月23日、11月24日、11月26日、12月3日、12月22日；《时报》1907年11月23日、12月29日、12月31日。
(75) 宓汝成编：《近代中国铁路史资料》下册，第1008页；《宣统元年份商办全浙铁路有限公司收支账略》，第1a页。
(76) 《申报》1907年11月10日、11月17日；《时报》1907年11月21日、12月11日、12月12日、12月14日。
(77) 《商办全浙铁路有限公司中华民国元年份第七届报告》，第24页；《宣统元年份商办全浙铁路有限公司收支账略》，第1a页。1907年11月前的投资全部来自上述“老股东”。
(78) 157
(79) 《东方杂志》1907年第4卷第12期，“杂俎”第29页；1908年第5卷第6期，“交通”第95—99页。关于这两份贷款协议的文本，见“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编：《海防档》第5册，第582—592、620—626页。
(80) 《时报》1908年4月28日、5月8日，1909年7月9日；宓汝成编：《近代中国铁路史资料》中册，第880—886页。
(81) 政协浙江省萧山市委员会文史工作委员会编：《汤寿潜史料专辑》，第155、163页；《时报》1910年10月4日。
(82) 158
(83) 《东方杂志》1910年第7卷第10期，“中国大事记补遗”第77—79页；《浙路代表旅津绅商废章保律公牍》；《浙路董事局报告》，第2页；祁龙威：《论清末铁路风潮》，第53、59页。
(84) May Backus Rankin（冉枚铄），Elite Activism and Political Transformation in China（《中国精英行动主义与政治转型》），pp.248-298.
(85) 《申报》1907年11月14日。
(86) 《新闻报》1908年1月9日；章开沅、刘望龄、叶万忠主编：《苏州商会档案丛编1905—1911》，第293页；《时报》1907年10月28日、12月12日、12月16日；田原天南編『清末民初中國官紳人名錄』，721頁。
(87) 《时报》1907年12月8日、12月13日、12月14日，1910年10月4日；浙江省辛亥革命史研究会、浙江省图书馆编：《辛亥革命浙江史料选辑》，第521—522页。
(88) 159
(89) 160
(90) 徐鼎新、钱小明：《上海总商会史1902—1929》，第115—116页；《申报》1908年10月10日、10月11日、10月12日、10月15日。
(91) 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编：《上海钱庄史料》，第74—75页；徐鼎新、钱小明：《上海总商会史1902—1929》，第117—119页；Zhaojin Ji（季肇瑾），A History of Modern Shanghai Banking（《近代上海银行史》），pp.92-93。
(92) 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编：《上海钱庄史料》，第75—78页。
(93) 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编：《上海钱庄史料》，第80—81页；天津市档案馆、天津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天津市工商业联合会编：《天津商会档案汇编1903—1911》上册，第538—565页。
(94) 161
(95) 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编：《上海钱庄史料》，第81页；《新闻报》1910年10月18日；《时报》1910年10月20日。
(96) 《时报》1910年11月2日；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编：《上海钱庄史料》，第81—84页；上海市工商业联合会、复旦大学历史系编：《上海总商会组织史资料汇编》上册，第95、122、125页。
(97) 章开沅、刘望龄、叶万忠主编：《苏州商会档案丛编1905—1911》，第1291—1306页。
(98) 章开沅、刘望龄、叶万忠主编：《苏州商会档案丛编1905—1911》，第390—392页。
(99) 162
(100) North China Herald（《北华捷报》），January 8，1902；章开沅、刘望龄、叶万忠主编：《苏州商会档案丛编1905—1911》，第384页。
(101) 章开沅、刘望龄、叶万忠主编：《苏州商会档案丛编1905—1911》，第384—392页。
(102) 《申报》1908年6月19日；章开沅、刘望龄、叶万忠主编：《苏州商会档案丛编1905—1911》，第416—417页；《华商联合报》1910年第22期，“海内外通信”第1—3页；《商务官报》1910年第12期，第4b页。
(103) 《申报》1909年3月14日；章开沅、刘望龄、叶万忠主编：《苏州商会档案丛编1905—1911》，第392—393、396—401页；《劝业会旬报》1910年第3期，“公牍”第1b页。南洋劝业会的会长、副会长和董事名单来自所引用的《申报》记载。另一稍微不同的名单载于章开沅、刘望龄、叶万忠主编：《苏州商会档案丛编1905—1911》，第416页，但该文件内容与南洋劝业会的规章不符。
(104) 163
(105) 《劝业会旬报》1910年第3期，“报告”第1a—5a页；1910年第4期，“报告”第1a—3b、7a—9b页；1910年第6期，“报告”第1a—4a页；1910年第7期，“报告”第3b—5a页；1910年第8期，“报告”，第1a—3b页；1910年第9期，“报告”第1a—4a页；1910年第10期，“报告”第1a—3b页。
(106) 《时报》1909年4月12日、9月14日；《新闻报》1909年8月27日。
(107) 《华商联合报》1909年第14期，“海内外商会纪事”，第3—4页；《东方杂志》1909年第6卷第11期，“纪事”第356页，1909年第6卷第12期，“纪事”第407页，1910年第7卷第1期，“记载第三”第16页。
(108) 164
(109) 章开沅、刘望龄、叶万忠主编：《苏州商会档案丛编1905—1911》，第385、400—401页；《劝业会旬报》1910年第3期，“公牍”第3a—b页、“杂录”第1a—2a页；1910年第4期，“报告”第3b—6a页；《东方杂志》1909年第6卷第11期，“纪事”第355页，1909年第6卷第13期，“纪事”第463页。
(110) 《时报》1910年6月8日；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编：《南洋劝业会游记》，第2—19页；《商务官报》1910年第12期，第5a—6a页，1910年第24期，第6a页，1910年第25期，第5a页；马敏：《官商之间》，第295页。
(111) 章开沅、刘望龄、叶万忠主编：《苏州商会档案丛编1905—1911》，第405—415页；《商务官报》1910年第25期，第4b—5b页。
(112) 165
(113) 《时报》1910年12月4日；《新闻报》1911年10月2日；章开沅、刘望龄、叶万忠主编：《苏州商会档案丛编1905—1911》，第355—356、360页。
(114) 《申报》1908年10月19日；《新闻报》1909年5月26日。上海商务总会在1908年给苏州商务总会的信被收录在章开沅、刘望龄、叶万忠主编：《苏州商会档案丛编1905—1911》，第353页，但其发信时间被错误记载为1910年。该信提到美国商会代表团将在日本逗留到阳历11月1日，即阴历十月初八。这两个阳历和阴历日期在1908年是同一天，但在1910年则不同。
(115) Robert Dollar（罗伯特·大来），Memoirs of Robert Dollar（《罗伯特·大来回忆录》），p.28，pp.104-34；Associated Chambers of Commerce of the Pacific Coast（太平洋沿岸联合商会），A Visit to China（《中国访问记》），扉页；《华商联合报》1909年第2期，“海内外通信”第6—7页。
(116) 166
(117) 《新闻报》1909年7月15日，1910年9月11日；天津市档案馆、天津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天津市工商业联合会编：《天津商会档案汇编1903—1911》上册，第1129—1131页。
(118) Associated Chambers of Commerce of the Pacific Coast（太平洋沿岸联合商会），A Visit to China（《中国访问记》），pp.ii-iii，33-34；《东方杂志》1910年第7卷第9期，“记载第三”第267页。
(119) Associated Chambers of Commerce of the Pacific Coast（太平洋沿岸联合商会），A Visit to China（《中国访问记》），pp.34-35.
(120) Associated Chambers of Commerce of the Pacific Coast（太平洋沿岸联合商会），A Visit to China（《中国访问记》），pp.33-56；《东方杂志》1910年第7卷第9期，“记载第三”第267—268页。
(121) Associated Chambers of Commerce of the Pacific Coast（太平洋沿岸联合商会），A Visit to China（《中国访问记》），p.49.
(122) Associated Chambers of Commerce of the Pacific Coast（太平洋沿岸联合商会），A Visit to China（《中国访问记》），pp.46-49.
(123) 167
(124) 转引自Associated Chambers of Commerce of the Pacific Coast（太平洋沿岸联合商会），A Visit to China（《中国访问记》），p.43。
(125) 张謇：《张謇全集》第6卷，第872页。
(126) Associated Chambers of Commerce of the Pacific Coast（太平洋沿岸联合商会），A Visit to China（《中国访问记》），pp.53-54.
(127) Robert Dollar（罗伯特·大来），Memoirs of Robert Dollar（《罗伯特·大来回忆录》），pp.168-190；章开沅、刘望龄、叶万忠主编：《苏州商会档案丛编1905—1911》，第355—358页。
(128) 章开沅、刘望龄、叶万忠主编：《苏州商会档案丛编1905—1911》，第358—362页。张謇：《张謇全集》第2卷，第277页；第6卷，第649页。
(129) 168
(130) 张謇：《张謇全集》第1卷，第164页；第6卷，第651页。章开沅、刘望龄、叶万忠主编：《苏州商会档案丛编1905—1911》，第380—382页。《时报》1911年6月23日。
(131) 中美商会举办合资企业的计划仅在1915年之后得到部分实现，见Noel H. Pugach（诺埃尔H.普加奇），“Keep An Idea Alive：The Establishment of a Sino⁃American Bank，1910-1920”（《念念在兹：中美银行的建立1910—1920》）；贾中福：《中美商人团体与近代国民外交1905—19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