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路运动中的精英、省区和国家利益
清末浙江和江苏的商会先后参与了各自省内铁路的建设，分别为两省铁路公司提供了组织、人事和资金方面的帮助。它们首先帮助浙江、江苏铁路公司获得了商人资金的支持和清朝政府的批准，后来又加入了反对清朝官方和英国资本干涉两省铁路的运动。由于江浙商会包括两省铁路的主要创立者、投资者和领导人，它们在各自省内的抗议活动和跨省的联合行动不仅捍卫了精英商人的经济利益和政治权力，而且反映了对外国资本侵略之下的省、地区及国家主权的公共关怀。 (40) 尽管清末江浙地区的铁路运动已经受到学者关注，但这一运动与该地区商会及其政治动员的重要关系尚未得到以往研究充分注意，仍然值得深入分析。 (41)
来自宁波的上海商人从19世纪90年代末就开始与外国公司在浙江铁路建设中进行竞争。然而，清政府仍然在1898年与代表汇丰银行和英国银公司的怡和洋行签订草约，授权建造从苏州经杭州到宁波的铁路。 (42) 1905年，即将担任杭州商务总会总理的樊恭煦领导浙江精英举行抗议，挫败了一家美国公司在浙江省修建铁路的计划。此后，浙江改良派领袖汤寿潜等人联系上海商务总会总理严信厚等来自该省的沪商，建议自行建造经过杭州的铁路。严氏很快就呼吁浙江籍贯的人士于1905年6月24日在上海商务总会集会，讨论这一铁路问题。虽然后来因为浙江籍贯的留日学生姗姗来迟，该会议被推迟到7月24日，它还是吸引160多名浙江籍贯的士绅、商人、京官和学生代表。他们决定组建浙江铁路公司，并推选汤寿潜为公司总理。 (43)
浙江铁路公司很快得到北京商部的承认，同时也得到上海和浙江的商会中众多精英商人支持。1906年至1907年间，该公司可以确定身份的19位创始人和领导者中包括严信厚、李厚佑和其他8位上海商务总会领袖和会员，以及杭州商务总会总理樊恭煦和瑞安商务分会总理孙诒让。 (44) 1906年10月26日，浙江铁路公司召开第一次股东大会，选举产生11名董事，其中还包括其他的商会领袖，如杭州商务总会的议董王达夫（文显）、名誉议员胡藻青等人。 (45)
商会领袖和其他富裕商人精英能够在浙江铁路公司占据如此重要位置的原因在于，该公司在1905年规定，拥有5000银元以上股份的股东不仅可以每年得到投资7%的红利，还可以成为董事和查账人，并且在公司选举和决策会议中拥有投票权。 (46) 确实， (47) 在上海商务总会的浙江籍贯商人领袖中，严信厚、李厚佑、虞洽卿、苏葆森、朱葆三、陈子琴和杨信之都作了5000到10000银元不等的投资。在其他商会领袖中，沪南商务分所的主要领袖王震和湖州商务分会的总理李垲也是如此。到1908年，认购100到10000银元股票的较大股东达到7305人，占全部10422名投资者的70%。在该公司的4899500银元投资总额中，他们提供了4773600银元投资，拥有97%的铁路股份。 (48) 因此，如同江浙商会的成员一样，浙江铁路公司的投资人主要是精英商人， 它与上海和浙江商会有许多共享的领袖人物。
在江苏省内，铁路运动更直接地来自商会领袖的倡导。在浙江精英的影响下，苏州商务总会也于1905年10月要求江苏省当局向清廷呈请废除与英国公司签订的苏杭甬铁路草约，并提议在苏南建设经过该省城的铁路。此后，苏州商务总会总理尤先甲和名誉会员王同愈专程前往上海。他们与上海商界精英及浙江铁路公司总理汤寿潜等人的会谈催生了在苏南建立商办铁路公司的计划。1906年2月，北京商部收到他们的计划后，鼓励苏州商务总会筹建苏省铁路公司，负责全省铁路建设。 (49)
更多江苏士绅和精英商人很快加入苏州商务总会的领袖行列，成为苏省铁路公司创办人物。他们包括上海商务总会新任总理曾铸、通崇海花业总会协理刘桂馨，以及江苏省多个商务分会的总理，如常州府的恽祖祁、无锡县的周廷弼和如皋县的沙元炳。苏省铁路公司的总理王清穆是商部左参议，曾负责推广上海的商会，但他当时正在丁忧离职期间。该公司三位协理包括与商会关系密切的通州绅商张謇、苏州商务总会名誉会员王同愈以及将在次年成为苏北海州—赣榆商务分会总理的许鼎霖。 (50) 在他们的领导之下，苏省铁路公司迅速得到了200多位江苏籍贯京官支持，并于1906年5月获得北京商部的批准。 (51)
苏省铁路公司也得到了该省商会领袖和会员的资金支持。该公司在其1906年的筹款公告中声明，它由江苏各府州县的商会组织而成。 (52) 在投资2500到5000银元的铁路股东中，来自本省的商会领袖包括苏州商务总会的王同愈、杭祖良（筱轩）、王驾六（立鳌）和张履谦；上海商务总会的周廷弼和陈幼香；沪南商务分所的顾馨一和宜兴—荆溪商务分会的任锡汾。其他较大股东包括具有名望的绅商张謇以及前任军机大臣王文韶。 (53) 到1907年为止，苏州、上海、北京这三座城市内具有绅士、富商和官员背景的股东为苏省铁路公司提供了总额为300万银元当中的大约三分之二投资。与浙江铁路公司的规定相似，苏省铁路公司的较大股东除了每年将获得其投资的7%分红之外，拥有500银元以上股票的人可以在公司年会和董事选举会议中各投一票。 (54)
因此，江浙两省的商会领袖和其他地方精英各自组建了铁路公司，但他们在此大型工业项目之中追逐权力和利润的目标基本相同。尽管如此，这两家铁路公司仍然可以看作是具有公共精神的组织机构。它们不仅集聚了江苏或浙江省内各府、州、县的股东，得到商会等各种社会组织的支持，而且试图保护江浙两省以及中国主权不受外国经济侵略。基于这种民族主义的目标，江浙两省铁路公司在其活动初期均曾与清朝政府密切合作。1905年9月23日，清廷颁发了一道诏书，表示全力支持浙江精英修建该省铁路，并命令苏杭甬铁路草约的签署人盛宣怀与英国公司谈判，废除这一草约。正如清朝官员后来所述，北京商部虽然明知这一草约已经授予了英国公司建造这条铁路的权利，它仍然支持江浙精英的要求，试图借助民众的压力从外国列强手中收回此前出让的铁路利权。 (55)
(56) 1906年初，清廷意识到英国方面不会轻易让步，就转而试图赎回建造苏杭甬铁路的权利。至1907年10月，北京外务部与英国方面就苏杭甬铁路问题展开谈判，试图以英方向江浙铁路公司提供借款的方式来取消此前出让铁路建造权利的草约。尽管这一新的协议以其他收入而不是江浙铁路作为英方借款的担保，但它规定将以两省铁路的利润偿还贷款。1907年10月20日，清廷的一道诏书宣布了这一贷款协议以及官方准备任命江浙两省铁路督办官员的计划。 (57)
由于这一诏书仍然承认此前与英国公司达成的苏杭甬铁路草约，但违背了清廷准许江浙精英建造和控制两省铁路的承诺，它的颁发立即引发了他们的集体抗议。江浙精英认为接受这一诏书和英国贷款将会导致清朝官府和外国资本对于两省铁路的双重控制。实际上，浙江和江苏的商会和两省铁路公司领袖从1907年10月6日前后就收到关于贷款协议谈判的消息，并开始向北京外务部、农工商部和邮传部连续发出抗议该项谈判的电报。 (58) 上述诏书公布之后，浙江、江苏两省很快掀起了一场反对铁路借款运动，而商会及其精英商人在这场运动中发挥了领导作用。
对这一诏书的最先反应包括了来自江浙绅商、学生、铁路股东等人士的个人电报和两省学校、教育会、铁路公司以及商会的团体电函。从1907年10月底至12月初，在两省发出的209份抗议电报中至少有40份来自商会。这些电报主要来自拥有较大铁路股东的商会，或来自铁路沿线城镇的商会。它们包括上海、苏州、杭州和通州的商务总会，以及位于松江府、嘉兴府和绍兴府，无锡—金匮县和吴江—震泽县，甚至盛泽镇和平望镇的商务分会。 (59) 他们的抗议迫使清廷提出与江苏和浙江两省的铁路公司总理协商此事。 (60)
上海商务总会领导了这一电报抗议运动。这是因为它的现任总理李厚佑以及其他绅商领袖和成员都曾大量投资浙江或江苏的铁路公司。1907年10月28日，他们发给北京农工商部第一份电报，李氏和该商务总会协理孙多森是两位领衔抗议的人物。电报表示，清廷与英方的借款协议及其派遣官员督办江浙铁路的计划与官方原先的承诺背道而驰，摧毁了商人对于朝廷的信任和信心。面对这一指控，外务部发出一份复电，认为英方没有通过借款协议干预江浙铁路的可能，并否认政府企图控制两省铁路，但这封电报远未能够平息抗议运动。 (61)
11月15日，在李厚佑领导下的上海商务总会向农工商部发出了第二份抗议电报。这份异于平常的长篇电文回溯了李氏从1903年起与英国方面在浙江铁路建设问题上的竞争。它严厉批评清廷信守对外国人的草约，却违背对本国人民的承诺，并公开谴责朝廷关于借款协议不会导致英方控制铁路的诡辩。在外务部和两江总督邀请浙江和江苏铁路公司代表前往北京讨论有关事宜之后，上海商务总会于11月16日向该总督发出第三份抗议电报。这份电报拒绝派遣任何代表前去北京讨论，以防陷入清廷设下的陷阱。后来，由于江苏的精英坚持派遣代表前往北京，以此拒绝英国铁路借款，上海商务总会才决定同意选派代表，采取一致行动。 (62)
同时，江苏、浙江两省商会也协助组织了多种多样的反铁路借款的集会或协会。1907年10月22日，在杭州举行的一场抗议集会促成了“浙江国民拒款公会”的成立。该组织进而号召浙江省各府、州、县、厅的绅、商、学生和士兵在11月25日举行抗议大会。浙江许多城、镇的商会积极响应这一号召，成立了自己的拒款协会，并为这次全省抗议大会作了准备。 (63)
(64) 1907年10月27日，宁波商务总会与本地教育会举行联席会议，并在会后致电北京外务部，抗议铁路借款协议。此后，400多名士绅、商人和学生于11月1日在宁波商务总会集合，举行了当地第一次抗议大会。这次会议催生了宁波拒款协会，并选举宁波商务总会总理吴传基作为该协会的会长。同时，宁波商务总会联系了上海商务总会、浙江铁路公司及浙江国民拒款公会，准备联合行动。 (65) 嘉兴府、湖州府、定海直隶厅和硖石镇等地的商务分会也举行了抗议大会，组织了拒款协会，并为计划中的全省抗议铁路借款大会选举了代表。这一大会最终于11月25日在杭州召开，集合了来自浙江全省的2000多名抗议铁路借款代表。 (66)
在江苏省境内，苏州商务总会于1907年10月29日主持召开了该地最早的一次反对铁路借款会议。这次会议产生了“苏州拒款会”，并计划在10月31日举行一次集体抗议大会。大约1000名士绅、商人和学生参加了这次抗议大会，并决定在铁路运动中利用苏州拒款会来支持和监督江苏铁路公司。该会议还选举产生了苏州拒款会的27名领袖，他们包括苏州商务总会总理尤先甲和4名其他领导人物， 即王同愈、彭福孙、倪开鼎和杭祖良。此后，苏州拒款会多次利用该商务总会召开抗议集会。位于松江府、嘉定县以及盛泽镇的商务分会也成立了自己的拒款会。 (67)
这场反对铁路借款运动的中心是上海，而上海商务总会也成为江浙两省诸多抗议组织和活动的关键性联结纽带。从1907年11月1日至15日，江苏和浙江的铁路公司、江苏铁路协会及浙江同乡会在上海召开了至少8次拒款大会，吸引了江浙两省的商会领袖参与其中。 (68) 19日，江浙两省的精英活动人物终于在上海举行了第一次联席会议，并选出向清廷直接请愿、拒绝接受英国铁路借款的代表。这些代表包括苏州商务总会的领袖人物王同愈和海州—赣榆商务分会的总理许鼎霖。这次会议还成立了“江浙协会”，作为两省公民反对铁路借款运动的联合代表机构。 (69) 后来，江苏和浙江的铁路公司又成立了苏浙铁路董事局联合会，与派往北京的代表进行联系。 (70)
从1907年11月初开始，浙江和江苏两省的反对铁路借款运动采用了新的策略，试图通过筹集更多的铁路投资，以便拒绝英国借款。这一策略使得商会成为反对铁路借款运动成败的更为重要力量。11月10日，浙江省的11府代表在上海举行会议，为该省铁路公司认捐了2200多万银元新的资本。13日，江苏铁路公司在上海召开了类似的会议，来自苏南六府的代表承诺认购价值1340万银元的铁路股票。一周之后，处于苏北的扬州府承诺购买100万银元的铁路股票。上海的两场铁路股票认购大会结束后，江浙两省的许多商会举行会议，以履行各府代表所作出的承诺，并分别向它们的附属行会分派股票认购份额。 (71)
作为上海商务总会的长期领袖，周晋镳代表他的家乡宁波府参加了在上海举行的浙江代表股票认购大会。他承诺该府购买700万银元的铁路股票，这也是该省所有府级代表承诺的最大数额。为了达到这一目标，宁波商务总会和当地的教育会分别负责铁路股票推销和拒绝英国借款的宣传活动。该商务总会专门挑选了19名会员担任铁路股票销售董事。在它之下，奉化县的商务分会相应派出代表，在该县的8个乡镇推销铁路股票。杭州、嘉兴和湖州府的代表们也曾在上海会议上承诺，各府将分别提供100万到500万银元的铁路资金。因此，杭州商务总会及其下属的余杭县商务分会，以及湖州和嘉兴等府的商务分会都积极动员所属工商业行会和商人成员，通过公开集会或其他措施推销铁路股票。 (72)
在江苏省，苏州商务总会和苏州拒款会的领导人物分区召集城市居民，要求他们购买铁路股票，以实现该府代表在上海会议上作出的筹集300万银元铁路资金的承诺。同时，常州府代表承诺了200万银元的铁路资金，所以该府城和境内的无锡县等地商务分会或者直接大量认购股票，或者向所属工商业行会分摊股
票。 (73) 镇江府承诺购买100万银元的铁路股票后，该府城的商务分会决定从其所属工商业行会筹集40万银元，剩余的60万银元则向溧阳、金坛和溧水等县的商务分会摊派。在上海和苏州周边，罗店、闵行、梅里、盛泽、平望、震泽等镇的商务分会或商务分所也通过公开会议，推动商人认购铁路股票，完成各自所承担的股份。 (74)
正是主要通过这种组织化的行动，江苏铁路公司至1908年筹集了620682银元的额外资本。到1909年，浙江铁路公司也发行了3400117银元的新股票。 (75) 这场反对铁路借款运动并未改变精英商人对两省铁路公司支配的局面，但这一活动确实使得它们看来更像代表民众利益的公共企业。1907年11月初，杭州2000多名脚夫捐出约1000银元作为铁路资本，该城和苏州的轿夫们也迅速跟进。在上海，乞丐、演员和码头工人也在11月中旬加入了这一运动，并购买了铁路股票。在浙江省西部的双林镇，由当地商务分会领导的反铁路借款运动甚至吸引了饭店侍者、家庭女佣和运水劳工。当江苏和浙江铁路公司的代表于1907年12月10日离开上海前往北京，准备就英国铁路贷款问题与清廷直接谈判之际，数百名工人加入了1000多人的送行人群，并哀切高呼： “不要借钱！” (76)
因此，这场反对铁路借款运动通过实际经济利益，而不仅是乡土感情和民族意识，成功地将商会成员和其他投资江浙铁路的精英人士与民众联系起来。作为这一运动的结果之一，浙江铁路公司的股东总数从1908年的10422人增加到1912年的67691人。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投资不足100银元的较小股东从3117人猛增到51361人。他们在全部股东人数中的比例从30%上升到76%。从1907年11月至1912年12月，浙江铁路公司的股本总数从4899500银元增加到10248660银元，其中较小股东的投资从125900银元增加到1284045银元，在该公司股本总数中的比例也从2.6%上升到12.5%。 (77)
(78) 由于这场反铁路借款运动后来没有达到预期目标，这两家铁路公司所募集到的资金也并未达到股票认购者先前承诺的数额。江苏、浙江两省铁路公司代表抵达北京后，他们与外务部的谈判达成了妥协。根据他们与官方达成的协议，外务部将与英国方面签订借款协议，并以京奉铁路的收益作为贷款担保。江苏、浙江铁路公司将与邮传部另外订立协议，接受贷款，以便防止英方直接干涉两省铁路。 (79)
在这场妥协之后，江苏、浙江铁路公司与清政府在协议执行问题上的冲突仍在继续。到1908年中期，浙江铁路公司总理汤寿潜仍然拒绝使用英方通过邮传部支付的贷款。杭州商务总会和其他反铁路借款的组织为此积极提供支持，继续推动所有认股人上交承诺的股金。1909年4月和7月，江苏、浙江铁路公司先后两次联名上书邮传部，要求归还英方首期贷款，并取消借款协议。1910年8月23日以后，双方冲突突然升级。由于汤寿潜公开抨击时任邮传部侍郎的盛宣怀对于苏杭甬铁路问题处理不善，他在浙江铁路公司的总理职务被清廷解除。 (80) 清政府的武断决定在浙江省引发了新的一轮抗议浪潮，杭州商务总会也再次在此运动中发挥了领导作用。
汤寿潜刚被解职后，杭州商务总会即于8月27日、28日及9月5日连续召开三次紧急会议，讨论此事。这些会议都吸引了商人和士人参加。10月1日，杭州商务总会集合浙江省内各商会代表召开会议，该会议的参与者再次包括了商会领袖和士人精英。这场会议决定援引清朝商法，并派遣代表到北京请愿，以此抗议清廷对于汤寿潜的罢免。 (81) 后来，杭州商务总会协理王锡荣、上海商务总会前总理李厚佑确实与浙江铁路公司的其他代表一道前往北京请愿。王锡荣还特别以杭州和宁波商务总会以及浙江全省商务分会的名义向农工商部提交了一份请愿书。 (82) 这份请愿书认为清政府强行要求浙江铁路公司接受英方贷款，并直接解除汤寿潜在公司的职务，违反了清朝商法，并质问清廷是否信守其颁行的有关商办企业和商会的法律。作为对该请愿的回应，清廷不得不确认商人对于浙江铁路公司的所有权，并在辛亥革命前夕将英方贷款转而用于另一铁路。 (83)
江浙铁路运动无疑疏远了这两省商会领袖和其他地方精英与清廷的关系。然而，此前研究认为这场运动导致了这些地方精英及其组织与清政府的彻底决裂，并引导他们转向反清革命， (84) 这一看法仍然值得商榷。实际上，江浙铁路运动在1907年末达到高潮，而不是在辛亥革命到来之际。即使在它的高潮时期，汤寿潜仍然警告杭州商务总会，不要实行将税款改作浙江铁路公司资本的计划。 (85) 1908年初铁路运动仍在进行之际，它在浙江的主要领导人之一、杭州商务总会的总理樊恭煦就回到了久别20多年的官场。这场铁路运动在江苏的两位领袖是担任苏州商务总会名誉董事的王同愈和江苏铁路公司总理的王清穆，但他们也于1909年回到了仕途。作为上海商务总会在1907年的协理，孙多森曾参与铁路活动，但他在1909年前后同样成为一名省级官员。 (86)
实际上，在这场铁路运动中，这些江浙商会和铁路公司的领袖在与清廷就英方借款问题发生冲突之前曾与官方密切合作。即使在这些商会后来与清廷冲突期间，它们反铁路借款运动仍然赢得了包括满洲官员在内的江浙官僚的同情和支持。1907年12月初，满族出身的两江总督端方甚至将自己的部分薪水捐给江苏铁路公司，并迫使该省所有官员效仿。1910年10月初，杭州商务总会领导了反对罢免汤寿潜的抗议活动，其中一次抗议大会实际是由杭州驻防八旗的一位将领主持的。 (87)
(88) 很显然，在这场铁路运动中，江苏、浙江两省商会和铁路公司的绝大多数精英领袖都没有选择与清政府决裂。这是因为商会为主的新式社团网络可以让他们与清朝官方进行更为多样和有效的互动，以维护他们个人、省区和国家的利益，而不必毫不妥协地与清朝政府摊牌。虽然这场铁路运动在1907年的高潮之后仍有回响，江浙地区的商会领袖却在其他金融和工商业事务中积极地与清政府进行了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