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宗仁与徐州会战
1937年12月，日军占领南京后，急谋夺取徐州，打通津浦线，连贯南北战场。为此，日军以南京、济南为基地，以打通津浦路为战略目标，从南北两端向李宗仁负责的第五战区发起进攻。1938年1月至5月，第五战区在司令长官李宗仁的指挥下，以徐州为中心，与日军进行了一场大规模的会战，是为“徐州会战”。
徐州是江苏北部的一个重要城市，位于黄、淮两河之间，地据鲁豫皖苏四省要冲，为津浦、陇海两铁路交会之要点，向为兵家必争之战略要地。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军鉴于徐州及中原战场的重要性，决定全力防守。1937年8月底，国民政府统帅部决定将津浦线划为第五战区，任命李宗仁为第五战区司令长官，驻节徐州，指挥津浦路沿线的作战。 (2) 李宗仁起初谦辞，转推已经飞赴南京的白崇禧担任，之后再经国民政府方面敦促，始允接受。
1937年10月初，李宗仁在桂林就任第五战区司令长官。 (3) 10月中旬，李宗仁在完成广西的抗日动员工作后，从桂林飞赴南京就任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旋即前往徐州，指挥津浦线防御战。沪宁战事结束之际，李宗仁判断：“在战略上说，京沪战事一旦结束，津浦线必然是敌人攻击的次一目标。”因此，李宗仁向蒋介石表示：“津浦线位于南北两面夹攻之中，敌人且可随时自海州、青岛登陆。目前的七个军的兵力，断难应付。”在李宗仁的一再要求下，蒋介石决定将江北部队划归第五战区节制。 (4)
李宗仁到达徐州后即着手进行军事部署。当时，第五战区所辖作战区域为：北至济南黄河南岸，南达浦口长江北岸，东自长江吴淞口向北延伸至黄河口的海岸线。辖境辽阔，包括山东全省和长江以北江苏、安徽两省的大部。 (5) 所属部队除桂军李品仙第十一集团军和廖磊第二十一集团军以外，尚有孙连仲的第二集团军、韩复榘的第三集团军、孙震的第二十二集团军、韩德勤的第二十四集团军、徐源泉的第二十七集团军、庞炳勋的第三军团、冯治安的第十九军团、汤恩伯的第二十军团、张自忠的第二十七军团等，共计27个步兵师、3个步兵旅。 (6) 但这些部队，除少数如汤恩伯部为中央军嫡系外，其他大部“久被中央列为‘杂牌部队’，蓄意加以淘汰之不暇，更谈不到粮饷和械弹的补充了。因此，这些军队的兵额都不足，训练和士气也非上乘”。 (7)
为组织第五战区的作战任务，李宗仁十分注重发挥其擅统杂牌军的能力，以及以德威感人的领导能力。 (8) 李宗仁发现：这些被目为杂牌军的将领，一面激于民族义愤，都想和日军一拼；一面却顾虑部队作战损失后，不仅得不到中央器械兵员的补充，恐还要被申斥作战不利，甚或撤职查办，撤销部队番号，因此都怀着沉重惶惑的心情。但是，这些“杂牌部队”久经磨炼，将士之战阵经验丰富，“若在上者能推心置腹，一视同仁，并晓以国家民族大义和军人应尽的天职，必能激发良知，服从命令，效命疆场”。 (9) 基于这一认识，李宗仁对第五战区的各色部队竭诚以待，礼遇有加。如川军孙震的第二十二集团军，最初奉命调赴第二战区作战。该军一上火线就被日军快速部队击溃，以致阎锡山向蒋介石控诉，称该部“抗日不足，扰民有余”，要求将其撤离第二战区，军事委员会不得已令孙震率部开赴河南归第一战区程潜指挥，但程潜也不愿收留。最后，白崇禧征求李宗仁的意见，将其拨归第五战区。 (10) 李宗仁不仅为其补充弹械，还多次亲往川军驻地韩庄慰劳劝勉。“川军以在一、二战区，到处遭人白眼，今看到李宗仁视如亲人，不禁感激涕零，士气为之大振”。 (11)
再如，第三军团军团长庞炳勋，向为中央所歧视，而李宗仁却对其优礼以待，向庞炳勋表示：“庞将军久历戎行，论年资，你是老大哥，我是小弟，本不应该指挥你。不过这次抗战，在战斗序列上，我被编列为司令长官，担任一项比较重要的职务而已。所以在公事言，我是司令长官，在私交言，我们实是如兄如弟的战友，不应分什么上下。”李宗仁继又指出，过去大家都在内战的漩涡中打转，“黑白不明，是非不分，败虽不足耻，胜亦不足武”，而现在是抗日报国，“今后如能为国家民族而战死沙场，才真正死得其所”。庞氏听了甚为感动，当即表示：“能在长官之下，为国效力，天日在上，万死不辞，长官请放心，我这次决不再保存实力，一定同敌人拼到底。” (12)
此外，张自忠和庞炳勋早结宿仇，张自忠到第五战区后即向李宗仁表示，在任何战场皆可拼一死，唯不愿与庞氏在同一战场，因庞氏资望较张自忠高，如在同一战场，其必受庞氏的指挥。了解这一情况后，李宗仁即派参谋长徐祖诒去做张、庞的协调工作。并亲自请张自忠到战区长官部，分析此中的利害得失：“你和庞炳勋有夙怨，我甚为了解，颇不欲强人之所难。不过以前的内战，不论谁是谁非，皆为不名誉的私怨私仇。庞炳勋现在前方浴血抗战，乃属雪国耻，报国仇。我希望你以国家为重，受点委屈，捐弃个人前嫌。” (13) 此后，正是张自忠捐弃前嫌，驰援临沂，让第五战区赢得临沂保卫战的胜利，为台儿庄歼敌创造了有利条件。
淞沪会战结束之际，李宗仁根据视察情况拟订保卫徐州的作战计划，其要旨是利用黄河和淮河，对日军的南北攻势分别加以阻截，遏制其攻势，而后伺机与日军在徐海附近展开决战。 (14) 1937年12月初，第五战区鉴于“沿津浦线南侵之敌活动于黄河以北青河镇、齐河、临清之间，平汉线之敌，由大名向黄河各口活动，均有企图南渡之模样，连云港亘日照、青岛、烟台、龙口之海岸，敌舰出没无常，烟台一带已有匪军暗中活动”，为确保山东要地，决定以现有的前方部队直接守备东海、青岛及胶东半岛各海岸，沿黄河阻止由津浦路北段南下之敌，以后方部队集结于徐州、商邱一带，准备策应。 (15)
日军攫取上海、南京后，为打通津浦线及陇海线东段，必先攻取徐州。为此先后集中八个师团左右的兵力，南北对进，夹击徐州。李宗仁负责的第五战区则将主力集中于徐州以北，抗击北线日军南犯；一部部署于津浦铁路南段，阻止南线日军北进。 (16) 1937年12月中旬，南路日军华中方面军指挥第十三师团从镇江、南京渡江，沿津浦路北上。第五战区以江南之敌似将以其主力沿津浦路北上，威胁战区之后方，而“黄河北岸济阳齐河间及观城、朝城、阳谷等地之敌各一部，最近颇形活跃，似有与北上之主力呼应渡河攻击本战区之企图”，决定以一部仍守备海岸及黄河沿岸，以大部转移于淮河之线，拒止北上之敌，相机转移攻势。 (17) 1938年1月下旬，北进的日军先后占领滁县、明光等地。
2月初，津浦路南段日军一个师团以上兵力，以主力向定远，一部沿津浦线进攻。第五战区拟将津浦南段之敌拒止于淮水以南地区，由其侧方予以打击，渐次驱除肃清。同时巩固鲁南山地，对津浦北段及陇海东段取侧击之势，牵制日军南下或西上，以拱卫铜山，而达保持南北两根据地，阻止敌人打通津浦路之目的。 (18) 与此同时，日军开始强渡淮河，李宗仁部署刘士毅第三十一军、李品仙第十一集团军、于学忠第五十一军等部在淮河北岸采取“敌进我退，敌退我进”的策略节节阻击。2月14日，李宗仁重新部署第五战区各部作战，令川军第二十四集团军以主力集结滕县，全力驱逐邹县之敌。 (19) 因李宗仁部署得当，至2月中旬，该路日军被迫退回淮河南岸，其南北对进的战略目标无法实现。
北线方面，日军以华北方面军矶谷廉介第十师团和板垣征四郎第五师团为前锋，在山东兵分两路南进，一路循津浦路进攻滕县，一路经诸城、莒县进攻临沂，企图在台儿庄会师后攻取徐州。 (20) 板垣师团在沿胶济铁路东进，与其海军会师青岛后旋即南下，企图夺取鲁南要地临沂，从东路进攻徐州。1938年2月21日，板垣师团开始向临沂突击，庞炳勋部在张自忠部的配合支援下，取得两次临沂保卫战的胜利，打破该师团与矶谷师团会师台儿庄的计划。另一路矶谷师团则沿津浦路南下，因第五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三集团军总司令韩复榘不战而逃，日军长驱直入，于1937年12月底占领济南，泰安、济宁等地亦相继弃守，北段津浦路正面大开。为确保徐州地区安全，李宗仁令继任第三集团军总司令的孙桐萱指挥所部向济宁、汶口等地反攻，吸引、钳制第十师团主力。虽然日军南北两线节节推进，但中国军队的顽强阻击，尤其是临沂保卫战的胜利使日军两个师团会师的企图挫败。
其间，一度传闻日军在徐州南北遭遇意外之坚强抵抗后，“以该处（第五战区）最高司令长官之严厉，必能继续抗战”，而“平汉线之军队比较被动，最高司令长官比较软弱，敌方亦势必明了，故欲向此弱点进行攻击”。 (21) 更有情报称，日军鉴于津浦线南北方向上中国守军阵地坚强，拟变更战略，分三路进攻，改以夺取归德为目的。1938年3月初，李宗仁亦获悉日军有放弃直接打通津浦线之计划，改由鲁南及济宁会攻徐州。3月5日，李宗仁根据密报向蒋介石汇报称：“徐州攻略战津浦南段之敌军，因被我军侧击，改攻合肥为中心，故敌方对徐州攻略改以北支军负责，由西尾中将指挥第五师团、第十师团之全部，第二师团之一部、第七师团之一部等约10万人之兵力，由山东省及东南部津浦路北段，分为东、西两方面分进合击南下。以沂州为中心，重用早先攻徐州之计划。先以临沂县攻略战为重要据点，以威迫徐州、海州间，然后由济宁南进之敌军第十师团，亦即同时开始攻击商丘（归德），作津浦路南北两段之军事声援。” (22)
与此同时，日军在获得大本营的批准后，令第十师团继续南进，第五师团攻占临沂进入峄城，配合第十师团作战，企图将第五战区军队在大运河以北消灭或驱除。3月14日，日军第十师团濑谷支队由邹县两下店下店出动，15日到达滕县。 (23) 同时，日军第五师团坂本支队向临沂进犯，企图由东面南下支持濑谷支队。滕县方面，由川军第二十二集团军第四十一军第一二二师王铭章部担任守卫。川军进入滕县阵地之前，李宗仁特呈军事委员会，要求拨发新枪500支，另从第五战区库存中拨出大批子弹及迫击炮，补充该部。为鼓舞士气，李宗仁亲赴军中训话，勉励川军将士。 (24) 16日拂晓，日军在飞机、坦克、重炮掩护下向滕县发动猛烈攻势，台儿庄外围战打响。当时王铭章奉蒋介石电令代理第四十一军军长，指挥所部死守滕县三日，17日城破后率部与日军巷战，伤亡甚重，王铭章以身殉国。 (25) 与此同时，临沂方面之敌被中国守军击破，击毙俘获甚众。 (26) 20日，冒险深入的濑谷支队相继攻占临城、韩庄、峄县， (27) 并于23日组成台儿庄派遣队，开始进攻台儿庄。
台儿庄位于徐州东北30公里的大运河北岸，北连津浦路，南接陇海线，扼运河咽喉，是徐州的门户，其得失关系津浦、陇海两线之全部战局。 (28) 李宗仁抓住日军矶谷师团急于直扑台儿庄，以期一举而下徐州，打通津浦线的骄狂心理，定下“固守台儿庄及运河一线，诱敌来犯，断敌后路，相机实施反包围，聚歼日军”的作战方针。 (29) 21日，李宗仁决定第五战区以收复鲁中广大地域为目的，以一部在运河之线取攻势防御态势，以主力由峄县东南方及东北山地侧击南下之敌，将其聚歼于临枣支路与韩庄运河地区。 (30) 据此，李宗仁对台儿庄防务做出如下部署：令善于防守的孙连仲第二集团军三个师扼守台儿庄正面阵地；令汤恩伯的第二十军团以一部担任台儿庄至韩庄间运河南岸防务，以两个军向峄县、枣庄日军侧背攻击，准备配合孙连仲部围歼敌人。 (31)
3月24日，日军濑谷支队开始向台儿庄猛攻，与中国守军展开激战。 (32) 此后，日军不断增加兵力，配以坦克、重炮实施攻击。 (33) 27日濑谷支队主力一部突入北门，守军第三十一师与日军展开拉锯战。至此，日军主力全被吸引于台儿庄附近。李宗仁见歼敌时机已经成熟，即令第二十军团以一部监视当面之敌，主力迅速南下围歼台儿庄的日军。28日，突入台儿庄的日军被守军围攻，损失甚重。30日，李宗仁令汤恩伯军团除留以一部监视峄县之敌，以钳制该敌南下外，亲率主力前进，协助第二集团军解决台儿庄附近之敌，遮断峄县与台儿庄之联络，并与进攻峄县之友军部队竭力阻止峄县南下之敌。 (34) 当日，蒋介石下达死守台儿庄的命令，李宗仁遂令第二集团军死守台儿庄阵地，并催促汤恩伯部迅速南下，夹击日军。但汤部却因种种原因，迟迟不前。对此，李宗仁一面电请蒋介石督促汤氏立即发兵，一面警告汤氏“如再不听军令，致误戎机，当照韩复榘的前例严办”。 (35) 在李宗仁的三令五申下，汤恩伯部南下，向进攻台儿庄的日军侧背发起猛攻。
31日，李宗仁判断日军攻势已挫，令各部准备向日军压迫合围：“此次决战为我整个国家民族生死关头，不使一人漏网为要。” (36) 4月1日，蒋介石责令李宗仁等前方将领对于台儿庄之敌务须歼灭，倘兵力不足可用援军。李宗仁则表示台儿庄“我方兵力已占优势”，“自当恪尊钧嘱达成任务”。 (37) 但此时，日军亦增调台儿庄外围与汤恩伯对峙的第十联队增援台儿庄，台儿庄战局呈胶着之象，蒋介石对此亦极为顾虑。 (38)
4月3日，日军攻入台儿庄南门，守军在伤亡大半后被迫退至西北一隅，台儿庄大部为日军占领。其间，第三十一师师长池峰城担心全军覆没，请求转移阵地暂时撤退到运河南岸，以为第二集团军“留点种子”。李宗仁以战局正处于胜败关键时刻，不可有一丝一毫的动摇，否则将功亏一篑。因此训令该部：“敌我在台儿庄已血战一周，胜负决定于最后五分钟。援军明日中午可到，我本人也将于明晨亲来台儿庄督战。你务必守至明天拂晓。这是我的命令，如违抗命令，当军法从事。”同时命令守军组织敢死队，实行夜袭，“胜负之数，在此一举！”是日晚，师长池峰城亲率敢死队向日军突袭，夺回庄镇内大半阵地。 (39)
4月5日，蒋介石对战局僵持不下愈发担忧，再次电令汤恩伯：“台儿庄附近会战，我以十师之众对师半之敌，历时旬余未获战果，该军团居敌侧背，态势尤为有利，攻击竟不奏效，其将何以自解？急应严督所部于六、七两日奋勉图功歼灭此敌，毋负厚望。” (40) 6日，李宗仁严令各部队于最短时间内歼灭台儿庄附近之敌人。 (41) 当晚，中国军队全线攻击，数路合围。7日凌晨，除一部日军突围至峄县附近困守待援外，台儿庄被围之敌悉数被击溃。 (42) 台儿庄大捷是全面抗战开始后，国民政府军队首次获得的重大胜利，有力地打击了日军的侵略气焰，增强了国人的抗战信念和团结力。 (43)
台儿庄战役后，日军大本营发现中国在徐州地区集结重兵集团，决定对徐州进行大包围，予中国军队主力以严重打击。4月7日，日军大本营陆军部制定《徐州附近作战指导要领案》，决定华北方面军以四个师团向陇海线进攻，以主力南下进攻徐州，以一个师团从兰封向商丘方向进攻，切断中国军队退路；同时令华中派遣军以两个师团从南面策应华北方面军作战，企图一举消灭中国军队主力，并占领徐州要地和津浦铁路全线，歼灭第五战区军队。 (44) 此后，国民政府陆续获悉日军鉴于鲁南惨败，拟向华增兵后沿津浦路南北猛攻，会攻徐州。 (45)
另一方面，蒋介石在台儿庄大捷后决定“扩大台儿庄战果”，因此，国民政府陆续向以徐州为中心的第五战区派遣大批军队，准备在徐州地区同日军决战。当时，国民政府拟定的徐州作战指导方案为：“国军以确保徐州之目的，应对沿津浦铁道及沂河南下之敌切实阻止，并以有力部队威胁敌之侧背，俟迂回部队达到临沂、费县、滕县线上并集结相当兵力于徐州附近后，然后以主力由南面转取攻势，歼灭敌军。至万不得已时则用逐次抵抗，退守洪泽湖至微山湖中间地区。第二、三战区除以一部直接或间接支援徐州方面之作战外，主力应积极进攻当面之敌，使敌不得放胆转用其兵力于津浦北段。”具体作战指导要领为：“第五战区之部队，应以主力固守郯城以南经邳县至韩庄二线，并以四师以上之兵力，由济宁至东平间地区突入敌后方，对峄县、郯城之敌攻击，并以集结之兵力加入南北夹击，以收歼灭当面之敌之效。至不得已时，我南面部队须利用逐次抵抗退守洪泽湖、微山湖中间地区，待机转移攻势。迂回部队则专任敌后方之游击。”总之，即以现在控置于后方之部队，向徐州附近集结，准备将来之攻势转移。 (46)
但此时第五战区迟迟未能解决困守峄县等处的残敌，给后期的徐州会战造成不利的影响。其实，早在台儿庄战役结束之际，蒋介石即令第五战区速予解决残敌。 (47) 但是，李宗仁鉴于日军改攻为守，凭借峄县附近山地为据点，以枣庄为犄角，不赞成蒋介石进攻围歼日军之要求：
我因阵线过广，处处薄弱，连日攻击，甚难成效，欲彻底消灭敌人，事实上恐难如愿。第二期抗战之方针原在避免阵地战，以运动战消耗敌之兵力，而收集小胜为大胜之功。拟在包围阵线上仅配置少数监视兵，将主力分别集结于便于机动之位置，一面破坏敌后方交通，一面以小部先游击，诱致敌人于阵地外求决战，无论敌由何方增援，均可应付裕如。 (48)
4月中旬，日军自从各方抽调兵力增援鲁南。蒋介石急令各战区“本前颁游击计划，严督所属积极行动牵制敌人，使鲁南作战容易，用期彻底歼灭该方面敌军以收最后胜利为要”。 (49) 但此时，蒋介石尚对日军不重犯徐州抱有幻想，其日记写道：“敌对鲁南战局似不取积极行动乎”，“如敌真面目进攻徐州，则应定进退与攻守之方”。 (50) 15日，鉴于第五战区进攻峄县不能速克，敌援渐增。蒋介石开始考虑变更战略，重新集结兵力。 (51) 此时，李宗仁亦获悉，日军因在台儿庄惨败后，非但打通津浦线之企图已成泡影，华北各战线亦有总奔溃之趋势。日军陆军大臣因此特秘密飞赴北平，紧急协商改变华北作战计划：
甲、再由国内朝鲜、关东等线［调］约十万军力，仍以徐州为目标。
乙、如在一两个月内不能攻下徐州，则集中兵力择徐、郑间陇海线之弱点而突破之。
丙、如仍难得逞，择退守黄河北岸，先肃清晋鲁豫各省内部之游击队，再行待机南犯。 (52)
稍后，又有报告称日军在台儿庄失败后除拟增援五师团之外，又增加三师团，同时由上海抽调1万部队入鲁。 (53) 此时，李宗仁始急于解决峄县之敌，为此向参谋总长何应钦请求称：“我如能把握台［儿］庄胜利之果而早日解决峄县之敌，则可扩大敌之反战运动，怂动国际之观听。确立我胜利基础，在此一举。”请求蒋介石集中所有力量争此一着。 (54) 然而，此时峄县、临沂等地增援日军已陆续到达，而济南方面之敌仍在陆续运输中，至平汉线山西之敌亦在纷纷东向转移于津浦线。“似此各方之敌，集中于津浦方向，似欲在鲁南一带与我决战。” (55) 4月20日以后，临沂、郯城等重地先后为日军攻陷。 (56)
面对日军抽调兵力集中于津浦北段以求与中国军队决战的形势，国民政府决定调后方已整理之部队及其他战区可抽调之精锐部队，迅速集中于第五战区，以求与日军决战。同时令第一、第二、第三战区及相关游击部队相机反攻牵制日军，以求得决战方面的胜利。 (57) 4月25日，李宗仁决定第五战区以消灭敌主力为目的，“拟以鲁南兵团向左旋回攻击该敌，并与鲁西兵团相策应，围困之于峄县附近山地而逐次击破之”。鲁西兵团以全力西出津浦线，阻止敌南下之增援及遮断其补给，并以有力之部队南下与鲁南兵团策应，夹击峄枣附近之敌。 (58) 这一部署获蒋介石批准，希望第五战区坚决实施，同时指示第五战区“须着眼求敌主力包围于战场而歼灭之，勿为作战地境及到达线所限制”。 (59)
但直至4月下旬，国民政府最高当局对鲁南之进退仍未下定决心。蒋介石认为：“如敌不增援兵，则维持现状，我亦不能再增大兵，成败关键全在于下一星期之内也。”“应先发展运动战，以固守运河南岸，阻止敌军侵徐，勿使我军丧失战斗力，以求持久，争取最后胜利也。” (60) 4月底，蒋介石认为“对鲁南敌军惟有在战略上设法阻制其攻徐企图”。 (61) 但次日，蒋介石又判断“敌国内已不敢抽兵，且其在津浦南北二段，总兵力不过八师，而其三师已被我击破，决再向鲁南增兵六师”，以贯彻在鲁南继续与日军决战方针。 (62) 为此迭次指示李宗仁在鲁南方面全线转取攻势，予日军以更大之打击，迅将鲁南之敌击破。 (63) 李宗仁亦获悉日军计划集中精锐于津浦线，务于5月上旬占领徐州，恢复南北交通，以收军事上之便利、政治上之发展早期明朗化。 (64) 由此，李宗仁决定第五战区贯彻与日军决战方针，移动兵力，准备一切，“竭力增强右翼攻击军之力量，向西压迫，求敌之主力，与之决战”，并于5月1日全力出击津浦线，阻止敌南下之增援及遮断其补给。 (65)
5月初，日军集中兵力打通津浦线，包围徐州的企图日渐明显。至此，国民政府方面始确定日军将集中兵力打通津浦线，以求击破中国军队主力。对此，国民政府被迫放弃与日军决战的计划，并调整部署：“国军以阻止敌打通津浦路之目的，在鲁南集结相当限度的兵力，行攻势防御。但敌如由国内大举增援至兵力较我绝对优势时，则应避免决战，逐次抵抗，以消耗敌之战力。同时在武汉及郑州以西集结兵力，准备诱敌深入与之决战。” (66) 5月4日，李宗仁向蒋介石报告日军大本营决于5日总攻徐州。 (67)
5月初开始，南北各路日军都开始向徐州推进，对徐州实施战略包围。李宗仁指挥第五战区部队进行了激烈的逐次抵抗，但未能挡住日军攻势。7日，蒋介石以鲁南之敌攻势已经顿挫，“徒以地形及装备关系，我军既难以迅速歼敌，即应讲求持久之方策”，指示李宗仁速拟具计划。 (68) 此时，李宗仁判断：“敌企图策应其鲁南方面之作战，于淮北方面所用兵力将达两师团，自必力求猛进，窥伺徐州。且淮北地形开阔，地域广大，阻止困难……淮北情况实较鲁南为紧急”，拟集中兵力于固镇分设阵地，将敌击破，以解徐州后顾之忧。 (69)
起初，蒋介石认为鲁南战场不宜急转消极，应处处采取战术上之攻击，“不仅我军交替容易，敌之抽出转用自必困难，尤以严防敌向鲁西转用，粉碎其策应由蒙城直趋归德使徐州不攻自陷之企图”。 (70) 11日后，蒋介石始赞同李宗仁的调整，并指示李宗仁应趁日军兵力分散且离开据点的时机，对鲁南日军暂取战略守势，以优势兵力先行击灭超越淮河之敌。 (71) 12日，蒋介石复指示李宗仁：（1） 国军决先击灭淮北及鲁西之敌。（2） 鲁南方面在敌抽调兵力转用鲁西之情况下，除应以有力部队增强右翼防敌包围外，须即刻设法抽出三、四师兵力位置徐州，为该战区预备队，必要时用蒙城方面之攻势。（3） 鲁南方面即决心取守势，于必要时可依运河逐次抵抗，至不得已时则固守徐州国防工事线，以获得攻势方面决胜之时间。 (72) 14日，蒋介石仍希望第五战区与日军展开决战：“敌军逼近陇海线，深入重地，且其兵力不足，我军不仅可以打破其战略之包围，而且必能包围敌寇，此为歼敌惟一之良机，以其淮北、鲁西方敌军皆无后方安全之交通，只要我军能共同动作，协力夹击，则不出旬日，即可得最后之胜利。” (73)
15日以后，日军切断陇海路，完成对徐州地区的合围，国民政府始决定放弃徐州。次日，第五战区下令突围。起初，李宗仁拟以孙连仲部扼守萧徐，拒止陇海线以北之敌，以汤恩伯指挥各部以宿县为轴心，从萧、宿间向永、蒙间攻击，将日军击破向北旋回，再与黄杰、刘汝明各军夹击陇海线、砀山以南之敌。同时廖磊所部亦由东向西截击敌人，以使鲁南各军逐渐全师而退。但因日军迅速迫近，宿县先行弃守，该计划实施困难。 (74) 此后，第五战区以刘汝明部于徐州掩护撤退，以第二十四集团军留苏北，第六十九军及海军陆战队在鲁南、鲁中进行游击作战，主力分五路向徐州西南方向的豫、鄂、皖地区突围。 (75) 17日晚，李宗仁在各方面的撤退部署就绪后，将鲁南部队交由孙连仲指挥，带领长官部南下撤移。 (76) 当日晚，第五战区长官司令部与国民政府失去联络，蒋介石对李宗仁离开徐州大为不满。认为：“如此重镇，正可固守，紧急之时，主帅更不能移动，只要主帅镇定，必可转危为安。今擅自弃移，亦不奉命，何以抗战？何以立身？” (77) 实际上，17日蒋介石仍以日军“兵力不足，军纪废弛，士气颓唐”，希望李宗仁继续部署第五战区积极攻击：“其（日军）淮北主力已不敢北进，而鲁西主力亦为我后方各部牵制，其踌躇不决，畏缩不前已甚明显，只要我运河与徐州国防工事线能固守不动，则敌此次大包围之计划必可被我粉碎，而且可予以歼灭也。” (78) 19日，第五战区各部队按原定部署撤出徐州地区，向皖北和豫南转移，日军围歼第五战区主力的计划落空。 (79)
在第五战区各部突围之际，日军占领徐州及其附近地区。此时，蒋介石尚希望李宗仁考虑反攻徐州。5月21日，蒋介石指示李宗仁：“各军突围后，如能反攻徐州更好，否则暂时在亳州、颍州、正阳关之线集结整理后，再定部署。” (80) 5月底，第五战区主力跳出日军的包围圈，李宗仁率部抵达阜阳。蒋介石对此极为欣慰，勉励李宗仁称：“鲁南撤退各军整然，殊为欣慰。吾兄公忠体国，备著辛劳，至深怀念。希继续努力，完成复兴大业为盼。” (81) 5月底，日军分兵数路，越过兰封、归德、永城、蒙城地区，沿陇海路两侧继续追击。 (82) 为阻止日军，国民政府被迫于6月9日炸开郑州东北的花园口大堤阻挡日军西进。12日，日军遭受洪水泛滥的威胁，始组织东退。
徐州会战历时5个月，在李宗仁的指挥下，第五战区将士浴血奋战，给日军以严重杀伤，取得了台儿庄战役的大捷，迫使日军不得不倾其兵力打通津浦线，极大钳制和消耗了日军的力量，为国民政府部署武汉会战争取了宝贵的时间，对后方人心和社会秩序的安定亦发挥了重要作用，也为中国的抗战博得了更多的国际同情和好评。 (83)
徐州会战前期的胜利，与李宗仁在临战指挥上坚决、沉着，看破战机，集中主力机动使用密切相关。这一阶段李宗仁吸取国民政府在此前会战中的经验教训，一改以往单纯防御，被动待敌的方针，实行阵地战的守势与运动战的攻势相结合的战略战术。 (84) 此外，也是李宗仁善统杂牌军，充分发挥以德威感人的个人魅力的结果。在李宗仁的指挥协调下，张自忠、于学忠、孙连仲、庞炳勋、曹福林、汤恩伯各部均能奋勇直前，不避牺牲。能以如许复杂的各色军队做集体会战行动，确是徐州会战的特有现象。 (85) 但是，徐州会战后期，“我军虽四倍于敌，但主动地位已失，终于失败”。 (86) 由于在战略上和战术上的失误，在台儿庄战役后，“未能窥破敌之轨迹”，继续调集大军企图与日军在徐州附近决战，致被日军牵制包围。 (87) 而在具体部署中又疏于南面和西面之保护，使此次会战在后期陷于被动，最后不得不仓促撤退。参战将领李品仙战后总结称：“惟徐州之失原因固多，而事先忽略南段之敌鲁西之防亦为重要因素”，一着之差摇动全局。 (88) 多年之后，李宗仁在回忆徐州会战时，也承认会战后期在战略上的失当和无奈：
我方集大军数十万人于徐州一带平原地区之内，正是敌方机械化部队和空军的最好对象。以我军的装备，只可相机利用地形有利条件，与敌人作运动战，若不自量力而与敌人作大规模的阵地消耗战，必蹈京沪战场的覆辙。当徐州保卫战时，我军元气已有限，类似上海的会战，断不可重演。因此，当大军云集之时，我深感责任的重大和内线作战之无能为力之苦。 (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