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商会网络和民国时代政府
(1) 随着辛亥革命的发生，中国迅速从帝制转向民国时代，江浙地区的商会也进一步将其社团网络与政治影响扩展到全国范围。这一趋势促进了全国商人群体的进一步联系及其与不断更替的民国政府之间更为激烈的互动，并标志着社团网络革命在这个历史转折时期的极度高涨。通过与民国时代政府的多种互动，江浙商会的活动和关注的范围远远超越了精英商人阶层和区域地理局限，从而为更为广大的社会和全国范围的政治变迁提供了历史发展动力。
1911年12月2日，江浙联军攻占江宁，并将该城更名为南京，至此，辛亥革命基本结束了清政府在长江下游的统治。随后，各独立省份的谘议局和军政府都督代表们决定组建南京临时政府，并于12月29日选举长期从事反清革命的领袖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 (2) 为了寻求政治保护并追求政治机会，江浙地区商会最初热切支持孙中山的南京临时政府及其所属地方革命政权。然而不久之后，它们就因为商人群体特别是精英商人和这些新的政权在经济、政治利益上发生冲突，撤回了对南京临时政府及其所属地方政权的支持。
(3) 商会和这些新政权产生矛盾的主要原因在于后者对商人捐助军饷和行政经费的贪得无厌要求。1911年12月初江浙联军将清政府军队驱逐后，江宁商务总会首当其冲，承受了沉重财政负担。该商务总会最初曾热烈欢迎江浙联军入城、以酒肉犒劳联军士兵，并盛赞他们为“最可爱的同胞”。 (4) 然而，不到一个月后，江宁商务总会不得不筹集20万银元，让这些“可爱的”军人离开南京，不再带来更多骚乱。 (5)
上海商务总会遭遇了来自同盟会所控制的军政府提出的尤其繁重的捐款要求。它的领袖和成员甚至还成为沪军都督陈其美强制和勒索捐款的受害者。为了获得清政府遗留在上海钱庄的存款，陈其美软禁了担任上海商务总会董事的钱业领袖朱五楼，使得当地商人社区大为震惊。直到31家钱庄提供了大量贷款后，沪军都督府才释放了朱五楼。陈其美还绑架了上海商务总会会员、大清银行上海分行经理宋汉章，试图攫取该银行的资产。这次绑架活动迅速引起商人抗议，但陈其美依旧拒绝上海商务总会保释宋汉章的请求。此外，陈其美主持的军政府也未能在1912年被撤销前偿还上海商务总会提供的300万两白银贷款。 (6)
这些沉重经济负担迅速削弱了上海商人精英对军政府的支持态度。1911年11月6日以陈其美为都督的上海军政府成立后，商会等精英社团的领袖如李钟珏、王震、沈缦云和朱葆三曾经热情加入其中。仅一个月之后，沈缦云所经理的信成银行因向军政府提供巨额贷款而破产，他只得辞去其财政总长的职务。朱葆三接任了这一职务，并在此后的两个月中为军政府筹集了60万银元。但在1912年2月，朱葆三和另一位商会领袖——商务总长王震一道辞职，联袂离开了军政府。同时，李钟珏屡次递交辞呈，但迫于陈其美所施加的压力，不得不继续留任。 (7) 此外，1911年11月朱葆三成立了上海商务公所来取代清政府批准的上海商务总会，与新的民国政府合作。1912年2月朱葆三离开军政府后，他的倾向革命的组织吸收了上海商务总会的人员，并主要模仿后者，重新命名为上海总商会。 (8) 新的上海总商会很快加入了另外10个精英组织，对军政府强加的米麦税提出抗议。 (9)
新的政权也因为未能维持社会稳定，进一步失去商会支持。1912年初，南京临时政府任命一名倾向革命的政客来取代曾在辛亥革命期间以前清江苏巡抚身份领导苏州模式和平独立、并在此后担任江苏都督的程德全。但新接任的江苏都督并不受到当地社会精英和驻防军队的信任。3月27日至28日，数百名目无法纪的士兵在苏州发动了一场大规模兵变，导致7人被杀、1人重伤、331家商铺被洗劫一空，造成地方商人高达73万银元的损失。这次暴乱直接扩大了苏州商务总会与当地及南京的新政权之间的分歧。 (10)
南京临时政府也因类似问题失去了江浙商会的支持和合作。它在1912年1月1日成立后就遭遇了一场严重财政危机，并试图强迫南京和其他江浙城市的商会筹措50万银元。但由于南京临时政府的实业总长张謇长期赞助商会，对此表示反对，这个计划才未得到实现。然而，江宁总商会依然在1月支付了上述的20万银元，以便江浙联军和平离开，并在此后被迫兑现南京临时政府发行的军需债券，避免了全城商人罢市。尽管南京临时政府急切需要商人支持，但它并未给予商会更多参政权力。3月，上海总商会曾上书临时大总统孙中山，恳请向临时参议院选派3名商会代表。但这一请求没有得到肯定答复，以至江浙商会竟然未能得到在清末资政院中就已取得的同样代表权力。 (11)
因此，在1912年2月袁世凯与南京临时政府达成政治协定，迫使清帝退位后，江浙地区商会领袖及其他社会精英已经准备为了国家和平统一，与袁氏合作。孙中山同意让位于袁世凯后，他和其他革命党领袖坚持袁氏在南京就任总统职位，以便调虎离山。 (12) 在这个关键问题上，上海总商会和沪南商会并未支持孙中山的要求。这两个商会于3月9日向孙中山、袁世凯、南京临时参议院、各省都督及谘议局发送了一封公开电报，呼吁为了早日统一全国，应当避免在建都地点问题上的纷争。 (13)
中国大陆历史学家通常将这封电报解读为上海商会领袖为了他们的资产阶级利益而做出的消极政治选择，甚至将其行为视为与袁世凯勾结，背弃孙中山的革命党。 (14) 实际上，这封电报中，上海商会领袖对袁世凯和革命党寄予了同样的希望，敦促双方携手共建一个统一的民国政府。他们在定都地点问题上的立场反映了当时国内一般大众的公共舆论。 (15) 因此，商会起初支持革命党人控制的政权，但在随后选择离开后者，这不仅是出于精英商人的权衡，也出于商会对公共利益的考虑。
更为重要的是，江浙地区商会并未简单地支持袁世凯的北京政府，而是从其开始之际就与之发生了冲突。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它们与其他省份的商会一道，在1912年11月1日至12月5日间的北京全国临时工商会议上集体挑战了袁世凯政府的工商部。为了召开这次会议，工商部发出公开呼吁，计划讨论关于工商业发展的法律、政策和策略。来自45个国内外商会的70多名代表参加了这次会议，响应了这一呼吁，其中包括18名来自10个江浙商会的领袖。出席会议的还有其他商业、工业团体的代表以及一些官员和特别代表。 (16) 江浙地区商会的领袖不仅占全国各地商会代表总数的近26%，而且还向大会提出了特别重要的议题。
早在1912年6月，上海总商会就已经联络了汉口总商会，开始策划建立一个全国商会联合会。它们继而将此计划用电报发给全国其他商会，得到绝大多数商会的积极支持。当上海、汉口总商会的领袖在北京会议提出这一计划后，立即获得了其他商会代表的一致支持，但他们在此问题上团结一致的行动直接挑战了工商部只许建立省级商会联合会的官方规定。尽管如此，出席会议的代表仍然于11月讨论通过了关于中华全国商会联合会的章程，并由上海、汉口总商会联合请愿，迫使工商部在12月20日批准了全国商会联合会的成立。 (17) 虽然这个全国性组织在名义上的总部位于首都北京，但其总事务所在上海总商会。 (18) 因此，上海总商会实际控制了全国商会联合会。
在此次北京会议上，商会代表与工商部也因后者拟定的《商会法》草案发生了冲突。通过这个法案，工商部试图收回此前授予所有商会的公章，消除总会和分会在名称上的区别，将其纳入地方政府管理之下。该部的目的显然是企图切断总商会、分会和分所之间的上下级垂直联系，通过地方政府对它们分而治之。出席会议的全体商会代表强烈反对该项草案，甚至计划举行联合抵制活动，反对工商部关于讨论《商会法》草案的提议。结果，袁世凯政府未能在这次北京会议后通过关于商会的法令。 (19)
商会代表与袁世凯政府在北京会议上的斗争还进一步扩大，涉及关于首届众议院全国大选中的商人选举权以及商会在参议院中代表权力的政治问题。1912年8月袁世凯政府已经颁布了选举法，但该法案将缴纳商税排除在投票人资格之外，以此限制商人的选举权。通过与天津总商会以及其他北方商会的合作，上海总商会带领苏州、南京、汉口和其他南方城市的总商会发起请愿活动，要求对选举法作有利于商人的修改。在此次北京会议上，来自江都县、江浦县、无锡县等江浙地方商会的代表们与来自其他省份商会代表一起，就此问题直接向袁世凯政府提出请愿。 (20)
上海总商会进而提出从全国商会联合会中选出10名代表，作为参议院不具投票权的议员，但这10名代表将出席所有关于商业问题的讨论会议，并有权审批有关决议。与此相呼应，商会代表在本次北京会议上也提出了这一要求，并威胁如果不能达到这一目的，将停止缴纳商税。不幸的是，他们关于商人选举权和商会在参议院代表权的斗争并不如他们上述关于全国商会联合会和《商会法》草案的抗争同样成功和有效，未能达到目的。 (21)
(22) 通过领导此次北京会议中三轮反对袁世凯政府的斗争，江浙商会实现了它们建立全国商会联合会作为全国范围商会网络的目标，挫败了北京政权使用法律限制它们相互联系的企图。然而，它们围绕国会选举权和代表权的政治斗争仍然遭到了失败。由于民初国会限制了商会等社会精英团体的政治参与，民众更是被排斥在外，它未能遏止袁世凯的军事独裁统治。作为同盟会的后继者，国民党在1912年12月到1913年1月的国会选举中所取得的胜利也无济于事。1913年袁世凯镇压了孙中山领导的二次革命后，他在1914年初就悍然解散了国会、各省议会和地方自治机构。 (23)
然而，袁世凯的北京政府并未能够解散商会和其他类似的社团。1914年9月，袁世凯政权再次试图通过一部关于商会的法律，企图以此解散全国商会联合会，除去“总商会”的头衔，并减少商会的数量，但该计划立即遭到全国商会的强烈反对。上海总商会不仅多次请愿要求推迟该法律的实施，而且还召开全国商会联合会的紧急会议来协调抗议行动。在这种压力下，袁世凯政府于1915年12月通过了修改的《商会法》，基本接受了商会的要求。 (24) 当袁世凯及其亲信于1915年8月开始进行帝制复辟运动时，他们特别强迫全国商会联合会及其成员提供支持。但是，直到1915年9月中旬，在全国将近1000个商会中，只有24个屈服于政治压力，勉强发出支持复辟运动的电报。与此相反，许多商会积极参与全国范围的反对复辟帝制的活动，并在1916年初协助击败了袁氏的复辟运动。 (25)
很显然，这些商会在袁世凯解散国会、各省议会和地方自治机构后仍然保持着它们的社团网络和政治活力。它们甚至在袁氏独裁统治的巅峰时刻还取得了围绕《商会法》斗争的胜利。在关于这场法律的斗争中，袁世凯独裁政府向这些商会的让步展示
了它们的权力更多的是来源于其社会合法性而非国家法律认可。 (26) 袁世凯复辟运动对商会支持的依赖进一步显示出任何帝制之后时代的政府也不得不向此类社会组织寻求政治合法性，即使暂时复辟的君主专制政权也是如此。因此，商会在袁世凯独裁之下的政治表现显示：它们的社团网络权力已达到相当程度制度化，也永久地改变了近代中国的社会政治关系。
当然，即便在民国时期的共和、民主制度处于鼎盛时刻的1912年，这些商会仍未能使得它们的代表进入国会。因此，它们无法阻止国家体制转向袁世凯独裁，继而转向军阀统治。这些精英社团也未能将其网络扩展到广大的乡村，使用新的制度约束地方恶霸或者是杜赞奇所谓的政府在农村中掠夺农民的“赢利型经纪人”。 (27) 然而，从民国初年到军阀割据时期（1916—1928），商会仍然保持着它们的网络力量和影响，正如一位西方观察家在1920年所见证的那样：
中国商会在它们的城市社区内可能已经成为世界上最有权威的商业组织联盟。作为商会成员的优势是如此之大，以至于不论任何行业都无法承受置身其外的后果。
中国商会的正式地位是处于全国工商部及省级实业厅与商人阶层之间的中介组织……商会被赋予了对于制造业和工商业相关法律的制定、修改或废除进行建议的权力。
一旦发生紧急事件或公共危机，商会对商人阶级的权力就被扩展到所有人口之上……它们构成了中国现今仅有的组织化力量，能够与军阀派系抗衡。当学生获得商会支持后，他们便能够影响并改进公共事务。
不同于多数中国现存机构，商会是处于实际运行秩序下的代表制机构，由此构成了对于中国未来政治充满希望的活生生的民主制度萌芽。 (28)
由于民国时期整体政治体制的失败，商会未能达到这位西方观察家的期望，在此后领导中国走向民主。但是，它们对国家统一或分裂时期的中国社会以及专制或民主制度下的中国政治都带来了重要变化。正如以上引文所述，商会已经在工商业界和更广大的社会中牢固发展了新的社团网络，成为政府与商界之间，甚至军阀政府和大众社会之间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
(29) 1927年4月，中国国民党通过对军阀的战争建立南京国民政府，随后它便立即开始重新组建上海总商会。12月，国民政府进一步计划解散所有的商会，代之以它所直接控制的商民协会。为了抵制该项计划，上海总商会号召全国范围内的商会组织于11月召开会议，全国商会联合会也随后向南京国民政府多次请愿。这次斗争一直持续到1929年中期，最终商会赢得了保留其名称和组织的权力，但它们不得不接受重新组织的过程，并最终沦于南京国民政府的控制之下。 (30)
此前关于近代中国商会的研究论著大多止步于这个历史时刻，认为这些商会的最终命运反映了中国现代化的失败，并将此归结为20世纪政府权力支配商人行动的总趋势。 (31) 在关于20世纪初期广州的个案研究中，迈克尔·秦 （Michael Tsin） 典型地表达了这一学术流派的观点。他认为包括商会在内的晚清社团发展主要体现了政府处于衰落时期内非政府组织的短暂周期性活跃，但它们与政府的关系几乎没有取得实质性的变化。 (32)
在某种程度上，商会与晚清、民国政府的关系确实反映了这种中国历史上的社会—政府关系的周期性左右摆动。从晚清到民国初期，软弱无力的政府无法对国内外挑战作出积极回应，以至于上层商人和其他社会精英能够扩展他们的社团及其社会政治权力。因此，如以上章节所示，作为精英社团网络先驱和关键，商会在改良、革命、民族主义运动以及经济现代化中发挥了领导作用。
然而，直到20世纪20年代晚期，商会与民国政府的互动结果，不仅是政府权威再次超越社会精英的影响而回升或重现了中国帝制时期一个新生的、强大的、中央集权的王朝诞生之后的情形。更为重要的是，这种互动打破了传统形式的社会—政府关系的周期性摆动。这使商会和其他社会组织保持了国家法律承认的地位，而且它们的社团网络持续地为精英商人和其他社会领袖提供组织制度化基础，使得他们可以团结起来并集合民众，挑战政府的权力，或为后者提供社会合法性。 (33) 从这种意义上来说，商会和其他法人社团所领导的网络革命为近代中国的社会政治关系带来了制度化的、不可逆转的历史性变化。
(1) 199
(2) 中国史学会编：《辛亥革命》第8册，第4—5、8页；刘星楠：《辛亥各省代表会议日志》，第248—249、252页。
(3) 200
(4) “中华民国开国五十年”文献编纂委员会编：《“中华民国开国五十年”文献》，第104页。
(5) 张謇：《张謇全集》第6卷，第661—662页；《时报》1912年1月19日。
(6) 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编：《上海钱庄史料》，第71页；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辛亥革命在上海史料选辑》，第429—431页；《新闻报》1912年3月28日；上海市工商业联合会、复旦大学历史系编：《上海总商会组织史资料汇编》上册，第117、119页；《上海总商会报告录》，“文牍”第17—20页。迫于上海总商会的压力，袁世凯政府于1913年以债券形式偿还了这笔贷款。
(7) 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辛亥革命在上海史料选辑》，第535—537、617、983页；高景嶽，严学熙编：《近代无锡蚕丝业资料选辑》，第36—37页；《新闻报》1912年2月11日。
(8) 201
(9) 上海市工商业联合会编、复旦大学历史系编：《上海总商会组织史资料汇编》上册，第126—133页；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辛亥革命在上海史料选辑》，第725—726页。
(10) 马敏、朱英：《传统与近代的二重变奏：晚清苏州商会案例研究》，第423—432页；马敏、祖苏编：《苏州商会档案丛编1912—1919》，第576、595—610页。
(11) 张謇：《张謇全集》第6卷，第877页；《时报》1912年1月19日、2月3日；徐鼎新、钱小明：《上海总商会史1902—1929》，第187页；周康燮编：《辛亥革命资料汇辑》第5册，第305页。
(12) 202
(13) 虞和平：《商会与中国早期现代化》，第296页；《新闻报》1912年3月9日。
(14) 虞和平：《商会与中国早期现代化》，第296—297页；徐鼎新、钱小明：《上海总商会史1902—1929》，第165—166页。
(15) 有关1912年初革命党人对于袁世凯的态度以及公众对于首都问题的舆论，见Ernest P. Young（杨格），“Yuan Shih⁃k'ai's Rise to the Presidency”（《袁世凯登上总统宝座》），pp.420-423，436-440。
(16) 《民国初年全国工商会议报告录》，第23—33、37—52页。
(17) 203
(18) 天津市档案馆、天津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天津市工商业联合会编：《天津商会档案汇编1903—1911》上册，第291—299页；《上海总商会报告录》，“文牍”第21—23页，“议案”第3、5、15页；虞和平：《商会与中国早期现代化》，第108—109页。
(19) 《民国初年全国工商会议报告录》，第116—158页，特别是第147—155页；天津市档案馆、天津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天津市工商业联合会编：《天津商会档案汇编1903—1911》上册，第296—297页；朱英：《转型时期的社会与国家——以近代商会为主题的历史透视》，第477—482页。
(20) 天津市档案馆、天津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天津市工商业联合会编：《天津商会档案汇编1912—1928》第4册，第4411—4426页；陈瑞芳、王会娟主编：《天津市历史博物馆藏北洋军阀史料：袁世凯卷》，第719—721页。
(21) 上海市工商业联合会：《上海总商会议事录》第1册，第38页；虞和平：《商会与中国早期现代化》，第108—109页。
(22) 204
(23) Ernest P. Young（杨格），The Presidency of Yuan Shih⁃k'ai（《袁世凯总统》），pp.113-114，129-137，148-152.
(24) 上海市工商业联合会编：《上海总商会议事录》第1册，第351—353、364—366页；第2册，第491—495、508—509、518—519页；朱英：《转型时期的社会与国家——以近代商会为主体的历史透视》，第462—482页。
(25) 虞和平：《商会与中国早期现代化》，第306—311页。
(26) 205
(27) Prasenjit Duara（杜赞奇），Culture，Power，and the State（《文化、权力与国家》），p.43.
(28) Upton Close（厄普顿·克罗塞），“The Chinese Chamber⁃Power for Progress”（《中国商会推动进步的力量》），p.37，pp.40-41.
(29) 206
(30) Joseph Fewsmith（傅士卓），Party，State，and Local Elites in Republican China：Merchant Organizations and Politics in Shanghai，1890-1930（《民国时期的政党、国家和地方精英：上海商人组织和政治活动1890—1930》），pp.130—165；徐鼎新、钱小明：《上海总商会史1902—1929》，第390—401页；上海市工商业联合会、复旦大学历史系编：《上海总商会组织史资料汇编》下册，第534—656页。
(31) 虞和平：《商会与中国早期现代化》，第334、366页；徐鼎新、钱小明：《上海总商会史1902—1929》，第400—401页；Xiaobo Zhang（张晓波），“Merchant Associational Activism in Early Twentieth⁃Century China”（《20世纪初中国的商人社团行动主义》），pp.685-686。
(32) Michael Tsin（迈克尔·秦），Nation，Governance，and Modernity in China（《中国的民族、政府和现代化》），p.10，pp.18-19.
(33) 2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