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商人成员和领导阶层的演变
虽然江浙地区的所有商会都将其领导职务和正式会员资格限于精英商人，由于其中大多数成员和领袖都是附属行会的代表，他们必然受到年度选举和其他形式的制度化人事变动影响。所以，这些精英社团的构成仍然经历了持续变化。这种精英商人成员和领袖的人事改组通常会增加他们社会经济背景的多样化，而不是将他们整合为同质化的资产阶级。特别重要的是，这种商会的人事构成多样化逐渐使它们能够超越特定宗族、地域和行业团体的局限性或其他精英派系的控制。结果，这些商会逐渐成为日益多样的商人行会和其他工商业组织的真正代表力量。
基于1905—1911年间上海和苏州两个商务总会以及盛泽镇商务分会逐年的成员名册，表5显示了它们的董事和会员中的类似人事改组模式。除了一些例外，通过年度选举和其他制度化措施进入这3个商会的新的成员通常占其董事总数的24%—33%（例外的最低和最高比例分别为18%和48%），占其会员总数的26%—38%（异常的较高比例为49%—52%）。其他江浙地区商会没有留下这样的连续年度数据可供分析，但他们现存的有限资料仍然支持上述发现，甚至显示了更大幅度的人事变动。1907年，吴江和震泽两县的商务分会包括45名会员，其中21位是新成员，占其会员总数的47%。与此同时，该商务分会的13名议员或董事中有3名新人，占其议员总数23%。1910年，这个商务分会中的新议董上升为6人，占其12名董事的比例达50%。1908年，昆山和新阳两县的商务分会经历了一场内部权力斗争，产生了12名新议董，占其13名董事总数的92%。 (42)
这些商会成员构成变化的另一表现是其中董事和会员的平均年龄不断下降。尽管许多商会的精英商人领袖和会员在持续不断的人事改组中幸存下来，而且他们的年龄也在逐年自然增加，这一趋势仍然十分明显。 (43) 从1906年到1911年的5年间，上海商务总会的董事平均年龄从52.9岁下降到50.1岁，其会员的平均年龄也从49.3岁下降到了46.9岁。 (44) 盛泽商务分会中会员的平均年龄在1907年为43.5岁，但在1909年下降为40.5岁。更戏剧性的是，昆山—新阳两县的商务分会议董的平均年龄在1907年为53.3岁，但一年后骤然减至42.6岁。1909年，江宁和杭州商务总会及江浙其他城镇的18个商务分会的成员名单也显示，其董事的平均年龄在37至52岁之间。 (45) 显然，这些江浙地区的商会包括了不同年龄段的精英商人，但他们大多处于壮年时期。通过不断招募更为年轻和更有活力的精英商人，这些商会保持了它们在实业和政治活动中力量和影响。
(46) 表5 1905—1911年间上海和苏州商务总会及盛泽商务分会的新会员与董事（括号内）
资料来源：
《上海商务总会同人录·丁未年（1907年）》（此件实际所载名单为1908年）；《上海商务总会同人录·己酉年（1909年）》；《上海商务总会同人录·庚戌年（1910年）》；《上海商务总会同人录·辛亥年（1911年）》；章开沅、刘望龄、叶万忠编：《苏州商会档案丛编1905—1911》，第48—58、121—133页。
注解：
a. 苏州商务总会在1906和1908年先后举行了第二、三届选举。所以， 它的成员在这两次选举之间并未变化。
更为重要的是，通过这样的成员构成变化，这些商会在许多城镇从日益多样的地域性商人群体中招募了精英领袖，扩大了它们取得支持的基础，而这种趋势在上海这类移民城市中尤为明显。此前的研究指出，宁波帮商人从清末就开始长期主导了上海的商会组织。 (47) 在表6中， (48) 对上海商务总会议董和正式会员籍贯的定量分析肯定了这些以往的研究。该表进而揭示，来自宁波的精英商人在上海商务总会的支配地位在1906年至1911年间显著下降。这是因为这个商务总会的年度选举和其他制度化措施带入了更多来自其他地域性集团的精英商人。
如表6所示，1906年上海商务总会的58名会员中有14名宁波籍贯人士，占24%；在其同年的21名董事中，有11名宁波人，占52%。因此，宁波人显然在该商务总会之初就主导了这个组织，而他们的主导地位在董事中尤为突出，占有一半以上的领导职位。然而，这些宁波精英商人面临着来自其他地域集团领袖人物的日益激烈的竞争，他们也抱怨在这个商务总会为公共服务牺牲了过多时间和精力。于是，上海商务总会在1909年通过了一项新的规则来限制其总理和协理在内的议董任期。该规则让三分之一的现任董事通过抽签退出年度选举，但卸任之后的董事可以在一年之后重新加入选举。 (49) 结果，宁波人在上海商务总会的支配地位急剧下降。到1911年，宁波籍人士仅保留了9个会员职位和3个董事职位，分别占全体会员和董事的18%和14%（见表6）。
表6还显示，1906—1911年间，来自宁波以外的浙江省和当时包括上海的江苏省的精英商人在董事中的比例分别从10%和24%增加到29%和43%。但是，他们在正式成员中的比例没有显示出如此稳定的增长。同一时期，从江、浙之外各省而来的精英商人在董事中的比例保持在14%，但他们在会员之中的比例从22%上升到32%。结果，从1909年到1911年的三年之中，籍贯江苏省（包括上海）和浙江省（包括宁波）的精英商人占全部董事总数的比例每年均为43%。同时，籍贯江、浙两省的精英商人各自在会员中的比例在这三年内上下波动，或者前者稍高，或者后者更高。1911年上海商务总会的领袖会友、个人会友和特别个人会友的名单也显示，籍贯江、浙两省的人士分别为30人和34人。 (50) 因此，到了清朝末年，上海商务总会已经通过制度化的措施，削弱了其中宁波帮原来主宰的势力，更像是江、浙及其他各省的精英商人代表的联盟，特别是像后来所谓的江浙财团的先驱。
(51) 表6 1906—1911年间上海商务总会的会员和董事（括号内）籍贯
资料来源：
《上海商务总会同人录·丙午年 （1906年）》；《上海商务总会同人录·丁未年（1907年）》（此件实际所载名单为1908年）；《上海商务总会同人录·己酉年（1909年）》；《上海商务总会同人录·庚戌年（1910年）》；《上海商务总会同人录·辛亥年（1911年）》。
注解：
a. 宁波府包括该府六县和定海直隶厅。定海直隶厅在1841年实际已经分治，但该地与宁波籍贯人士仍然互相认为同乡。
除了上海商务总会，沪南商务分所和后继的沪南商务分会也一直是不同地域集团，特别是籍贯江、浙两省商人集团的联盟。这两个前后相继的组织均有17位董事，其中除了一名籍贯安徽的人士，其余籍贯江苏、浙江的人士在1908年各占8名，1911年分别占9名和7名。在其会员中，江苏、浙江人士在1908年分别为36名和30名，1911年各为46名和43名。在其籍贯宁波的成员中，1908年和1911年都只有4人担任董事，占总数的24%。虽然他们在会员中的人数从1908年的18位增加到1911年的25位，可是他们的比例从26%降低到24%。这是因为从1908年的沪南商务分所到1911年的沪南商务分会，其中会员的人数从69位增加到了103位。 (52)
与移民为主的上海城市内的两个商会不同，江浙地区其他城镇的商会在它们发展的初期大多由本地而非籍贯外地的精英商人所支配。 (53) 然而，这些商会的年度选举和其他制度化的人事变化也导致了籍贯外地的会员和董事数量逐渐增加，从而容纳了更多外来商人领袖和不同的地域性行会，扩大了它们所代表的工商业团体。表7中汇集的1906—1909年间的盛泽商务分会资料表明，成员当中籍贯外地商人的比例从40%上升到58%，董事当中的比例从44%上升到64%。相比之下，籍贯本地的精英商人在1906年主导了这个刚刚成立的商会，占其会员的60%和董事的56%。但在1909年，他们在会员中的比例下降至42%，在董事中的比重仅为36%。
表7 1906—1909年间盛泽镇商务分会的会员和董事（括号内）籍贯a
资料来源：
章开沅、刘望龄、叶万忠主编：《苏州商会档案丛编1905—1911》，第121—133页。
注解：
a. 本地籍贯人士包括来自盛泽镇附近的吴江和震泽两县商人。
1907—1910年，苏州、江宁、杭州、宁波4个商务总会以及23个商务分会的单年名册也表明，它们的会员和董事之中既有本地也有外地籍贯的精英商人。1909年，本土商人完全垄断了山阴—会稽和无锡—金匮县的商务分会董事职位。与此相反，1907年，籍贯外地的商人在昆山—新阳两县商务分会的会员和董事中的比例均占50%以上，1909年宝应、石浦两地商务分会董事中的比例也超过了50%。因为这些江浙地区城镇中的很多外来精英商人已经和本地人士混同，成为当地长期居民，籍贯外地的商人所主导的商会也依然能够代表本地的商人群体。 (54)
这些商会扩大其代表权力的另外一个重要策略是从数量更多的、更为多样的同业行会及其他工商业团体中招募精英商人领袖。以往的相关研究通常聚焦于这些商会与从事“现代实业”的城市精英的关系，仅在其中发现了一个人数较少的资产阶级，并由此慨叹这一资产阶级的弱小无力。 (55) 事实上， (56) 这些商会包括了更为多样和更有影响的商人精英成员，并发展了比此前学术研究中强调的所谓资产阶级组织更为广泛、更有力量的网络。即使在上海这样“现代实业”最为发达的城市，商会的发展情况也是如此。
根据一份日文资料对1904年间上海商务总会成员的记录，徐鼎新等学者认为，这个组织从一开始就主要代表了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经济。在它的171名成员中，只有18名（10.5%）是行会代表，其余153名（89.5%）是具有资产阶级特征的工商业企业家，分别代表一家新式银行、一家轮船公司、5家现代工厂、25家外商企业、121家“商号”。实际上，这份所谓上海商务总会会员“名单”不仅包括其中会员，还包括受其保护的 “体面殷实”商人。更重要的是，这一名单上的“商号”大多是经营银楼、丝绸、糖酱等其他传统行业的商铺，大多不是所谓“现代实业” 机构。 (57)
表8以上海商务总会在1906—1911年发布的各年成员名册为据，揭示了该组织在晚清时期的会员以及其中董事所代表的不同类型的工商业机构。虽然其中传统工商业行会代表的人数在会员和董事中有所波动，甚至略有减少，但他们时常占50%以上的比重。直到1910年，行会代表的比例才下降到会员的49%和董事的48%，但他们的比例很快在1911年又反弹到会员的56%和董事的52%。由于来自个体商号的董事和会员大多从事传统工商业活动，代表外商企业（买办）、新式银行、现代工厂和股份公司等 “现代实业”的成员从未在该总会的会员和董事中占据50%以上的比例。根据1911年上海商务总会的领袖会友、个人会友和特别个人会友名单，从事这些“现代实业” 的仅有25人，相当于此类会友总数的34%。 (58) 因此，如果按照以往学术界对于中国资产阶级的标准，将上海商务总会简单地定义为与“现代实业”相关的资产阶级组织是极有问题的。在其他城市和市镇的商会中，从事 “现代实业” 的所谓资产阶级企业家就更寥寥可数。 (59) 实际上，由于上海商务总会兼收并蓄了工商业行会、家族店铺和新型企业等机构的多样化精英商人代表，它是比此前专注于弱小资产阶级的研究所显示的更强有力的组织。它的一些董事和会员同时担任了行会领袖、新型企业代表甚至外国公司买办。1908年，虞洽卿成为上海商务总会议董，他在兼任洋货公所和荷兰银行代表的同时，还与宁波同乡一起创办了一家新式银行。尽管秉持马克思主义观点的历史学家仍在争论虞氏是否代表买办或民族资产阶级，他和类似的精英商人领袖无疑帮助上海商务总会扩大了对于行会、现代企业和其他多种不同工商业机构的联系和影响。 (60)
(61) 表8 1906—1911年间上海商务总会的会员和董事（括号内）所代表机构a
资料来源：
《上海商务总会同人录·丙午年（1906年）》；《上海商务总会同人录·丁未年（1907年）》（此件实际所载名单为1908年）；《上海商务总会同人录·己酉年（1909年）》；《上海商务总会同人录·庚戌年（1910年）》；《上海商务总会同人录·辛亥年（1911年）》。
注解：
a. 为了方便以整数计算百分比，1/21或4.76%在表中为4%或5%。
正是因为上海商务总会集中了从传统行会到现代企业而来的不同工商业机构的精英商人领袖，它才能够代表数量庞大和背景庞杂的工商业者，而不仅是人数很少的单一上海资产阶级。确实，它通过增加其中成员的多样性，不断地扩大了所代表的工商业界范围。起初，上海商务总会由来自少数几家主要工商业机构的精英商人主导，包括南帮汇业公所和两家半官办企业，即轮船招商局和电报总局。 (62) 1904年，这两家半官办企业向上海商务总会提供了12000两白银，约占其开办资金的一半。它们也因此从1906到1909年间每年派出共6名代表作为上海商务总会特别会员。但在1910年，这两家半官办企业在商务总会的代表或在其特别会员中的人数减少为3人，并在1911年下降到仅剩1人。 (63) 与此相似，直到1906年，南帮汇业公所仍然派出了5名代表作为上海商务总会正式会员，但这一数字在1908年下降到2人，1911年下降到1人。 (64) 此外，代表南帮汇业公所的严信厚和代表轮船招商局的徐润分别是上海商务总会首任总理和协理。它们的另3位代表曾在1906年担任该商务总会议董。但到1911年，仅有轮船招商局一个代表还在担任商务总会董事。 (65) 结果，更多行会等机构的代表成为上海商务总会的会员和董事，从而将他们所领导的多样化的工商业机构带入了商会的网络。
在现存的1909年苏州、江宁、杭州和宁波商务总会的名册当中，其董事和正式成员通常登记了他们与传统行会或钱庄、典当、绸缎、衣服、珠宝、医药、粮食、杂货等旧式商业的关系。该年，这4个总会的107名董事中只有杭州商务总会的一名董事和宁波商务总会的5名董事报告了与现代工厂或股份公司的关系。该年苏州商务总会的名册列有64名正式成员，但没有人自称是此类 “现代”企业的代表。 (66) 事实上，如下所述，这些商务总会已有一些精英商人领袖从事现代工商业活动，但他们仍然倾向于强调自己与传统行会和旧式商业机构的关系。这种倾向表明，在这些精英商人的经济活动中，与资产阶级相关的“现代实业”仍然不是那么重要。因此，这4个商务总会成员的人事变化通常有助于它们从更多样化的同业性行会中招募精英商人领袖，但后者不一定是来自“现代实业”机构的资产阶级企业家。
确实，1905年苏州商务总会成立之际，它的会员包括40多个行业的代表，其中钱业、典业、绸缎业、纱缎业和绸业的代表占63%。在该商务总会的16名议董中，14人来自这5个传统工商行业，其比例高达88%。 (67) 来自这些传统行业的精英商人最初可以主宰苏州商务总会的部分原因在于它允许每一附属行业在其代表担任议董之后， 可以再选拔3名以上的代表作为商务总会会员。此外，猪行、腌腊等较小行业通常推选共同代表作为该商务总会的会员。 (68)
从1908年始，苏州商务总会开始禁止不同的附属行会拥有共同代表，以便扩大它与更多商人团体的直接联系。这样的组织制度改革，尤其是一年一度的选举，导致了这个商务总会的人事构成发生了重大变化。在它的会员中，上述来自钱业、典业、绸缎业、纱缎业和绸业的代表比例从1905年的63%下降到1908年的43%，并继续降至1909年的34%。1911年，这些主要行业的代表仍有19人担任苏州商务总会议董。但因议董的总数上升到22人，他们在其中的比例仍然微降至86%。 (69) 这样的人事变化同样使得苏州商务总会能够从更多不同的商人团体中招募精英领袖，成为它的正式成员。
在较小的江浙城镇内，商务分会和商务分所的精英商人成员也来自不同的行业，尤其是与传统农业经济相关的旧式商业。表9提供了1909年22家商务分会的368名董事（包括总理）的工商业活动背景。在这些商会董事所代表的最为重要的行业中，其次序为粮食、钱庄、南货、典当、棉布、丝行、药行、衣庄、酱业、绸缎和油坊。在这11个行业中，每业都向这22家商会派遣了10到33个精英商人，担任董事。然而，其他40多个行业的代表也为这些商会提供了代表，担任董事，但其中每个行业所提供的董事不到10人。相比之下，在这22个商务分会的368名董事中，只有3人（0.8%）注明了他们与一个现代工厂和两个股份公司的关系。
事实上，现存的零星历史文献记录表明，新的现代工商业活动吸引了更多来自这些商务分会的领袖。如以下第五章所述，他们当中的许多人从1905年起就参与了江浙两省的铁路运动。不过，他们对铁路项目的投资主要是由于商会参与领导的民族主义运动的结果，而不一定是基于他们的资本主义企业家精神。在这些商务分会中，一些精英商人领袖还利用他们的权力建立了新的工商业企业，然后强迫当地商人投资其中。这种强制性的措施实际上加强了他们在当地工商业中的支配地位，但并不一定将他们转变为资产阶级企业家。
(70) 表9 1909年间江浙地区22个商务分会董事（包括总理）所代表的行业和机构a
续表
资料来源：
章开沅、刘望龄、叶万忠主编：《苏州商会档案丛编1905—1911》，第94—95、112—115、131—32页。《华商联合报》（每期“海内外商会同人录”部分），1909年第7期，第3—4页；1909年第11期，第6页；1909年第12期，第3—6页；1909年第16期，第4—10页；1909年第18期，第3—4页；1910年第21期，第5—7、9—11、13—15页；1910年第22期，第11—14页。
注解：
a. 表内22个商务分会设于淮安、湖州和嘉兴府城，宝应、奉化、华亭—娄、瑞安、山阴—会稽、吴江—震泽、无锡—金匮和萧县城， 以及东坝、海安、菱湖、罗店、平望、盛泽、石浦、新市、周浦、朱泾、和庄行镇。
(71) 在这一方面，常州商务分会的首任总理恽祖祁提供了一个典型案例。恽氏出身于常州府一个名门望族，于1894年左右到福建省担任知府。他在任期内与日本人的冲突令他失去了官位，但赢得爱国名声。在他的家乡，他还以管理公共事业的士绅领袖身份赢得很高声誉。1905年，恽祖祁成为常州商务分会的创始者和主要领导人。1907年他创办了一个新式银行，要求加入该商务分会的典当和钱庄商人承购这个新设银行的一半股份，然后强迫其他常州商务分会所属的商人团体认购另一半股份。大概是通过类似的方式，恽氏在常州成立了一家菜籽油加工厂，并试图获得官方许可，垄断该府菜油生产。他在常州府建立印刷厂、造纸厂和罐头厂的努力相继失败后，还在邻近的镇江府开办了一家土地开垦公司。由于这家公司经营不善，他受到了股东的投诉，被清政府调查。但恽氏保持了他在常州商务分会的领导职位，甚至在上海商务总会的帮助下抵制了官方的调查。 (72) 显然，恽祖祁能够得到上海商务总会精英商人领袖的支持，其原因在于他们通过新的商会网络而建立的联系，而不是因为他们对资本主义企业家精神的合拍。
因此，江浙地区的商会网罗、联系了各种精英商人，包括上海等都市的现代企业家、大小城镇的工商业行会领袖和类似恽祖祁的地方绅商。这些精英商人带来了社会声望及其与行会和其他社会经济机构的联系，并帮助商会网络在他们所属的商人社区中得到了扩展。他们还利用这种新的社团网络来加强自身在工商界的支配地位。同时，这些精英商人领袖本身、他们在商会网络中的支配地位及其社会关系也经历了重大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