抵制美货运动中的网络发展与动员
1905年，上海商务总会与其他商人、学者、学生、妇女等组织一起领导了抵制美货运动。以往研究一般认为，这种抵制美货的集体行动是民族意识觉醒或者是新的媒体、通信和组织的出现等方面社会变革的结果。 (7) 这些研究还分析了上海商务总会、该城同乡组织、海外保皇会以及其他知识分子和民众组织的各自活动。 (8) 然而，长期受到学者忽视但为本书所强调的是，江浙商会特别是上海商务总会如何在不同社会政治力量互动之中成为中心枢纽或网络节点，扩大了与各种城市组织的关系，并将它们带入了全国范围的抵制运动。
(9) 抵制美货运动的种子在1905年之前的几十年间已在美国土地上播种并发芽。从19世纪中叶开始，来自中国特别是广东的移民就大批到达美国西部，为淘金热潮、铁路建设和其他经济活动提供了廉价劳动力。然而，在19世纪70年代，由于中央太平洋铁路建成之后的移民涌入和同时的经济萧条加剧了美国西部劳工市场的竞争，白人工会组织和一些种族主义团体便发动了针对华人移民的多起集会、骚乱甚至屠杀。结果，美国政府从1882年开始颁布一系列排华法案，禁止中国劳工移民，并迫使清朝政府1880年和1894年接连签订条约，接受这些禁制措施。1898年前后，美国兼并夏威夷并占领菲律宾殖民地，排华法案进一步扩展到这两个群岛。此外，美国当局不仅排斥华人劳工移民，而且也迫使中国学者、学生、商人及外交官在入境口岸遭受严苛的侮辱性待遇。 (10) 针对美国政府奉行数十年之久的反华种族主义政策，中国的抵制美货运动终于在1905年爆发，反对延续中美在1894年所签、为期十年的关于劳工移民条约。但是，抵制美货运动产生的原因也在于新近成立的商会提供了一个汇聚正在海内外兴起的中国民族主义力量的组织制度网络。
上海商务总会在其1905年5月10日的会议上首次发出抵制美货的呼吁。这一事件常为以往的研究所提及，却很少受到仔细研究。这次会议值得重新考察，因为它不仅集中了该商务总会及其所属行会的领袖，而且吸引了上海主要报社的记者及商部右参议杨士琦。在这次会议上首先发表讲演的并非上海商务总会的主要领袖，而是来自该城势力较小的福建商帮的一位商务总会董事曾铸。在他之后发言的戈明云既不是该商务总会的董事，也不是其中会员。 (11) 这些精英商人、外来人士和一位清朝高级官员的会议及其不同寻常的程序表明，这次抵制美货运动从开始之际就是一场精心策划的集体行动，而不是以往研究所说的无中心和无组织的分散活动。 (12)
抵制美货的计划首先出现在两份中文报纸上，而它们都与戊戌变法失败之后逃亡海外的康有为所创办的保皇会改良派组织保持着隐蔽关系。 (13) 1903年，保皇会在檀香山所开办的《新中国报》首先提出使用抵制美货的方式推动废除排华法案。这一提议后来通过由保皇会秘密资助的上海《时报》在国内转发。 (14) 上海的另一主要报纸《申报》后来也积极参与宣传抵制美货运动，并成为上海商务总会在该运动中的主要喉舌，其中原因可能是该报的中方经理席子佩是该商务总会的会员，该报的编辑们也在最近决定支持康有为的改革事业。 (15)
与此同时，清政府官员也参与了抵制美货计划，并帮助上海商务总会成为这场运动的领导力量。从1904年开始，清朝驻华盛顿公使梁诚与美国政府就修改移民条约进行谈判。在美国官员以来自工会的压力为借口、拒绝修改条约之后，梁氏即致函清朝外务部，提议通过抵制美货来打破外交僵局。他特别建议，国内新近成立的商会如同美国的工会，也是非官方组织，可以用来领导抵制运动。梁氏还提醒清朝政府，不要公开支持这种民间抵制运动，以便避免任何国际冲突。他的信函于1905年1月12日发出，2月16日到达北京外务部，仅在上海商务总会发起抵制美货活动近3个月之前。梁氏的建议无疑影响了清廷在1905年5月初的政策，而当时的美国公使柔克义（William Rockhill）即将抵达北京，与清政府就条约展开谈判。 (16) 如下所述，北京和上海的清朝官员最初完全按照梁氏的建议，帮助和处理了抵制美货运动。
实际上，上海商务总会是在其商人精英领袖，特别是曾铸与清朝官员和康有为影响下的改良派人物进行了进一步接触之后才发动抵制美货运动的。在1905年6月7日的一封信中，康有为的门人梁启超声称他在《时报》的同志曾秘密与上海商务总会的曾铸等领导人物联系，商议准备在5月10日举行该商务总会关于抵制美货运动的会议。在上海《时报》的编辑部，化名为高德、高山的两名编辑人员也于6月22日向康有为密报，证实曾与曾铸在内的20多位上海商务总会领袖事先秘密讨论了抵制计划。与此同时，《时报》联系上海其他报社，获得它们支持这一运动的承诺。这一报告甚至声称已将杨士琦等清朝政府官员提前纳入秘密计划的活动。 (17)
(18) 因此，抵制美货运动的准备工作涉及海外流亡的改良派和他们在清朝政府的政敌等各种人物，而上海商务总会是他们联合行动的关键纽带。5月9日，《时报》刊登将在次日举行上海商务总会抵制大会的告示。5月10日上午，《时报》和《申报》发表内容相同的反美抵制公告，从而进一步动员了公众舆论来关心和支持即将举行的上海商务总会会议。当天下午，上海商务总会如期召开这场早已通过两大报纸引起广泛关注的抵制会议。 (19) 当曾铸和戈明云在会上发表慷慨激昂的讲话后，与会人员深受感动，一致赞同曾氏的建议：除非美国政府在两月之内修改排华法案，否则将禁止使用美国货物。然而，出席会议的商部右参议杨士琦提出异议，反对在抵制决议中使用“禁止”一词，认为此举将意味着清朝政府对美国商品的禁运。杨氏的意见引发了近一小时的激烈辩论，使会议最终通过另一条抵制口号： 相戒不用美货。 (20)
会议随后决定将决议电告北京商部和外务部、分别管理中国南北通商口岸的直隶总督和两江总督、21个大城市的商务总会。杨士琦帮助起草了这些电报，但他认为应该对此保密，以掩盖官方与抵制美货运动的关系。电报拟好后，上海商务总会的主要领袖仍然不愿以他们的名义发出。曾铸再次挺身而出，表达舍己为公的决心，在电报上签下自己的名字。这个勇敢的举动为他赢得雷鸣般的掌声。 (21) 三天后，上海商务总会的总理严信厚及其他四位领袖与商部右参议杨士琦一起发出密电，进一步向其他商会通报了抵制美货计划。 (22)
上海商务总会的抵制美货决议得到国内外的热烈响应。该商务总会也很快与上海等地各种支持抵制美货的组织建立了联系。在它所附属的工商业行会之中，广东籍贯商人所组成的广肇公所和福建籍贯商人的组织泉漳会馆分别于5月12日、14日举行会议。这两个同乡商人行会都声明遵循上海商务总会的抵制美货决议，并制定了针对美国公司、教会学校等组织的更为具体措施。 (23) 其他商人和士人组织也紧紧跟随上海商务总会，举行公开会议。5月21日，由学者和学生组成的沪学会以及与上海商务总会相关的商学会分别召开会议，支持抵制美货的决定。 (24) 至5月21日美国新任公使柔克义抵达上海时，上海商务总会已经收到天津、汉口、广州、香港等城市的商会和类似组织发来的支持抵制美货的许多电报。 (25)
由于得到如此广泛的支持，上海商务总会在清朝与美国的条约谈判中扮演了关键角色，其领袖在中美两国官员面前变得越来越有自信。5月10日上海商务总会举行首次抵制美货会议后，商部右参议杨士琦和左参议王清穆联名从上海发电报到北京，请求清廷推迟与美国续签移民条约，等待美国政府屈服于商会的要求。与此同时，在与西奥多·罗斯福总统的会谈中，梁诚公使将中国商会的抵制行动比作美国工会的反华运动，并声称清廷和美国政府一样，不能干预这种民间运动。因此，刚刚抵达上海的新任公使柔克义和美国外交官不得不邀请上海商务总会的领袖直接会谈。 (26)
1905年5月21日上午，曾铸与上海商务总会的总理严信厚、协理徐润等7位领袖出席了中国精英商人与外国外交官员之间的一次史无前例的会谈。在会谈开始之际，美国官员即承诺签署一项条约，仅禁止华人劳工移民，但对其他中国旅客提供礼遇。然而，他们解释说，这样一项条约将需要国会在6个月后批准。针对这一提议，曾铸仍然坚持以5月21日会谈之后的两个月为期，限定美国政府修改排华条约，否则将面临抵制美货运动。 (27)
当天下午，上海商务总会举行了第二次抵制美货会议，与会人数超过200人。这次会议的发言人包括以前的留美学生和其他曾经旅美人士。他们所述在美遭受虐待的亲身经历进一步激起了公众的愤慨。曾铸向与会者通报了该日上午与美国外交官员会晤的情况之后，重申了抵制美货的决心，但他也批评了以往清廷在与外国政府的外交谈判中忽视民意。 (28) 然后，他建议致电驻华盛顿的梁诚公使，以获得有关条约谈判的准确信息。他的提议在会议结束时获得一致通过。 (29)
这次会议之后，曾铸先后两次致函外务部，要求该部在与美国外交官员谈判后，签署先由上海商务总会和商人审议的条约。他甚至要求该部在今后与外国列强的条约谈判中，将征求“绅商”意见作为惯例加以实行。在致上海商务总会主要领袖的公开信件中，曾氏再次批评清政府在谈判条约时不征求商人意见的传统做法。因此，在他的领导下，抵制美货运动逐渐超出官方预期。与此同时，上海商务总会对美国商品进行了调查。该项调查发现面粉是从美国进口的主要商品，大多为上海的饼店所使用。在上海商务总会的压力下，饼业行会领袖于6月10日签署了一份保证书，承诺此后只使用本土面粉。 (30)
为了响应上海商务总会的号召，该城的学者、学生、妇女及其他城市居民也各自成立组织，举行公开会议讨论抵制美货问题，并寻求与该总会的直接合作。 (31) 6月6日，沪学会专门举行了一个会议，参会者包括来自26所大学、中学、女校和其他教育机构及各种知识分子组织的代表。他们决定选派代表到上海商务总会担任定期联络员，以便不断和商会领袖就抵制美货运动的策略交换意见。上海商务总会立即表示接受此项合作建议。 (32)
在其他通商口岸、大中城市乃至海外华人社区，众多个人和组织还通过电报、信件和会议向上海商务总会表示支持。在江浙两省，新近成立的商会积极服从上海商务总会的领导，分头准备抵制美货，并在它们各自城市的动员准备工作中起了领导作用。江宁商务总会、浙江商务总会、通崇海花业总会及其商务分会迅速通知当地商人关于抵制美货的决议，并与上海商务总会联系，以求获知将来抵制运动的安排和计划。包括妇女组织在内的其他社会团体也迅速响应上海商务总会的号召，积极参与了这一运动。 (33)
(34) 面对这一广泛开展的抵制美货活动，罗斯福总统于1905年6月24日向美国政府官员发布一项行政命令，要求他们对来自中国的“所有商人、教师、学生和游客表现出最为明智和热情的礼貌”。 (35) 同时，美国驻北京公使柔克义和驻天津的直隶总督袁世凯均向清政府施加压力，要求禁止抵制美货。在北京和上海的清朝官员也急于缓和甚至终止抵制运动。6月29日，北京外务部电令各省官员抑制商人对于美国政府的敌意，并劝阻他们的极端行动。7月4日，在上海的商部右参议杨士琦对此电令作出反应，提议将抵制美货运动推迟4个月，等待美国国会复会后修订排华法案。上海商务总会的一些主要领袖倾向于接受杨氏建议，但曾铸和其他抵制美货运动的领导人物表示拒绝。曾氏重申了他在5月21日与美国外交官员的约定：等待美国政府在两个月内改变排华政策，否则将在7月20日之后进行抵制美货的决议。他宣称中国人民有权自行抵制美国商品，并认为虽然清政府可以禁止民众参加公共集会，但不能强迫他们使用美国货物。 (36)
在曾铸的领导下，上海商务总会最终通过与其他精英和民众组织的密切合作，将其抵制美货决议付诸实施。7月19日，就在两个月的等待期限结束的前一天，沪学会举行了一场有1400多人参加的会议。与会者包括上海新式学堂、学者组织、商务总会、商学会、16个工商业行会以及内地城市的代表。会上的讲演者赞扬了知识界和工商界在这次抵制运动中的空前团结，但他们也提出了一个关键问题，即是否在两月等待期限之后停止销用或订购美货。会议最终决定将该问题提交上海商务总会审议。7月20日下午2时，就在万人瞩目的上海商务总会的抵制会议召开之前两个小时，商学会召集1000多人出席的大会。这次会议一致决定停止销用美国商品，从而支持了曾铸等其他激进人士的抵制策略。 (37)
(38) 上述两个会议将抵制美货运动推向了高潮，其标志便是7月20日下午令人期待已久的上海商务总会会议，但它们也预示着关于抵制策略的分歧。在商务总会会议之前的预备会议上，该会及其所属行会的领导人否决了一位钱庄董事提出的动议。该董事认为应该立即停止订购美国商品，但应在4个月后才停止销用美货，以便商家处理所有存货。下午4点，曾铸正式宣布上海商务总会的大会开始，号召全国实行抵制美货。与他的演讲相呼应，戈明云的演说强烈谴责美国对华人的虐待，另一位演讲者则提出停止订购和销用美货并行的策略。 (39)
然而，在会议结束时，上海商务总会的个别主要领袖出面，代表有着大量美国商品库存的商家，提出了温和的抵制策略。该总会资深董事周晋镳登台演说，建议立即停止订购美国商品，并要求每个行业的巨商自愿签名保证。随后，9个行业的行会领袖在雷鸣般的欢呼和掌声中签署了保证书，其中大部分人是上海商务总会的董事和会员。该会随后决定向35个大城市发出电报，宣布开始全国范围的抵制美货运动，但与会者并未就是否立即停止销用或订购美国商品达成一致。 (40)
7月31日，上海商务总会再次召集所属行会领袖开会，确认了周晋镳等主要领导人物的温和抵制美货策略。该会决定对上述7月20日会议之前各行业中商人订购的美国商品进行调查，并特许这些商家继续销售这些货物。但在7月20日之后继续订购美国货物的商人将面临上海两大钱业行会的抵制。8月6日，沪学会也举行了一次有2000多人参加的会议，其主要领袖和著名教育家马相伯提出更为温和的抵制美货建议。他提议从该会召开的当天开始抵制从美国海关输出的货物，但先前订购的美货将由上海商务总会发给印花，允许出售。上海商务总会于8月9日采纳了这一建议，并在该市主要报纸上刊登广告，号召商人和行会报告其美国商品的库存情况，以便取得特许发售的印花。 (41) 8月19日，北京商部也认可了这一温和抵制美货策略。直到9月初，上海商务总会仍然继续对中国商人库存的美国商品进行注册，并发放许可继续销售的印花。 (42)
(43) 同时，曾铸关于立即停止销用美货的呼吁主要得到了激进知识分子、小商人、工人和妇女的支持，而他们都不可能因为这场民族主义运动造成严重个人损失。8月11日，曾氏揭露了一个针对他的阴谋，并发表了一封慷慨激昂的《留别天下同胞书》，表示决心为抵制美货而牺牲。 (44) 这一事件将激进的抵制美货运动推向新的高潮。与此同时，曾氏还通过与其他抵制活动人士和组织的密切沟通，领导了这场抵制美货运动。在此期间，他每天在上海商务总会工作至深夜，每日收到三四十封关于抵制美货的来信。他不仅将来信抄录汇编后交给上海报纸发表，还要回复函电，鼓励各地抵制者及其组织，并对他们提出相关建议。 (45)
上海商务总会还利用它与其他商会的组织制度化联系来协调江浙两省乃至全国的民族主义运动。除上海外，位于其他通商口岸、省会等大城市以及海外华人社区的至少33个商会曾通过邮件和电报与上海商务总会取得联系，其中包括20个位于江浙两省的商务总会和商务分会。 (46) 7月20日上海商务总会宣布开始全国范围抵制美货运动后，这些商会迅速采取行动，举行公开会议，并动员其商人成员签名承诺抵制美国商品。作为杭州商务总会前身，浙江商务总会立即向省城所有商铺及全省的商务分会发出了抵制美货通知。这些商会中，石门县的商务分会截至8月28日已经举行了4次抵制美货大会。通崇海花业总会在一份公告中列出了所有美国品牌的货物，并呼吁其所属各业行会和商家停止销售和购买美货。 (47)
上海商务总会的抵制美货决议也得到了江浙两省市镇的商人领袖等地方精英及其行会等组织的响应，并激励了乡镇层次的抗议活动。浙北的硖石等镇多次举行抵制会议，南浔镇在7月20日举行的会议吸引了多达2000人参加。在上海附近的南翔镇，参加抵制的商人领袖以这场运动为契机，创建了江南地区最早的镇级商会之一。 (48)
(49) 这场抵制美货运动最终超过了清朝官方容忍的限度。由于担心民众的激化和美国的反应，清政府于8月31日颁布一项禁止抵制美货的命令，对这一运动造成了致命打击，但曾铸继续他的抵制活动。12月15日，他仍然带领21省千余人士向外务部请愿，呼吁拒绝续签与美国的移民条约。虽然美国公使柔克义一再迫使清廷惩治曾氏，清政府始终不敢采取行动，害怕由此激起民变。1905年11月，曾铸在上海商务总会的年度选举中取得胜利，成为总理，并在1906年1月成功获得了商部的承认。 (50) 在他的领导之下，上海商务总会进一步扩大了在城市社会中的网络和影响，江浙地区的其他商会也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