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级将领的省籍与派别
中国人向有浓郁的“同乡”观念，以省为基础的地域认同有意或无意地存在于人们的日常行为之中。人们往往用行政地域来描述一个人的本籍，以表示其身份的关键因素。大部分中国人想到中国的疆域时，多是从省、府、县这一行政等级区划出发。 (5) 地域观念在国民党的派系冲突中也扮演着重要角色。从同盟会时期开始，国民党内即存在强烈的地域意识。孙中山在世时，因其个人的魅力和威望，国民党内已逐渐形成的各派系间的冲突一时还未公开化，孙中山去世后，国民党内各派系的冲突日益凸显。
1928年北伐完成时，国民政府军队主要由蒋介石的第一集团军、冯玉祥的第二集团军、阎锡山的第三集团军，以及李宗仁、白崇禧的第四集团军构成，各集团军代表着不同的地方派系，这些派系普遍掌握了大小不一的若干军队，占据了一定的地盘，而内部构成也千差万别。此后，为促成全国的统一，国民政府对各高级将领分别畀以中央专职，如任冯玉祥为军政部部长、阎锡山为内政部部长、李济深为参谋总长、李宗仁为军事参议院院长，以冀造成强固统一之中央政府，但一般高级将领仍多抱持拥兵割据之观念，不愿在中央任职， (6) 国民政府对这些有显著省籍情结的地方军事政治派系始终难以彻底统合。抗战开始前，地方色彩、个人主义弥漫于国民政府军队之中， (7) 以省为基础形成的地方军事派系的活动成为抗战前内战一再发生的重要原因。
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对于过去曾反抗中央的各地域军系领袖多赋予重任，如李宗仁、阎锡山、冯玉祥、程潜等人均派充战区司令长官，对愿意开赴前线抗战的地方部队更是予以各种实质性的支持。但是，即便如此，抗战时期国民政府能够指挥、调动的部队，仍不足总数之半。 (8) 中央与地方军系，或军系与军系之间，乃至各个军系内部，仍不能说毫无芥蒂。 (9) 陈诚晚年追述称抗战时期假抗战之名，“为争夺地盘扩张势力之实者”大有人在，不过条件机会各不相同，“因而彼此的成就也就不得一样罢了”。 (10) 陈诚所言虽是站在国民政府中央的立场上，确也大体道出了当时各军事派系继续存在和发展的事实。
全面抗战爆发时，除蒋介石主导的中央军外，各地域性高级将领按实力排序，计有晋系、桂系、川系、粤系、东北军、滇军、湘军、西北军、鲁军、青马、宁马等十数个地方性军事集团。全面抗战期间，这些地方派系经历了不同的嬗变轨迹，有的走向消亡，有的分化为新的团体，但多数依然保持了原来的基本形态。
抗战时期，保持发展最好的当属以李宗仁、白崇禧等为首的广西新桂系。虽然相对中原地区而言，广西是一个偏远贫困的边陲省份，但从北伐时期开始，一批受过新式军事教育的广西将领，却不时将其来自边陲的主张和力量，带至全国政治舞台的中心。与各地域性派系相比，桂系是其中为数不多的仍具有全国性视野和企图心的团体。但缘于文化背景、历史渊源和利益冲突，却又始终在他们与蒋介石主导的国民政府之间存在一条时隐时现的鸿沟。 (11)
抗战前夕，桂系雄踞广西，军队达到44个团，约10万人。全面抗战开始后，桂系所属部队由两个军七个师扩充为五个军13个师，编为三个集团军，陆续开赴前方战场。其中，第十一、第二十一两个集团军（司令长官分别为李品仙、廖磊，1939年廖磊病逝后，李品仙接任第二十一集团军总司令，第十一集团军先后由夏威、黄琪翔出任总司令）归第五战区所辖，随李宗仁转战至鲁南、苏北、鄂东等地，夏威的第十六集团军则留守广西。李宗仁、白崇禧更是分别担任第五战区司令长官兼安徽省主席、汉中行营主任和军事委员会副总参谋长、军训部部长、桂林行营主任等要职。此外，抗战初期任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兼浙江省主席的黄绍竑亦为桂系出身，但黄氏在1930年到国民政府中央任职后即逐渐脱离桂系。抗战时期，桂系主要高级将领除刘士毅为外省籍外，其他如张淦、周祖晃、徐启明、韦云淞等均为广西省籍。
与其他地方派系相比，桂系在抗战时的发展有其特殊的条件。首先，抗战开始后，李宗仁、白崇禧在举国一致抗日的形势下决定对蒋介石主导的中央政府采取“军事上守势，政治上攻势”的策略，有目的延揽各方力量。 (12) 其次，桂系首领出长一个战区，独当一面，而且在国民政府中央有担任要职的白崇禧。因此，“广西部队总算是承蒙中央优礼有加”。 (13) 人事上，在桂系主导的第五战区司令长官部，除参谋长、参谋处处长、卫生处处长外，其他如政治部主任、军务处处长、副官处处长、军需处处长、兵站总监、军法执行监等均由桂系广西人出任。 (14) 加上战时“军主政从”的体制，桂系军队对第五战区所辖的山东、安徽、鄂东地区的地方行政也有极大的影响力。尤其在安徽，桂系苦心经营，有意识地将其发展为第二个广西。 (15) 因此，桂系在抗战中实际控制的地盘较战前更为扩大。此外，和其他地方性派系相比，在相对稳固的地方政权的支撑下，桂系的战力补充较为良好，军队的训练及装备亦较为齐整。而且在正规部队之外，尚发展有相当数量的游击纵队和保安团。 (16) 这些客观条件的存在，为其发展和壮大提供了契机，到抗战后期，除广西和第五战区外，新成立的第十战区也主要以桂系李品仙的第二十一集团军为核心组建。 (17)
抗战时期，以阎锡山为首的晋军在继续保有山西地盘的基础上也有所发展壮大。近代以来，山西人具有浓厚的保守意识，源自山西地形封闭，素有“表里山河”之称，加之境内物产不丰，人民生活贫困，为其保守意识的产生提供了充分条件。 (18) 抗战时期，晋系主要高级将领商震、徐永昌、杨爱源、赵承绶、傅作义、孙楚、王靖国均为山西籍出身。
抗战前夕，阎锡山为首的晋系军队盘踞山西，一度与中国共产党、日本和苏联并列为最令蒋介石头疼的四大问题之一。 (19) 抗战伊始，阎锡山即出任第二战区司令长官。在全面抗战中，第二战区始终由阎锡山统辖，战区内的军队也基本上全部由晋军组成，地域色彩极为明显。抗战爆发时，阎锡山第二战区所辖军队除杨爱源的第六集团军、傅作义（后为赵承绶）的第七集团军两个晋军之外，还有国民政府中央军卫立煌的第十四集团军和中国共产党方面的第十八集团军。但自1937年11月太原失陷后，除了中国共产党部队继续在山西活动外，晋阎军之外的部队均退出山西，战区内部队遂同属阎锡山一脉。 (20) 此后，阎锡山在原有的两个集团军基础上，又扩充了孙楚的第八集团军、王靖国的第十三两个集团军，使其掌控的部队达到四个集团军，此外还有数个游击纵队。 (21) 抗战时期，山西主要干部基本由阎锡山决定和委派，军令、军政也服从于阎锡山。此外，为加强对所属部队的控制，阎锡山在战区各集团军中成立了名为“铁军”的组织，军队中的重要成员均为其成员，宣誓效忠阎氏。此后“所有军队的整编、人事、训练等，统由铁军组织一手操纵，凡事必须先经铁军组织研究决定后，再由太原绥靖公署或第二战区长官司令部颁布施行”。 (22) 某种意义上，阎锡山的晋系军队不仅带有鲜明的地域派系色彩，而且还有强烈的排他性和独立性。
但是，在这样高度抱团且独立性强的地域性军事集团中，在抗战时期也分化出傅作义等新的派别。1938年和1939年之交，傅作义率第三十五军一个师出走绥远，加入第八战区，自兼第三十五军军长，此外还指挥门炳岳、马鸿宾等地方部队。1940年，傅作义率部收复五原，蒋介石闻之大悦：“五原失而复得，宜生实名将也”，遂允其扩充为三个军。 (23) 抗战后期，新组建的第十二战区即由傅作义的第三十五军等部队负责。
相较于桂系、晋系，以冯玉祥为首的西北军系在抗战时期则是“颠沛流离”，内部分化严重，缺少统一的集团首领和稳定的地盘，分散性明显。实际上，冯玉祥的西北军系是国民党各地方实力派中历史渊源深厚且实力强大的集团。冯系西北军的基本骨干主要发端于冯玉祥早年任北洋下级军官时所招募的一批士兵。因冯玉祥为直隶人，其所属高级将领亦多来自直隶，如孙良诚、韩复榘、刘汝明、佟麟阁、孙连仲、鹿钟麟、冯治安、孙桐萱、曹福林等均为直隶省籍。另外，因冯系西北军在北伐前后即已辗转西北、华北及河南、山东多个省份发展经营，故其下各高级将领的省籍也颇为繁杂，如石友三为吉林籍，宋哲元和张自忠为山东籍，吉鸿昌和梁冠英为河南籍。将领出身地域不一在某种程度上也削弱了冯系军队的凝聚力。
1930年中原大战前后，凝聚力不强的西北军各部即开始分崩离析。吉鸿昌、梁冠英、孙连仲、韩复榘、石友三等部分将领先后率部自寻出路，陆续接受国民政府中央的番号。此后，西北军只剩以张自忠第六师为主力编成的第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较为整齐，成为西北军的正宗余脉。到抗战前，第二十九军经过惨淡经营，掌管了冀察政权，成为华北最大的军事集团。此外，脱离冯部到山东担任省主席的韩复榘部亦得到发展壮大。
1937年8月，宋哲元部第二十九军被国民政府授予第一集团军番号，扩充为张自忠第五十九军、冯治安第七十七军、刘汝明第六十八军。原西北军宿将石友三、高树勋部也编成一师投归宋氏麾下。此外，东北军万福麟部第五十三军也一度归入第一集团军，宋部一度扩充到约10万人马。时任山东省主席的韩复榘则出任第五战区副司令长官，所部改编为第三集团军，辖孙桐萱第十二军、曹福林第五十五军及谷良民第五十六军三个军，东北军的于学忠第五十一军也暂编入韩部第三集团军。
平津沦陷后，津浦路方面战事吃紧，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决定在津浦路北段设第六战区，在第三战区难有作为的冯玉祥调任该战区司令长官。再度回到华北的冯玉祥有意整合韩、宋两部，再造西北军。对于冯玉祥北来，宋哲元与韩复榘均不慊于心，“恐冯暗中拉其部下，加以地方之挑拨离间，宋赴泰安，韩请自任鲁北正面，皆含有反冯之意”。此外，韩复榘与庞炳勋之间意见较深，以致不能见面。庞炳勋与第二十九军各将领之间，亦有宿嫌，关系非常复杂。故第六战区各部，非但上下无联络，左右亦不协同。 (24) 稍后，宋哲元愤而离队赴泰安休养，由冯治安代行第一集团军总司令职权。但冯治安资望过浅，在作战指挥上遇到的掣肘颇多。尤其是退居山东泰安的宋哲元仍暗中操纵，使冯治安命令不行，以致冯治安、鹿钟麟两人认为，似非将宋哲元、萧振瀛等人调开，冯部不能有所用。 (25) 由此造成第一集团军各部间感情不睦，削弱其凝聚力。 (26)
此后，随着华北大部分区域沦陷，第六战区撤销，宋哲元复归部队，但其与冯治安的关系已然不睦。1938年初，刘汝明、张自忠两军分别被调往第五战区作战，不久宋哲元因病辞职，第一集团军遂告终结，所辖各部西北军亦被分散。1938年10月，在第五战区屡建战功的张自忠、冯治安两军又合并为第三十三集团军，以张自忠为总司令，全由西北军组成的集团军得以重建。1940年张自忠殉国后，冯治安继任集团军总司令，直至抗战结束。此外，石友三、高树勋部在抗战中也得到扩张，1939年升级为第三十九集团军。1940年石友三被高树勋处决后，集团军由高氏指挥，直至1945年初。 (27)
1938年1月，徐州会战中负责津浦路北段防务的韩复榘因抗命弃守被蒋介石枪决后，孙桐萱继任第三集团军总司令。但韩部各高级将领孙桐萱、曹福林、谷良民、吴化文（手枪旅旅长）之间陷入分裂。其间，谷良民第五十六军被拆散吞并，曹福林则率领第五十五军投奔刘汝明，之后又先后效命于张自忠、孙连仲，而吴化文旋即率部投敌，也退出了该集团军。1942年，孙桐萱因通敌嫌疑被押至重庆软禁后，该集团无形中瓦解。
与西北军类似，广东籍将领在抗战时期虽为数众多，但亦缺乏统一的领导，各自发展为众多的集团派系。自清末以来，广东省因地理位置关系，新式人才辈出，同时又是国民革命的发源地，故在国民政府中的军政要人颇多，同时又具有强烈的革命正统意识。但因广东偏处南疆，省赋充裕，该省人士在争夺全国正统失败之时，尚常得以返回原省划地自治，自立正统，继续与中央相抗衡。 (28) 北伐开始后，以李济深第四军为基础的粤军分裂为张发奎、陈铭枢、陈济棠三系，相互之间内耗严重。此后，“南天王”陈济棠系逐渐成为唯一留粤的正统。1936年两广事变后陈济棠倒台，余汉谋受命节制广东全省粤军。
抗战开始后，国民政府在两广设立第四战区，由中央委派何应钦统辖。余汉谋部被编组为第十二集团军，下辖张达第六十二军、张瑞贵第六十三军、李振球第六十五军。此外，李汉魂第六十四军和叶肇第六十六军则出粤抗战。当时的粤籍主要高级将领除了余汉谋及其所属各将领外，尚有已经失势的蒋光鼐、蔡廷锴和在外发展的张发奎、薛岳、陈铭枢、黄琪翔、吴奇伟、香翰屏等人。
李宗仁曾评论称：“国民党自有史以来，粤籍要员最具畛域之见，其原因或者是由于方言的关系。他们彼此之间，平时虽互相猜忌，然一有事变，则又尽释前嫌，做坚固的团结。” (29) 在张发奎回粤出任第四战区司令长官后，在张发奎的统辖和支持下，粤系势力又有聚拢趋势，实力亦有所扩大。
作为北伐名将的张发奎，以北伐中壮大起来的第四军为基础，在抗战前与国民政府几度分合。淞沪会战开始后，张发奎率部出任第八集团军兼右翼军总司令，之后辗转第九战区参加武汉会战，担任第二兵团司令等职。1938年秋，广州失守后，国民政府调整第四战区，并对广东省军政格局进行调整，调张发奎回粤担任第四战区司令长官，同时任命在武汉会战中表现出色的李汉魂为广东省政府主席。但此次调整主要目的是解决广东军政均由余汉谋把持垄断的局面，在国民政府的调解下，粤籍各高级将领似乎一时打破过去各自为政、互相摩擦的情形，集团派系反而因此变得更有凝聚力。 (30) 张发奎在组建战区长官部时，即起用蒋光鼐、翁照垣、李章达等粤籍将领出任参谋长、总参议和军法执行监。同时，又通过陈诚的关系将吴奇伟的第九集团军调至第四战区，因该集团军所属第四军为张发奎的起家部队。 (31) 随后，在张发奎的支持下，李汉魂、邓龙光部第六十四军扩充为第三十五集团军，叶肇部也扩充为第三十七集团军，而余汉谋亦跻身第四战区副司令长官、第七战区司令长官等要职。1945年初，随着战区调整，第四战区撤销，张发奎、邓龙光二人又出任第二方面军正副司令长官。 (32)
四川籍将领在抗战时亦为数不少，但因历史关系均各成一派，互不统属。源自民初以后，四川一直为各大小军系混战的局面。其中，刘湘、杨森、刘文辉、邓锡侯、刘存厚、潘文华、王缵绪、王陵基等人逐渐形成较强大的派系。1933年，刘湘在战胜刘文辉后在形式上称霸全川，但川军各将领之间关系复杂：杨森、邓锡侯、刘文辉等资格并不弱于刘湘，而刘湘系统中王缵绪、范绍增等人对刘氏也心存不满。 (33) 抗战开始后，川军一度拟在刘湘统率下出川抗战，“共同御侮”，国民政府为此设立第七战区，由刘湘担任战区司令长官，战区内军队基本由川军编组。 (34) 但随着1938年初刘湘病逝，该战区取消，留川的各将领亦迅速分化。仅刘湘所部就一分为三，出现王陵基、王缵绪、潘文华三派。刘文辉、杨森等人也趁机再起。
即便如此，已经出川抗战的川军第二十二集团军在抗战中亦有出色的表现。该集团军由孙震第四十一军、邓锡侯第四十五军和李家钰第四十七军编组而成，邓锡侯、孙震分任集团军正副总司令（1938年初邓锡侯调任重庆行营副主任，孙震继任总司令）。该集团军在抗战开始后即驰援山西第二战区，随后主力转战第五战区，先后参加徐州会战、随枣会战、枣宜会战等重大战役，集团军总司令孙震于1943年升任第五战区副司令长官。而继续留在山西的李家钰亦于1939年冬升任第三十六集团军总司令。
抗战期间，迁都到重庆后方的国民政府一度试图统一川政，但在川籍各将领的抵制下亦无成效。各方一番角逐后，川军众将领达成各自率领一支队伍发展的共识。最终，“众将或领衔一集团军”，或任川康绥署官员。 (35) 在此后的数年抗战中，川军各将领在原有队伍的基础上，力量逐渐有所壮大。例如，第二十军军长杨森先后升任第二十七集团军总司令、第九战区副司令长官等职务，并在抗战末期出任贵州省主席。唐式遵、王缵绪、王陵基亦分别升任第二十三、第二十九、第三十集团军总司令。
川军之外，西北的马家军在抗战时期也有所扩大。西北马家军是活跃在宁夏、甘肃、青海以及陕西、新疆一带的地方武装势力，其代表人物有马鸿逵、马鸿宾、马步芳、马步青以及马仲英等人，均为回族地方实力派。马家军内部又因主要活动地域的青海和宁夏之别而有“青马”和“宁马”之分。
七七事变爆发后，宁夏的马鸿逵及马鸿宾部被国民政府统编组为第十七集团军，马鸿逵任总司令，马鸿宾任副总司令兼第八十一军军长。与此同时，青海的马家军亦接受国民政府改编，组建为第八十二军及骑兵第五军两个军，分别由马步芳和马步青担任军长，受第八战区统辖。 (36) 在此后的抗战中，马鸿宾、马鸿逵先后升任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马步芳亦升任第四十集团军总司令。
如果说桂系、晋系、粤系、西北军系及川系等地域派系在抗战中实力或多或少都有所发展的话，那以东北军系、滇系、湘系为代表的其他地方派系则在抗战中被消解，他们或被国民政府“中央化”，或被其他派系兼并。
西安事变后，随着少帅张学良被扣押，实力强劲的东北军各将领群龙无首，意见分歧，国民政府亦有意将其消解、缩编。1937年初，东北军主力由西北调往河南、安徽、江苏等地进行整编，最终被缩减为六个军。 (37) 全面抗战开始后，国民政府又依据所定战斗序列，将东北军以军为单位，配备到不同的战区、集团军中分割使用，作为一个军事派别的东北军即行瓦解。 (38) 但是，抗战中东北军将领除第五十七军军长缪澄流因谋与日军媾和被“锄奸”外，其余第四十九军军长王铁汉、骑兵第二军军长何柱国、第五十一军军长于学忠、第五十三军军长万福麟等人在抗战中均有较好的表现，第六十七军军长吴克仁更是在淞沪会战中英勇献身。但到抗战结束后，东北军已经由1937年春的20个师缩减到八个师，势力和地位不复存在。 (39)
内部凝聚力薄弱的湘系将领在抗战中的“中央化”趋势极为明显。尽管湘军在抗战中一度扩编到六个军十多个师，但都因派系、派别的不同各自发展，其中大多数被“中央化”。抗战前，留驻湖南的各将领由省主席何键统辖，但何键与第四路军总指挥刘建绪早有矛盾，何、刘交恶后湘军已渐成两部。除何、刘之矛盾外，刘建绪与所部将领李觉亦有矛盾。1936年夏刘建绪奉中央之令将第四路军主力开赴闽、浙、赣、皖边区担任“清剿”任务。抗战开始后，刘建绪所部被编组为第十集团军。起初刘氏尚握有数个湘军编成的师，并一度出任第三战区副司令长官，但所部逐渐被调入第三战区其他集团军，并被分散使用。 (40) 此后，第十集团军因第七十军李觉先后升任第二十三集团军副总司令、第二十五集团总司令等职，所部逐渐“中央化”。刘建绪亦于1941年改任福建省主席，第十集团军也交由王敬久改编为中央军嫡系。
何键下各将领在1937年底张治中入主湖南，何键调任中央内政部部长后，即于无形中瓦解。亲近国民政府中央的第十五师师长王东原并非湘籍，在率部出湘抗战后即脱离刘建绪的序列，编为第七十三军，改属陈诚中央军系。唯有陶广率领的第二十八军系何键的起家部队，在第二十三集团军唐式遵部的序列中，尚保持了一定独立性，直至战争末期始被顾祝同改造为中央军。 (41) 此外，抗战时期前即失势的在国民政府中央任职的湘籍将领程潜和唐生智亦一度被国民政府起用，程潜先后出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天水行营主任、军委会副总参谋长等要职，唐生智则在南京保卫战中出任南京卫戍总司令。 (42) 已经“中央化”的湘籍将领谭道源、李韫珩在抗战初期亦分别担任第十军团军团长和第十六军军长等职务，率部参加淞沪、徐州和武汉会战。 (43)
“云南王”龙云自1927年取代唐继尧后，在云南形成自己的独立王国。抗战开始后，龙云为响应和支持抗战，将云南的滇军主力六个旅组建为第六十军，卢汉任军长，下辖张冲、安恩溥、高荫槐三个师。此后，该军转战山东、鄂南等地，参加了徐州会战和武汉会战。 (44) 徐州会战后第六十六军扩编为第三十军团，但实际仍只有一个军。1938年10月，到达前线的孙渡第五十八军和与第六十军合编为第一集团军，扩增新编第三军（张冲升任军长），由龙云在云南遥领总司令，职权则由副总司令卢汉代行。 (45)
1939年初龙云辞去第一集团军总司令职务，由卢汉接任。1945年初，第一集团军扩编为第一方面军，卢汉升任总司令，下辖第六十军、第九十三军及关麟征的中央军第九集团军；而龙云则出任陆军总司令部副总司令兼第二预备军司令长官。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委派卢汉率第一方面军赴越南受降，利用滇军主力调离之机改组云南省政权，罢免龙云省政府主席等本兼各职，并将其胁至南京中央担任军事参议院院长的闲职，卢汉则取代龙云继任省主席，但驻越滇军主力却被调往东北参加内战，卢汉亦失去兵权，滇系军事集团逐渐瓦解。 (46)
抗战期间，不仅地方各高级将领中存在明显的省籍地域派系，国民政府中央军中也存在这一现象。作为国民政府中央军系统帅的蒋介石自身的省籍观念就极为突出。 (47) 从北伐时期开始，随着蒋介石的崛起，国民政府党政军各界中“浙江化”的痕迹极为明显。抗战时期，国民政府中央军中浙江籍将领陈诚、汤恩伯、胡宗南因备受蒋介石信任、倚重而逐渐形成各自的军事集团，成为区别于老派何应钦系外的新兴军事派别。
陈、胡、汤三系分别由核心部队第十八军、第一军、第十三军扩展而来。抗战开始不久，陈诚军事集团经过扩充后，计有第十八军、第五十四军、第七十五军、第七十九军、第九十四军、第九十九军等七个军， (48) 而第十、第二十、第二十六集团军也先后归属过陈诚集团。 (49) 胡宗南的直属部队亦有十个军以上，抗战时期归其支配的集团军包括第二十九、第三十四、第三十七、第三十八军等部。 (50) 而汤恩伯除拥有九个正规军外，还控制了挺进纵队以及独立旅、补充团等名目繁多的部队，先后计支配第四、第十九、第二十八、第三十一集团军各部。 (51) 陈诚直属的部队虽然较少，但却是第六、第九战区乃至远征军中各长官倚重的劲旅，在各个战场皆拥有极大的影响力；胡宗南的部队经过多年训练，其质量也较高，只是多控置在后方占据了大量地盘，未经战事的考验；汤部人马虽多，但良莠不齐，非正规军占到了较大比重，加之在抗战后期日益“经济化”， (52) 以至于在豫湘桂作战中一溃千里。
论职位、资历在同级将领中并不占优的陈诚、胡宗南、汤恩伯在抗战时期拥有绝对的实权，晋升之路也十分平坦：1939年始晋升二级上将的陈诚从政治部部长职务上离任后，先后担任过若干兼职，其中以1940—1944年的第六战区司令长官最为长久稳定，陈诚同时还兼任湖北省主席，其在战时的地位和权力已经超过白崇禧、徐永昌、何成濬、商震等军衔、官职高于他的将领。
胡宗南和汤恩伯在抗战时虽仅为中将，但亦权倾一方。胡宗南长期担任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拥有相对独立于战区长官部之外的副长官部，并在抗战末期升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以至于黄埔嫡系将领对其扩充颇有忌心。 (53) 汤恩伯在1941年也组建了自己半独立的副长官部，同时就任鲁苏豫皖四省边区总司令，对四省的广大边缘地带拥有广泛的支配权，使其与其他同样兼任战区副司令长官的集团军司令在权力上有实质性的区别。胡宗南和汤恩伯部的发展壮大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蒋介石的培植和纵容。到抗战后期，陈诚在总结汤恩伯在豫湘桂战役中的溃败时，称其“确已成为姑息之骄子，猖獗之势已到横流之时”，东北军将领何柱国更是直接称汤恩伯的失败在于蒋介石授以特权。 (54) 因此，当抗战后期蒋介石决定对汤、胡两部进行整顿挽救时，陈诚、张治中、熊式辉等人都认为“以胡之神秘，汤之粗暴及委座过去之放纵，不易解决”。 (55)
此外，陈诚、胡宗南、汤恩伯集团内部除陈诚系较为兼容并蓄，没有明显的地域之分外，胡宗南、汤恩伯集团内部各将领之间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小的地域派别和圈子。胡宗南集团中主要为浙江派与湖南派之争，前者在胡宗南的偏袒下占据优势；汤恩伯集团中则分为江西派和其他实力派。 (56)