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埔军校与抗战高级将领
一、 军校的建立与军官的培养
黄埔军校是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的产物。1921年，孙中山在与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的会谈中，后者建议孙中山创办军事院校，建立革命军队。1923年1月，苏联特使越飞和孙中山在上海会晤，并发表了《孙文越飞宣言》，此次会谈就苏联援助中国革命、创设军官学校等问题达成了共识。同年3月，苏联决定资助孙中山200万卢布，并提供相应的物力和人力支持，以便建立一所军官学校。 (20) 1924年1月，国民党“一大”在广州召开，其间孙中山正式宣布在广州黄浦长洲岛建立军校，同年6月学校正式建立，并命名为“中国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开学当天，孙中山做了主题演讲，其言：“如果没有好的革命军，中国的革命还是永远要失败的。今天在这里开办这个军官学校，独一无二的希望，就是要创办革命军，来挽救中国的危亡。” (21) 这不仅指出了孙中山创建军校的目的，更言明了黄埔军校对于中国革命的重要意义。
因学校建在黄埔旧水师学堂和陆军小学的旧址上，故而此军校又多称为“黄埔军校”。孙中山任军校总理，廖仲恺任党代表，蒋介石任校长，何应钦任总教官。当时廖仲恺在国民党内的地位比蒋介石要高，孙中山对军校任职如此考量，乃是象征着党权大于军权。在军校其他重要职位中，王柏龄、叶剑英分别任教授部正、副主任，李济深、邓演达分别任教练部正、副主任，戴季陶、邵元冲、周恩来、邵力子、熊雄等先后任政治部主任。黄埔军校初创时，中国共产党人积极参加了各项创建工作。如共产党员张嵩年任政治部主任，茅延桢、金伟庄任学生队长，徐成章任特别官佐。1924年11月，周恩来到黄埔军校参与工作，聂荣臻、恽代英、肖楚女、熊雄、高语罕、于树徳、张秋人、安体诚等人也陆续到军校任职。军校的中共党员在“最初组织官长名录”中有10人；在各期教员中，第一期有7人，第二期有10人，第三期有18人，第四期有14人。在招生方面，共产党人亦积极宣传，号召广大优秀青年报考，推荐了大批共产党员、青年团员和进步青年报考军校。第一期学生中的蒋先云、陈赓、李之龙、王尔琢、赵自选、曹渊、许继慎、孙一中、周士第、张际春、左权和第二期学生中的周逸群、李劳工、吴振民、卢德铭都是中共党员。1924年3月，黄埔军校开始正式招生，当时共产党员李大钊、毛泽东、胡公冕、董必武、何叔衡等人，分别在北京、上海、浙江、武汉和湖南等省市进行招生宣传和动员，经过动员，仅在广州报考的进步青年中便有26名共产党员。 (22)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在1926年决定，将原“中国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进行改组扩建，同年3月，扩建后的军校改名为“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此后不久，国民政府开始组织北伐，军校学员成了北伐的主力军。随着北伐军的不断胜利，国民政府决定在武昌的两湖书院旧址设立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的政治科，后又陆续将广州的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的各科学员转移到了武汉。此后，由于国民党内部的政治形势变化和抗日战争的爆发，“黄埔军校”辗转在全国多个地方设立校区，至1946年军校改制后，“黄埔军校”改名为“中华民国陆军军官学校”，并由关麟征担任校长，蒋介石则担任名誉校长。
黄埔军校在制度上受苏联影响较重，同时又结合了中国的具体国情。传统的军校从未有设立党代表，孙中山不仅推行这种制度，而且派党内威望较高的廖仲恺担任此职，更是突显出其对军校党代表的重视。在军校校务实际运行中，党代表亦有很大的权力，军校重要事务的相关文件都需要经过党代表签署，否则将被视为无效文书。军校设立的政治部，是为了更好地协助党代表工作，负责宣传党的主张，协助办理党务，并直接对党代表负责。首任政治部主任为戴季陶，他主事不久便因与张继等人产生冲突而愤然辞职。接替戴的是邵元冲，但工作不及半年又随孙中山北上。随后，周恩来接任政治部主任，他决定改变原有对军事干部的政治教育方式，并努力在军校中推行苏联红军的经验。政治工作为黄埔学生指明了革命的方向，坚定了他们的革命信念，在潜移默化中培养了黄埔学生的革命热情，这些均是传统军校所不能企及的。
当然，孙中山创办黄埔军校最重要的任务便是实现三民主义，在黄埔军校的开学典礼中，孙中山明确指出，革命的军队要经过革命的训练，拥有革命的基础，若是不经过训练，缺少革命基础，即使同在一个政府中的军队，亦会因利害不同而兵戈相见。孙中山认为军队不明白进行革命的意义，便不能驱除自私的观念，不会有自我牺牲的勇气，陈炯明的叛乱就是最好的证明，而革命军的基础不是船坚炮利的武器，而是三民主义的信念。 (23) 黄埔军校初创时在居住和教学设备方面都有不足之处，恽代英在《告投考黄埔军校的青年》中言：“若是一个人到黄埔里面去，他只顾及于设备与教育如何求全责备，结果他一定是得不着满足的日子。若是一个人到黄埔里面去，能够勤求学问，严守纪律，但是不注意多接受那些革命的官长、同学的影响，亦许他到毕业的时候，思想上并不能起一种左倾的变化，因而终究不能适应将来革命运动的要求。” (24) 孙中山更是告诫黄埔学生不要抱有升官发财的侥幸心理，要有不怕死的革命意志，要有救国救民的伟大理想，要有为实现三民主义和五权宪法牺牲一切的思想准备，这样的革命军才是真正的革命军，才能在战场中以一敌百。 (25) 概而言之，注重对军校学员革命思想的培养，是黄埔军校与传统军校最根本的区别。
在重视对黄埔军校学员的政治教育的同时，军事方面的教育亦未有丝毫忽视。黄埔军校最直接之目的，在于短时间内培养出有一定军事素养，能在战场上发挥作用的革命军官，故而专业军事方面的训练和教学必不能少。在军事训练方面，有教练课程和演习课程，前者包括阵中勤务、服务提要、制式教练和马术等，后者涵盖野外演习、野营演习和战术实行等类别。这些军事训练要求学生在实际的战争中，保持较好的身体素质，懂得战场上的各种阵中勤务和技术。在对学员制定的教学大纲中，亦规定“必须有军事知识，而且身体强健，方能担负将来军队中为革命工作之责任”。 (26) 在军事教学方面，科目主要包括战术学、经理学、兵器学、筑城学、地形学等门类，每周的授课时间约为48小时，目的在于提高各学员不同学科的知识，能正确理解和应用军事学的各项原则。初创时，黄埔军校的教学条件较差，所处的革命环境又比较恶劣，故而教学、训练和作战时常会交替进行，如镇压广州商团叛乱、东征陈炯明等实战。然而，这些现实情况，却使黄埔军校的抽象理论与具体演习相结合的教学方法在真正的战争中不断发展和完善，使黄埔军校的教育形成了教学指导作战，作战反馈并提高教学水平的良性循环。这也是黄埔军校学员作战能力强的重要原因之一。
除政治教育和军事训练外，严明的军法、军纪是一支军队赢得胜利的关键性保障之一。黄埔军校的军纪、军法有《学生队学生遵守规则》《革命军连坐法》《革命军刑事条例》《革命军惩罚条例》《审判条例》《陆军监狱规则》等等。其中在校期间有以号声聚集，不得延迟规避的规则，学员亦不能有越级陈诉等行为，这些规定是为了让学员在校中便养成遵守纪律和快速执行的良好习惯。 (27) 连坐执法乍听上去有些不近人情，但在战场上却实用无比，它将一支军队凝聚为一股绳，使强者不独进，弱者不独退，非常有效地提高了军队的战斗力。 (28) 刑事条例主要分为叛乱罪、擅权罪、辱职罪、违抗罪、侮辱罪、掠夺罪、诈伪罪、逃亡罪等，这些罪名具体又细分为31条，而处以死刑的便有14条，占比多于45%，由此可见黄埔军校军法之严格。 (29) 为了宣传军纪、军法，使黄埔军校学员牢记心间，军校还编有民歌和诫词，如“莫走人家取门板，莫拆民房搬砖石，莫踏禾苗坏田产，莫打民间鸭与鸡” (30) 等，以使学员警醒。正是这些严明的军纪、军法，才使黄埔军校学员在对外抵抗日军侵略时，有了更出色的贡献。
二、 蒋介石对黄埔嫡系的培植
黄埔军校师生来自五湖四海，他们追随孙中山，信仰三民主义。由于蒋介石长期担任黄埔军校校长，加之其有意在黄埔军校生中发现人才，培植亲信，逐渐形成了一批忠于蒋的势力。他们在蒋介石的培植下逐渐形成了势力庞大的“黄埔系”，在军、政、党中占据重要地位，成为蒋发展势力、维系政权之重要力量。 (31)
作为黄埔嫡系的高级干部，陈诚是蒋介石培植最为成功的代表之一。陈诚1918年入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炮科第八期学习，1922年毕业后入浙军见习。1923年参加广东建国粤军，1924年经邓演达、严立三援引进入黄埔军校，出任教官。1927年宁汉分裂，邓演达出国，第二十一师师长严立三辞职，副师长陈诚被蒋介石任命为第二十一师师长。1928年，陈诚出任警卫军司令，统辖桂永清、关麟征等三个警卫团和两个宪兵团，参加二次北伐。之后，陈诚在蒋桂战争、蒋冯战争、讨唐战争和中原大战中屡建战功，升任第十八军军长。蒋介石对陈诚在各次战争中的表现颇多赞誉，并委以重任。
蒋介石除了在职务上提拔陈诚外，还在生活方面给予关怀。1931年1月，蒋介石、宋美龄为陈诚与谭祥牵线搭桥，并亲自为其订婚。 (32) 谭祥乃国民党元老谭延闿之女，宋美龄的干女儿。显然，陈、谭的结合不仅提升了陈诚的地位，更进一步地拉近了蒋、陈关系，增强了蒋介石对陈诚之凝聚力。事实上，蒋氏夫妇之爱护令陈诚极为感动。是年6月，其在家书中说：“我想对于剿匪，无论为公为私，我当然要努力。为公是党国存亡的关头，为私是报蒋先生夫妇。” (33) 8月间，陈诚在家书中再次提到：“在公我固须随总司令为党国努力，为私总司令之恩亦不能不报。” (34) 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内外交困，但陈诚却表示，如蒋介石下野，则“决与之同去留”。 (35) 12月21日，陈诚对谭祥论及其与蒋介石、邓演达之关系时，强调“论私谊择生不过系我友，而蒋先生实无异父兄” (36) 。可见，在蒋介石的关爱和培植下，陈诚对蒋充满了报恩之心。尤其在1927年蒋、邓交恶之后，蒋介石并不因邓演达之故而弃陈诚，反而在职务上对其予以提拔重用，在生活上给予关怀。蒋介石的器重与关怀，令陈诚感恩图报，双方因而在公私方面逐步建立了深厚的情感。
1931年蒋介石第二次下野后，曾认为“无干部、无组织、无情报”是其第二次被逼下野之重要因素。 (37) 因此，1932年复出的蒋介石，即着手培植党政军干部，发展秘密组织，重组情报机构。其中，除党政方面有少数黄埔干部参与外，军事、组织和情报方面几乎都由黄埔系骨干组成。由此，蒋介石视黄埔系为门生嫡系，黄埔系则以蒋为唯一领袖，二者互为依存，荣辱与共。蒋介石地位之巩固与提高有赖于黄埔系势力的扩充，黄埔系的发展则有赖于蒋介石之培植。
陈诚作为军事方面的重要干部，亦得到蒋介石之苦心栽培。1932年3月24日，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求人未得，焦虑莫名，外交、军事、政治各方相知之友，皆不能负责任敢担当之人，而尤其不见血心（性）之士也。军事上，陈诚、胡宗南、刘烨、敬之或较为有才也。” (38) 为了培植陈诚，蒋介石曾在军事上不厌其烦地给予指点。除此之外，蒋介石还耐心地指点陈诚修身养性。其实，蒋介石年轻时没有受过良好教育，养成了许多坏毛病，但自20年代起，蒋极为注重修身养性。 (39) 很长一段时间，他不仅自己修身养性，亦要求其重要部属如此，他对陈诚的指点更是用心。1931年12月3日，蒋介石致函陈诚，晓谕其修身养性之道：“近来与弟相晤对语，别后总觉你说人之短，看人之轻，以你所言者，总括之，几乎天下无可用之人。换言之，即以无人能出我右者之意，存乎其间也。此为任大事成大业者，最不可有之缺点，亦即自满骄败之起点。吾屡欲面戒，而无其时。吾弟确犯此病，以外间声闻过誉，而不知自检自戒，无形中生长骄心，故只见人短，而不知自己未有过长之处也。” (40) 这既是蒋介石对陈诚之“骄矜”予以严厉批评，亦是其指点陈诚修身养性之开端。蒋介石在信函中以身说教，苦口婆心地劝导和指点陈诚，若不是对其寄予厚望，有意栽培，蒋断不会如此苦心孤诣地给予指教。陈诚对蒋之批评虽有所不服，但对蒋之苦心培植也深为感动。其在家书中写道：“接蒋先生一长函，大意说我看不起人骄傲，非任大事成大业之道。但其望我之切，无异形于言表。” (41) 12月8日，陈诚复函蒋介石说：“奉读钧座三日申刻手谕，训勉备至，当谨书绅，以为终身修身处世接物之准衡，藉报钧座教诲之大德。……此后凡职所短，足萦钧座廑虑者，务恳钧座以教子弟者教职，俾知憬然悔悟，蔚为事业之助，则蒙福不仅职个人已也。” (42)
蒋介石虽武人出身，却好读书，并常将一些有益修身之书籍推荐给部属阅读。在蒋的推荐和要求下，陈诚曾先后读《王阳明全集》《贞观政要》《菜根谭》《毛奇评传》等书。1933年2月7日，蒋介石询问陈诚读书情形：“近日看书如何？身临江右，更觉阳明之学为可贵也。阳明得道于龙场，而立业于江右，故浙东学案，在江右尤为风行，希相与共勉之。……自来成德立业，而能为民族人格增光者，未有不从修养精神为基础。以修养精神者，绝非可即当唯心论者看待，而鄙视之。凡宋明以来，成名之大儒，无论其为武功或文治，皆由其修养而臻于实践之力得来也。故望弟对于存养省察、谨言慎行之端，三注意也。中于昔年亦颇矜持不群，轻弃收敛，至今思之，皆为好誉徇外之心所驰，而毫无把握，更无主宰，然恐悔之晚矣。尚望弟等及时注意，不可放过，则德业有基，不患功业不立也。” (43) 在此，蒋介石谆谆教导，可见其在指导陈诚修养、治学上同样也是不厌其烦，煞费苦心。
其实，蒋介石对陈诚之优缺点非常清楚，因而常以父兄、师长之身份在军事、修身、治学等方面予以指点，甚至是苦口婆心地劝导。尽管陈诚在军事、修身、治学方面，甚至在政治上，与蒋介石有不同见解，但在多年的追随中，他能明显感受到蒋之赏识、信任与栽培，而且这种赏识与栽培还带有明显的私人情感。公义私谊的结合，更是令陈诚对蒋感恩戴德，肝脑涂地。正如其在家书中所说：“以我个人论，年来追随蒋先生为革命奋斗，蒋先生之爱我、望我，虽自己之父兄亦有所不及”，今后“只有以蒋先生之意志为意志，我决不能单独干或不干，因人格关系不能不如此也”。 (44) 至1936年9月，他甚至对蒋表示：“职于钧座，名虽部属，恩深骨肉，私心自矢，虽天荒地老，犹为信徒。” (45)
蒋介石起家于黄埔军校，并依赖以黄埔系为骨干的军队逐步发展成为军事领袖。然而，蒋不仅要做军事领袖，且立志于党政军之领袖、“国家之代表”。 (46) 因此，蒋介石为了扩充其在党政之势力，亦在黄埔嫡系高级干部中培植党政人才，使黄埔嫡系逐步由军界向政界扩充，向党内发展。
在蒋介石的黄埔嫡系中，首先由军向政，出任地方大员的是何应钦、刘峙、顾祝同、张治中等人。1927年10月何应钦被任命为浙江省政府主席，1930年10月刘峙出任河南省政府主席，1931年12月顾祝同出任江苏省政府主席，1933年朱绍良出任甘肃省政府主席，1937年11月张治中出任湖南省政府主席，而陈诚则迟至1938年6月才奉派为湖北省政府主席。 (47) 尽管陈诚由军而政出道稍晚，然其兼任省政时的地位却异常显赫。其时，平、津、沪、京已相继沦陷，国内名城仅余武汉、广州。而武汉地处中国腹地，“在一般人心目中，武汉能守，则国可存；武汉不守，则国将亡”。 (48) 为了确保武汉，早在1938年1月1日，蒋介石即任命陈诚为武汉卫戍总司令，11日又派其兼任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部长，6月14日再兼湖北省政府主席。
不过，因陈诚兼职过多，“时而前方，时而后方，时而南岳、长沙，时而柳州、桂林，到处奔波，席不暇暖”，其省政因无暇兼理而交由民政厅厅长严立三代理。 (49) 直至1940年9月，陈诚辞去政治部部长和三青团书记长等职后，才正式亲理湖北省政。之后，陈诚在湖北省实施《建设新湖北计划》，积极改革行政，推行二五减租，办理平抑物价，实施地方自治，发展基础教育，成效颇为显著。对陈诚而言，出任湖北省政府主席，是其由军界跨入政界之开端。
在黄埔系高级将领中，由军而政的不少，但由军而党的却为数不多。相较于国民党元老胡汉民、汪精卫等人，蒋介石在国民党内属于后起之秀，资历稍浅，因此在国民党内争中往往处于劣势，甚至被逼下野。其在总结第二次下野的教训时就认为：“党务之干部实一无其人”，“此后如欲成功，非重起炉灶，根本解决，不足以言革命”。 (50) 为此，自1932年复出后，蒋介石便积极发展其在党内之势力，除极力扩充CC系外，还命黄埔系学生组织力行社等秘密组织。至1938年，蒋介石又决定成立三民主义青年团。 (51)
为筹建三青团，蒋介石于4月26日指派陈诚、陈立夫、张厉生、朱家骅、李任仁、黄季陆、谷正纲、贺衷寒、康泽、张道藩等20余人为筹备委员会常委，由陈诚任召集人，并兼任三青团中央团部临时干事会书记长。 (52) 中央团部书记长是仅次于团长蒋介石的重要职务。此前，陈立夫一直参与三青团的筹划，并认为自己将成为三青团的实际负责人。不料，蒋介石却指派陈诚出任书记长。对此，陈立夫认为“蒋委员长派陈诚为书记长，康泽为组织处长”，“康与陈诚均有野心，他要成为青年团的领导人物，将来可取党而代之”。 (53)
奉命后，陈诚虽身兼数职，仍极力负责三青团的筹建，“历经筹议，规模初具”。 (54) 6月27日，陈诚就三青团的人事请示蒋介石，并提出：“各处室人选，务以明大义而无成见、偏见或有其他作用者为妥”。 (55) 6月30日，蒋复电指示，由胡宗南任组织处处长，康泽代理，王东原任训练处处长，暂由副处长谷正鼎代理，黄季陆任宣传处处长，陈良任总务处处长，秘书室由李维扬负责，调查室由毛庆祥负责，“其他缺额暂悬，待有相当人选再补，弟意如何？”“青年团本部，以弟未回，展至7月9日成立。” (56)
三青团共有三任书记长，第一任书记长陈诚于1940年卸任，由张治中接替。 (57) 1946年4月张治中调任西北行营主任，书记长一职复由陈诚接任，直至党团合并。由于长期参与三青团的领导，陈诚在团中的势力自然不弱，不少亲信在团中担任重要职务，如训练处处长王东原、副处长戴之奇，总务处副处长庄明远，秘书处处长柳克述等人。甚至在党团矛盾中，陈诚的影响也至为重要。1945年5月，党、团在国民党“六大”中围绕大会选举展开激烈较量，陈诚、张治中、康泽等极力反对CC系操纵选举，以致蒋介石不得不亲自出面干预。对此，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上午朝课后，果夫、立夫、铁城、辞修、文白五同志来商选举办法及名额案，辞修出示青年团干部要求”，“彼等全为疑虑余之决定另增名额之意全出果夫、立夫在组织谋操纵者，故竭力反对，并有共同退席之组织与准备”，“自我寓辞出后，彼等复在文白家集会，闻辞修坚欲贯彻青年团之意见”，“当开会之初，余提出增加名额时仍多表示反对，反对人数亦有百余人，如余不亲自主席则今日选举必无结果”。 (58) 党团合并后，党团矛盾并未消除。在1948年5月的立法院选举中，原三青团成员极力反对陈立夫当选副院长，蒋介石不得不命陈诚出面安抚。 (59)
在出任三青团书记长的同时，陈诚还担任了中央训练委员会主任委员，负责筹划党政干部之训练工作。1938年7月7日，中央训练团成立。该团直接隶属于国民党中央，以国民党总裁为团长，以陈诚为教育长，专门负责“训练党政军干部人员”，包括“战时地方行政、党务、青年团及教育行政各项干部，各师以上政治部主任及相当人员”。 (60) 通过中央训练团，陈诚俨然成为党的重要负责人，甚至在国民党第五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五次会议上，陈诚对党务组审查委员会发表题为《党员对党应有之认识与努力》的讲话。至1947年党团合并时，陈诚又出任东北党团统一组织委员会主任委员，全权处理东北党团一切事宜。蒋介石在手谕中声称：“东北党团如欲统一整顿，则主任委员非吾弟担任不可。” (61) 可见，陈诚在党团中的地位非同寻常。在培植陈诚向党政发展的同时，蒋介石继续对其在军事上委以重任。1943年2月，陈诚出任远征军司令长官，1944年7月接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并兼任冀察战区总司令，同年11月20日接替何应钦，出任军政部部长，1946年5月升任国防部参谋总长兼海军总司令。无疑，蒋介石对陈诚的培植是党政军全方位的。
大陆时期，蒋介石对黄埔嫡系的培植可谓费尽心思。虽然陈诚早年曾追随邓演达，但蒋介石仍将陈诚收为己用，不仅在职务上予以提拔重用，而且在生活上予以关怀。蒋介石之知遇，令陈诚对蒋在“公”怀有报效之心，在“私”亦有报恩之情。蒋介石对陈诚苦心栽培，除军事上给予指点外，还以宋明理学为武器，以父兄、师长、领袖之身份从修身、治学方面悉心指导。与此同时，蒋又令陈诚在党政方面历练，使其逐渐由军界向政界扩充，向党内发展。多年之苦心培植，使陈诚逐渐对蒋产生了信仰，成为蒋之信徒，奉蒋为唯一领袖，唯蒋命是从，而蒋亦视其为门生嫡系，二者犹如父子、君臣。毫无疑问，蒋介石对陈诚的培植方式在黄埔嫡系的高级干部中绝非个案。尤其自1932年起，蒋介石为了发展势力，利用各种机会寻找并发掘人才，有计划地在黄埔系中培植党政军干部，发展组织，推行个人崇拜，并对追随自己的黄埔系高级干部予以重用。可以说，重视干部之培植是蒋介石在国民党林立派系中胜出的重要原因。 (62)
三、 黄埔军校培养的抗战将领
1924年到1929年，黄埔军校共培养了7期1.3万余名军官。抗日战争爆发后，出身黄埔军校的军官迅速成长，很多将领担任了集团军司令，甚至战区司令之职，如陆军方面，黄埔一期学员胡宗南任第三十四集团军总司令、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同期的关麟征、杜聿明、郑洞国分别担任第十五集团军总司令、第五集团军总司令、中国驻印军副总指挥，黄埔三期学员王耀武担任第二十四集团军总司令；在空军方面，黄埔一期学员王叔铭曾长期担任中央空军学校教育长。以上所述将领，仅是抗战中黄埔军校生的冰山一角，但见微知著，黄埔军校声名远播为后人所敬仰，与黄埔系将领在抗战中的贡献密不可分。
卢沟桥事变发生后，日军很快占领了平津地区，为了扩大侵略范围，日军紧接着沿铁路向中国军队进攻，而平绥铁路沿线的南口战役，便是中国军队与日军间展开的重要战斗之一。黄埔一期的李铁军（时任一军一师师长）、王万龄（时任十三军四师师长）、王仲廉（时任十三军八十九师师长）、李仙洲（时任十七军二十一师师长），黄埔四期的罗芳珪（八十九师五二九团团长）等黄埔生参加了战斗。1938年8月，王仲廉率部依靠地形，以惨重的代价顽强抵抗日军，他所在的八十九师伤亡高达6000余人，“从南口到居庸关有十五里路，第八十九师一共只有四个团，战至二十日，已不足一团，王仲廉在居庸关把剩余的部队集合起来，再向侵入南口之日军反攻，士气绝未稍馁，当夜又夺回来三个山头”。 (63) 后虽有李仙洲等部队来援，但中国军队仍旧未能扭转战局，并陆续撤出南口地区。这次战役虽未获胜，却打击了日军的侵略气焰，延缓了日军进攻山西的步伐。
在南口战役的后期，淞沪会战爆发，黄埔一期的胡宗南（时任第十七军团军团长）、宋希濂（时任三十六师师长）、李文（时任七十八师师长）、王敬久（时任八十七师师长）、冯圣法（时任三十六师副师长）、孙元良（时任八十八师师长）、黄梅兴（时任八十八师二六四旅旅长），黄埔四期的刘超寰（时任一师一旅旅长）、谢晋元（时任八十八师二六二旅参谋主任）、杨杰（时任一师一旅副旅长）、李友梅（时任一师二旅四团团长），黄埔五期的王应尊（时任一师一团团长），黄埔六期的姚子青（时任九十八师二九二旅五八三团三营营长）等将领参加了会战。
淞沪会战前夕，孙元良的八十八师奉命至上海闸北驻防，1937年8月13日，八十八师五二四团率先打响了淞沪会战反抗日军的第一枪，继而八十八师全师出击。经过3个月的浴血奋战，11月，国民政府决定从淞沪战场撤军。其中，八十八师由五二四团团长谢晋元率部掩护师部撤退。谢晋元带领五二四团一营400余人（对外宣称800人）边打边退，行至四行仓库而终无路可退，谢晋元抱必死之心坚守仓库。这支孤军在多次打退日军进攻后，收到蒋介石的命令，要求其退出四行仓库。军命难违，谢晋元率部进入租界，原计划通过租界回到部队继续抗战，不料刚到租界便被缴械，送胶州路羁留。迫于日军和中国的双方压力，租界既未将谢晋元引渡给日军，又未将其放回中国军中，后日伪军曾多次诱降谢晋元，均被拒绝。1941年4月24日，谢晋元被日伪收买的叛徒所杀害，5月国民政府追赠谢晋元少将军衔。
台儿庄战役中亦有众多黄埔军校生的身影，关麟征便是其中的代表将领之一。此次战役，关麟征率领的第五十二军战功卓著，予日军以重创。与之战场相见的日军将领板垣征四郎曾言，关所率领的第五十二军可敌得过中国一般的10个军。 (64) 关麟征亦因台儿庄战役的功绩被擢升为第三十二军团军团长。关麟征早在长城抗战中便崭露头角，那场战役中他被炸成重伤，但仍带领第二十五师坚守阵地。在他的鼓舞下，全师虽伤亡近4000人，但仍击退了日军，关麟征亦因此获得青天白日勋章。 (65) 此外，参加台儿庄战役的黄埔军校生还有一期的甘丽初（时任九十三师师长）、张耀明（时任五十二军二十五师师长）、郑洞国（时任二师师长）、陈大庆（时任八十五军四师师长），二期的覃异之（五十二军二十五师参谋长），三期的石觉（时任四师十旅旅长）、张金廷（时任九师二十五旅旅长）、戴安澜（时任十三军七十三旅旅长），四期的刘玉章（时任二师四旅七团团长），等等。其中，关麟征、甘丽初、张耀明、郑洞国、陈大庆、石觉、张金廷、戴安澜等将领又参加了同年7月爆发的武汉会战。
在抗战时期很多黄埔毕业生脱颖而出。据统计，1936年国民政府中的陆军将级军官毕业于黄埔军校的共有92人，其中中将17人、少将75人；至1947年，黄埔毕业的陆军将级军官达1150人，其中上将1人、中将76人、少将1073人。抗日战争之前陆军的将官出身黄埔者极少，且出身黄埔的比例乃是随着阶级高低成反比。 (66) 抗日战争爆发后，尤其是全面战争爆发后，国民政府军队内有黄埔军校学习背景的学员占比逐渐增长，抗战后期有军长、师长官职的学员占比已超过保定军校学员相应所占的比重。当然，其间黄埔军校学员付出的牺牲亦是巨大的，这些牺牲是黄埔精神和“黄埔魂”的外在体现。此种精神和“魂”支撑着抗战时期的人们不断坚持，因为人们坚信“悲壮革命之‘黄埔魂’必能反抗而战胜残酷凶暴之‘大和魂’也” (6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