争取社区组织和公共活动的领导权力
上海商务总会发起抵制美货并领导了这场近代中国首次城市民族主义运动之后，它的精英商人领袖还帮助创建了晚清中国最早的现代市政机构。江浙两省的其他商会也纷纷效仿，在它们的城镇中提供了新的市政服务，或改革原有的社区组织。它们在这些社区组织活动中的介入显然继承并强化了此前工商业行会领袖和其他精英商人管理地方慈善机构等公共设施的趋势。然而，作为商会领袖，他们给社区组织带来了新的制度规范和长期影响，改变了其中传统的士绅寡头政治。
1905年底抵制美货运动仍在进行之际，上海商务总会卷入了另外一场民族主义的抗议活动，即大闹会审公廨事件。从1869年开始，会审公廨一直在上海公共租界中运作。它最初允许清朝官员审理所有中国人的案件，并与外国陪审官合作处理华洋司法纠纷。然而，外国陪审官长期以来就一直在侵夺清朝官员的管辖权。1905年12月8日，清朝官员关炯之审理一名广东女子的案件时，英国陪审官的干预导致了租界警察与关氏及其衙役之间的冲突，还导致该女嫌疑人被强行押送到西牢关押。 (51)
关炯之随后既向上海道台也向上海商务总会报告了这一事件，因后者曾一直争取中国人在租界的合法权益，并正在领导抵制美货运动。 (52) 12月9日，愤怒的商务总会领袖就此召集有数千人参加的抗议大会。这次会议不仅要求解除英国陪审官的职务，保证中国人在会审公廨中的权利，而且还要求选派代表参加公共租界工部局。 (53) 12月18日，抗议者在公共租界举行总罢工，并放火焚烧了一个警察局。租界警察向抗议者开枪射击，造成至少11名中国人死亡，数十人受伤。 (54) 当时，上海商务总会仍然呼吁通过清朝官方与外国当局谈判来解决问题，并和附属行会的领导人物在双方之间发挥了关键的调解作用。因此，1906年2月，公共租界工部局不得不表示接受“华商公议会”作为中国居民的代表机构。上海商务总会然后选派了它的21名议董中的16名领袖参加该委员会。不幸的是，公共租界的外籍纳税人委员会拒绝了这个代表中国居民的委员会。 (55)
尽管在外国租界遇到挫折，上海商务总会的领袖还是成功地与其他社会精英合作，获得了当地清政府的许可，在上海县城建立了上海城厢内外总工程局。以往的研究论著不仅将这种新型的社区组织描述为中国最早的现代市政管理机关，而且还将其称颂为中国近代“第一个正式的民主政治机构”。 (56) 然而，它与上海商务总会之间的人事和制度关系并没有在以往的论著中得到太多关注。两本关于上海商务总会的中文专著也对此问题缺乏讨论。 (57)
曾铸在1905年5月利用上海商务总会发起抵制美货运动后，他也和其他城市社区头面人物一道联系了上海道台袁树勋。他们对清朝政府未能维修上海华界的街巷、道路和河流，以至外国势力乘机扩张、国家主权日益丧失的局面表示强烈担忧。在袁树勋的鼓励下，曾氏进一步就此问题与本地官绅之中的重要人物李钟珏进行接触。李氏曾因在广东为官期间抵抗法国入侵行为而失去知县职位，回到上海担任江南制造局和中国通商银行的经理，但他也与其他地方精英一起建立了新式学堂和改良社团。曾、李二人带领更多上海精英于9月20日向袁道台请愿，要求组建上海城厢内外总工程局。他们得到了袁氏的许可，组建这一新的机构来管理“所有马路、电灯以及城厢内外警察一切事宜”。 (58)
(59) 上海的一家外国报纸称赞建立这一社区机构的计划为 “建立中国人代议制市政府的首度尝试”。 (60) 确实，上海城厢内外总工程局在中国历史上首次明确规定了执行机关与议事机关的分离。作为执行机关的参事会（后称董事会）由一名领袖总董、4名办事总董组成，下辖多个区、局等机构，并直接控制一支警队和一个法院。相比之下，作为代议机关的议会（后称议事会）由33名议董组成，包括一名议长。他们可以决定年度预算并作出其他决议，但其决定由参事会之下的行政部门执行。这些行政部门还与警察、法院一起，履行各项市政职能，包括户口登记、赋税征收、公共工程、街道卫生、社会安全等。 (61)
尽管受到西方代议制政府模式的影响，不过上海城厢内外总工程局主要以中国本土的行会、善堂、上海商务总会等组织为基础。特别重要的是，总工程局与商务总会共有许多在双方兼职的绅商领袖。1905年8月，上海城厢内外总工程局举行首次选举，在善堂、书院的士绅董事中挑选了30名候选人。随后，它在不同行会的商人领袖中举行了第二次选举，获得了28名候选人。其余18名候选人由“众论交推”而来。总共76名候选人名单随后被提交给上海道台袁树勋，接受正式任命。除了李钟珏受到任命，成为上海城厢内外总工程局参事会领袖总董外，上海商务总会新任总理曾铸和协理朱葆三成为四位办事总董中的两位。 (62) 李钟珏后来回忆，曾铸与他配合默契，而且“宏才伟抱，所见远大”。 (63) 该局议会的33位议董中，施兆祥（善畦）和张乐君是上海商务总会的会员，其余议董很多都是与商务总会有关系的行会领袖。例如，议长姚文楠既是当地教育组织的领袖之一，也是附属于上海商务总会的米业行会董事。 (64)
(65) 1906年沪南商务分所出现后，它和上海商务总会的领袖通过人事和机构的相互渗透，进一步控制了城厢内外总工程局。1907年，上海城厢内外总工程局允许所有年龄在25岁以上、在本城居住时间超过5年、每年缴纳10元之上地方税的居民参与董事和议董的初选。然而，由来自这两个商会和其他城市精英组织的代表组成的“选举局”将从通过初选的候选人中决定当选者，然后将其名单交付官方批准，而不是接受任命。 (66) 在新一届的总工程局董事会中，4位办事总董包括上海商务总会的现任总理李厚佑、沪南商务分所的总董王震和会员郁屏翰（怀智）。此外，李钟珏仍在该局担任董事会的领袖总董，而且他后来成为从沪南商务分所改组而来的沪南商务分会董事。总工程局议事会的33名议董中，至少有6位是在1908年前后的沪南商务分所的董事或会员。 (67) 虽然上海商务总会派出参加总工程局议事会的代表比来自沪南商务分所的议董更少，但其前任总理曾铸、协理朱葆三和会员张乐君都成为总工程局新设立的3位荣誉董事，可以参与讨论“地方重大事件”。 (68)
除了这种人事和机构联系，这两个商会还与上海城厢内外总工程局紧密合作，为城市社区提供公共服务。1906年6月长江泛滥导致米荒发生之后，上海商务总会和总工程局向地方官府暂借10万石大米，让商人在本地市场以该局设定的低价出售。7月，它们从香港、泰国等地采购了更多的大米，并于次月在市区和郊区分别设立了10个和20个平籴局，将采购的大米以优惠价格出售给城乡居民。它们的联合行动从1906年8月9日延续到10月7日的近两月时间。沪南商务分所也帮助总工程局处理了许多市政问题。1907年，该商务分所收到了总工程局关于提名一位警察局长的特别请求，它所提名的人选很快被欣然接受。在这两个商会和其他地方精英组织的支持下，总工程局通过对公共设施、教育、慈善及其他市政服务的管理，极大地改变了上海华界，而这些变化都发生在1909年清政府进行地方自治改革之前。 (69)
上海商务总会和沪南商务分所还与其他社区组织就共同关心的其他市政改革问题保持着密切联系和合作。 (70) 迄至1908年，这两个商会的领袖和会员如李厚佑、王震、郁屏翰、林景周等人直接创办或参加了地方自治研究会、地方公益研究会、东南城地方联合会、西北城地方联合会和家政改良研究会。它们之中，前四个协会和两个上海商会均是1907年上海城厢内外总工程局选举局的组织成员。家政改良研究会则包括沈缦云等商会领袖的妻子，而它的定期会议一再呼吁消除性别歧视和迷信活动，推动妇女教育以及改革家庭礼仪。 (71)
1905年底曾铸出任上海商务总会总理的同时，也创办了该商务总会所赞助的振武宗社，在清廷颁布鸦片禁令之前近一年发起了一场禁烟运动。据1906年上海商务总会的报告，该社约有600个分会和3万会员。它保持了对鸦片市场的监控，并有效帮助许多人停止吸食鸦片。它的分支不仅出现在松江等上海附近的城市，而且扩展到安徽和湖南等省份，并影响了青年学生、煤矿工人。该组织发誓要洗刷中国“东亚病夫”的恶劣名声，振兴中国人民的尚武精神。 (72)
很明显，上海两个商会的关系和影响已经深入扩展到总工程局和其他社区组织之中，这些组织又进而促进了从社区到家庭和个人层面的社会改良。1909年清政府发动自治改革运动之前，其他的江浙城镇并没有形成类似上海城厢内外总工程局的新型市政机构。虽然如此，这些城镇的商会仍以新型市政服务为己任，或尝试以上海的总工程局为样板来改革既有的善堂组织。商会与此类社区组织之间的联系为它们共享的领袖提供了一个强有力的网络，使他们得以召集来自社会各界的进步精英人物，打破以士绅家族和官场关系为基础的社区寡头政治。
(73) 在上海商务总会的领导下，松江府城的商务分会将其活动扩展到了当地城市生活的各个方面。根据它在1906年的报告，这个商务分会开办了一所免费夜校，为商铺伙计提供中文、英语、商学、地理、数学、书法和法律课程，并进行道德教育和体育训练。它还组织了上述反鸦片的振武宗社分社，促使其200名成员停止吸食毒品，并向穷困的鸦片成瘾者低价出售药物，帮助他们治疗烟瘾。通过与当地善堂的合作，松江商务分会设立了一个拥有50名成员和3台新型灭火设备的消防协会。它还安装了路灯，以造福行人、防止犯罪。此外，该商务分会组织一支包括40名成员的商人体育会，帮助维持当地治安。它甚至还补贴一家米店，使其在粮食短缺期间以低价向居民售米。 (74)
常州府城的商务分会提供了更为广泛的市政服务。1905年这个商务分会成立后，它就开始雇用清洁工人保持城市卫生，并在所有市中心的街道安装煤油路灯。它的领导人物还创建了一支新的警队，以便保证当地治安，但该警队很快就被官府控制。1907年，这个商务分会将一座旧式书院改造成该市的第一座公园，并负责此后的维护工作。它的首任总理恽祖祁原来就是长期管理地方公共事务的士绅，但他又在当年筹资创办了一所中学。另外一位商人出身的商务分会领袖于定一曾在1904年创办了一所公共图书馆。在恽祖祁和其他精英商人的资助下，于定一在1909为图书馆修建了一座新的建筑。此外，在1907年、1908年和1911年，常州商务分会主持了3次大规模的灾荒救济工作。它的领导人物提供大量个人捐赠，又向当地其他富有家庭筹集善款，并与苏州和上海的其他商会在此类救灾活动中密切合作。 (75)
江浙城镇的商会领袖并不都像常州商务分会那样吸纳原有的士绅来管理当地社区事务，但更多在它们的社区活动中挑战士绅权力。1906年至1908年，昆山和新阳两县的商务分会商人领袖与当地士绅展开了特别激烈的竞争，争夺对新近成立的警队控制权。同时，浙江北部石门县的商务分会也卷入同样的斗争。在这种权力斗争中，商务分会领导人物通常利用商会网络等新的制度化关系来占据上风，而得到地方官员支持的士绅往往以失败告终。 (76)
(77) 在浙江东部的奉化县，当地知县于1909年任命两名士绅管理当地警察，但奉化商务分会总理王禹甸强烈要求由商人管理因设立警队而征收的商业捐税。当商务分会的一名雇员在与警察发生争吵而被捕后，王禹甸起初要求知县帮助释放此人，但没有成功。随后，数十名商人在警局制造了骚乱。正在此时，一名店员因在马路小便被警察抓进局里，正巧看到骚动而大声叫好，被警察打了一个巴掌。在场的商人抗议者因此更加激怒，打破了警局所有的灯，并拔掉了该局周围新种的树木。他们的抗议最终迫使知县释放了被捕的店员和商务分会雇员，并解雇了警长。此后，一名药店老板与警察发生冲突，再次引发商人在警局的骚乱。结果，管理当地警务的两位士绅只得辞职，并要求商务分会接管警队。 (78)
在上海西北郊区的嘉定县南翔镇，当地商务分会领袖与长期管理社区组织的士绅发生了更为激烈和戏剧性的斗争。这一案例值得详细分析的原因在于它典型显示了新的商会网络如何在乡镇层次发展，帮助团结了各种改革派精英社团，并有效领导了地方社会的变革。 (79) 该镇在1903年产生了南翔学会，开始管理新式学堂。它的领导人物既包括改革派士绅，也包括李树勋等富有商人。1905年8月，南翔商务分会也在170多家商铺的支持下成立，它的发起者和领导人包括李树勋和其他来自南翔学会的精英商人。商务分会的总理王维泰是一位贡生，但他在松江府城和上海的新式学堂中的活动比在地方商业中更为活跃。他的弟弟王维亮也是南翔学会的董事。 (80)
因此，南翔商务分会和南翔学会共享许多精英商人领袖。它们也很快联合起来，力图控制该镇的公共事业，并改革当地的两个主要慈善机构，即育婴堂和振德堂。事实上，在这两个善堂担任兼职领袖的也是数量不到10人的士绅。这些士绅的家族凭借其科举功名、商业财富和官场关系，世世代代垄断了这两个善堂的董事职位。 (81)
(82) 1905年末，面对这些士绅的首次挑战，王维泰领导之下的南翔商务分会要求商人参与由这两个善堂控制的当地河道疏浚工程。从1903年开始，这些善堂士绅领袖就开始计划这个项目，并从1904年起向商人征收费用。然而，到1905年底，他们还没有开始疏浚连接该镇和嘉定县城及苏州、上海两个大城市的河道。由于这两个善堂没有对南翔商务分会的要求作出任何回应，王维泰便向嘉定知县请愿，认为商人参与这样一个公共项目管理完全符合清廷有关商会的诏令。 (83)
但是，这两个善堂的士绅领袖继续无视王维泰所代表的南翔商务分会要求，并请求知县允许他们雇用两位嘉定县城内的“在城绅董”来负责河道疏浚工程。他们还试图向当地商人额外征收附加费用，但拒绝回答南翔商务分会关于为何此前筹集的资金不敷使用的问题。因此，南翔商务分会的总理王维泰和18名董事向知县投诉了两个善堂士绅领袖的腐败行为，并再次要求参加河道疏浚工程。 (84)
嘉定知县急于平息南翔商务分会与这两个善堂士绅领袖之间的纠纷，并且希望河道疏浚工程于1905年冬季竣工。因此，他决定让南翔商务分会领袖和两位“在城绅董”共同管理该工程。然而，南翔的两个善堂的绅董仍然策动他们的商人同伙，向官府请愿，要求避免参与河道工程。作为“在城绅董”之一的顾仲英也试图将南翔商务分会排除在河道疏浚工程之外。他先是高价将河道工程承包出去，然后又宣布工程延期。然而，王维泰和其他商务分会领袖挫败了所有这些阴谋，从1905年12月开始从事此项河道疏浚工程，并于1906年冬天完成。 (85)
这一初战胜利后，南翔商务分会进一步与南翔学会合作，试图对这两个善堂进行改造和控制。1907年1月，以这两个新式社团领袖为主的21名地方精英人士向嘉定知县请愿，要求选举该镇两个善堂的董事。 (86) 他们认为少数士绅家族世代承袭董事职位，垄断了这两个善堂，但将商人排斥在外。所以，他们的请愿书要求选举“多数赞成”的善堂董事，并制定了选举条例。根据这些条例，该镇两个善堂的领导阶层将从少数绅董扩大，包括1位总董、8位董事和12位议董。这些董事和议董的任期均为一年，只有在年度选举中继续获胜，才能连续任职。选举人将限于南翔商务分会和南翔学会职员、两个善堂的董事及司事，其他地方绅董、师范学校或中学毕业生以及每年向善堂大量捐款的商人。 (87)
很显然，这些南翔地方精英正试图按照上海城厢内外总工程局的模式改革该镇善堂，并意图通过改革获得当地社区领导权力。由于嘉定知县越来越依赖新的地方精英组织来管理公共工程和推进地方改革，他同意了南翔地方精英的请求。两个善堂的领袖董事周承奭别无选择，只能接受选举计划。然而，这些善堂的绅董仍然利用他们的商人同伙，向嘉定知县请愿，反对商人参与选举。 (88)
与此同时，南翔商务分会与南翔学会先后召开两次会议，对符合条件的选民进行动员。由于他们的努力，1907年1月31日下午，该镇成功地举行了善堂董事选举。大约有150人参加了持续3个小时的选举大会，62名符合选举资格的人士当场投票。由于两个善堂的绅董和他们的支持者抵制选举，当选的善堂董事和议员大多来自南翔商务分会与南翔学会。在他们当中，李廷榜是此前兼任这两个新式社团和两个善堂的领导人物。他和同样兼任两个社团领袖的富商李树勋各得39票，所以他们两人分别成为两个善堂的总董和董事之一。此外，包括王维泰在内的4位商务分会领袖也在其余7位新选善堂董事之列。在12位当选的善堂议董中，有3位也是南翔商务分会的领导人物。此外，南翔学会的王维亮等3位领导人也当选为善堂议董。 (89)
这一选举结果很快得到了嘉定知县的批准，但原来的善堂绅董仍然拒绝接受既成事实，并威胁停止向这两个善堂捐款。 (90) 李廷榜因与互相斗争的双方都有关系，便试图在两派之间达成妥协。他向知县提出辞去新任善堂总董职务，但他的真实意图是让原本兼任两个善堂领袖总董的周承奭留任，自任副总董。周氏立即按照计划行事，并试图与李廷榜让所有原来的绅董与新当选的董事和议董中的5名人士一起管理两个善堂。虽然嘉定知县拒绝批准他们的计划，周承奭和李廷榜仍然竭力阻挠新近当选的善堂领袖从原任的绅董经理手中接管会计账簿和其他管理权力。 (91)
由于南翔两个善堂的首次选举未能达到目的，南翔学会的领袖不仅呼吁进行新的选举，而且呼吁改革两个公共机构的管理规章。1907年末，李树勋接替王维泰担任南翔商务分会总理。李氏在南翔商务分会和南翔学会兼任的领导地位终于帮助他在1909年当选为该镇两个善堂的领袖总董。在他的领导下，这两个南翔善堂在修筑街道、桥梁的公共活动和推广地方自治改革的各项事务中都发挥了更为积极的作用。 (92)
南翔的个案典型显示了江浙两省商会是如何与其他改革派精英社团合作，并将新的或改良的社区组织置于它们的共同领导之下的。在南翔，商会网络和改组后的善堂不仅将当地商人领袖与镇内其他地方改革精英结合起来，而且还与上海的新型市政机构发展了人事联系。该镇的王维泰、王维亮兄弟二人分别是南翔商务分会首任总理和上海城厢内外总工程局的工程处主任。他们的侄子王纳善也是该总工程局的议董之一。 (93) 1909年地方自治组织普遍出现之前，这种社区组织尚未建立从市镇到都市一级的正式关系。但是，许多商会与各种新的职业社团建立了联系，并且控制了商团武装力量。这种组织之间的关系尤其促进了跨行业的改革派精英的社会整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